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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亦未可知，但截至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觉得更对的意见，所以对于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这样地看下去了。
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几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是这从哪里去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们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经验，如恋爱和死生之至欢极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够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丝痕迹，即使*作苦，勉强写下一联半节，也只是普通的哀辞和定情诗之流，哪里道得出一份苦甘，只看汗牛充栋的集子里多是这样物事，可知除圣人天才之外谁都难逃此难。我只难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不过我的话说得很是素朴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爱说老实话的，那么我这种老实的说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纪念亦未可知，至于别的一无足取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第五十六章 半农纪念】………
周作人
七月十五日夜我们来到东京，次日定居本乡菊坂町。二十日我同妻出去，在大森等处跑了一天，傍晚回寓，却见梁宗岱先生和陈女士已在那里相候。谈次，陈女士说在南京看见报载刘半农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听了觉得不相信，徐耀辰先生在座，也说这恐怕又是别一个刘复吧，但陈女士说报上说的不是刘复而是刘半农，又说北京大学给他照料治丧，可见这是不会错的了。我们将离开北京的时候，知道半农往绥远方面旅行去了，前后不过十日，却又听说他病死了已有七天了。世事虽然本来是不可测的，但这实在来得太突然，只觉得出意外，惘然若失而外，别无什么话可说。
刘半农像半农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这回半农的死对于我是一个老友的丧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这很难得用笔墨记录下来。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而这种悲哀总是淡泊而平定的，与夫妇子女间沉挚激越者不同，然而这两者却是同样的难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假如我同半农要疏一点，那么我就容易说话，当作一个学者或文人去看，随意说一番都不要紧。很熟的朋友都只作一整个人看，所知道的又太多了，要想分析想挑选了说极难着手，而且褒贬稍差一点分量，心里完全明了，就觉得不诚实，比不说还要不好。荏苒四个多月过去了，除了七月二十四日写了一封信给刘半农的女儿小惠女士外，什么文章都没有写，虽然有三四处定期刊物叫我写纪念的文章，都谢绝了，因为实在写不出。九月十四日，半农死后整两个月，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不得不送一副挽联，我也只得写这样平凡的几句话去：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在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这是很空虚的话，只是仪式上所需的一种装饰的表示而已。学校决定要我充当致辞者之一，我也不好拒绝，但是我仍是明白我的不胜任，我只能说说临时想出来的半农的两种好处。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适。我所能说者也就是极平凡的这寥寥几句。
前日阅《人间世》第十六期，看见半农遗稿《双凤凰专斋小品文》之五十四，读了很有所感。其题目曰《记砚兄之称》，文云：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十六，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这文章写得颇好，文章里边存着作者的性格，读了如见半农其人。*六年春间我来北京，在《新青年》上初见半农的文章，那时他还在南方，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这是几篇《灵霞馆笔记》，觉得有清新的生气，这在别人笔下是没有的。现在读这篇遗文，恍然记及十七年前的事，清新的生气仍在，虽然更加上一点苍老与着实了。但是时光过得真快，鱼皮鞋子的故事在今日活着的人里，只有我和玄同还知道吧，而菜厂胡同一节说起来也有车过腹痛之感了。前年冬天半农同我谈到蒙难纪念，问这是哪一天，我查旧日记，恰巧*十六年中间有几个月不曾写，于是查对《语丝》末期月日等等，查出这是*二十四，半农就说下回要大举请客来作纪念，我当然赞成他的提议，去年十月不知道怎么一混大家都忘记了，今年夏天半农在电话里还说起，去年可惜忘记了，今年一定要举行，今年一定要举行，然而半农在七月十四日就死了，计算到十月二十四日恰是一百天。
