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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简而言之，是指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充分发动人民组织人民，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采取各种机动灵活的战法，到处打击敌人，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同时注意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相配合，适时将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彻底解决战争胜负问题。从而使游击战理论和实践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举世闻名的创举。有外国学者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理论与陆权战略理论、海权战略理论和空权战略理论共同称之为20世纪四大战略理论经典。认为在当今核武器的时代，在常规战争的范围中，现有的惟一威慑力量就是游击战。这一理论不仅有效地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军事科学理论宝库。
《论持久战》（3）
毛泽东在注重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的思考的同时，针对党内一些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就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深刻论述。毛泽东指出：“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
毛泽东还提出了“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和###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十项具体具体政策和策略专门进行论述。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于纠正党内业已存在和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抗日战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如果说毛泽东从《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到《论政策》完成了他对指导中国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规律性认识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武装必然成为拯救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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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朱德（1）
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经过四十三天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战争指导最难莫过于预测。毛泽东作在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其突出的品格在于其英明的战略预见！对此，毛泽东自己也认为战略领导的最大职能就是对未来事物的发展趋势的准确的预见。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理论家，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本身的英明，还有在于他能够将一大批批仁人志士团结在他的周围，充分汲取和总结他们的有益经验和思想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朱德是对毛泽东游击战思想贡献最大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在抗战中的一个创举就是关于开展游击战必须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的问题。1937年周恩来一到山西就注意考虑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敌后根据地问题。经过充分调研，他依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设想。并亲自领导起草动委会工作纲领。该纲领经与阎锡山多次谈判通过后，9月20日，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之后，周恩来又提议把对配合八路军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动委会发展成实际的政权组织。并具体指导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事实证明，敌后根据地的发展，为游击战争走出战术的范畴，上升到战略地位，起了巨大作用。
周恩来还妥善处理了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中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这是周恩来帮助指导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持久战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1938年2月，周恩来针对日敌长驱南下，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现实，在《怎样进行持久战》一文中论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他说：“今后作战，将更便于发挥我中国军队在山地战、运动战中的特点，但这并不是阵地战就不要了，没有某些支点和要塞的顽强防御，便不能吸引和暴露敌人的兵力，阻止敌人前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进行突击；但这也不是说将以游击战争为主了，运动战是正规战的一种，并不是游击战。游击战是配合正规战的一种主要的辅助战术。只是在敌人占领和包围区域，主力部队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才以游击战为主，游击战本身是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的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逐步提高阵地战的能力。同年2月，在《关于军事问题答记者问》一文中，周恩来进而阐述了游击战争的含义：“游击战不是正规战，并不负决战的任务。它是以两种方式形成，一是部队中派出的游击支队，一是群众武装的队伍，在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袭击、扰击、截击和破坏的战斗，以达到吸引、牵制、分散、迷惑、迟滞、疲惫、削弱和打击敌人的目的”。并强调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周恩来就是灵活运用上述思想，先向奉调去徐州协助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继之又派张爱萍去见李宗仁，当面转达他的意见，终于促成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和新四军相互配合，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又一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也给长驱南下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进入相持阶段后，周恩来针对敌人的方针转向以战养战，作战重点转向敌后的特点，提出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建立敌后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二是不断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也就是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同时依据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将产生于红军时期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补充和发展为：“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新的十六字游击战术原则。这对于胜利开展游击战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朱德堪称是一位伟大的抗日游击战的战术家。自1937年７月至1940年５月，朱德一面指挥八路军作战，一面公开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关于抗日游击战的论著。最著名的专论有：1938年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抗日游击战的16条战术，之后陆续发表专著《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抗日的游击战术》、《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游击战争》、《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在这些论著中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的一系列战术问题。
