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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八十年代，我读过高红十的一篇散文，说起她们那一代知青在农村足足锻炼了八年还多，她说，有些人因为有了八年（大约是指抗日战争）而受人尊敬，并且得到种种优厚待遇，而我们最好的八年献给了农村，却连工龄都不算……（后来经各方一再呼吁，才得到解决。）从1966年初夏到1974年他从于校回京，是我难忘的八年。作为受冲击的右派家属，我不能说受过多少折磨，我遇见了很多好心人，我所在的部门，甚至没人贴我一张大字报。但是这八年在我确实是难熬的，朋友们赞许我为工作，更为维护这个家尽了力，我，只有我，心头永远感到不安，歉然，内疚。
我启认为是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尽责的编辑，一个多少经历过坎坷的妻子，但我并不是一个好母亲。
红楼记事
蒋寄梦
我们这种人“文革”开始被叫得很难听，后来上面发给了我们一个雅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倒像是一句好话，挺让人感动的。可细细想想还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我们天生就比别人缺了点什么。缺文化教育？大家都要上学，没人能够一落地就识字；缺思想觉悟？我心里也是不服。我要是没觉悟敢把党委书记搬上漫画？别以为造反派好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然学校已经全面停课，大家基本上不再关心学业，但是我并没有把光阴虚掷，我做成过一些事情，用句时兴话就是演绎了一段精彩人生。其中最重要的事迹是我向文化大革命贡献了幽默，并把它用来制作漫画。第一张漫画大约是六六年十月初面世的，这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短短的半个月便把红楼底层全部贴满，那长长的走廊一时成了我们的画廊，红楼是上海戏剧学院一栋教学大楼，因为通体红砖红瓦，而被叫作红楼。红楼有四层高，它雄踞校园腹地，扼守南北的交通要冲，我们于此布下阵地向院党委发起强攻，说明我们还有点军事眼光。但六月份那时我们还没这个实力，总形势不太妙，我们被迫退却，将红楼让给了对方。那些日子我们的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基本上昼伏夜行。天一黑我们几个就相约悄悄地来到了校园东南一座树林里，林子不大，几株桷树，一丛灌木，月光下树影婆娑，静谧而美丽，我们的反围剿斗争就在这片林子里展开，我那些漫画作品也在这沁人的夜气中开始酝酿。但由于革命正处于低潮，一切艺术活动只是停留在构思状态，尚未将创作提上议事日程。
最初跑进林子来聚义的有十来个学生，这中间除了我，还有一个带资字头，其余均根正苗红无出身之累。我同他们混在一起与强大的院党委对抗，连我的对手都替我感到害怕。那是我系的一个同学，在我去树林的路上把我截住了。我俩平时关系不错，六月以后便势同水火。不过他还是决定给我一个仁至义尽。他站在一盏灯下，同我谈话时始终保持着两米的距离。由于打着顶光，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听得出他的语气中带着怜悯。他问我：五七年曾经有一个反右，知道吗？我说知道。他又问：历史如果重演，戏剧学院第一个右派应该是谁，知道吗？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没作声。他说：想一想吧。说完便决然而去，有点各为其主的味道。这位同学的策反最终没能成功，主要是他低估了我对党的信赖。党的政策重在表现，我能够读上大学就是一个明证。党的雨露滋润别人，也滋润了我，我没有理由放弃革命背上出身的包袱。原先我并没有打算当造反派，“文革”开展以来院党委带领我们批《早春二月》批《海瑞罢官》批反动学术权威，大家的热情越批越高，到六月上旬学院已是遍地开花“牛鬼”满棚。事实证明院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得力的，群众也是拥护的。接着院党委按照上面的部署引火烧身欢迎大家提意见。这几年学院问题不少，作为领导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批评建议陆续上墙，一篇篇言词恳切，场面十分感人。