昔时笔祸同蒙难，菜厂幽居亦可怜。
算到今年逢百日，寒泉一盏荐君前。
这是我所作的打油诗，九月中只写了两首，所以在追悼会上不曾用，今日半农此文，便拿来题在后面。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即土肥原的后任某少佐也。秋天在东京本想去访问一下，告诉他半农的消息，后来听说他在长崎，没有能见到。
还有一首打油诗，是拟近来很时髦的浏阳体的，结果自然是仍旧拟不像，其辞曰：
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
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着太狰狞。
半农从前写过一篇《作捐主义》，反招了许多人的咒骂。我看他实在并不想侵犯别人。但是人家总喜欢骂他，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本来骂人没有什么要紧，何况又是死人，无论骂人或颂扬人，里边所表示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我们为了交谊的关系，有时感到不平，实在是一种旧的惯性，倒还是看了自己反省要紧。譬如我现在来写纪念半农的文章，固然并不想骂他，就是空虚地说上好些好话，于半农了无损益，只是自己出乖露丑。所以我今日只能说这些闲话，说的还是自己，至多是与半农的关系罢了，至于目的虽然仍是纪念半农。半农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惮惜他的死。在有些不会赶时髦结识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丧失实在是最可悼惜的事。
………【第五十七章 令人难忘的叙永生活】………
周明道
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始终处于惊涛骇浪之中，而我们班所遭遇的风浪更大。但可喜的是毕业人数却最多。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每每回忆往事，当初的一切情景却历历在目。
报考和旅程
1940年的大学统一招考是在后方各大城市举行的。我当时正好在昆明，于是自然而然地报考了西南联大。记得当时的考试是在7月中旬，昆华中学南院、北院都是考场。一连几天考下来，大家莫不筋疲力尽。考完以后，大家纷纷找路子打听分数，等候发榜。此刻，日本侵略军已进兵越南。海防、河内相继失守，河口、老街一些桥被破坏，我国失去一个通往外洋的港口。以前，昆明虽常有警报，但都有惊无险。现在却不同了，重磅炸弹震撼了这座后方的古城。大东门一带，血肉横飞，地上，墙上溅满了鲜血，惨不忍睹。联大、云大也没有逃过这一劫难。
时局如此紧张，把人的神经拉得紧紧的。大概到了10月才发榜。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才算放下心。学校为了应付时局，决定把招来的新生迁到四川去，通知明年元月中旬到叙永报到上课。于是新同学们纷纷各自设法找门路，拉交情，搭西南运输处的汽车前往。有的取道重庆转泸州到叙永，有的直接到叙永。我在昆明整整耽搁了两个月，只好成天泡在车站。总算老天不负有心人，阳历年一过，便碰上一辆由仰光运钢筋到泸州去的商车。经司机垂怜，我付钱后搭上了这辆车。经过几天艰难险阻且心惊肉跳的奔波，终于平安地抵达叙永。
分校的生活
叙永有东西二城，中间隔一条河，依山傍水，景色秀丽。河上有两座桥，以通东西二城。“双桥观月”为叙永八景之一。联大的校舍也分布在东西二城，正式的名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当地人简称为西南大学。
在西城有条忠义路，路边有座春秋祠，据说是由几个陕西籍的盐商集资建造的，规模相当大，檐牙高啄，雕梁画栋，建筑极为讲究。大殿前面有戏台，左右厢房都是木造二层的。楼下好像由文学院和师范学院的同学住，法商学院的住楼上，理学院的住大殿，助教住后进，工学院的住隔壁的南华宫，女同学住东城的帝主宫。我们这期600多人便这样分头住下了。南华宫房子比较破旧，除了作为工学院的宿舍外，还有一间可供200来人上课的大教室。因为大一新生的功课以必修课为主，这间教室被利用的时间也最多。帝主宫因是女生宿舍，被列为禁地，男士不能随便*。教授们则住在春秋祠对街的一所大院落里。
学校的重心在东城的文庙，房子比较宽敞。办公室、教室都在那里。院子里有座无线电台，用的是手摇发电机，由物理系的一位女助教司话务，可以与昆明通话。所以学校虽然分为二部，但在行政及指挥方面尚可统一。
西城有两座城隍庙，其一在川滇公路旁，人称府城隍庙，破烂不堪。另一座在忠义路尽头到东城去的拐角上，是一所有地下室的建筑。学校修葺一番后，作为我们的膳堂，比府城隍庙漂亮得多。每当下课以后，学生们便成群结队由春秋祠和南华宫而来，手里捧着碗筷或漱口杯，走一路叮当响一路。开学未久，我被选为伙食委员，负责领米、买菜、监厨、管帐，向同学催讨伙食钱，忙得不亦乐乎。
大队人马开到叙永后，办好入学手续，尚未开课。适逢春节，不免要庆祝一番。当地有位相当有声望的老先生，送来几十坛黄酒和两只半猪，慰劳我们这批后学之辈。这下全校大打“牙祭”，有酒有肉，足足忙了3天。
