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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一开始，我没听出他放的是什么——最近几年我都没怎么听男子乐团的歌——但我很快听出这是德尔·香农的名曲《逃跑》曾于1961年连续四周登上排行榜榜首。，磁带已经很旧了。
一个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
鲍勃对歌曲的品位实在不敢恭维，《逃跑》这一经典之作的翻唱早已泛滥，而且这个男子乐队还着实缺了点阳刚之气。我努力扮演好听众的角色，心里纳闷为什么这次诊疗需要音乐伴奏——而且就算需要音乐，就算非这首不可——为什么不选德尔·香农近乎完美的原唱，而非得听质量那么差的翻录。鲍勃好像一步步都计划好似的，突然又关闭了声道，唱起了卡拉OK。他的嗓音糟糕透了，听上去就像女高音中混杂着什么。原本我办公室里的气氛融洽，他这么一唱，一下子令人毛骨悚然。
歌词本应是：我想知道，我想，想，想，想，想知道。但鲍勃唱的是后面那句：为什么/为，为，为，为什么她要逃走/我想知道她会去哪儿/逃跑的孩子/我的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一个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
他伸出手按下停止键。
我在想该不该鼓掌。
看来不用。鲍勃又清唱了这么一句，自始至终一个调子地重复那段：“我想知道她会去哪儿/逃跑的孩子。”
我该为他起个调的。
我确信他唱完后，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鲍勃坐了下来，歇了一分钟后，他说，“我在写些跟这有关的东西。”
“是吗？”我问，试图掩饰自己对于办公室里发生的这一切的惊讶。难道鲍勃在写歌？
“真的。”
鲍勃常玩棋盘游戏，他最喜欢的是拼字游戏，他常说自己象棋下得很好，这点我并不怀疑。我还知道他曾开着卡马罗，专程赶到内华达劳克林的一家赌场参加强手棋由两至八人玩的投骰子棋盘游戏。比赛。在鲍勃眼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是每个人都遵守游戏规则，大家井然有序，即便产生争执，也可以通过参考什么什么指南来协商解决。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为人处世都不按什么游戏规则，也没什么指南可供参考。现实中，鲍勃常常因为别人的行为举止而感到很沮丧。
按照鲍勃以游戏为中心的处世哲学——他显然也把这种处世哲学用于谈话中——现在轮到我说话了。他那声沉闷的“真的”就是他所说的全部，这也意味着又该是我讲话了。看着摆在我们中间桌上的立体声唱机，又想到他在写东西，我觉得现在再提人际交流的实际限定因素这一话题实在不合适，这个话题虽然关键，但已是老生常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在写什么呢？”
“写一个故事。我想会是一本小说。还不知道。”
又轮到我说话了。“你写的是有关……什么的？”
我当然是知道的。我希望我弄错了，但我是知道的。
“我知道一些关于那个失踪小女孩的事。小说一开始写的就是这个，但后来很多都是我编的。”
“你知道些什么？”我问，尽量掩饰我的怀疑。
“我知道一些没有报道过的情况。我想我该把这篇小说命名为《逃跑的孩子》。”
又是那首歌。
“小女孩”指的是马洛里，没错？现在使鲍勃着迷的就是她，没错？一定就是她了。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在心理诊疗上，“假设”好比白蚁，任何建立在假设上的判断都迟早会因为这些白蚁而坍塌。我现在至少得先消灭一只白蚁，我说，“你指的是马洛里·米勒？你知道她的事？”
“对啊。”他上身向前探去，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在前，十指交叉。
鲍勃的这一举动让我很吃惊。为什么？为了跟我靠近些？他可从来不会“靠近”的呀。人格分裂患者是不愿与他人靠近的，就像害怕蜘蛛的人躲避蜘蛛一样。起先我猜他这么做是为了打开桌上的立体声唱机，再唱一首歌。
但他没碰那玩意儿。这么做另有原因。
我猛然想起又轮到我说话了。“哇唔。”我不知该说什么。
看到我赶上了对话的进程，鲍勃赞同地点了点头。“写她在想些什么之类的东西。谁也不了解。”
