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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好？”我问。 “有一点儿感冒，没有关系。”薛先生说，声音嘶哑。 杨宽指指外面的狼藉—— “她故意气我的。”薛先生说，“她生我的气。” 我差点儿脱口而出：“气你活着回来吗？” “一个小姑娘，我在天津的朋友，知道下雨的时候我正在赶回北京的路上，打不通我的电话，很是担心。今天早上她找到我家来，正好撞见陈白露。”
我和杨宽站了一会儿，慢慢想通了原委。薛先生当然不止陈白露一个女朋友。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女朋友。
薛先生站在落地灯旁，有一点儿无助地看着我们，他的背微微地驮着，额头上有一点儿皱纹。那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许多人的父亲，平日里精明强干，昂贵的西装和炙人的权势能使人忽略掉他们的年龄；可是在生病和受了责难的时候，总是无法掩饰地显露出老态来。
“她一直是知道的。所以我没有预料到，她会发这么大的火。”薛先生说。
我们面对面在沙发上坐下，这沙发是我陪陈白露选的，米白色的罩子，豆绿色的棉垫，清新柔软。 “她要和我分手。我以为她是赌气，和她确认了好几遍，可她说什么也要走。我没有挽留女人的习惯，二十年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但是我挽留了她，海小姐，你懂吗？”他从灯光里抬起眼睛看着我。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她。” 他摇头：“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的感情不像你们一样浓烈，把爱和恨都分得很清楚。你们只知道爱恨，不知道缘分，到了我这个年纪，感情是很淡薄的东西，倒是缘分看得更重了。我不愿放她走，是不忍心看着她毁了，你们认识她比我久，想必懂我的意思 ——如果某一天她为了生存，变成了她现在鄙视的那种女孩；如果有一天我在风月场遇上她，我不能原谅自己当初放弃她。”
“趁我还有钱一天，就养着她一天，当然这是我一厢情愿。我没想到她这么骄傲，她默许我有别的女人，但挑明了摆在她面前，她就不肯妥协。我真是没见过这么倔的姑娘！我许诺给她很多东西，但我开出的价码越高，她就越愤怒，她说我想买下她的青春，如果想挽留她，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让她出来工作，海小姐，我——”
我微微摇着头。 杨宽突然开口：“她要工作？” “对，我当然同意，我本来也不喜欢她整天闲在家里。我说可以介绍她到任何一个外企或者传媒公司上班，但她想跟着我学习做海运——她要来我的公司帮忙。”
“她要股份吗？”杨宽一开口，我也明白了。
“不，不。她不是那种人。”
我和杨宽这一次没有交换眼神，但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薛先生说得对，毕竟还是我们更了解她，她当年那句“我没有底线”我们都记忆犹新，昨天她在病床上还心心念念保险箱和书房里的画呢——薛先生，她当然是这种人。
“您同意了吗？”杨宽问。 “没有，我已经过了和一个姑娘并肩创业的年纪，况且我也没有时间手把手教她做生意。所以她才熬夜、打牌、糟蹋自己的身体来报复我。” 薛先生叹着气说，像一个父亲在倾诉对女儿的无奈。
陈白露在门外，笑声又响起。她边喘着气边吩咐一个人：“去厨房里拿一只熏鸭子来，还有酒。”
“什么酒？” “随便什么，快一点儿。” 那人应声跑进厨房，紧接着柜门一阵乱响。这是她养在家里的食客吗？随时听命，唯唯诺诺。 薛先生痛苦地说：“她得了肺炎，还这样大吃大喝。” 我看着他皱起的眉头和两鬓银色的发根，我知道他最终会答应陈白露的，无论她提出的条件是什么。谁的感情更深些，谁就是输家。陈白露胜局已定。
杨宽摇着头说：“我们劝不了她。她的朋友是同她打牌的那些人，不是我们。”
而我在心里说：答应她的条件吧，然后她的病就会好了，她的醉生梦死也结束了，她会爆发出吓人的聪明，然后像个贪食的蚂蟥一样蚕食你的财产、地位、你多年经营的一切。你处处容忍，而她野心勃勃；你渐渐老去，而她正年轻。 我和杨宽起身告辞，推开书房门，正撞见陈白露饮水一样灌下一整杯香槟。
她看着我， 她的瞳仁 因为生 病和醉酒 显示出 迷离的 光泽， 头发 在脑后挽着，额发披下来，散乱地盖住烧得通红的脸膛。被酒精和病容包裹的她比健康时更加风情万种，我和她相识四年，那几乎是她最美的一刻——但我感到毛骨悚然。仿佛这场被命运驱赶着前进的旅程又被她翻手控制，然后引领进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路途；仿佛她的轨迹已经偏离了她的初衷，她的野心和欲望把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我和杨宽没有同她告别。
