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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保护着康卡德尔柠檬园的可怕看护人也经历了类似的仪式。最后，为了表明他们的忠诚，他们被授予童子军式的铜徽章，图案以柑橘花为背景，上面是交叉的步枪。
应该说，这次宣传攻势背后得到了旨在把地主争取到法西斯政权这边、冷静的政治战略的支持。一些大庄园的所有者的确感激法西斯驯服自以为是的二领主和看守人的做法。莫里的许多次成功，比如甘吉包围战，都是通过给地主施压、逼迫地主供出包庇的罪犯这种传统办法取得的。更普遍地讲，莫里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而非正义征服人们。结果就是不分黑白地镇压，对此西西里人都太熟悉了。莫里的运动开始不到三年，大约11000人被捕，其中仅巴勒莫省内就有5000人。他们不可能都是黑手党分子，也不可能都是有组织的匪徒。连参加打击黑手党斗争的一名检察官也认为一些正直的人也和犯罪分子一起被抓起来了。
大规模围捕之后是同样大规模的审讯。其中最著名的一些审讯是在恐吓的气氛下进行的。莫里检查报刊对诉讼的程序的报道记录，力图制造一种为黑手党成员辩护就相当于是一名黑手党成员的感觉。审判的结果通常是法西斯主义所需要的结果。墨索里尼自豪地向议会宣布，那个曾对他无礼讲话的小镇镇长、黑手党头子已被判长期徒刑。
莫里最大肆宣扬的成功之一是由米斯特雷塔的一起驴子失窃案引起的。这个案子证明了法西斯打击有组织犯罪也有模棱两可、搞不清楚的时候。驴子失窃案给警方提供了一大串线索，他们后来突然搜捕一名有钱的辩护律师、政治家安东尼诺·奥尔托莱瓦的办公室。他们发现了90封可疑信件，描绘“马鞍”交易和以整个西西里的“青年学生”名义所提出的调停请愿。警方认为，这些信件是用代码写成的，谈论的是牲畜盗窃以及被捕罪犯的事情。事实上，这些信件到底是用什么代码写成的，他们也并不清楚。这些信可能涉及普通的可疑利益交易的管理信息，涉及到的是普通的政治交易而非暴力的有组织犯罪。但是莫里的警队完全不考虑这些疑问。他们断言，安东尼诺·奥尔托莱瓦就是“跨省黑手党组织”的老板。
不久后，他们的看法找到了证据，一名自称曾是那个团伙一员的人给米斯特雷塔的副长官寄了一封自首信。他说，自1913年起，奥尔托莱瓦的办公室会定期召开黑手党审判。由奥尔托莱瓦主持，黑手党领袖们（由其他专业人士以及大约20名暴徒组成）将在此决定任何阻碍他们事业的人的命运。不久之后，这名告密者就在空旷的乡村田野被人枪杀。
1928年8月，共计有163名“跨省黑手党组织”成员受审。奥尔托莱瓦以生病为由没有出席开庭前的审讯。法官命令他必须接受两名医生的检查。医生的鉴定清晰无误：“奥尔托莱瓦体质正常，体温正常；呼吸、心脏血管系统无不规则现象；神经感觉器官正常，精神状态和智力水平正常。”两天后，他被发现死在牢房中。
奥尔托莱瓦的死是否涉及任何谋杀行为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或是把任何人牵扯进来。奥尔托莱瓦可能是以米斯特雷塔为基地的黑手党组织的头子；也可能只是犯罪分子的一个受保护者，多少是有些被迫关照他们的利益。奥尔托莱瓦被杀害，或许是因为黑手党为了防止他把与法西斯政权关系紧密的上层人士牵涉进来。
关于“跨省黑手党组织”还有许多仍然说不清楚的地方。尽管案件中的许多被告显然没干过什么好事，但是他们究竟有没有以西西里中西部的黑手党家族为原型构建一个有组织、排他性的黑手党党派．我们不得而知。很有可能，他们只不过是当地派系斗争中的输家（20世纪80年代，安东尼一卡尔德龙，那个有着对法西斯时期痛苦记忆的背叛者指认米斯特雷塔审判中一名主要被告的后代是“我们的事业”的成员）。
尽管有这么多疑点，在20世纪20年代末那样的思想气候下，这种案子只有一个审判结果。解散一个庞大、集中的黑手党阴谋付出了昂贵的宣传代价：150人被判参与犯罪组织。