他说完这些我就知道，他身子往前探是为了告诉我他的秘密。这应该是诊疗过程中一个可喜的进步。我开始觉得可能是鲍勃克服了重重困难，病情正在逐渐好转，但很快，我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要是他能说些别的该有多好——性、小偷小摸、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噩梦。什么都行。
只要别说马洛里。
鲍勃有很多缺点。有些是因为他的病，有些则很难解释。他很冷淡，很暴躁，很偏执。我觉得他是个疑心很重的顽固佬。有机蔬菜都要比他更富有同情心。他的缺点还有很多很多。但通过两年的诊疗，我对他的了解不比任何人少，在我看来，鲍勃至少是个诚实的人。
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性。第一，鲍勃的确是在马洛里失踪的事上知道些别的什么，至少对她在失踪前脑子里想过什么有些了解。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鲍勃自以为知道些什么。
但是他有可能那么糊涂吗？人格分裂并不是精神分裂的前兆啊。虽然人格分裂的症状可能会表现为特异思考，但是仅仅丧失联系事物的能力并不会导致丧失正常思考的能力呀。然而我也提醒自己，这并不排除人格分裂会导致严重的思维紊乱的可能。
鲍勃有可能正表现出代偿失调的初始症状，我强迫自己接受这点。这种事情放到平时根本没什么。至少出了诊疗室，不管怎么处理都不会有问题。但那时呢？那时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一切话题的主角，马洛里，还没找到，而且……我发现自己不知该怎么把话说完，又突然意识到又该我说话了，我问：“你知道连警察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显然不是顺着我的思路来回答的。“我为我的卡马罗租了个车库。我跟你提起过。所以，它到现在还是那么漂亮。”
“是的，我们说起过车库的事，”我压抑住怒火。
“车库就在马洛里·米勒家隔壁。”
他又停顿了很久，时间足够让我反应过来，又该轮到我说了。我对他的话饶有兴趣，但我还是想隐藏我的意图，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比方说，“是吗？那么巧？”但鲍勃好像还没说完——他是个犹豫不决的棋手，落了棋，却迟迟不肯把手拿开。
他说：“瞧，我还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们说‘知道什么就写什么’。我是知道一点的，至少有一点。”他扮了个鬼脸。我还没来得及问问他为什么要扮鬼脸，他又说话了，“但我不想上电视。”
他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先前的问题——“你知道连警察都不知道的事？”——但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任凭我怎么努力，鲍勃接下来对马洛里的事就是只字不提。直觉告诉我，要是再隔一个长长的周末，他就更提不起兴趣来聊这个小女孩的事了。我说：“我们明天接着聊吧。”
“啊？”
“这事很重要。你明天还能过来做次诊疗吗？”
“因为她？”
“因为这主意听上去不错。我觉得。”我心里默默地想：一星期之内为一个人格分裂患者做三次诊疗实在是个荒谬的临床策略。
“我付不起钱的。”
“这个我会想办法解决。”
他没有表示同意；他默认了。
和开始时提台立体声唱机进来相比，他离开时要正常得多了。这次，他又像前几次一样请求我允许他从办公室后面的落地窗直接走出去。其实，他也可以先走到我跟黛安娜合用的那个厅，然后穿过候诊室出去，但这样就有可能碰到别人，而大多数情况下，鲍勃是不愿意这样的。我当然同意，然后他一把抓起东西走了出去，没说“谢谢”，没说“再见”，也没说“明天见”。
我一直看着他，直到他穿过这栋老房子的后院，从南面的破篱笆艰难地侧身出去，消失在远处坎宁大道的人行道上。
看着他慢慢走远，我这才感到奇怪，刚才讲到马洛里和他知道的事时，自己干吗要那样逼他。可如果我是个赌鬼，刚才我一定会下注打赌鲍勃所谓知道马洛里的事只是幻觉而已。
想到这儿，我感到很难过。但不管怎么样，很快我就会知道更多了。
第二天为鲍勃·布兰特做的将是那一年我做的最后一次诊疗。
19
黛安娜知道的不少。
“你那位人格分裂病人把立体声唱机带来了？”黛安娜问我。那时，我俩正利用短暂的诊疗空隙时间一起冲向我们办公楼仅有的一间洗手间。