关于抗日游击队组建问题，朱德指出，要建立抗日根据地，首先得有游击队，没有游击队的组织，则一切等于空谈。朱德指出，游击队的建立，可由六种方法组成。第一，由政府或军队派遣一部分军队作为基干，在敌人后方或战区、或接近战区之我军后方组织游击队。第二，由政府或军队派出干部，改编民团、警察等武装成为抗日游击队。第三，由政府或军队或抗日群众团体，经过训练派出干部，在敌人后方或战区或我军后方，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第四，由政府或军队派遣干部，在敌人后方收集散兵，成立抗日游击队。第五，在被占领的区域由当地民众自动起来组织抗日游击队。第六，由绿林、红枪会等旧式武装组织改编而成的抗日游击队。除以上六种外，还可用其他方式建立抗日游击武装。
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朱德（2）
关于游击队的发展，朱德指出，应先设游击小组，它是游击队的细胞形态，不论在平地或山川，在乡村或城市，有武器或没有武器，都是可以组织的。游击小组慢慢发展，人数多了，武器多了，可以适当地成立游击支队，其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千人、万人也可以。
游击队的干部决定抗日游击队的前程，所以选择干部是游击队发展与壮大的关键。朱德规定了选择抗日游击干部的六个条件。第一，完全撇除引用私人的观念；第二，不完全用军事观点来决定干部；第三，对抗日救国的事业抱无限忠心的人；第四，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人；第五，应有独立与坚持的工作精神；第六，政治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朱德还强调党对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强调党员在游击队中的核心作用。
朱德最先提出抗日游击战的十种战术：
袭击战术。这主要是对敌人的静止部队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其特点是，敌静我动，以动制静，速战速决，以奇制胜；敌人不打我去打，敌打我不打。抗日游击队惟一的进攻战术就是袭击。
伏击战术。这是对正在行动之敌施行的袭击法。事先将部队隐蔽地埋伏在敌人必须经过的道路，突然发起攻击，迅速歼敌于运动之中。其特点是，敌动我静，秘密隐蔽，歼敌于措手不及。伏击战就性质而言，属于遭遇战，有预期的、不预期的两种。预期的采用埋伏的形式，不预期的采用急袭的形式。
防御战术。此战术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非抗日根据地区的防御战术，要求游击队员做到：严密配置侦探警戒，避免不适当的宿营地，建立防御工事并预先准备，如何应付遭受敌人的突袭；另一种是保护抗日根据地的防御战术，这要采用运动防御，尽量利用地形阻止和迟滞敌人前进，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民众积极参加战斗。敌人进入游击队活动区后，游击队员又钻进敌人后方重创敌人的后勤补给。
麻雀战术。是在敌人行军纵列的四周，以小群分散的游击武装，隐蔽地不断向敌人袭扰。它具有人数少，短小精悍，忽聚忽散，灵活巧妙，秘密突然的特点。麻雀战可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这种战术能迟滞敌人的行军，专打敌人的长官，威胁敌人的军心，挫折敌人的战斗力，扰乱敌人的行军纵列，有非常重大的效果。
追击战术。分为两种，一种是追击被游击队击溃之敌。当敌被击溃后，应立即跟踪追击，乘其陷于困难境地加紧连续冲锋，期于在最短距离内以火力大量歼灭敌人，但追击不应太远，免遭敌人增援反攻。另一种是追击被正规军击溃之敌人，这种敌人大部士气沮丧，无战斗意志，一般可取胜。
退却战术。抗日游击队的每一次战斗之后，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需要迅速撤退的。退却对于游击队来说并非耻辱，它的本质决定了这种战术，其目的在于争取主动，打击敌人，并不需要死守一地，等候敌人打击。
破坏战术。这一战术应与广大民众的清野空舍的工作同时进行，互相配合。破坏的种类很多，往往以交通为要。在交通线上，游击队破坏铁路、炸毁桥梁、阻塞隘路。在交通线附近，运走粮食，牵走牲口，男女老少一齐避开，这样才能使敌人后方接济困难。破坏战术的几个原则是：破坏交通线，以不妨碍正规军作战为原则；熟悉敌情形，来去迅速，隐遁无踪；划分掩护队和作业队；破坏的时间、时机和地点要选准；附近群众要进行解释；要有掌握爆破和各种技术人才的执行和指导者，不能盲目蛮干。
围困战术。从四面包围敌人固守的据点，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断绝所有物资来源，陷敌子弹尽粮绝的困境，再结合游击队员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此法通常与火攻术、掏心术、夜袭术、卡脖术等战法配合进行。它的主要目标是分散、孤立、打击敌人，最后，迫使敌人撤出据点，或游击队与正规八路军一举掏掉敌人的心脏。
第十为地道战和地雷战。
朱德提出的一整套抗日游击战术，与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观相辅相成，使中国人民军队的抗日游击战略战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在创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朱德的功绩是卓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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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建立山西四大战略支点（1）
120师的骑兵队伍通过唐河
早在1937年9月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协助国民党第2战区实施太原会战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深感创立敌后抗日根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太原和上海失陷后，中国的形势更加令人担忧。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对整个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后，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1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电报指示中指出：“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和各师军政委员会，根据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了全面部署。前方军分会决定，八路军以山西为中心实行分兵，将正规军转化为游击军，正规战转化为游击战，各师除留一定数量的野战兵团作为战略机动外，即行转入创建山西根据地的斗争。同时，实施战略挺进，有步骤地建立新的战略支点，创造新的战略区域，逐次向整个华北扩展开来。
之后不久，中央对八路军的部署作了新的调整：“林彪师徐海东旅速到关城镇地区，准备与贺龙师之贺炳炎、廖汉生支队配合作战。”“总部、林师师部、陈光旅速到汾西、隰县地区。”“刘伯承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太行山脉地区。”“刘师之另一团应交总部或林师指挥，位于介休、灵石以东汾河东岸，与西岸之陈旅配合夹击沿汾河南下之敌。”这样，八路军3个师便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部署了4个战略支点。这 4个战略区域，将日寇在山西的占领地及其前进方向太原——临汾两侧地区，全部收进了八路军游击战争包围圈。这是中国共产党为独立自主的、长期的、全面开展和坚持华北游击战争而进行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一个具有历史远见的游击战争的战略规划。
因为，上述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侷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