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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喂，你是小虎子吗？你是小虎子吗？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快回家，快回家，我们等着你吃中饭……”突然，从小虎子的口袋里，传出了讲话声，把我们都吓了一跳。
小虎子从口袋里拿出半导体电视电话机，往小小的荧光屏上一看，唷，原来是小虎子的妈妈———杨老师在那里讲话呢！
在《小灵通再游未来》中，就连机器人铁蛋，都有了“袖珍无线电话”———手机：
铁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比香烟盒子还小的方盒，说道：“我随身带着袖珍无线电话。刚才，我躲在我的小房间里，给《未来时报》编辑部挂了电话，作了口头报道。编辑同志当场答复，五分钟之后，‘大作’立即见报。他们还要我不断报道‘著名小记者小灵通’在未来市的活动哩！”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3）
铁蛋呢，拿出袖珍无线电话。
忽然，铁蛋高兴地推搡了我一把，对我说：“刚才，《未来时报》编辑部在电话时告诉我，我写的‘小灵通参观空中少年宫’，已经登出来了！”
《小灵通漫游未来》中所写的手机铃声，还是音乐彩铃呢：
这时候，忽然又响起了一阵叮叮当当的音乐声。哦，又来电话啦！
大约正是《小灵通漫游未来》跟手机有着不解之缘，所以“小灵通”成了手机的品牌。
不过，ＵＴ斯达康的“小灵通”手机在一开始并不被看好，走过了艰难的发展之路。最初，由于信号不好，“小灵通”手机不灵通。用户用这样的顺口溜讽刺“小灵通”：
手持小灵通，
站在风雨中，
挺胸又别肚，
总是打不通！
“总是打不通”的用户，气愤至极，甚至朝ＵＴ斯达康的工作人员扔鸡蛋！
随着技术的改进，“小灵通”的通信质量得到明显的改进。由于“小灵通”收费低廉，只相当于普通市内固定电话，却又具备移动电话的性能，而且是单向收费，人们称之为“有线话费，无线飞扬”，所以很快就受到中国普通百姓的喜爱。
于是，“小灵通”改行了，从小记者变成手机的品牌。2003年9月22日，新华网浙江频道发出记者余广珠的《“小灵通”本是小记者出身》一文，写道：
“小灵通”是什么？“不就是无线市话嘛！”也许很多人都会如此脱口而出。可年纪大一点的人也许会知道，“小灵通”其实是记者出身。昨天，“小灵通”之父叶永烈先生来到杭州，向市民讲述了小灵通的离奇身世。
“小灵通”其实早在1961年就出生了，当时的“父亲”就是上海作家叶永烈。可由于生不逢时，《小灵通漫游未来》一书中的主人公小灵通并没有能够及时与读者见面。1978年该书出版后，大眼睛、大耳朵的小记者“小灵通”立即成了当时中小学生热捧的偶像。
“小灵通”也许不会想到，在自己不惑之年还能从记者转行电信。1997年，原余杭电信局局长徐福新在全国首次将日本ＰＨＳ技术应用到杭州的固话网中，诞生了第一代可以移动的市话，而叶永烈笔下的“小灵通”成了这个电信产品的“代言人”。
2003年5月17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王天广的《移动的“固定电话”———小灵通》一文，分析了“小灵通”的“小”、“灵”和“通”三个特点：
“小灵通”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赢得人们的青睐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于其具有“小”、“灵”和“通”三个特点。
“小灵通”的“小”还体现在辐射小和基站小两个方面。“小灵通”手机的辐射率仅为目前一般手机辐射率的３％，“小灵通”基站的发射功率也非常有限，只有５００ＨＷ，而一般的家用微波炉的功率都接近７００ＨＷ，因此，“小灵通”基站的覆盖范围也非常小。 。。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4）
上海人口中的“灵”字意味着方便使用或讨人欢喜，“小灵通”手机恰恰应了我们上海人口中的“灵”字。首先，拨打方便。这是因为它的号码与固定电话相同，不仅容易记忆，更方便拨打，用着顺心；其次，是话费便宜。“小灵通”的资费方式与市话相同，只相当于目前一般手机话费的五分之一，并且实行单向收费；第三，是功能较多。“小灵通”除了具备固定电话的所有功能外，不同的机型还可以支持短信、来电显示，呼叫转移，闹钟等服务。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彩屏的“小灵通”手机出售，使得它的应用更加缤纷多彩。
“通”，顾名思义就是通畅。“小灵通”的“通”也恰恰体现在拥有较高的通话质量方面。“小灵通”的通话频率是“全球通”、“神州行”等普通ＧＳＭ移动通信频率的近５倍。因此，在网络信号覆盖好的区域内，“小灵通”的通话质量远远超过一般手机，可以与固定电话相媲美。
“小灵通”成了香饽饽，用户激增。这时，许多公司争先恐后抢占“小灵通”市场。由于“小灵通”这名字叫得响，他们的“无线市话”手机也用“小灵通”这名字。尽管深圳*一度叫过“市话通”，江苏通信公司则叫“万信通”，但都没有被市场所接受，最后还是叫“小灵通”。这样，中国居然有52家通信公司采用“小灵通”做商标。作为中国最大的“小灵通”生产商的ＵＴ斯达康与另外51家通信公司打起了商标之战！
