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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前言
尽管《水浒①传》已经被认定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但是由于它的特殊性，自古以来，褒贬不一。
① “浒”音hǔ虎，是水边的意思； 用于地名，又音xǔ许（江西有一地名为“浒湾”，江苏有一地名“浒墅关”）。《水浒传》的外文译本，有的译本直译为《发生在水边的故事》，有的译本则改为《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委的前身）工作，作为汉字改革以后如何继承古代文化的研究与实验课题之一，领导要求我把《水浒传》用典范的现代汉语改写为“拼音文字实验读物”。《水浒传》虽然是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但是当年的“白话”，和今天规范的“普通话”在语法和语词方面都相去颇远。为此，我改写的着重点在于如何把“白话”（宋元明清时代的“官话”）转换为“普通话”（当代汉语，至少也应该是现代汉语）。我先从研究《水浒传》的用词着手，反反复复看了许多遍《水浒传》及一些参考书，记了一些读书笔记，并写出了《方言词语例释》一稿。可惜这件工作1957年之后因为我被划为右派，被送到劳改农场而停顿了。
2002年，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委托我改写《水浒传》的少年版，事隔将近半个世纪，终于重新把这个工作“捡”了起来。我一面改写，一面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和思考。这一次我把重点放在《水浒传》的成因及内涵的探讨上。书稿完成之后，写了一篇比较详细的“导读”。但由于涉及面比较深奥，不适合少年儿童阅读，没有被总编辑所采纳。现经多次修改，作为这部改编评注本《水浒传》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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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1）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认识
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内容不同，风格迥异：《红楼梦》最善于写情，不但细腻地描写了大观园中“哥哥妹妹”的儿女情长，也全方位、广角度地写了人生百态，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三国演义》最善于写战争和人际关系，是一部半文言的政治历史小说，所有人物、故事，基本上都有根据，可以说是“九分真一分假”的样本；《西游记》最善于写佛道神仙和妖魔鬼怪，除了唐僧到西天（印度）去取经是实有其人其事之外，其余的如孙悟空、猪八戒以及许许多多妖魔鬼怪，都是想象中的神话，几乎连一分真也没有。
《水浒传》呢？是元代人施耐庵根据当时流传的话本、戏曲和民间故事连缀改编而成的中国第一部供人阅读的长篇白话小说（宋元话本是说书人的底本，不是给读者阅读的），直到将近两百年后的明代嘉靖年间，方才第一次刻印。内容则兼有《三国》、《红楼》、《西游》之长：不但也写历史人物，还有男女私情，更有妖魔道法。从书中许多官职、地名和描写看，很可能还经过明清时代的文人（如金圣叹）或说书人的加工。《水浒传》在我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说是一部影响了中国十几代人思想认识的“奇书”。
说它“奇”，不仅因为书中的人物生动、故事有趣、文字优美，而在于其取材：在古今中外成名的长篇小说中，以各种坏人做主角的，可以说相当多，以窃贼、强盗做主角的书也不少；但这些强盗大都是劫富济贫的“义贼”和“侠盗”，至今也只有这样一部《水浒传》，是以杀人放火、危害人民的土匪强盗、地主恶霸以及各种坏人做主角的。更奇怪的是：作者并不是对这些坏人持批判、揭露、谴责的态度，却居然拿他们中的多数人作为“忠义”、“豪杰”的正面人物来鼓吹歌颂。
正因为《水浒传》是以土匪强盗、地主恶霸以及各种坏人做主角的，因此此书出版四五百年来，在读者和评论界中评价不同，褒贬不一，有人说它好，也有人说它坏：说它好的，强调宋江的投降为“忠君”行为，把梁山泊众“好汉”捧成英雄；说它坏的，指出这些被戴上了“忠义”、“豪杰”桂冠的“英雄”们，大都一身的“匪气”和“霸气”，为所欲为，只求自己快活，不顾别人死活，其实大都是危害社会、祸害百姓的蠹虫。在这里，“好汉”简直是“痞子”、“流氓”的同义语。
历史上，对《水浒》的评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认识和评价，则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认识。历史上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一、写忠义的英雄豪杰；写为非作歹的强盗；二、写农民起义；三、写投降派。此外，也还有人认为是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
（一）此书作者在下笔之初，就秉承了元曲杂剧中对水浒梁山好汉的基本定义，把土匪强盗当作英雄豪杰来歌颂。在明代第一次出版，就堂而皇之地连书名都定成了《忠义水浒传》，后来再版，书名曾经改为《京本忠义传》、《江湖豪客传》，仍然不离“忠义”和“豪杰”。而说它坏的，则认为它颠倒黑白，把为非作歹的匪徒恶霸吹捧为对国家“忠”、对朋友“义”的英雄豪杰、好汉义士。总的倾向是：凡是“扯旗造反”的“英雄好汉”们，包括张献忠①、孙中山、毛泽东，都认定或曾经认定宋江一伙儿是他们的“开山祖师”，要求“弟兄们”都像“梁山好汉”们一样以忠义为重，特别强调要忠于像宋江这样的领袖。而“身登大宝”之后的“帝王将相”如朱元璋们，则因为此书鼓励造反而很不喜欢。明清以来，封建皇朝就曾经多次以“诲淫诲盗”为由而将其列为禁书②，不许出版发行阅读。即便解禁以后，民间也有“少不读《水浒》”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少年人思想认识比较单纯，对是非好坏的分辨判断能力不是太强，容易拿书中的“霸道”和“匪气”当作“英雄业绩”去模仿学习，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了少年犯。
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2）
