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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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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11月1日,在陈公博插手下,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集下面党部和分党部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反对新的选举法,并作出了反对第179次中常会产生三全大会代表办法的决议。
  当天,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派丘河清等9名委员,携带联席会议决议到中常会陈述。
  结果,为陈果夫阻挡于大门之外。
  第二天,丘河清等9人宣布集体辞职,以示抗议。
   。。

三全大会(2)
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赴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并推谷正纲、吴健列席中常会,结果,陈果夫请出胡汉民,将谷、吴痛骂一顿,才平息此次抗议。
  与此同时,浙江、安徽、上海等国民党党部也纷纷发出通电,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
  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如何香凝等,也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反对三全大会代表的指派圈定办法。
  有些地方还指名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3人驱逐出中央。
  就是蒋介石的一些亲信,也对此种办法不满,认为其有利于陈果夫培植党羽亲信,如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策划发表文章,指责陈果夫。
  一时,陈果夫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果夫并不慌张,对蒋介石亲信的责难,他请出蒋介石,将贺衷寒、邓文仪劈头盖脑地骂了一通,这些人再也不敢随意动弹了。
  对反蒋派,陈果夫则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一方面,通过蒋介石等将三全大会延期三天召开;另一方面,对选举办法稍作修改,即结束登记,建立党部的可以由自己选举。
  而当时符合这一条件的仅一个省(即广东省)三个市(即南京、广州、上海)有资格选举代表,而指派与圈定的代表仍占80%以上。
  但如此一来,确实平息了一些地方的反对情绪。
  汪派人物仍不服输,1929年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4名汪派的中央执监委联合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圈定指派法,反对按此种办法选举代表召开的三全大会。
  该宣言一发表,各地汪派群起响应。
  3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批准南京市党部召开党员代表大会。
  汪派与丁派人物准备在会上掀起反对包办三全大会的运动。
  二陈预先得到情报,便调动特务军警,准备镇压。
  3月14日,大会开始,大会主席谷正纲在开幕词中迫不及待地喊出了“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口号。
  陈果夫、陈立夫事先布置在会场的亲信###慧等人当即群起闹事,陈立夫布置在会场外的打手乘机冲入会场大打出手,将谷正纲等人打伤,随后,二陈调集的军警包围会场,将谷正纲等汪派人物逮捕。
  这样,汪派反对三会大会的最后一次出击被镇压,为三全大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3月15日,由陈果夫精心筹备,蒋胡合作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
  会议始终控制在蒋陈手中,并按陈果夫所设计的打击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原则建立新的三届中央领导机构。
  所谓打击一批,即打击汪派与丁派人物;所谓拉拢一批,即拉拢西山会议派;所谓提拔一批,即提拔陈果夫的亲信人物。
  在三全大会上,陈果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弟弟陈立夫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兄弟俩双双问鼎中央。
  这一年,陈立夫才29岁。
  随后,在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陈果夫进入中央核心层,成为9名常委之一,并在蒋介石任部长的组织部担任副部长,代理部长主持部务工作,而弟弟陈立夫则更是一步登天,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
  而且,二陈手下的一些骨干人物,如曾养甫、余井塘、张厉生、张道藩、程天放等也都进入中央,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
  二陈已牢牢控制了国民党,势力也越来越大,以至1935年11月,国民党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操纵选举,他所得的选票竟比蒋介石多4票,陈立夫一时慌了神,他知道这样不好下台,便亲自抹去5票。
  蒋介石知道了,气得脸色发青,为此要扣留陈立夫。
  消息传到南京常府街18号陈氏兄弟居所时,陈立夫吓得彷徨失措,而陈果夫则冷静沉着。
  陈果夫深知蒋的为人,既猜疑心重,权势欲强,同时也很恋旧,对于亲信故旧,只要你剖###迹,甘心臣服,蒋是能谅解的。
  为此,陈果夫设计了三步脱身之计,一是让陈立夫以“养病为由,躲入浙江天目山,使蒋不能有所举动;第二步,由陈果夫调动各方关系为陈立夫说情;第三步,使出杀手锏,星夜派人回老家,把陈其美###,果夫、立夫的二婶姚文英接来南京向蒋求情,这一招果然十分厉害。
  陈其美的老婆直接找到蒋介石,向他哭诉:“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的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蒋介石碍于面子,没有扣留陈立夫。
  这一场狗打架的风波,说明了陈家的势力。
  因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也就不胫而走。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对二陈的工作一方面也予以赞赏,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则时时予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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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大将(1)