没过几天情况发生突变，是因为赵全国贴了一张大字报。赵全国是表演系一年级学生，可这人胆子不小，院党委的一些问题看似平常，经他往纲上一提，那红旗就成为黑旗，共产党也变成了保皇党。大字报是六月二十二日凌晨贴出的，到天亮就被闻讯赶来的群众围满，许多人读了大字报都说当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景历历在目，个别教师感情比较脆弱，当场就哭了。人们除了驳斥赵全国的无耻谰言，还要表达对院党委的赤诚之心；除了大字报，还有大标语：墙上贴不下，干脆刷上了水泥路。就在这天中午，我坐在红楼的一间教室里陷入了沉思，我想赵全国这人可能思想偏激，给院党委的结论也下得过于武断，但那也是一家之言，让他说就是，何必兴师动众如此对待。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年，我觉得有必要这时候站出来制止乱局拨正革命的航向。带着这个目的我提笔写了一张大字报《不能刹车》，呼吁全院师生立即停止对赵全国的围剿，大家回归正道继续揭发院党委的问题。我刚写完，教室里又走进五名同学，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遗憾的是我的一番好心被群众严重误解了，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遭到愤怒反击，我们被看成了赵全国一党，我的造反派生涯也就从那天正式开始。起初，我们的压力很大，不久最高统帅下达了炮打司令部动员令，形势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可是一段时间过去仍有许多同学死保着院党委。这让我痛心疾首，于是就创作了这幅漫画。
这时候我们已走出树林重返红楼，完成了一次战略转移。天气转凉，西风凋碧，在这落叶深秋，迎来了我们艺术创作的春天，根据蛇打七寸的原则，我首战就把党委书记推上了墙。漫画是我的拿手活，我很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弄成奇丑，再画龙点睛，给它个呼之欲出，我班同学没一个能逃脱我的魔手。关于这点党委书记本人也有一个说法，不过这话她是在四年以后说的，那时候她同造反派女生张炼关在一起，两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过去的对手成了知心难友。回首当年点评得失，于是说到了这张画。党委书记首先对我的造型能力基本上给予肯定，而后她说：这事把我们全家都惊动了，我婆婆同我很亲，马上跑过去看，老太太一下子就从画上认出了我，不晓得我出了什么事，吓煞了。党委书记有五十多岁年纪，性格沉稳，不苟言笑，说到这里却动了情，郁郁地半天没再作声。
我的才能远不止此，这画的构思也很巧妙，画面上党委书记头戴一顶厨师帽请学生干部吃粥，她一边把镬子里的粥舀到学生干部碗里，一边问饱不饱。学生干部一个个摸着鼓起来的肚子连声说饱饱饱。镬子里的粥比喻党委指示，饱与保谐音，所以漫画的题目就叫《吃一顿，保一阵》。此画一贴出立即招致轰动，我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我系的那个同学当场就跳着脚骂我狗崽子，更多的人则拿笔直接在画面上“戳一枪”。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了画拍手称快，那时候大串联已经开始，一个河南来的学生说，他那个学校的领导也常常请学生干部“吃粥”。他把每次“吃粥”的时间地点以及引起的保皇浪潮都详详细细“戳”在了我的画上。随着漫画作品的不断涌现，红楼那长廊天天人似潮涌，热闹如龙华寺的庙会。每当人群散去，总留下一墙的斑驳，疮痍满目，那场面好不叫人得意！但这种得意没维持多久我就栽了，给我带来了悲惨命运的是另一张漫画。
这时工宣队已占领学院，红楼再度易手。几百名产业工人开进校园将造反派学生一个个捉进隔离室，让灿烂的笑容又回到了昔日对手们的脸上，文化革命的箭头这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一天我被关押的教室里走进一名同学，我四年级，他一年级，是我的学弟。也许对我带点崇拜，他常常模仿我的笔迹写毛笔字，也一直在收集我的作品。此人原来也是造反派，据说因为能够及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而被工宣队派进了专案组。他坐到我的对面，拿出一幅画让我认。题目为《大人物》，画面是刘少奇的半身像，穿一件中山装，四个口袋装满了探头探脑的坏人。我想起来了，那时候全国批刘正搞得如火如荼，一天报上公开了毛泽东过去的一封信，其中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小人物指的是李希凡和蓝翎，信上说得很明确。大人物却没有点名，但谁都能猜到那个人就是刘少奇，我一阵激动，当即提笔蘸墨作成了此画。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每当我回想起此事就心情沉痛。有人觉得诧异，就劝我说：那个年代，那种形势，谁不批刘？