因开学迟了几个月，必须迎头赶上。功课一堂接一堂，同学们也奔波于文庙和南华宫之间。4月份一次期末大考后，休息了一个星期，算是“寒假”。接着第二学期开始，到8月15日考完了最后一门功课，算是读完了大一。
当时在叙永分校任教的几位老师有：分校主任杨振声先生，杨先生的衣冠最为整齐，身上永远找不到一条绉纹，走路也是那么从容不迫，有外交家风度。教务长樊际昌（逵羽）老师，负责文法学院，也是叙永分校的创设人。生物系有李继侗先生，地质系有袁复礼先生，数学系有曾远荣先生，工学院有褚土荃先生，教微积分的是赵淞副教授，政治学是龚祥瑞教授，化学系唐助教，地质系助教为苏良赫，体育是黄中孚先生，数学系助教是刘欣年，外文系有*翰、王佐良、王还、查良铮，还有张振先夫妇。
开学后一个多月，蒋、梅二位常委莅校，这是二位在我们面前正式以校长身份出现的第一次。当时日寇步步进逼滇境，昆明受到威胁，甚至有人觉得叙永也靠不住。所以梅校长在训话中说：“有的人说这里不安全，我想要求安全，那大概也许只好搬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可是我们还不敢一定这样说……”为政不在多言，一年内校长训话只此一次。
叙永的西城因有公路通过，所以变成了商业区，较大的商店都在那里。东城比较安静，是住家的好地方。那里的商店性质和西城不同，卖纸的、刻书的、印佛像的都在那儿。但无论东城西城，生活用水全仗人力由水井或河里去挑。没有电灯，同学们每人都有一盏油灯，点起来直冒黑烟，味道也不好受，热度高而亮度低。近视眼的同学往往把灯放在书本和眼睛之间，常把头发烧焦。
东西城各有一个公园。西城公园实际上是一所嘈杂喧闹的露天茶馆；东城公园位于城墙边一座小山上，内有个小茶馆，去的人不多。每到星期天，几个人往往在那里泡上一天，一来贪图它的清静，二来可以欣赏四周的景色，三来徐徐而来的清风吹在身上，格外舒服。那里的厕所很有特色，它是由山顶上凌空架出去的，粪缸却在山腰。两者相距至少在30尺以上，所以没有臭味。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叙永这块地方也算相当富庶。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刚好是橘子收成的季节，通红的橘子又大又甜，水分又多，吃在嘴里十分过瘾。
东城外有座山，远看遍体通红，所以叫红岩，放“寒假”期间，我们曾结队远足爬红岩。山上都是大块的砂岩，石缝里长出少量树木花草。苏良赫先生乘此机会向大家解释什么叫风化，怎样是侵蚀，比课堂里讲更为明白。山顶上长的都是不知名的草，高2尺许，只有羊肠小道可能。山顶上积水很多，泥泞不堪，爬上去的同学没有不挨摔的，爬起来至少是半个泥人。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物价波动很大。我们刚到叙永时，学校里的伙食似乎只要15元一个月。不久，物价飞跃高升，伙食费也逐月上涨。那时，我们正是食量最大的时候，无余米可剩，不若女同学饭量小，可以剩米换菜。当菜碗里出现少许带些肥肉的肉皮时，便是数天一遇的加菜了。
不久，重庆发起了献金运动，各地纷纷响应，联大也开始捐款，只可惜为数太少。于平津一带来的同学自告奋勇公演平剧，以售票所得捐款，七拼八凑的共募集了七八千元钱。这次演出，连场面都是硬凑的，有的同学还是第一次登台，但毕竟在叙永曾轰动过一阵呢！
叙永的那条河流到西城时拐了个大弯，傍山处有座小小的龙王庙，高不到3尺，宽2尺左右。河水有深有浅，水流很急，清澈见底，可以游泳。一入夏季，男女同学纷纷前往西城外去游泳。有一年夏天，天气奇热无比。好长一段时间，天天晴空万里，*星光灿烂，丝毫没有下雨的意思。中午，室外阳光下的温度据说超过华氏120°，居民纷纷把水泼到屋顶上以减低室内温度，不到午夜体想上床。当地人开始求雨，先由县太爷下令停屠3天，接着又是一个3天。停屠对本校同学来讲，简直是痛痒无关。另由居民用草扎成一条长龙，其形式和迎神赛会中的龙一样，由十来个男子光着上身，抬着游街。街上居民事先到河里挑了几担水放在门口，等草龙来到门前，便用水勺舀水使劲泼到抬龙者身上去。虽然如此，老天爷仍未下雨。于是当地人便说全是因西南大学这些女生在河里洗澡，冲犯了龙王。还在庙里晒了一大堆裤子，亵渎了神明。所以上苍震怒，停止下雨以示薄惩。有一天下午，帝主宫传来消息说，有一位菲律宾来的女侨生因为天太热中暑死了，大家不禁愕然。说也奇怪，这位女同学一死，当天晚上便下了雨。
四川多茶馆，叙永也不例外。茶馆即“摆龙门阵”之所在，同时也是戏院和新闻交换所。同学们既无处可去，校舍内亦无开水可喝，唯一的办法是上茶馆；何况尚可省油钱，汽灯的光亦较桐油灯为亮，一举数得，何乐不为？茶博士们的技术，可说是炉火纯青；2尺开外处，居高临下将茶水冲下来，居然一滴也不漏到碗外，此非数十年苦练不为功。有时泡上一整天，还可把茶碗交给茶博士寄存，下课再来。吃饭时再寄存，饭后再拿出来。几次三番的，早已无一丝茶味了，可是茶博士们绝无不豫之色，服务态度着实令人钦佩。
叙永分校由头到尾仅8个月。时间虽短，但就联大来说，其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它培养教育了我们这一班600多人。对同学们来说，这一段生活也是令人难忘的。
………【第五十八章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角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自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