一时间，这场“小灵通”商标之战打得如火如荼，我也成了“焦点人物”。许多记者打电话给我。我的答复是：“ＵＴ斯达康从《小灵通漫游未来》中采用‘小灵通’作为商标，是经过我的同意的。至于52家通信公司之间的‘小灵通’商标之战，是他们之间的事情，我概不过问，也概不介入。”
这场商标之战不了了之。因为随着“无线市话”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小灵通”的名气已经很大，已经成为“无线市话”的约定俗成的代名词，就像手机是移动电话的另一个称呼一样。“小灵通”已经从ＵＴ斯达康的商标演变成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业务的名称。
2000年，信息产业部发文宣布：“小灵通”为有线电话网的补充和延伸。至此，无线市话“小灵通”这一名称被*各省分公司正式采用。
这么一来，任何一家电信运营商都可以把自己推广的无线市话这种业务叫“小灵通”。
这么一来，中国52家通信公司都可以把自己的无线市话叫做“小灵通”。
这么一来，“小灵通”的名气更大了，中国一亿“无线市话”用户都说自己在用“小灵通”。
有兴就有衰。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如今，传出“小灵通”手机即将退市的消息，正是反映了事物的规律。我为“小灵通”手机即将退市扼腕而叹，我也为“小灵通”手机曾经有过的辉煌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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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1）
2006年6月16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书市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应邀出席这届全国书市，并举行签名售书。屈指算来，这已经是我第八次出席全国书市了。
在这届全国书市上，我的“主打”新书是《追寻彭加木》。当时，《追寻彭加木》一书是由作家出版社作为“急件”出版的。从我用E…mail把书稿发给作家出版社，到印出新书，整个过程只有二十天！
事情竟是那么的凑巧：新疆全国书市是在6月16日开幕，大会安排我签名售书的时间是在翌日——6月17日上午。6月17日是什么日子呢？正是彭加木的失踪之日！
全国书市本来就是记者云集之处。6月16日那天，我在乌鲁木齐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对象。记者们不断打我的手机，差一点把我的手机打爆了。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周刊、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甚至还有我的老家的温州日报的记者们，都赶来采访我。6月16日晚，我下榻的宾馆几乎成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幸好，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给我安排的客房带有宽敞的客厅，沙发上坐满了记者。仍有记者摁门铃，那就把一张备用的单人钢丝床也拉来，供记者们坐……
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之后，当时正在上海的我，虽然忙于写作，但是一直关注着彭加木的命运，每天从报纸上阅读来自罗布泊的新闻。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关心上海科学家的动向是理所当然的。
1980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女编辑曹香秾突然来到我家。她曾经与我有过许多交往。这次来访，她告诉我，自从新华社发表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以来，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高度关注上海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命运。尽管彭加木生死未卜，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都认为应该为他出版一本书，而社领导在物色作者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你！曹香秾郑重其事地说，她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聘请我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特约作者，并在最短的时间里飞赴新疆，赶往罗布泊采访。
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采访任务。
经过漫长的飞行，机翼下出现天山山麓耀目的冰峰——博格达峰。机舱里响起空中小姐的播音声：系好安全带，乌鲁木齐就要到了。