①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② 历代朝廷和地方官署禁止出版、传播、阅读《水浒传》的禁令极多，仅目前可查到的就有十几件。原文见本书附录。以下是摘要：1．据东北图书馆《明清内阁大库史料》上册记载，明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曾颁圣旨：“着令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各地“大张榜文，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2．《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三十：小说淫词《水浒传》，严查禁绝，版与书尽行销毁，违禁刻印者，革职；买看者，罚俸一年。3．《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水浒》、《西厢》等小说，俱着查核严禁，将原版销毁。4．乾隆十九年，《江西按察使衙门定例》：《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金圣叹妄加赞美，市井无赖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敕下督抚学政，将《水浒》一书名体严禁。5．《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咸丰元年，湖南教匪充斥，该匪有《性命圭旨》、《水浒传》两书，蛊惑愚民，着该督抚严行查禁，将书版尽行销毁。6．《江苏按察使条约》：如有将《水浒》、《金瓶梅》、《来福山歌》等在园演唱者，立将班头并开戏园之人，严拿治罪。7．《江苏省例藩政》：《水浒》等书，借放纵为任侠，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们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水浒一百单八将划到了“农民起义”的范畴中去，给他们涂上了“革命”的色彩，成了正面人物。①不但全面解禁，而且描写李逵、武松、鲁智深的一些篇章，还被选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里。甚至还有人把《水浒传》吹捧成“农民革命的史诗”，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建国后的十七年中，这样的论点，占据了各种讲坛和书刊媒体，成了不许碰撞的“禁区”：谁敢说《水浒传》不好，就要受到批判。
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水浒传》，在“出版说明”中就明确指出“《水浒》是我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古典小说”。
（三）1975年8月23日，“文化大革命”后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毛泽东的主要观点，写出了一篇评《水浒》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给《水浒传》下了这样的结论：“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8月28日，《红旗》杂志登出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30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①；9月1 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短评，并发表竺方明的《评〈水浒〉》；9月4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5 日，发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文章《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按照江青的指示，在文章中说，宋江“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词也没有了，像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
① 其实这是一篇实用主义的文章，对鲁迅的文章断章取义。其实鲁迅对《水浒传》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其中还不止一次谈到对李逵的看法。他在《流氓的变迁》一文里说：“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他在《集外集·序言》一文中明确表示对“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很“憎恶”。“憎”是痛恨，“恶”是厌恶，也就是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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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3）
北京此说一出，上海立即呼应。《文汇报》以选评方式，对《水浒》的第六十回晁盖不听宋江苦谏，要亲自打曾头市一段情节这样评说：“宋江这样做，并非尊重晁盖，甘受劳苦，而是想以此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窃取实权。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挑拨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夺取领导权。
就这样，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由文艺评论变成了###，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开始发动起来。并从而发动过一场全民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凡是工农兵，不论年龄大小，也不问是不是看过《水浒传》，一律要求“拿起笔来做刀枪”，“把投降派批倒批臭”。四十岁以上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直到八十年代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还有人反对它得奖，原因就是指责它“是非不明”，歌颂了为非作歹的坏人，有负面作用。
毛泽东多次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作是“被逼上梁山”。他在不少文章中引用了《水浒》故事。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林冲踢翻洪教头的故事，说明战略退却的作用和意义；在《矛盾论》中，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分析矛盾的特殊性。1944年1月9日看了京剧《逼上梁山》，深夜给作者写信，祝贺他们写出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主题，“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还跟人讲，《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他从梁山泊把来自各个山头的队伍统率起来成为一支武装，引申出我们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如此等等。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着重赞扬它的反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75年8月对《水浒》的评论，主要就着眼于它所写的投降了。他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认为《水浒》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四）除此之外，还有少数人认为《水浒传》就是写“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写“江湖义气”，也就是歌颂“团结”的。当然，这个流派理论根据不足，没有形成气候。