陈果夫与陈立夫在组织上整理党务,加紧“清党”的同时,在思想理论方面,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对共产党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二陈认为,光以武力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只是“仅治皮肤”,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等人就攻击共产党“所采理论之原则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民众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致于绝灭、为遮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之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的力量,以培植其爪牙,……”并宣称:“共产主义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不容许共产主义存在于今日”。
  陈立夫也跟着鼓噪,认为:###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对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为此,他专程晋见蒋介石,向蒋反复说明宣传教育的重要,并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夸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二陈的建议下,国民党蒋介石加强了对全国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一个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二陈对此极力支持,并四处鼓吹,带头施行,陈果夫还被蒋介石聘请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指导员。
  他们写文章、做演讲,对新生活运动进行广泛的宣传,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控制全国舆论,国民党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新闻出版事业,这些事业在建立过程中,二陈都插手其间,使之置于自己的掌握下。
  1928年2月1日,国民党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为了加强控制,在二陈建议下,国民党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并将上海《中央日报》迁南京发行,第一任社长由国民党###长叶楚伧兼任。
  同时还在各地发行庐山版、重庆版、长沙版、昆明版以及《安徽中央日报》、《贵州中央日报》、《广西中央日报》、《成都中央日报》、《沈阳中央日报》、《长春中央日报》等,这就使《中央日报》成为国民党独营的新闻单位之一,为国民党建立党报系统奠定了基础。
  在“围剿”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时,蒋介石还指令在南昌创刊《扫荡报》。
  到1936年,国民党党政军所办报刊约占国统区报刊的2/3。
  而这些报刊的大部分都为二陈所控制。
  二陈认为,光办报纸还不行,必须控制新闻的发布权,于是,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创办了中央通讯社,后逐步发展。
  1932年,与二陈关系密切的肖同兹担任社长后,除在全国主要城市开设分社外,还在其他省会及重要城市派驻了30多个通讯员,形成一个全国性通讯网络。
  二陈不光通过各种方式控制新闻出版事业,而且还亲自参与。
  1927年11月,陈果夫与戴季陶、陈布雷、周佛海等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鼓吹拥护蒋介石,大造###舆论。
  后来,二陈还创办了《中国文艺》、《政治评论》周刊、《科学的中国》月刊等。
  陈果夫还担任了《国民日报》董事长,积极为《国民日报》筹措资金,并在杭州建成了一座办公大楼,大厦落成之日,他亲自参加典礼,十分得意,并向大会发表讲话,强调:“报纸负宣传社会之责任,亦为公共文化机关,尤其应为民众之耳目喉舌,我们须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补充发扬固有之文化,使其光大。
  ”因此,他认为国民党要掌握民众,必须抓住新闻宣传工具。
  二陈正是看到了宣传的效力,所以在此方面不惜代价、煞费心机。
  1933年春,陈果夫看了一则新闻,是关于意大利怎样用电影作宣传的报导,便立即找来陈立夫,两人商量后,派其部下黄仁霖也仿照意大利,用电影作###宣传。
  黄仁霖不敢怠慢,只用一个星期便办好了电影宣传车,把电影放映机装在大卡车上,开到江西去作“剿匪”宣传,这辆大卡车穿行在赣南各地,流动放映一些###影片,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除了办报纸刊物、通讯社外,二陈还办起了广播电台。
  早在1924年时,有个美国商人在上海设立了一座小型广播电台,以作纯商业宣传。
  陈果夫知道后,就联想到可以用无线电广播作政治宣传,这样,传播的速度快,覆盖面也广,比报纸更加先进,于是便向蒋介石写信,要求国民党筹办电台,以作政治宣传之用。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蒋介石同意,于是,陈果夫便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邀请无线电人才到广州去筹办电台,但没有人肯去广州,这样,筹办电台的事便一度搁下。
  1926年,陈果夫再次提起筹建电台的事,并得到了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但因北伐战起,经费也缺乏而再度告吹。
  南京政府成立后,陈果夫认为,要彻底消除共产党的影响,要控制全国的舆论,电台是不可缺少的宣传工具,于是又一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尽快建立中央电台。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批准,并落实了资金,经过紧张的筹建,于1928年8月1日建成,取名中央广播电台,电力为500瓦,呼号为X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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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大将(2)
1929年,陈果夫鉴于中央电台电力微弱,影响不大,覆盖面不广的状况,认为不能胜任国民党政治宣传的任务,便邀请戴季陶、叶楚伧等人一起商量,拟定了扩建广播电台的计划。
  这个计划提出后,经陈果夫的多方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国民党中央还指定陈果夫具体负责筹备。
  于是,陈果夫便丢开手头一切事务,投入电台扩建工程中,他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到各地延揽人才,到国外进口设备,经过三年的努力,整个工程完成,电力扩大为75千瓦,呼号为XGOA,一举而成为远东最大的广播电台。
  1932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江东门举行开播典礼。
  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国民党要人吴稚晖、戴季陶、居正、何应钦等都亲临参加,一些外国人也被请来观礼,会场人数逾千,十分热闹。
  陈果夫今天十分高兴,他身穿长袍马褂,满面春风,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向会议致词,他十分得意地说:“此后,中央广播消息,不特遍及边陲,抑且远被全球,即便发施政令,又利宣扬主义。
  ”也就是说,今后可以利用广播电台传播快、覆盖面广的优势,以发布国民党的各种政令,为宣传###而大造舆论了。
  中央台建成后,二陈又大力发展地方广播电台,相继建成了江西、汉口等省市的电台,特别是江西南昌设立的电台,成为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宣传工具。