我从没跟黛安娜讲过鲍勃患有人格分裂症。但她是个机敏的诊断医师，而且她去候诊室接她的病人时，跟鲍勃有过一两次颇为尴尬的接触，由此她根据《心理疾病之诊断与统计手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装出不太情愿回答她问题的样子。“对，上一个来接受诊疗的病人把立体声唱机带来了。还放了首歌。隔着墙你也能听见吗？”
我放慢脚步，好让黛安娜能先走进我们那个不大的厨房。可她冲进隔壁的洗手间时，都没停下来谢我一声。
“什么歌？”她在里面问。
黛安娜就是想聊聊天。她其实对放什么歌并不感兴趣。看到她心情好些了，我也很高兴。自从汉娜死后，她很少开心过。
“《逃跑》。”
“德尔·香农的歌？”
“不是，是一个男子乐队翻唱的。”
“拜托。哪一个啊？”
我很吃惊，她还在用“拜托”这个词。“我哪会知道？我也就偶尔听听拉菲儿童歌曲创作歌手，歌曲风格极为广泛，在儿童歌曲界享有盛誉。和摇摆家族澳洲四人乐队。四成员分别身穿黄红蓝紫四色服装，以演唱欢快的儿童歌曲而深受儿童和家长的喜爱。的歌罢了。”
“你很快就会开始听男子乐队，而且比你料想的要快，那时你会怀念你听拉菲的日子。跟马洛里有关吗？他放歌与马洛里有关吗？”
里头传出冲马桶的声音。黛安娜那么强的联想天赋让我心惊。“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
水流迅速流过洗脸盆排水口的声音。门终于开了。
“因为我是心理学——家，”她说，就好像这能够解释她不凡的洞察力似的。
“什么？”
“没什么。他会不会得了艾斯伯格综合征？你的病人？那个唱机先生。”
黛安娜的洞察力又让我吃了一惊。还好，我有心理准备。“单纯地从社交角度来看，有这个可能。但是他的症状正符合人格分裂症的特点。”
“你知道，这个现在正流行，诊断性艾斯伯格综合征。人格分裂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啦。”
“是啊。”我从她旁边挤进洗手间。谈论对鲍勃的诊断时，我总感觉不自在，而且，我快憋不住了。
“要咖啡吗？”她问。
“不用，谢谢，”我在门后一边乱摸拉链，一边大叫。那时要是再想到来点其他什么液体，特别像利尿剂那种，可真是自虐。
黛安娜说：“警方还没确认汉娜为马洛里做诊疗的消息。但我觉得他们会知道的。”
“都过了那么久了，我觉得他们不会知道了。”上完洗手间，我感到浑身轻松，真是太舒服了。大声说话都好像会破坏了这种享受。
“你觉得她是自己跑掉的吗？”黛安娜问。
“是的。”
“我从汉娜那儿知道的事也应该让别人知道。”
我走到一边去洗手，没有回答。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我说：“如果这件事能让别人知道当然好，可是你不能说。”
“太多人自以为了解那家的情况。媒体、警察，可能还有马洛里的父亲。而事实是很多人都掌握一点点情况，但没人互相通气。也就没人了解事情的全部。”
我一边擦干手，一边考虑她的话。我得承认她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虽然我可以说，换成其他任何家庭，任何情况，这番话都是对的，但米勒家是个特例。尽管法律及媒体对他们的私生活强加干涉，但还没人知道米勒一家在圣诞夜之前究竟做了什么。
“我在想，”黛安娜说。“玛丽·布莱克会不会找我谈话？”
我打开门。“谈什么？”
黛安娜半个屁股坐在厨房的桌上。她捧着一大杯咖啡小口抿着。“米勒太太，马洛里的妈妈。”
“当然不会。为什么要谈她？”
她没理会我的问题。“那她会找你谈话吗？是你把米勒太太介绍给她的。”
“我把她介绍过去后，就再没看过她的心理健康记录。”我从黛安娜身边挤过，在我们的小冰箱里找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你想通过跟玛丽谈话了解些什么呢？”
“我不能跟她父亲谈。所以得想个办法把一切都串起来。”
“‘一切’指的是米勒家的情况？”
“对。”
她回答得那么简单就好像还没说完。我猜她藏在心里的另一半话应该是有关汉娜的死以及不断的悲伤，因为那些警察——尤其是那个令人讨厌的混蛋，贾里斯·斯洛克姆——没
有尽全力找出杀死汉娜的凶手而悲伤不已。
黛安娜依旧坚信汉娜是被人杀害的，凶手就在某个地方。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认为现在跟我一起去找出凶手是不明智的。我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她，所以就静静地想了想这几年我处理的一些棘手的案子，希望从中可以找出“把一切串起来”的方法。
