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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带着箱子。那是你的推测，不是我的。”
“那船上的箱子呢？”
“谁知道？哪儿都有可能。约翰，看看那两具尸体，靠得那么近，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抢着一个长四英尺的箱子。”
我看着尸体位置，贝思的话不无道理，但我说：“他们可能先放下箱子，再向前走了几英尺，走近躺在躺椅上或站在这儿或从推拉门里出来的凶手。“可能吧。不管怎么说，我想戈登夫妇认识凶手。”
“同意。”我回答道，“凶手和戈登夫妇在这儿的相遇不会是偶然的。凶手在房子里朝戈登夫妇开枪比在外面甲板上容易，但他选中了这儿——他就是在这儿开枪射击的。”
“为什么？”
“我能想到的惟一原因是他的手枪是登记过的，一旦成为嫌疑犯，他可不想子弹被找到去做弹道测试。”
贝思点点头，望着远处的港湾。
我接着说：“如果在屋里，子弹可能会嵌进某个地方，他可能无法抹去弹痕，所以他选择用大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头部，子弹直接从射出口落入港湾。”
贝思又点点头：“像这么回事。”她又说，“这种推测倒是改变了凶手的可能形象。他不是拥有未登记手枪的吸毒鬼或杀手，他没有来历不明的枪，而是个拥有登记过的手枪的好公民。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我答道：“这能解释我在现场的发现。”
“所以你想要当地拥有注册武器的人的名单。”
“是的。”我说，“大口径，登记在册，而不是非法违禁武器，可能是自动手枪而非左轮手枪，因为左轮手枪不可能不发出声音。我们就从这个推断下手吧。”
贝思问：“一个拥有注册手枪的守法公民哪儿去弄到一个非法的消声器呢？”
“问得好。”我把我能想到的凶手可能具有的形象特征又过了一遍，说，“这个案子就是这样，每出现一个合理推断总有个疑点让它卡壳。”
“是啊，”她说，“普拉姆岛有二十校点四五口径自动手枪。”
“不错。”
我们讨论着，想把案情串起来，努力想像自己处于昨天下午五点半而不是今天下午五点半。
透过玻璃门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南侯德镇警察，但他没有看见我们，就走开了。
沉思了五分钟左右，我对贝思说：“小时候，我常跟家人从曼哈顿来这儿，我家是标准美国式的，爸爸、妈妈、吉姆哥哥和林思姐姐。我们在哈里叔叔的维多利亚式豪宅旁租了一间小屋，总在那儿过两个星期，差点给蚊子咬死。我们找到了有毒的常青藤，鱼钩弄到了手指上，还晒坏了皮肤，但我们肯定还是喜欢来这儿，因为每年我们都盼着到这儿来，这就是柯里一家每年的南侯德一曼哈顿之行。”
贝思听着，微笑着。
我接着说：“我十岁那年捡到一粒滑膛枪子弹，我激动得要死，我是说，这可是一百年甚至二百年前某个家伙射出的子弹。呛里的妻子，我的阿姨琼思——愿上帝让她安息——带我到了一个叫做卡茨奥格的小村子，那儿据说曾是卡桥格印第安人村落，她教我怎么找箭头，火堆和骨针，那真是炒极了。”
贝思不说话，看着我，好橡我的话很有意思似的。
我继续说下去：“我记得我整夜睡不着觉，想着滑膛枪弹和箭头，移民和印第安人，英国兵和欧洲大陆士兵，如此等等。在这奇妙的两星期结束的时候，我知道我长大后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我没有能成为考古学家，但这却促使我成为一个侦探。”
我向贝思描绘哈里叔叔家的车道，他们曾将煤灰和蚌壳撤在车道上以减少泥土和灰尘。我说：“一千年后，一个考古学家挖掘到这儿，发现了这些煤灰和蚌壳，于是他判断这儿曾是个烹任用的火坑。实际上，他发现的是一个车道，但他仍可以使他认为是侥饭火坑的发现适用于他的理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
“好，下面是我的讲课稿，你想听吗？”
“快说。”
“好，同学们——你们在谋杀现场看到的景象已凝固在过去那一刻，而不再会变动、发展。对于这个静止的景象你们可以创造好几种情节，但这些都只是主观臆想。一个侦探就像考古学家那样，收集确凿事实和实在的科学证据，但还是会得出错误结论。另外，还得面对一些谎话，似是而非的证词和想帮忙却犯了错的人。有人告诉你你想要的跟你的臆想一致的情况，也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凶手则故意留下了假线索。真相就藏在这团矛盾和谎言里。”我对贝思说，“说到这里，如果我时间算得准，下课铃就该响了，于是说声‘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任务就是了解真相。”
贝思说：“太棒了。”
“谢谢。”
“那么，谁杀了戈登夫妇？”她问道。
“见鬼，我不知道。”我回答道。
15
我们站在阳光斑驳的路边，贝思·彭罗斯的黑色警车就停在旁边。时间已近六点，我说：“一起喝杯鸡尾酒怎么样？”她答道：“你知道玛格丽特·威利家在哪儿吗？”
“可能吧。她卖鸡尾酒吗？”