~6~
后来她追了下来，在夏日闷热的傍晚，她满眼的疑惑和期待，站在一株盛放的美人蕉前，小风吹起她昂贵的日式浴袍，美得不可方物 —— 而我扭过头去。
“祝贺你。”杨宽握了握她的手说。 我们走了。
几天后，陈白露也离开了。薛先生带她去冰岛疗养，那里有最好的温泉。她只告诉了路雯珊一个人。我回了广州，和我父母一起过夏天。 我父母在三个月前搬家了，搬到了屋后有菜园的房子。我骑着自行车去附近的花卉市场，买了满满一车筐的菜籽，生怕不够用，临走时又买了许多，衣兜里也装满了。
回家后，我被 爸妈笑 话了很 久， 这堆成 小山的 种子恐 怕能用到 我三十岁。
我说：“那就种到我三十岁呗。” 我妈笑我：“别人的孩子都有志气，能飞多远就飞多远。” 你瞧，“别人的孩子”是永远的噩梦。 “我呢，偏偏就是个胸无大志的人。” 我很多年没这么快活过，这个夏天我的爸爸妈妈似乎不像从前那么忙，饭局从早上约到半夜里。他们从要职调到了闲职，时间大把地空了出来。我很开心。
我们一家三口在凉爽的清晨把土地锄得松松的，种上小白菜和西红柿；下雨的黄昏，我们在飘窗前喝着红茶看雨水打在刚长了两三片叶子的小苗上；深夜吃完夜宵回来，纤细的苗秧扫过裸露的小腿，能感受到秋露在悄悄凝结。春华秋实、冬风夏月。
你问我什么叫胸有大志？我的志气就是和家人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你不知道，这未必比“光耀门楣”“富可敌国”“大济苍生”什么的更容易呢。
2012年秋
~1~
秋天到了，我返回北京。贺岁档的宣传开始了，如今英总离不开我， 而我不再适应没有工作的日子了。
广州艳阳高照，但北京正在遭遇一场大雨，飞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在白云机场的休息室，喝了一肚子冰水。
我在这时候接到陈言的电话。他的声音里满是疑虑：“海棠，你猜我见到谁了？陈白露。”
我吓得一口水几乎喷出来。 “不可能。”我迅速说。 他的嗓音一下子颓唐了下来：“我知道。我看花了眼。” “在酒庄吗？”我又好奇。 “不在酒庄。”他低声说，“在酒庄附近的一个小教堂。我路过那儿，我几乎每天都路过那儿，但只有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朝里面看了一眼，我看到一个黑头发的小姑娘，瘦瘦的，戴着大草帽，穿着白裙子，手上夹着一支雪茄。我边走边想，谁会在教堂里吸雪茄啊！哈哈，只有陈白露。”
听着那声悲哀的笑声，我说不出话来。 半晌，我问：“一个人？” “谁？她吗？是一个人，背着双肩包，好像是来旅游的中国学生，正仰着头看壁画呢。她的背影实在像陈白露，除了头发更长一些。” 我笑：“没去搭讪吗？真人已经弄丢了，找个替代品也不错。”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似叹似笑地说：“天上地下、五湖四海，再也不会有第二个陈白露。”
我怅然地握着电话。那个眼波流转、谈笑风生的姑娘，不会再有了。 连她自己也回不去了。
登机广播响起来，想必北京的天已经放晴。我朝登机口走去，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广州的天色开始晦明不定，大团的乌云吞吐着太阳。
回到北京后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去了内蒙古。今年雨水太勤，程雪粟墓上的野草疯长了半人高，墓碑上也布满了绿苔。转车的时候我在小摊上买了一把鞘上嵌绿松石的蒙古刀，准备带回北京玩的，这时正好用来割草。只割了几丛，一直阴着的天色突然放了晴，高原正午的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疼。索性留着野草，为你遮风蔽日；名字上的绿苔也不必擦去了，反正故事是这个故事，换个名字讲也是一样。
~2~
从内蒙回来，已经是傍晚了。出租车穿过一条小胡同的时候，路灯倏地亮起来。
推开门，门口一双软底浅口鞋，衣帽钩上挂着一顶系着香槟色缎带的宽檐草帽。
陈白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她穿着白裙子，裙边齐着小腿……
我一阵眩晕。
高纬度的阳光将她的皮肤晒得黑了些，她的脸颊也重新丰腴了起来， 看上去比之前健康了不少。但她的眼神是哀怨的，从低垂的长睫毛下， 委委屈屈地看着我。
