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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在###世纪就出现了，现代化兴起于十七八世纪。在现代文明出现之前，西方文明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法治，这种法治理念是从罗马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法治帮助西方国家建立起一整套保护人权、宗教的体系，其中包括对个人财产的保护。而在东方世界，法治只不过是统治者满足自己愿望的工具，西方的法治凌驾在所有人之上，东方世界却有着不为法治约束的特权阶层。
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诞生的数百年前，基督教就成了西方最主要的宗教，它是西方文明和其他地区文明最显著的区别。它的大范围传播，让西方国家的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截然分开，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皇帝是世俗的最高权威，教会和国家一直纷争不断，权威的分离有利于强化人们的自由精神。因为，无论是精神权威，还是世俗权威，人都没有力量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赋予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上帝的子民，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个人主义的滋生让西方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姿态，君主的权力得到制约，出现了并非以血缘、婚姻为纽带的集团。相反，中国、日本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贵族的力量相对弱小。在多元化的西方国家，贵族、教士、商人尽管社会地位不同，却都是国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存在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民主体制提供了基础。
实际上，若将法治、宗教、个人主义、多元化等等单独挑出来看，也并非西方国家独有之物，但同时具备了这些因素的却只有西方文明，它们混合在一起，赋予了西方国家独特的个性。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虽然这些因素至少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部分，且相对稳定，持续不变，但它们只不过在西方国家中更加普遍罢了，它们促成了西方文明，“却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
姑且不提亨廷顿的说法是否存在争议，甚至不提把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等同起来，把实现现代化当成“绝对西化”是否合适？单从“绝对西化”本身考虑，非西方文化若想完全彻底地吸收西方文化要素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同的文明间势必存在着矛盾、冲突，将西方文明全部移植过来，那就意味着抛弃大量本民族文明，否定自己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明治政府制定实施的“和魂洋才”路线的确明智。既然全数移植西方文化不可能，就要有选择地汲取。作为当时的强势文明，西方文化势必会像冲破了泄闸的洪水一般，来势汹汹。日本需要大量的西方文化强壮自己，但在那之前，必须确保日本的“和魂”能抵制住西化的冲击。
板垣退助是明治维新的大功臣，几十年前，就连日本流通的100日元纸币上都印着他的头像。今天，100日元纸币已经被100日元硬币取代，印有板垣退助头像的纸币倒是成了收藏家的宝贝。
在板垣退助之前，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也在欧美国家的逼迫下，努力探索救国道路，他们对西方文化并没有好感，将它们的涌入视为侵略，大力排斥。唯有板垣退助意识到，日本无力抵挡外来势力的冲击，与其消极被动地抵抗外来文化，不如主动将其“拿来”，若想让日本的传统保存下去，让日本的“和魂”继续绽放光彩，就必须借助新鲜的外来力量。
1874年，他开始和志同道合之人为议院运动奔走，并在高知县创建了“立志社”，在日本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要求为人民伸张权利，并提议建立议会。板垣退助活跃的时期，日本尚不允许个人私自结社，但他还是大胆地组建了爱国公党，直指藩镇制度弊端，提出了一套主张自由平等的政治纲领。他明确要求要在日本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立法机关，他坚信，政府是为人民而设的，要想让人民爱君爱国，重振日本国威，就必须承认天赋人权。
板垣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明治政府也不得不屈服强大的舆论声势，对政策进行调整，同意用制定宪法的方式，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并甩开那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板垣的运动实际上是明治政府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前奏。1882年，板垣遭人暗杀袭击，危及关头，他毫无惧色，大声呼喊“板垣虽死，自由不灭”。
纸币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总体取向。日本的纸币分10000元、5000元和1000元3种，今天的日本纸币上分别印着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的头像。这三人都是明治维新时期为日本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
纸币图案的选择非常讲究，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图案时，都慎之又慎，纸币是国民价值的缩影，从巴掌大的纸币上，人们可以大致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民族观念，纸币是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宣传品。同时，为了方便辨认，国家往往用人人熟悉的伟人或某种国家标志充当纸币图案。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日本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亦可见一斑。
通常被印到纸币上的人物，除了思想家外，还有政治家。思想家是人类智慧的象征，政治家则代表着管理世俗社会的权力。人类社会的进步要以思想的进步为前提，还要有足够大的权力来保障，思想和权力的结合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模式。但在很多时候，二者却是分离的。有权力的人未必会有超前的眼光、深刻的思想，有思想的人很可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甚至大受迫害。这既是思想的悲哀，也是权力的悲哀。一个无脑的人掌握了大权，往往会制造出空前的灾难。