谁敢不批刘？对于这话我很不以为然。别人做什么我不管，我却不能做这种事情，因为我得到过刘少奇的好处，我能考进大学有他给我的一份帮助。不要以为刘少奇替我写条子什么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过去高校招生比较看重家庭出身，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女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正规的说法就是贯彻阶级路线。当政策收紧时这个比例就更小，甚至只给百分之二。而有两种人的子女还不在里面，一为著名右派；一为关管杀中的杀。但这只是内部掌控，对外并不宣布，所以报名处对这两种人的子女也仍一视同仁，交上一笔报名费，让监考老师陪着进入考场兜个圈玩一把，然后拜拜。我考的是舞台美术系，这个系的政审更严，倒不是该专业带有保密性质，那是为表演系考虑的。我们的舞台不能光让工农兵站着，否则就没有戏，那些细皮嫩肉的配角反角往往来自于比较复杂的家庭。所以到时候该系就得发扬风格让出一定的指标，使得招生工作在整体上政治达标。我当然对于这一切浑然不知，要不然早就没了状态。初试复试都顺利通过，最后进入面试，四位老师在我的对面坐成一排，先是出了几道知识题，我均回答正确，双方颇为融洽，然后转入家庭调查，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关于父亲的，我回答说我父亲是个国民党反动军官，解放初已被人民政府镇压。我想我的回答没有错，可是四位老师的表情却起了变化，考场里的气氛也凝重起来。停顿有几秒钟，老师又开了口，他们不问别的，还是问我父亲，问得很详细，等我走出考场发觉自己比别人多考了将近一倍的时间，这才感到情况有点不妙。
招生工作进入到最后阶段，这一天要决定录取名单。一张大桌上排开了两条长龙，上面一排为我们的考卷，下面则对应摆上了政审材料。政审情况看来不能令人乐观，我那一本卷宗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老师们站在一旁紧皱着眉头，谁都不敢上前拍板。这时系主任孙浩然走了进来，他也是系招生办的主要负责人。孙主任走到桌前朝那两条长龙浏览一遍，然后伸手往中间一劈，说道：今天我们只看上面不看下面。一下将我劈进了大学之门。这是我的绘画老师最近告诉我的，他目睹了当年这惊险的一幕。可惜孙主任已经去世，否则我一定要当面去问他哪来的这个胆量。其实我不问也已经知道，他背后有人撑腰。史料表明，那年一月中央在北京开了个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以后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宽容政策，那年的高考也淡化了阶级路线。是刘少奇轻拂橄榄枝将党的一滴雨露洒到了我身上，对于这样一位恩人，我不仅没能结草相报，反而在他落难之时投井下石给了他这张漫画。
我作画一般不打草稿，也不留底稿，墨迹未干就贴到了红楼墙上，我常常这样奢侈地对待自己的精神产出。这张复制品让我回忆起了当年的岁月。我打算将我的创作意图对我这位学弟作一次全面：的阐述，趁这个机会表一表功劳，没有功劳嘛也有苦劳。我刚要开口，他却转身走了。这个人平时沉默少言，表情也很含蓄，叫人摸不准他的思路。不过他对我的态度很和蔼，甚至还带有一分敬意，可是他的来访总令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分明看到那四个口袋上分别写着共产党员四个字，尽管它们都被打上了引号。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那同学是来履行一道程序的，在我供认不讳之后，这幅画就被制成了影印件。凡有东西被制成影印件就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我的行为也因此有了作案的嫌疑。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友谊电影院开了一个重要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是上海市四位最高领导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和王秀珍。我的作品就在这个会上被高规格地展示出来，徐景贤拿着影印件向台下介绍起了画面内容。我的作品由徐景贤来介绍应该不是偶然，因为他同我们．的漫画有点缘分。那事情还要从六六年说起，大约在十月底，一天我路过红楼走廊，被一个同学叫住了，他从围看漫画的人群里指着一个瘦瘦的中年人告诉我，那是市委写作班的徐景贤，我于是也认出了他，确切地说我先认出了他头上的那顶解放帽。