但我能想到的只是怎样不重犯以前的错误；我一个好主意都没有想出来。我说：“有时根本就没有把一切都串起来的方法，黛安娜。有时我们忙乎一阵后，才发现自己知道的东西别人早就知道了。这都很正常。”
她的回答？“这咖啡不新鲜。你什么时候泡的？”
“午饭前。”
她把咖啡倒进了下水道。“我知道会有人来找我谈话，让我填些表格。”
“谁？”我知道我又要大吃一惊了。
她在柜子里乱翻一通，拿出一卷薄荷口味的米兰诺饼干。“我还没去成拉斯韦加斯呢。”
我纳闷饼干到底藏到哪儿去了；心想早上我怎么就没找着，但很快我意识到她可能不是在开玩笑。“黛安娜，你不会吧。”
“不会？看着吧。这儿冬天那么冷，你不会没注意到吧。那边很暖和。那边的双骰子赌博游戏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不想去吗？”
她走出厨房，穿过大厅朝她的办公室走去。
我把头探出门。“你在开玩笑吧？快告诉我你在开玩笑。”
她转向候诊室去接她的下一个病人时，扭了扭屁股，以此作为回答。她回头大声说：“从记录来看，我也觉得他是人格分裂。艾斯伯格综合征，我的……”她又扭了扭屁股，以此作为结束。
20
新年前一天的下午又多加了一次诊疗，但这次鲍勃没带立体声唱机来。
我一点也不吃惊。事实上，我倒有些希望他会表现得很平常，就像根本没跟我聊过马洛里的事一样。
鲍勃把他背上那只老式的诺斯菲斯牌的皮底背包搁在地上，在我对面重重地坐下。他一年到头都穿着那种蓝色，领口处有纽扣的牛津布衬衫，外面再罩一件已经穿得很旧的、羊毛衬里的粗斜纹棉夹克衫。他懒得把外套脱掉。鲍勃有两件夹克衫。这件有羊毛衬里的是冬天穿的，另一件没衬里的则是春秋两季的。
他没跟我打招呼。从我到候诊室把他接进办公室起，他就没往我这儿扫过一眼。他看上去疲惫不堪，神情恍惚。我不由地想，为这么一个总是尽力与他人保持距离的精神病患者再进行一次诊疗是否明智。
我说：“你好啊，鲍勃。”
他的目光越过我的左肩，直愣愣地定在了我身后那堵墙上。我真想转过身，看看到底是什么那么吸引他。但我知道那儿除了油漆，什么都没有。
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查一下我最近一百个病人的家族史，你会发现不少人的童年比鲍勃更为不幸。我这么说不是指鲍勃小时候所承受的痛苦微不足道，我只是想从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来说明问题。
但那些病人现在的心理状况比鲍勃要好得多。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鲍勃现在的心理问题并不完全是由他不幸的童年造成的。
鲍勃的父亲脾气坏极了，后来听说他还喜欢动手打人，对此我并不吃惊。在鲍勃四岁时，他就抛弃了他们。鲍勃的哥哥与母亲住得很近，在高中曾是个足球明星，在大学里也很有名气，现在是个成功的税务律师。鲍勃心里很清楚，虽然他们两兄弟曾在同一屋檐下长大，但他们从不属于同一世界。
他的姐姐比他大五岁，鲍勃一直认为她几乎是个圣女。在他父亲抛弃他们一年后，死于白血病。那天鲍勃正好开始上幼儿园。
她是早饭前死在家里的，可母亲坚持要鲍勃在开学这天去学校。
按照鲍勃的描述，他的母亲忽冷忽热、捉摸不定。我猜，要是她走进心理诊疗室，再出来时就有可能被诊断为301。83型边缘性人格分裂症患者。
一个人在童年时碰上这些已属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我发现他总会遇上更糟糕的事。
一直如此。
如果说鲍勃怪异不定的性格并不完全由他不幸的童年造成，那他的本性、他家族世代的基因遗传会不会是成因呢？有可能。
然而最大的可能是他的遗传特性和不稳定的家庭生活这两个重要因素的相互结合，还有基因结构之间无法预知的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鲍勃现在的性格。
但对此我并不肯定。我惟一的慰藉就是对于他的一系列病症，从孤独症到人格分裂，我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从中我获益匪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再遇到鲍勃这样的病人时，我就能应付自如了。
鲍勃说：“多伊尔的房子卖出去后，我就得帮我的卡马罗车另找个地方了。”
多次诊疗后，我发现鲍勃常常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话，开始我们的交谈，就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