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我遇到许多赶来报道搜寻彭加木情况的记者，光是从上海赶来的，就有《文汇报》记者张德宝，《解放日报》记者贾宝良，《青年报》记者钱维华，《上海科技报》记者郁群。他们有的比我早来好多天，却全被“堵”在乌鲁木齐，无法前往罗布泊。据告，只有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获准前往罗布泊。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2）
不去罗布泊，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罗布泊！
记者们告诉我内中的原因：罗布泊已经干涸，成了一片盐碱荒滩，本来谁都可以去。然而，罗布泊附近，却有一个代号叫“21基地”的军事要地，是必经之处。没有办理特殊的通行手续，是无法进入“21基地”这个神秘地方，当然也就无法进入罗布泊。
所谓“21基地”，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核基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来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里当然成为外人莫入的禁区。
前往罗布泊，途径中国的核基地马兰，必须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记者和作家。这一手续，要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即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与新疆军区马申参谋长联系。我请马申参谋长致电北京钱学森秘书柳鸣。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这一工作。稍后，柳鸣电话通知新疆军区，经请示上级，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我获准进入罗布泊，是我能够完成这次采访任务的关键性一步。倘若我不能进入核基地、进入罗布泊，来到搜索现场，是难以完成任务的。
其实，我能够获准进入核基地，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我获准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中国载人航天基地同样属于国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从北京来到上海，通过秘书柳鸣约见我，谈了一个晚上。由于钱学森的批准，我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之后，于1979年4月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来到新疆追寻彭加木，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手续的时候，一年多以前所办理的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手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能够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进入绝密的核基地。钱学森秘书柳鸣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在请示上级之后，迅速通知新疆军区，给我开启了绿灯。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只住了一天，就要向罗布泊进发──那些被“堵”在乌鲁木齐的记者们知道了，都非常吃惊，不知我有何“法宝”！他们委托我，到了现场之后，每天打电话给他们，报告动态，便于他们发稿。这么一来，我成了他们的“第一线记者”！
我乘越野车长途奔驰，进入马兰核基地。我住进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间。而隔壁的7号房便住着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女儿彭荔，而8号房则住着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我与彭加木亲属不仅同住一层楼，而且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原来，他们为了回避记者们的追访，不住乌鲁木齐，而是来到马兰核基地，恰恰被我“一网打尽”！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3）
我在马兰核基地详细采访了彭加木亲属。然后乘军用飞机前往“720基地”军用机场，再从那里乘一架苏制“米…6”直升飞机飞往罗布泊——因为彭加木失踪处罗布泊库木库都克是一片荒漠，没有机场，所以只能乘坐直升飞机飞往那里。
沿途没有看到一个有水的湖泊。河道倒是常可看见，但是全都干涸了，没有一滴水。偶尔在两山之间的夹沟里可看到星星点点的绿斑。飞机飞越过罗布泊上空，绿斑消失了。据说，十多年前，那里还湖水澹澹，像块蓝宝石。如今，“泊”已名存实亡，不见半滴水，唯见白茫茫的盐碱、鱼鳞般的盐壳。罗布泊看上去是一片米灰色。在这里，寸草不生，连寥若晨星的骆驼刺也无影无踪。