可以这样说：从明清以来，对《水浒传》的评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所有这些评论，虽然文章连篇累牍，甚至铺天盖地，有的还拉虎皮做大旗，声势汹汹，不可一世，强迫人家接受。但是却都没有说到“点子”即“要害”上。因此，到了今天，尽管它“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身份已经是“铁板铸定”，无法更改的了；再说，水浒故事，也已经家喻户晓，政府不可能再一次下令严禁，就好像虽然我们不信宗教，但是为了看懂西洋小说，却不得不去读《圣经》一样。但是，也仍然有必要对《水浒传》这部书做一次全面深入的重新评定。不但要把历代封建皇朝强加给它的不实之词推翻，也要把没有学通马列主义、却以马列主义革命家自居的姚文元之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家”的溢美之词洗刷掉，还它一个真正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对《水浒传》的第四次认识，也是最新、最到位的认识。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应该跟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作为一个“今天的人”，就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传》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标准也就是“条条框框”，当然是应该有的。不然，“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也就无法客观地评价。这个标准，既用不着搬什么什么大部头的书来引证，也用不着听什么什么“家”的御笔钦定。照我看，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杆秤的最低标准，就是“是非善恶”四个字；最高标准，则是以国家、民族、社会为前提，凡是维护、发展国家、民族、百姓利益的，都是好人好事，反之则否。当然，任何人都是“立体”的，一个人的一生，不一定天天干好事，也不一定天天干坏事。甚至所干的某一件事情，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总还有一个“主流”或曰“重大事件”作为评价的依据。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对国家、民族、百姓是好是坏，应该是“是非分明”的。但是分析历史人物，其前提必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才叫做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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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4）
例如关于“投降派”的定义，绝不能根据他是否“投降”来判断他的是非好坏。中国今天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倒退几百年，清兵入关以前，满族建有自己的“后金国”，和“中国”已经断绝了“宗主”关系，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的“入主中原”，无疑是“侵略”行为。像洪承畴、吴三桂、施琅等人，无疑是“铁杆儿大汉奸”。今天施琅的后人施××教授愣说他的先人“施琅大将军”统一台湾有功，是“民族英雄”，这就无法叫人接受。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吴三桂给满清帝国打下了半个中国“有功”，更应该是“民族英雄”了。再往前推一步，假设中国当年被日本军国主义灭亡，若干年后，果然形成了一个内部统一的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那么，汪精卫是不是可以算是建立并统一了这个“共荣圈”的“民族英雄”呢？
同样道理，对于宋江等人，也不能用他们是否投降“朝廷”来认定他们的好坏，而是要看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民族、百姓的好坏来判断。宋江等人大多数不是农民，他们在北宋末年那个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不去杀贪官、抗金兵，却聚啸山林，打家劫舍，危害百姓，说他们是农民起义，就难以成立；还要说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带来很大好处，恐怕就更难以服众了。但如果他们投降了朝廷，全体都去抗金兵，这算不算给国家、民族、百姓办好事？算不算民族英雄？照我看，如果真的那样，尽管他们曾经祸害过老百姓，但是最终还是走上了“正路”，成了“正果”。他们如果牺牲在抗金前线，是应该称他们为民族英雄的。我们不能因为赵宋王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宋江等人投降了这样的政府，就是“反动的”、“失节的”行为。——可惜的是：历史上的宋江投降以后，究竟去了哪里，是什么下场，已经无从查考了。《水浒传》中写他们投降以后去征辽、平王庆和田虎、征方腊，则是子虚加乌有无疑。如果施耐庵聪明一些，写宋江等人投降以后，全去抗金，多数人牺牲在抗金前线，那么，虽然同样是虚构的，《忠义水浒传》这部书却成立了，意义也更加重大了。
在北宋末年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尖锐的特定历史时期，凡是能够和朝廷站在一起共同抗敌的，都应该认为是“进步的”、“理智的”行为。水浒故事的中心地带是梁山泊。北宋末年的梁山泊，离宋金两国的“交界”并不太远，而且故事中还多次写到了“大金国”（杨雄、石秀和潘巧云的故事发生在蓟州；公孙胜和他师傅也都住在蓟州；当时的蓟州，早已经被石敬瑭连同“燕云十六州①”送给了契丹人，先后成为辽金国的版图了），如果《水浒传》反映了这个尖锐的民族矛盾，哪怕是不正面描写，仅仅是从侧面提到并反映了这个矛盾，《水浒传》的文学价值肯定还可以大大提高一步。可惜的是：《水浒传》中的“好汉”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