权力来自制度，现代社会应该确立起完备的制度，通过达成某种契约，保证权力能够掌握在思想的手中。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制度就是它的使用者，好的制度可以保证它为人类造福，坏的制度则能让它危害天下。
另一方面，制度要有足够的力量掌控权力，让它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便是“规则”。虽然不是所有规则都有利于人类，但是往往规则发挥不出效力的时候，权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张狂起来，显露出可怕的负面作用。
在民主和法治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西方社会，权力和思想尚可以通过法律规则和制度作保障，但在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的东亚社会，这个办法显然行不通。在这些地方，国家最高权力的持有者就是法的制定者，他们心血来潮的一句话都会被当作“金科玉律”写进法中，法只会让他们更加无所顾忌地施展权力，而绝不会制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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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1）
因此，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统治者的能力、品格往往决定着一个时代的风貌，统治者英明，时代风貌便好，统治者昏庸，时代风貌就差。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他们的命运确实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还远谈不上是法治国家，没有完备的法制体系。幸运的是，明治时期的领导人大多知识渊博，头能明晰，有着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洁的品格，他们具备了一个英明的领导人该有的素质。这一时期，日本官僚体系的办事效率，决不比欧美国家的差。日本步入了历史转折期，它需要借助外力过渡到现代化，而它的领导人刚好能担起这一重任。
如果将在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称做“和魂洋才”的话，那么在明治之前，那些刻苦钻研儒学的日本人就应该被称作“和魂汉才”。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对西洋文化的大致相当，他们没有被中国文化同化，否则，明治时期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和魂”了。
同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中日两国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别。
中国有皇帝，日本有天皇，但皇帝也好，天皇也罢，退去了“皇”的外衣，都是凡夫俗子，在偌大的权力面前，难免把持不住。中国的皇帝既是人们精神上的绝对领袖，也是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权力大得难以想象，恃权作恶的皇帝也就特别多，只要条件允许，很少有哪个皇帝不在奢靡享受上下功夫。这就让独裁、奢侈，让篡权夺政、改朝换代之事屡见不鲜，尽管每个皇帝都声称自己是“真龙天子”，甚至雇用才子名流将自己的身世神话，但老百姓还是念叨着“成王败寇”。皇帝的血缘没有连续性，人们只是匍匐在他的权力之下，对他的“神性”并不那么相信，没有哪个皇帝能充当中华民族的象征。
日本的天皇就不同了，他权力不多，连皇室的日常开销都要靠幕府拨款，即使有心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也多不能如愿。不过，权力少也有权力少的好处，很少有人会惦记天皇的位置，这反倒让天皇的“万世一系”有了保障。
日本宫廷有争权夺利的斗争，却没有改朝换代之事。日本人模仿中国建立起一系列统治制度、社会秩序，但考虑到简朴的生活更有利于象征国家精神，即使三公六院制诱惑再大，也没能在日本实施。日本宫廷从来没有宦官，由于皇室子嗣有限，日本历史上还出现过不少女性天皇。因为“万世一系”，天皇家族当仁不让地成为日本的象征和稳定的标志，在天皇身上，日本人仿佛看到充满沧桑的历史，天皇是日本人的感情纽带。
正是有这些情感基础的存在，明治天皇在执掌大权后，其维新政策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行下去，没有遇到太大阻碍。日本人很快就承认了他的权力，决心为天皇效忠。
明治天皇发起了维新，但要让维新政策落实下去，就少不了大大小小的官吏。日本的官吏选拔方式和中国的不同。中国的科举制度重学问、轻门弟，是贫寒子弟进军政界的平台，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契机。日本的官僚选拔制度却尤其看重家庭出身，尽管科举制有不少好处，但考虑到统治阶层的内部稳定，日本还是没有采纳。
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官学有两种，一种是官立学校，由幕府直接管理；一种是藩校，由各藩管理。官立学校的门槛较高，若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便难以进入。藩校也是一样，即使是入了学的人也有等级之分，学生在制服、座次上都要遵守严格的要求。这两所学校对平常人家的儿女来说，可望而不可即。
不同的官僚选拔制度决定了教育的方向。
中国人要靠读书做官，讲究“学而优则仕”，要想成为“人上人”，就必须好好学习，争取早日金榜题名。中国的学生难免带着功利的目的来读书，科举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那些科举不会涉及的学问，既少有人学，也绝少有人教，即便再有用，也多会被斥为“歪门邪道，奇技淫巧”。
日本的官僚制度采取世袭的方法，读书和为官没有直接联系。官家子弟即便整天游手好闲，不无正业，也还是会承袭父亲的职位，平民子弟就是再努力读书，也进入不了国家的权力体系。学习对日本人来说就是一种修行，是非功利性的，同时也是一种义务、权利。
当然，长期实行世袭制也让日本政治腐朽不堪，幕府中的官员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权势斗争中，在来势汹汹的西方人面前，显得十分软弱。倒是在日本民间，一下子涌现出不少像板垣退助那样的思想家，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幕府是维新的阻碍，它脆弱，明治天皇没费多大力气就将它铲除了，如板垣退助一般的思想家，倒是变法的动力，他们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成了变法的主力军。
中日两国都强调“孝”。在中国，“孝”是“仁”的内容之一，中国人认为，仁者无敌，强调做人要心怀仁爱，相应的就忽视了“武”的作用。中国的贤臣大多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日本人也重视“孝”，“忠”是“孝”的延伸和归宿，为了对国家尽忠，日本的官员以文武兼修为荣。即便是软弱腐朽的幕府，其中官员也大多是武士出身，武士在社会中有着较高的地位，中国的最高官员是宰相，日本的则是将军。