不是所有的黑手党分子在法西斯统治下都运气不住。美国官方人士估计他们中有500人移民到美国从而摆脱了莫里的控制。如在后面章节中所提到的那样，他们发现禁酒时期的美国是个很受欢迎的避难所。另外一些人发现法西斯强权镇压的背后常常掩盖着腐败的行贿行为。西西里中部穆索梅利的黑手党老板朱塞佩·根科·卢索逃脱了莫里的抓捕行动，成为战后时期最著名的“君子”。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法西斯统治的这20年中，他所留下的犯罪记录分明就是典型的黑手党分子的犯罪记录。他不断被指控盗窃、敲诈，结交犯罪分子、恐吓、暴力和多重凶杀案。对他的控告再三地被搁置，或者他因“证据不足”而被宣布无罪，这是证人因恐惧而不敢出庭作证时法庭宣判的必然结果。根科·卢索甚至曾在阿格里琴托附近莫里的围捕中落网，但他只服了3年刑。总之，法西斯主义对黑手党展开大规模的打击斗争之后，朱塞佩·根科·卢索几乎安然无恙。至多可以说，不断受到法律的关注对根科·卢索是个麻烦事；1934年到1938年根科·卢索受到的“特殊监视”确实妨碍了他的行动。1944年，根科·卢索被正式“恢复名誉”。当然，他并非如此。
“黑手党”这个词既用来描述一个犯罪组织，也用来指一种政治武器，一种攻击对手的恶意指责。切萨雷·莫里认识到了这个事实。“黑手党党徒的标签经常被人存心不良地使用，”他写道，“它被随意使用……被当做解决世仇、发泄不满、摧毁敌人的工具。”他的话惊人的虚伪。奠里对有组织犯罪的“清洗运动”证明法西斯将这种诬蔑对手的老办法推向新的极端。
莫里运动最大的讽刺是，这位“铁血长官”自己也犯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滥用黑手党党徒标签的过失。1927年1月，法西斯政党整肃之后，莫里为争夺在罗马的权势打倒他的竞争对手——巴勒莫的法西斯首领库科，曾在甘吉和莫里同台发表演说的那位眼科医生。莫里使用的泄愤手段是，控告库科帮助年轻人假装患有眼疾从而逃避兵役。莫里并没有就此停止诬蔑对手。库科很快被指控诈骗，并被指责为黑手党成员。直到1931年，库科才得以澄清名誉。
纵使有黑衫军、徽章、民族主义口号，“莫里行动”和之前镇压黑手党的尝试一样矛盾：它既残暴又虚伪。从长远来看，国家在西西里的名声只会受损，并且法西斯打击黑手党的斗争结果注定不会持久。黑手党被镇压了，但是并未被根除。
1929年6月23日，担任巴勒莫行政长官三年半之后，切萨雷·莫里接到了墨索里尼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告诉他：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法西斯政党与政权之间政治力量均衡局面的改变削弱了莫里的后盾。在对巴勒莫法西斯联盟的告别演说中，他露出谦逊的一面：
我还是我，那个公民莫里，法西斯莫里，战士莫里，充满活力。今天，他走上了通向地平线的小道，它欢迎所有人，所有善良的人。我有我的启明星，我忠诚地注视着它，因为它在闪耀，并会在工作和责任的道路上一直闪耀下去。我将受到祖国光芒的指引。好了，朋友们，我们会再见面的。
事实上，莫里对这次调动感到很悲伤。回到罗马后，法西斯政权避免给他制造麻烦的机会。这位前任“铁血长官”沉溺于书写关于他与黑手党“短兵相接”斗争的自命不凡、说教式的记述。“实干家只是让事情发生，但是不作评论……我迅速把命令付诸行动。”法西斯媒体对莫里的作品反应平淡。一些黑衫军显然还没忘记那天他们朝着莫里在博洛尼亚官邸的墙角根撒小便的事。
20世纪30年代，官方的说法是莫里的任务已经彻底完成了。法西斯打败了黑手党；法西斯已经永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莫里的继任者命令媒体淡化犯罪报道。现在不会再有围捕行动和公开审判了。不经合理法律程序直接把嫌疑人在国内流放更简单、更不引人注目；毕竟，在前法西斯时代里，大多数当局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黑手党。无名的法西斯公务员一个接一个的在巴勒莫政府部门走马上任。法西斯政权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之后，西西里陷入腐败和党派之争的泥潭。
1942年，莫里去世，意大利报纸鲜有报道。第二年，法西斯政权垮台，他的工作完全被放弃了。黑手党的救赎来自于美国。因为在它和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斗争以及西西里反黑手党斗争的几十年中，黑手党已经成了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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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黑手党落户美国1900…1941
乔·彼得罗西诺