“我带了些礼物给你。”她说。 我看到沙发旁的地板上放着一只一尺来长的木匣，里面垫着红丝绒，整齐地嵌着一套小小的水晶酒具摆件：四只红酒杯和一只醒酒器，每个都只有拇指大小，十分精巧剔透。
我叹口气：“谢谢你。” 她点点头，继而笑起来。“我走啦！”她说，然后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我没说话。于是她站在玄关转过身，歪着头看我。 “你不留我吃晚饭哪？”她说。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请不来，也留不住。” “好，是我错，以后再也不偷偷进你家门。不过，你把密码改掉好不好？我怕忍不住手痒。” “不改。密码么，防君子不防小人。” 她挑起眉毛：“我是君子还是小人？” “你是天下第一厉害人。” “我知道你心里骂我呢。” “好。”我懒得多说一句，“再见。谢谢你的礼物。”
她大概没有想到我如此冷淡，眼睑立刻垂了下来。然后她说：“再见。” “等等。”我想起一件事。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杨宽给你的。” “什么？”她挑起眉毛。
“还记得你给一个生意人和杨宽牵线的事？付师傅介绍的，和银行有关的？” 她“哦”了一声，我接着说：“这是杨宽给你的报酬，密码是你生日。” 她的眼神迅速黯淡了，手还藏在宽大的白裙边后面，没有接。 “放在你这儿吧。我现在不用钱。” “我也不用。”我说，然后把卡塞进她敞着口的帆布包里。她没说什么，垂头怔了一会儿，手里抓着帽子的软边，裙摆一闪，就从门缝里消失了。
我又累又饿，冰箱里却只剩了一瓶醪糟和半盒汤圆，只够吃一餐。 我边烧着水，边听着窗外狂风大作，卷起的沙石使天色迅速暗了下来， 六点钟如同八点钟。我看着马路边那个小小的白色身影，她在等出租车， 一只手按住裙角，风吹得她倒退了两三步。
CBD向来不容易打到出租车，这时又正是下班高峰时段。十分钟过去了，她还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而天上噼里啪啦地砸下了黄豆大的雨点。
她转头跑进路边的麦当劳，皮包放在头顶遮着雨。 我叹口气，给她打电话。 她带着一身清新的泥土气味出现在我门口，白色的连衣裙上满是脏兮兮的泥点子。她重新换上拖鞋，站在客厅的门口看着我。她的肩膀已经湿了半截，我叹口气：“你要洗澡吗？”
她摇头，撩起水淋淋的裙摆放在大腿一侧，在椅子上坐下来：“我饿了。” 我们沉默着分吃这小小的一碗汤圆。汤圆的分量实在太少了，连填饱人的肚子都难。 她犹豫着开口：“还有吗？”
我摇头，有的话，我会只端出一碗？
“别的呢？” 我想了想，冷冻室里有冻起来的米饭，这还是从书上看来的办法：做一大锅米饭，分成十几个小碗冻起来，吃的时候在微波炉里叮一分钟， 就和新鲜蒸好的一样，最适合独居的女孩。
“只有冻米饭，没有菜可以配。”我说。 她眼睛一亮：“茶泡饭！” 迅速泡了一壶大红袍，她叮了两碗米饭，我们睁着四只饿得发绿的眼睛，看着紫砂壶里的茶叶慢慢舒缓，浮上来又沉下去。 赶紧泡饭，窗外风雨大作，窗下茶香米香。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心里的感慨同我一样多。 有多久没吃茶泡饭了，白露？那个捏着蟾口紫砂壶，在食堂外的报刊亭下等我的小姑娘，你同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是不是一个人呢？如果那时就知道后来要遇上的人、要发生的事，你有没有勇气走下去呢？
“你去法国了？”最后我先开口。 她一愣，拿着小勺的手明显地抖动了一下。 “薛先生很喜欢巴黎，我们回国之前在巴黎住了几天。”她不动声色。 “巴黎还是 Loire Valley？”我说。
她惊恐地抬起头，大眼睛盯着我。 “酒庄附近的小教堂？”我说。 她慌了。
然后她低下声音，用哀求的语气说：“他看到我了，是不是？”
“不然呢，难道是我跟踪你。”我故意用云淡风轻的语气，她果然受了刺激，满脸写满了哀求，我知道她想问陈言，但我偏偏不说。 “你怎么说服薛先生带你去酒庄的？” 她的嘴角颓丧地垂下来，整个人笼罩在一片软弱的气质里。她摇摇头：“我是偷偷溜出来的，从巴黎到Loire Valley，坐火车只要一个半小时。 我天亮时到达，中午回来，跟薛先生说我在商场购物。”
“你见到他了吗？” 似乎我的问题太过残忍，她的大眼睛里蕴满了眼泪。 “没有。村子里的人指给我一个中国人的酒庄，我站在对面的山坡上看了很久，可是没有人从里面走出来。我就走了。” “为什么不去敲门呢？”我不动声色地问。 “你只知道他害怕见我，你不知道我更害怕见他。你是一路看着过来的，我也不用装什么——他轻浮凉薄，我又何尝无过？我恨他没有担当， 但不怨他。怨是推脱责任，我不推脱。”她说着又咧嘴笑起来，“他爱高贵和自由，却没想到长了我这样一张脸的，未必都是什么白莲花。也好， 给他一个教训，他以后交女朋友，一定会双倍地擦亮眼睛。”