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的处境极其相似，都是内优外患。中国也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强国强民，却很快发现此路不通，最终依靠革命的办法推翻了旧制度，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官僚体制、政府的状况让同样的改良有了不同的结果。
西方人不会手把手地教日本人现代化，虽然从理论上说，作为时代的落伍者，日本可以跳跃式地追赶西方国家，参考他们的发展经验。但当时，才打开国门不久的日本，却没有任何“近代化教科书”可以学习。这就意味着，负责制定近代化战略的领导人，对近代化几乎一无所知。在颁布宪法和确定“和魂洋才”的教育路线之前，日本不存在约束领导人思想、权力的东西。领导人有足够的权力去推动近代化，但在这之前，他必须找到构建近代化的方法。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也是一种幸运。日本的领导人开始潜心研究日本的状况，他们不敢大刀阔斧地制定政策，就像初次下水游泳的人试探水温那样，小心翼翼地解决日本的难题。他们知道，情势不允许他们敷衍了事，他们既要保证这些政策足够灵活，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现实情况，又不能丧失原则，让改革流于形式。
他们有着良好的政治决断力，虽然当时的日本充斥着前所未有的难题，但他们已经找到解决难题的最佳途径—西化。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西化实际上是现代化，他们也确实没有一本“现代化教科书”，但是在学习他国长处上，他们却有着十足的经验。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已有一千多年，他们懂得如何塑造“和魂汉才”，他们也大可以塑造一批“和魂洋才”。他们在学习中国文化时，没有改变自己的本色，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当然还可以保住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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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2）
从1859年开国到1872年学制改革为止，日本向海外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考察团，这些人后来成了维新的骨干，为日本思想界带来新的气息。1868年，明治天皇一宣布维新，马上就着手安排新的留学生，他希望解除曾经签下的不平等条约，为此他需要充分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以及西方人的思想。
1871年11月，由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48个人组成的考察团离开了日本，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到欧美12个国家进行学习。这些人受日本的传统教育长大，1873年当他们回国时，便已然是名副其实的“和魂洋才”。他们没有忘记出访的目的，明治政府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无限希望，他们的思想不久就变成了日本的“现代化教科书”。
其实，一开始伊藤博文等人只是把废除不平等条约当成出访的目的，木户孝允和美国人进行了多方交涉，希望他们能归还日本的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美国自然不把日本放在眼里，交涉失败。此事让考察团大受刺激，木户在日记中写道，苦心准备的交涉竟然没有成功，美国想要的日本都给了，日本想要的美国却不给，除了哭泣什么办法都没有。1872年年底，他们来到英国，英国人的态度和美国人一样。
在短暂的失望后，考察团深切地感受到弱国无外交。日本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收回主权，强国必须强民，他们立即改变了工作的重点，将精力投入到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上。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整个欧洲，每到一个国家，他们都会认真地参观它们的政府机构和学校，他们对各个国家的议会制度了如指掌，对各国的教育状况也颇为熟悉。
在考察的过程中，考察团就达成了“内治优先”的意见，决心在日本实行德国那样的专制集权统治，并普及教育，启迪民智。
考察团一回国，就着手整理考察经历，不久便写成了《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该书分5册，在1878年出版。它可谓是日本“现代化的教科书”，启迪了日本国民的思想，通过这本书，日本人对西方国家的了解更加全面了，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也更加强烈。
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学制》，大力提倡教育的实用性，将西学灌入国民的思想，让日本人从儒家学说中走了出来。明治政府在普及教育上表现出格外强硬的态度，以致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人对教育怨声载道，一些地方竟陆续发生了捣毁学校的事件。
日本人以个性执拗著称，认准了要做的事，不做到底绝不回头。日本政府也是一样，不管国民如何不满，认准了要普及教育的明治政府坚决不做任何让步。1886年，森有礼担任文部省文相，他继承了明治政府的“执拗”精神，继续强化教育的实用性，将“忠君爱国”作为日本人“和魂”重要内容，并以此为依据建立了以国家主义为基础的教育体系。
西学让日本强大，“和魂”则让日本人格外团结，在接受西学的同时不会成为西方的奴隶。民族危难之际，每个日本人心底的“和魂”都被唤起，反过来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汲取西学，因为这其中蕴含着救国之道。
就当时的日本而言，它的经济、军事力量有限，和英美等国有不小的距离，但他的国民却并不比英美国家弱多少。尽管长时期的闭关锁国限制了日本人的视野，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显得那样可笑、愚昧，但数百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并没有削弱他们的好学精神，暂时的落后也没有打消他们的好胜心。当美国的黑船第一次出现在日本时，日本人为眼前的庞然大物惊呆了，但他们并没有被从未见过的黑船吓倒，反而好奇地跑来观看。就连黑船的司令佩里也感慨，日本一定会成为强大的民族。
日本的现代化起步较晚，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值得回味的是，日本普及教育的正式提出只比英国晚2年。1900年，英国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占全体学生人数的54％，19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