1901到1913年间，大约110万西西里人移居国外——略少于岛上全部人口的1/4。这其中有大约80万选择美国为目的地。不可避免地，有些是黑手党成员，这些精明、残忍的犯罪分子企图在移民同胞以及在连接大西洋两岸的贸易路线中确立保护制度，展开其他犯罪活动。
19世纪大部分时间，西西里的在逃人员到美国避难。深受黑手党分子控制的柠檬业在巴勒莫和纽约之间建立了联系。早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警方就把意大利社区发生的一些凶杀案与黑手党联系起来。尤其著名的是1890年新奥尔良警察局局长大卫·亨尼西被杀案，西西里嫌疑人被以私刑处死。但是直到1900年大移民之后，美国和意大利在犯罪动机、资源以及人员上的交流才成为黑手党非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黑手党是如何到达美国的有两个故事版本。第一个故事发生于西西里大移民时期。1903年发生一桩著名的黑手党谋杀案之后，《纽约先驱报》惊慌地宣告：“‘靴子（即意大利）’将其罪犯负担转嫁给美国。数据显示，这个南欧国家贪婪、不知廉耻、违法地把社会败类成群地卸载到我国门户口岸。”在纽约当地人看来，黑手党像是一种侵犯，衍生于肿胀的轮船肚子的一种传染病。或者，关于此事的另一种看法是，黑手党是一个国际性的犯罪阴谋，决心要扩张至美国这片处女地。
第二个故事发生的年代比较近。它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现在已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意大利移民的后裔流传开来的。他们根据黑手党来到美国这件事所编成的故事与“罪犯人侵”的故事完全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版本。穿越大西洋的西西里农民沉浸在古老的“乡村骑士”的传统中。面对大城市资本主义和机器政治的肮脏残忍，他们整合了从乡村祖国带来的文化资源。当西西里古老的家族和荣誉价值观遭遇美国梦的黑暗面之后，黑手党诞生了——据说是这样。
事实上，美国城市和西西里并非像这两个故事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有着天壤之别。比如，科莱奥内并不是个乡村村庄。它是意大利众多的农业型城镇之一，市场经济、庇护政治和有组织性暴力占主导地位。尽管科莱奥内的农民贫穷、迷信、遭受压迫，他们并不像意大利裔美国记者阿道夫·罗西采访伯纳迪诺·韦罗时对“法西”的感伤描写所显示的那么无知。西两里的劳动者很清楚效忠于镇上一个正确的帮派对他们的生存来说有多么重要，因为这个帮派能施舍给他们工作、土地和救济金。许多人对怎样加入政治、商业活动不抱幻想。他们大多数打算在美国积累财富和关系资源之后，再回西西里。在这一点上，西西里岛的移民和朝着里加码头吐口水的犹太难民并不一样；这些犹太难民只不过打算在此作短暂停留，然后再启航穿越大西洋开始崭新的生活。
不管是西西里政治还是它复杂的暴力产业都没有什么陈旧过时一说。各种各样的西西里人都在蓬勃发展的美国城市中具备生存本领。穿过大洋后，不管他们乐不乐意都发现，这儿和家里没什么两样。他们通常进入美国社会的第一次机会是通过“包工头”〔※过去在美国招募意大利移民工人的包工头。〕（padrone）制度。要想找份工作——通常是在建筑业——你必须成为一个老板的受保护者。有时候，老板会利用恐吓手段垄断工作市场的一个部门。老板甚至还会给穷困的移民提供船票费用，等他们找到工作后，再连本带利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北美新移民的世界和西西里一样，权力掌握在强硬、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个人而不是机构手中。
纽约市意大利社区的政治对西西里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老板们代表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所谓的“棚屋阶层”）控制了城市的许多选区来拉选票。他们深入发掘他们地盘上每个可能的势力、赞助资源，包括犯罪团伙。美国和西西里一样，有组织的劳资纠纷经常会遭遇腐败和暴力的结合。