那还是两天前，我们在文化广场成立文艺界造反司令部，徐景贤被上面派来出席会议。由于这是上海造反派的首次集会，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大会也开得轰轰烈烈，最后让徐景贤代表市委表个态。没想徐景贤站上了主席台却支支吾吾说，这一类全市性的组织上面不给搞，他不能擅作主张给予承认。徐景贤一盆冷水泼下，反而让群众火冒三丈。有人一把抓过话筒高喊打倒奴隶主义口号要徐景贤朗读最高指示，不料徐景贤一摸口袋忘了带毛主席语录。这性质就严重了，顿时全场乱成一片，愤怒的小将纷纷朝台上冲来，有的已经爬上了台唇。我那时站在侧幕后面注视着现场有点着急，我想徐景贤再不是东西也得对他讲政策，看他这一副身架也经不起群众的三拳两脚。眼看事态就要失控，就一步上前按住了一个小伙子的肩膀。他是扬剧团的演员，我去该团实习时就认识了他，他来自苏北一个农村苦大仇深，那双眼饱含着泪水已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他还是被我劝住了。可后面仍不断有人涌上，有几个已越过了警戒线把徐景贤围在中间，其中一个一把抓下他那顶帽子并将它扔到了地上。
眼看徐景贤就要吃亏，我们在台上的几个学生只得奋力插入将他与群众隔开，并把他保护进了后台的一个化妆间。司令部的几个头头关起了门继续同他谈判，但徐景贤仍是不肯松口。他靠着一面镜子站着，垂头耷脑，那顶帽子已经被他拣起来又重新戴到了头上，也许是紧张，那帽子没戴正，看上去总觉得碍眼。不知怎的他这个形象就从此刻进了我脑子里。这以后徐景贤频频向公众露面，可我老觉得他那顶帽子戴得不够妥帖，表情也有点滑稽。这或许不能怪徐景贤，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
这时只见徐景贤脖子歪歪在人墙里钻进钻出看得很投入，完全没注意到背后有人正对着他虎视眈眈，我那位同学要拖我上前去与他理论，也许还想把他教训一顿，可我正忙着，再说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就抬抬手放了他一马。没过几天徐景贤突兀而，出在市委后院放了一把火，并很快成为张春桥姚文元以下的上海滩第三号人物。在他云起造反的那些日子里，我班上一个姓陆的同学一直在他的身旁，出于对小将的尊敬，他称呼我那同学为老陆。一次他说：老陆，你们戏剧学院的漫画有意思，我看了很受启发。那么在这个大会上，他手持我这幅漫画左右比划一定有了新的启发，果然他对着全场一千多名工宣队负责人说：这张漫画的炮制者出身于反动家庭，对我们的党有着杀父之仇。徐景贤的嘴巴就像个榔头，一下就敲断了我的脊梁骨，我再也爬不起来了。
我当然没有资格出席这么重要的会议，但是我很快就听到了传达，不过我是在一种极不舒适的状态下听到的，那时候我的双臂被两名同学反拽向上，全身呈现出喷气式战斗机的形状，而且脑袋朝下，正仿佛要俯冲大地。六月二日我被押上了全院大会的批斗台，工宣队营长传达完徐景贤的批示后，就有几个同学相继上台宣读批判文章，由于这种批判会三日两头开，一套程序已是驾轻就熟，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批判的火力也一个比一个猛。这一天校园里几乎成为“蒋寄梦日”，我成了各传媒的焦点人物，大字报的通栏标题称我为蒋介石的孝子贤孙；广播台那公众熟悉的脆型男声滚动播出通讯：蒋寄梦不要做梦！我的种种行为与蒋介石梦想反攻大陆似乎也有了某种联系。这并非拿我的姓名做文字游戏，革命群众还不至于这样无聊。这实在是我母亲的一个疏忽。父亲死后，母亲为减少政治压力，将我们姐弟三人都改了她的姓。母亲出生于奉化溪口，蒋姓为当地大族，论辈分应是蒋介石的侄孙女，但早巳出了五服，也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原想不会有事，哪知道文化革命也讲名人效应，就硬把我扯上了这门恶亲。
曾经是我们的战地红楼，这时候成了我们的囚室，我被关在顶楼东边的一个房间。也许是批判从严吧，有关部门并没有当真将我作为潜伏破坏一类人明正典刑。又因为我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就不太有人来理会我了。我成天坐在窗前闲看华东医院的屋顶和屋顶上空载载浮云，倦慵慵如唐诗中的一名怨妇。革命群众并没有闲着，他们都被调去红楼西部作战，因为那里关着一只活老虎。那是我的一个漫画战友。我代号红画刀，他即为红画枪。红画枪也是我院的革委会主任，地位比我高，名气比我大，我是胁从，他是首恶，我或能不问，他却是要必办的。我与他虽然同在一个楼面，但是中间隔着个排练厅，加上戒备森严，楚囚相对却彼此打不上照面。然而他还是设法传了一张纸条过来，写道：苦战四年得此下场甘心否？笔答。我看着那一行字心情十分复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