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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几位马先生，虽然只有一位与北大有关系，也顺便都记在这里。马五先生即是马鉴、季明，他一向在燕京大学任教，我在那里和他共事好几年，也是很熟的朋友，后来转到香港大学，到近年才归道山。马七先生马准，法号太玄，也是一个很可谈话有风趣的人，在有些地方大学教书，只是因为曾有嗜好，所以不大能够得意，在他的兄弟处时常遇见，颇为谂熟。末了一个是马九先生隅卿，他曾在鲁迅之后任中国小说史的功课，至*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二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第一院课堂上因脑出血去世。隅卿的专门研究是明清的小说戏曲，此外又搜集四明的明末文献，这件事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影响，大抵现今的老年人都有过这种经验，不过表现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写到清乾隆必称曰弘历，亦是其一。因为这些小说戏曲从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隅卿自称曰不登大雅文库，隅卿殁后，听说这文库以万元售给北大图书馆了。后来得到一部二十回本的《平妖传》，又称平妖堂主人，尝复刻书中插画为笺纸，大如册页，分得一匣，珍惜不敢用。又别有一种画笺，系《金瓶梅》中插图，似刻成未印，今不可得矣。居南方时得话本二册，题曰《雨窗集》《欹枕集》，审定为清平山堂同型之本，旧藏天一阁者也。因影印行世，请沈兼士书额*窗欹枕室，友人或称之为雨窗先生。隅卿用功甚勤，所为札记甚多，平素过于谦遇不肯发表，尝考冯梦龙事迹著作甚详备，又抄集遗文成一卷，屡劝其付印亦未允。二月十八日是阴历上元，他那时还出去看街上的灯，一直兴致很好，不意到了第二天，便尔溘然了。我送去了一副挽联，只有十四个字：
月夜看灯才一梦，
雨窗欹枕更何人。
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此意惜难得恰好的达出，挽联亦只能写得像一副挽联就算了。当时写一篇纪念文，是这样的结末的。
………【第六十章 毛泽东回忆北大】………
*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40多岁了。不过他到1927年才参加*党。
红楼内的李大钊纪念堂
和*在校工作处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本石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
……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特别是新民学会，都激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这家伙很坏。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撤换他，并且派遣代表团分赴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因为那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查禁了《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于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的反军阀的宣传。为了促进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了，长沙建立了新*。”
……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六十一章 北大六年琐忆】………
田炯锦
约两年半以前，刘绍唐先生嘱为传记文学写一篇我在北京大学受学时的回忆。因彼时正忙于办理行政院法规整理委员会的结束事项，未能报命。原打算在去年北大校庆以前，抽暇草拟，不意有许多笔债和事务待办，以致迟迟未能着手。现在又快到今年校庆了，只得将过去在北大六年而今仍能记忆的琐事拉杂追叙，如有错误或欠正确之处，尚希阅者指教。
*六年夏，看见北大招生的广告，应考资格有同等学历一项。彼时我在天津南开中学刚修完二年级的课程，乃报名投考预科，因物理化学尚未修习，乃请高班同学指导，补习了一月。考试结果，幸被录取，编入文预科一年级甲班。次年章程修改，非中学毕业不能应试，故我跳越了两年转学北大，实属幸运。
南开中学一切很认真严格，教员按时上下课，每学期的功课均按时教完。学生则闻上课铃即入教室，请假须合规定，不得无故缺课。有月考、期考、年考，月考成绩差者，教员予以责备警告，期考有不及格的课者补考，年考不及格者降级。故教与学均兢兢业业的进行。初入北大，甚感不惯，上课铃响时，好些教员常迟延十分钟左右，方到教室，但下课铃响后，仍继续讲之不休，下一课的教员如守时，学生简直无法休息。有些教员上课两三星期，尚未*正题，有些教员编发讲义，但过数星期后，又作废另发。月考甚少，且不认真。故当时很奇怪北大系驰名全国的好学校，何以如此随便？但一学期未满，我即体认北大的长处。教员们多系学识丰富之学人，他们开始讲的很多题外话，对该课以后的深入了解，大有功用。有些教员的功课虽未能按时讲完，但确有许多心得，转授给学生。只要学生肯用功，则其所得到的益处，当远超过按课本逐章逐节的讲解。所以我常想倘能以南开的谨严，与北大的启发，合并用于教学，当可以使大多数学子都有成。
北大的前身，为清代已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监督及以后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兼任，学生们亦多僚气与暮气甚深。我初入学时，尚闻人论说：北大老旧，高师穷苦，清华洋气。但事实是：自六年一月蔡孑民先生接任校长后，揭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并勉学生以三事：一、研究学问，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同月规定教员担任教课钟点办法六条。四月停聘学术标准不合在大学任教之外国教师。是年冬组织学术讲演会，并创刊《北京大学日刊》、《月刊》。故自蔡先生来北大后，学校已逐步改进。加以他豁达的气度，远大的眼光，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已经使师生们均受其感召，而追求进步及革新。是年秋季开学上课未久，就觉得我们班上的教员，大多数都是学识丰富而有见解，如马裕藻讲中国学术文，朱宗莱讲模范文，钱玄同讲中国文字学，杨敏曾讲中国史，何炳松讲世界文明史（后改称西洋文化史），田北湖讲中国地理。虽然他们的口才有巧有拙，表达的有条理或乏系统，但令人觉得他们所讲均系内容充实，并有独到的见解。其所编讲义之文字亦很优美。
这时候北大有很多著名的教授：在文科者如黄侃（季刚）、黄节、陈汉章、梁漱溟、辜鸿铭、刘师培、陈大齐、陈独秀（文科学长）、胡适、沈尹默、沈兼士等，法理两科亦有许多驰名教授。他们的著作及其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均受人们的称许、推崇，或引起辩驳。但著名的学人中，亦有些行为不检，生活浪漫，使人骇异。蔡先生乃于*七年提倡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三类：一类是不嫖不赌，不纳妾；一类是除上述三者外，并且不吸烟，不饮酒；一类是除上述五者外，尚须不食肉类。这一个会以后事实证明，没有发生多大效力。但蔡先生婉请素行不检的教职人员入会，一年以后将学术声誉甚高、而其私生活仍旧糜烂的几个教授不予续聘。故蔡先生虽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故“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但不许“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所以他虽注重邀请饱学之士任教，使学生的知识增进；但亦注意学生品德的修养。故教员的行为苟有影响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其学识如何渊博，亦不能不割爱使其去职。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有新旧之争，北大的教员们，如胡适之、钱玄同、沈尹默等，常发表白话文、白话诗，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整理我固有的各家遗著，返还古哲人们学说的本来面目。校内外的反对者们，乃以为他们“离经叛道”“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校外把残守缺之士如林琴南先生者，竟信以为实，于八年三月在《公言报》，公开发表致蔡校长书，有云：“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胜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行，故发斯言。”
蔡校长阅报后，乃即写“为说明办学方针，答林琴南君函”，送《公言报》发表，兹择要节录数段如下：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借，甚感。惟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以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近年于教科书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智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所谓“武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李贽所说）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科，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于《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大学教员所编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绝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
又次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溥，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作人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