伊丽莎白街是纽约市西西里社区的中心。1905年，大约8200名意大利人——大多数是西西里人住在这条街上。这些聚集的人口所形成的区域，在面积上与西西里内陆许多农业型城镇相当。电影很好地重现了20世纪初伊丽莎白街这种地方的景象，狭窄的房屋、汗血工厂以及载满货物马车充斥的街道（意大利出口产业依靠向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供应食品而繁荣）。
在西西里移民大批涌人的时期，美国人带着惊恐和同情的心情观察着移民区的发展。1909年一名改革家是这样描写伊丽莎白街的：
这里住着无数人，在写字台抽屉似的小盒子房间里喘息着。小盒子上凿着窗洞，可以向外看对面的盒子以及上方大声喧哗的盒子。在家的那些人在窗口逗留时衣服穿得少之又少，砖块、铺路石、沥青砌成的光秃秃的街上挤满了呼吸新鲜空气和寻找乐趣的孩子。
对西西里农业城镇的贫困回忆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才使得刚刚移民到纽约的意大利人甘愿忍受这样的生活条件。
但是，无论是善意的当代人的记录还是现在的电影图像都无法捕捉到意大利居民区的经济活力。1878年阿道夫·罗西第一次来到美国时，马尔伯利弯道是个爱尔兰贫民窟。他记得那个地区“凄惨、肮脏、大多是木头建造的破屋”。在意大利人大批移居大洋彼岸期间，他成了意大利政府的移民专员，负责汇报意大利人在美国的生活状况。1904年他返回曼哈顿，欣然报告自从意大利居民区建立后，房价和租金都上涨了，住房质量也显著提高，意大利人本身是地产市场的主要投资者。从西西里半岛上来的移民，尤其是女人，还表现出对教育的热情。在美国的意大利人，抓住机会在各方面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就是在这种生气勃勃的环境中（非常西西里化，同时也非常美国化），黑手党迁移到了美国。黑手党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扩散地又快又远。黑手党迁移到美国有两种基本的方式。第一种快速、灵活，通常和某种商业动机有关，比如说某一种特定毒品的交易。在国内黑手党头子的准许和帮助下，单个的黑手党分子可以带着黑手党的名号到任何地方，在所到之处建立类似的临时交易所。
但是“君子”并不是只做生意，他们还管理着一个影子政府。黑手党“家族”式地域控制制度如果要实现向西西里西部以外的地区扩张，许多因素都必须安排妥当：保护费、政治关系、相邻“家族”之间的协议，新闻界、警方以及当地人口中重要人士所表示出的友好态度等等。将这样一个私有化的政府形式移植到国外只能慢慢进行。即使在西西里西部，各个地区黑手党的控制范围也有所不同。经过140年的发展历史之后，黑手党在意大利大陆上还是只有互相隔离的落据点。美国肥沃的犯罪土壤为黑手党提供了可以完全转移其犯罪形式的发展环境。两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乔·彼得罗西诺和朱塞佩．“皮杜”·莫瑞罗）的经历，将黑手党到达美国的经过鲜明地烘托出来。
1908年10月19日，一封致纽约警察局局长的内部信件：
先生：
依照警局法规第30条第三段的规定，我敬重请求准许我接受由意大利政府提供的一块金表。
约瑟夫·彼得罗西诺谨上
警探局，意大利科
下面是美国驻巴勒莫领事寄给纽约警察局局长的一份未注明日期的备忘录：
彼得罗西诺用古列尔莫·迪·西莫尼这个名字在巴勒莫的法兰西大酒店旅馆登记入住。1909年3月12日，他站在玛丽娜广场上加里波第的雕像下等候电车，此时两名男子朝他开了四枪。他中了三枪，当场死亡。他右背中枪，双肺被穿透，左边太阳穴中枪。彼得罗西诺当时没携带武器。在他酒店的旅行箱里发现了一把韦森转轮手枪。案发现场附近发现了一把重型手枪，这把手枪已经射出一个枪管的子弹。
日期为1909年5月11日的纽约警察局备忘录：
从警察局局长处收到：上尉彼得罗西诺的金表和金链、一对金链扣、手杖以及两只行李箱。行李箱里装有一些随身物品、一包信件和一张12。4美元的支票。署名：路易斯·萨利诺。
1903年4月14日早上6点，一名胖胖的中年妇女弗朗西斯·康纳斯在上班路上经过靠近D大道拐角处、东11街743号的纽约木锤和把手制造厂时，一件外衣引起了她的注意。外套盖在人行道旁边一只饱受风雨侵蚀的糖桶上面，边上是一堆木头。提起外套，她看到一只右脚和一只左手。再往桶里一看，里面是一具男人的尸体，穿戴整齐、蜷着身子，头挤在两只膝盖之间，脖子上缠着一条粗麻袋。康纳斯夫人的尖叫引来了两名巡警。尸体尚有余温。
后来的分析报告显示，受害者颈部有18处浅刀伤，喉咙被深深割了一刀，头几乎要断下来。此人穿戴得体，双耳扎有耳洞。临死前他吃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