直升飞机飞行了两个小时，降落在离罗布泊不远的库木库都克。我以为库木库都克大约是个小镇，起码是个小村。飞机降落之后，我才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个居民！彭加木，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只有一口干枯的井，算是那里的地标！在蒙语中，“库都克”即“井”的意思，“库木库都克”即“沙井”。不过，库木库都克所谓的“井”，只不过是一个两米宽、两三米深的土坑而已！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沙漠来说，有“库都克”——“井”，就能维持生命。彭加木“往东去找水井”，也就是找“库都克”。他是为寻找“库都克”而失踪而献身的。
直升飞机降落时，卷起漫天飞舞的黄沙。我看见一大群绿衣战士冲进“黄旋风”。飞机刚刚停稳，战士们就争着上来卸货了。
时值中午，我刚刚走出机舱，差一点被扑面而来的热浪所掀倒。我的双脚像踩在滚烫的糖炒粟子的锅子里，我的头上是火炉一般的骄阳，我的鼻子吸着热烘烘的空气。
我朝帐篷走去。战士们让我坐在驼毛毡上休息。不料，帐篷里象蒸笼一般，比外边更热，新来乍到的我连气都喘不过来。驼毛毡通常是用来防寒的，而在这热浪滚滚的库木库都克却用来隔热。我和搜索队员们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帆布帐篷里。
沙漠里没有水。我曾试着把沙扒开一米来深，也不见半滴水。我们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里喝的水，是用大卡车从“720基地”运来的。水是装在装汽油的那种大铁桶里。汽车在沙海中前进，颠颠簸簸，铁桶在车上左右晃摇，桶里的水成了黄褐色的“酱油”，还带有浓烈的汽油味儿。然而，在库木库都克，只要能够喝到这种水，我也如同饮甘露似的，得到莫大的快慰。用这样的水做饭，那饭也是黄褐色的，而且一口米饭一口沙。
我刚到，搜索队长就向我宣布了纪律：不准用水洗脸，不准用水洗脚、洗衣服。除了饮水之外，水不准他用。因为这里没有水，水要从几百公里之外运来！就这样，脸脏了，用干毛巾擦擦；脚臭了，光着脚在沙地里走走；衣服脏了，臭了——由它去！ 。 想看书来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4）
沙漠里是如此炎热：最高地表温度达60℃左右，气温高达50℃左右。我曾把一小段蜡烛放在沙漠上，没一会儿，蜡烛就熔化了。据炊事员告诉我，把鸡蛋放在沙中，一个小时就熟了。这时，我的嘴唇经常感到干硬，脚后跟皮肤皲裂了。水壶，成了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甚至在睡觉时也把水壶放在枕边，渴了就得喝几口。很奇怪，尽管喝水量比平时大得多，却很少小便，因为水分大部分透过皮肤蒸发了。
在库木库都克，我随公安人员一起，带着警犬，参加了搜索彭加木行动。在出发搜寻时，我们的打扮十分有趣：头戴白卡其遮阳帽或草帽，胸前交叉背着两个水壶，腰间吊着一袋干粮。尽管暑热逼人，却依旧必须穿长袖上衣和长裤。因为这里骄阳似火，不穿长袖上衣和长裤，皮肤很快就会被强烈的紫外线伤害。
在广袤无际的沙漠里，连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热烘烘的。天上没有一丝云霓。地上没有一寸树荫。在沙地上，每踏上一脚，都要溅起一股烟尘。我的头发里、耳朵里、衣袋里，全是细沙。
在库木库都克，我一边参加搜索彭加木，一边进行着采访。搜索在每天清早进行，那时候气温略微低一些，警犬能够恢复嗅觉。另外，清早通常不刮风，也有利于搜寻。
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冒着热浪，我采访了彭加木的老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还采访了许多彭加木的同事以及搜索指挥员……
经过实地采访，当我回到上海，很快就写出《彭加木传奇》一书，全面反映了彭加木为科学、为边疆献身的可贵品格。意想不到，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五行大字标题和整版篇幅，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宣称彭加木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餐馆里！这下子，彭加木变成了“敏感人物”，我的《彭加木传奇》一书在报审时，有关部门要我作许多删节和修改，据说是“避免给海外的谣言提供证据”！后来，这本书再三删节，仍无法出版。
这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不再报审，打了纸型，准备出版。然而，就在付印前夕，又一次受到干涉。上海人民出版社无可奈何，放弃了出版计划！
我以满腔热情投入采访、创作的一本新书，就这样流产，不仅我想不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极感遗憾。
这本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