“教堂里的壁画好看吗？”我也红了眼圈。 “教堂就是骗局，神父就是骗子，他们说好人上天国，魔鬼下地狱，可是谁来判定谁是好人和魔鬼呢？上帝吗？上帝的标准就是正确的吗？ 女人通奸就是罪孽吗？如果并没有伤害到第三个人呢？仅仅因为触犯了上帝的权威，就要生前被口诛笔伐、死后下地狱吗？”她又哭又笑：“我见过壁画不过是村子里的匠人涂的，我忘不了老挝的佛堂也没有保住我的孩子，我听过各种神灵用死后的恐怖震慑活人，但我不是那些会被地狱吓住的人，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当天晚上，雨下个不停，我留她过夜。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很深的裂痕，无法合拢，无从修复。我没有再像这四年来所习惯的那样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我对她说：“我不太困，在书房看书。”然后关上卧室的门走了出去。她换下来的裙子搭在沙发扶手上，我拿起来扔进洗衣机。
我躺在书 房的矮榻 上，枕着 一只抱枕， 看书看 到眼皮沉 重得抬 不起来。
书从手里跌落，啪嗒一声拍在地板上，我又吓醒。起来拾书，抬头看到卧室的门缝里还透出灯光，而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她还没睡？ 我光着脚，悄声推开房门。 台灯开着，四个被角平整地舒展着，她小小的身体缩在深蓝色的被子里，在橘色的光线里微微地颤抖，弱小得像个露宿街头的孩子。 她在哭。苍白的嘴唇半张着，闭着的眼睛下汹涌地流出眼泪来，米黄格子的枕头上湿了碗大的一片。我难过地走过去，坐在床边，把她的头搬起来放在我的腿上，把头发从她湿漉漉的脸上拨开，她没有睁眼， 只含混不清地说着一句什么。
她的嗓子被泪水堵住，我听不清楚，但她说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听清楚了，然后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她说：“我爱他。我爱他。”
2012年冬
~1~
2012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份，天气异常寒冷，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白霜。城中阴霾弥漫，流感肆虐，大街上随处可见裹在厚风衣里、 戴着医用口罩的人，活像《寂静岭》成了真。我想回广州住上一阵子， 那里还有残夏。
但我父母的手机都打不通，不是关机，也不是无人接听，而是那拨出的电话仿佛被投射进神秘的黑洞，除了一片茫然的空白，没有回音。
家里的电话又是秘书接起，回复也很简单：“他们在忙。” 我很生气，我不是下级，也不是求他们办事的人，我是他们的女儿，这种敷衍的话说给我听？但秘书客气地挂了电话。 深夜，我接到我妈的短信：“暂时不要回家，在北京好好工作。”我赶忙拨过去，又是毫无回应。 这太奇怪了。我围上大围巾，去找杨宽。
杨宽家的保姆宝姨给我开门，站在楼梯上喊了他两声，没人应答， 倒是传下来一片喝酒划拳声。我自己上楼去。
他们在阁楼里吃烤肉，十来个人围着一堆柏木枝和篦子，篝火烧得红彤彤的，天窗开了一半，干冷的空气迅速沉了底，我推开门，打了个哆嗦。杨宽手里拿着火钳，头上戴着一顶貂绒帽子，在暖烘烘的火堆后面抬起头看着我，不，是直勾勾地盯着我。一瞬间我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可怜。
我无法自抑地发着抖，扶着阁楼门口的楼梯扶手，眼前一阵发晕，楼下客厅里白白黄黄的桌椅晃动得看不清楚。那一刻我无比厌世，无比希望我真的晕倒，然后可以逃（。电子书）避和停止思考。 杨宽被火烤得干燥暖和的手拉住我：“大老晚跑来干吗？” 我看着他深不见底的眼睛。我直接问：“我爸妈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平静地摇头。
“那么，你听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听说。” 我冷笑：“这一天我到处打听，外面都传他们失踪了，但我知道他们没有失踪。即使他们想，也不可能离开。” 他笑着说：“你瞧见了，我每天不过是吃吃烤肉、喝喝酒，外面空气不好，我很久没出门了。” 我也笑着问：“外面的空气差到什么地步？” “你又不是一直在房间里待着，还用问我？你也这么大了，没经过也见过。” “是啊。”我点点头。杨宽家的楼梯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