  1936年,国民党根据二陈的建议,成立了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规划了全国广播电台系统设置、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
  规定所有各省市公营、民营广播电台,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简明新闻、时事评述、名人讲演、学术演讲、话剧、音乐节目。
  对不予转播的电台,立即禁止播出。
  对当时如此先进的传播工具,对他们以行政力量在全国布下的铺天盖地的###宣传,陈果夫与陈立夫还觉不尽满意,他们干脆亲自出马,撰写文章,宣扬国民党的主张,以和共产主义对抗。
  1933年,陈立夫写成《唯生论》一书,在自序说:“唯物乎,物在何处!唯心乎,心已将死!”正文分8讲,主要为:“物质+精神=生”、“唯生是‘根本义’”、“唯心与唯物是‘第二义’”,“救国必先救己”、“信仰即生力量”等。
  书中主要内容是将人生的意义局限于狭义的谋生活、求生存,主张协调、合作,重点在于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书中虽然也反对唯心主义,但这只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陪衬”而已。
  其故弄玄虚的语言,貌似高深的理论,掩盖着内容的空虚与贫乏。
  但陈立夫却以此自命为国民党的理论家。
  与此同时,二陈还插手文化出版业,他们认为,出版业对党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须以一个理想支配报纸、杂志和出版事业。
  在此思想支配下,1930年,陈立夫出面,联合吴大钧,一起组织了正中书局,由蒋介石发出四千元作为资本。
  1931年,干脆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直接经营管理,以垄断全国出版业。
  书局下设上海、武昌、长沙三个分销中心,并在上海建立印刷厂。
  书局主要出版由二陈直接主持编写并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出版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员的著作,如蒋介石的日记,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等,成为宣传蒋介石思想的主要基地之一。
  后来,正中书局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的三民出版社联合经营,由于有政权力量的支持,奠定了其在中国出版界中的霸主地位。
  在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他们指挥“CC”派分子紧密配合,对革命文化大加摧残。
  1930年,由陈立夫出面,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参加该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要员外,就是“CC”骨干分子,如潘公展、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等人,他们创办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动”,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文化。
  1935年,陈立夫跑到上海,召集陶希圣、何炳松、黄凌霜等人商量如何对抗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经过多次密谋,他们组织了一个所谓“中国文化建设学会”,陈立夫亲自担任总会的理事长,在他的主持下,该会提出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外来思想结合起来,混合成“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
  实际上,他们是要把中国的封建思想同外来的法西斯思想结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为了更好地实施文化“围剿”,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并获蒋的批准,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其亲信潘公展担任主任委员。
  1934年6月,该会正式办公,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原稿呈送该会审查;其内容如有认为不妥之处,得发还原申请人,令依照审查意见删改;如有严重情形的,将原件扣呈中宣会核办。
  

文宣大将(3)
图书审查委员会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党员,CC派分子,他们一切均按陈立夫、潘公展的旨意办事,对于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缔,或者将原稿删割得面目全非。
  在这里,一切文稿都被改成国民党的官样文章,才能予以发表,对稍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则以“反动”罪名予以扼杀,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品了。
  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在1934年,仅华北就有110例拖延或完全扣压各种出版物的事件。
  压制报刊出版物导致的恶果是焚书,1934年遭焚的书约有149种之多。
  更为严重的是,二陈在严禁和查扣革命书刊的同时,还指挥CC分子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摧残和迫害。
  如1930年在南京杀害著名戏剧家宗晖;1931年在上海杀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1932年在北平拘捕许德珩、侯外庐;1934年,陈立夫的亲信马绍武率特务绑架丁玲、潘梓年。
  另外,枪杀杨杏佛、史量才,骗监杜重远等,不一而足。
  鲁迅曾在一封信中极其愤怒地指出,国民党特务的残暴程度,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纪录。
  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如此卖力地参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主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奋战,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传播了革命真理,提高了群众的觉悟。
  面对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作为国民党文宣大将的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陈立夫哀叹道:“两年前上海方面的同志曾经提出民族文艺来驱逐普罗文艺,先是思想的斗争,接着引起行动的斗争”,“结果竟是失败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节节败退,几乎整个地盘,完全给人家占领了”。
  

控制教育(1)
二陈在积极参与文化“围剿”的同时,还将他们CC势力渗透到各级教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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