“我们可以问问。上车！”我上了车。她发动引擎，汽车向北经过拿骚角，穿过堤道，驶上了大陆北福克。
“走哪条路？”贝思问。
“向北。”
她来了个急转弯，我说：“开慢点。”
车子慢下来。
车窗开着，看着落日余晖，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一切都那么令人愉快。远离了港湾地区，我们现在来到了布满农场和葡萄园的乡村。我说：“我小的时候有两种农场，一种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移居美国的波兰人和德国人开的，还有一种是本地人拥有的果蔬农场。有的农场在同一个家族手里传了三百五十年，真不可思议。”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们家的农场有一百年了。”
“真的？你父亲把它卖了？”
“不得不卖。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的农场就被城郊包围了。人们觉得我们古怪，在学校里我被人嘲笑，只因为是农场主的女儿。”她笑着说，“可我父亲笑在最后笑得最好，土地卖了一百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
“现在还是一大笔钱。你继承了这笔钱吗？”我问道。
“还没有，但我有一笔信托基金。”
“太棒了！你愿意嫁给我吗？”我逗她。
“不，但我可以让你开我的宝马车。”
“开慢点，向左拐。”
车拐弯，汽车又向北驶去。贝思看了我一眼，说：“我以为你已经结婚了。”
“离婚了。”
“手续全都办好了？”
“我想是的。”实际上，我不记得我已拿到最后的离婚证书。
“我想起电视上的一则新闻……你负伤之后，有一位漂亮迷人的太太和市长，警察局长一起到医院看你……还记得吗？”
“不太记得，听人说过。”我说，“向右拐再向左。”
汽车驶上了灯塔路，我说：“开慢点，我们好看着门牌号。”
这条小路通往一英里外的霍顿角灯塔，两边散布着小房子，房子四周葡萄园环绕。
我们来到一座漂亮的砖结构小屋前，屋前信箱上写着“威利”。
贝思把车停在草坪边上说：“我猜这里就是了。”
“可能吧，电话簿上全是姓威利的，可能都是当地的早期移民。”
我们下了车，走上通往威利家前门的石子路。门上没有门铃，于是我们敲门，在门口等着。屋旁的大橡树下停着一辆汽车，我们便从屋子边上绕到背后。
一位穿着花色夏裙的约七十多岁的纤瘦妇人正在菜园里忙活着，我冲她喊道：“是威利太太吗？”
她抬起头，随后向我们走来，我们在屋子和菜园之间的一块草坪上碰面。我说：“我是约翰·柯里警探，我昨晚给你打过电话。这是我的搭档，贝思·彭罗斯警探。”
威利太太盯着我的短裤，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裤子拉链没拉上。
贝思向她出示了警徽，她对贝思表示满意，可是对我还是不大相信。
我对威利太太笑笑。她有一双明亮的灰眼睛，灰色头发，脸长得很有趣，有着半透明的皮肤，这张脸让我想起一张旧画，不是某一张特定的画，也没有一定的艺术家或风格，总之是一张旧画而已。
她看着我说：“你打电话时很晚了。”
“这件谋杀案让我睡不着，对不起，威利太太。”
“不必道歉。我能帮什么忙？”
“这样，我们对你卖给戈登夫妇的那块地挺感兴趣。”我说。
“知道的我都已经说了。”
“是的，太太，大概你都说了，我们只想再问几个问题。”
“请这儿坐。”她把我们带到杨柳树下，树下有一套绿椅子，我们都坐下了。
这些椅子在我小的时候流行过，现在又开始时髦了，到处都可以见到。我猜威利太太的这些椅子可能一直就放在这儿，不会是赶时髦重新搬回来的。这幢房子，这个院子，这个穿着棉质长裙的妇人，这棵杨柳树，那套生锈的秋千，还有橡树上用绳子接着的旧轮胎——一切都有一种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的味道，仿佛是一张上了色的旧照片。在这儿时间过得真慢，有个说法是曼哈顿的现代感特别强烈，现代淹没了历史，而这儿历史盖过了现在。
我能闻到海水的味道，四分之一英里外就是长岛海峡，从附近的葡萄园里传来落地的葡萄的香味。在这儿，海洋、农场和葡萄园构成了独特的环境，这种非同寻常的组合只能在东海岸的少数地方才有。
我对威利太太说：“你这儿很美。”
“谢谢。”
玛格丽特·威利是我今天调查中碰到的第三个老人，我希望跟她处得比跟埃德加和阿格尼丝好一点。实际上，对威利太太我耍不了态度，我能感觉到这一点。她属于那种明智、传统、直截了当而且不爱管闲事的一类人。我做案件调查很有一套，因为我能根据不同个性和类型的调查对象采取相应的调查方法。倒不是说我能讨人喜欢，善解人意，实际上我是个盛气凌人、自私自利、充满偏见的大男子主义者，但是我善于倾听，说话能抓住要点，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对威利太太说：“你自己管理这块地方？”
“基本上是吧。我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结了婚住在本地，还有四个孙子女。我丈夫六年前去世了。”
贝思对她丈夫的死表示难过。
她又问了一个不太相干的问题：“这些葡萄园是你的吗？”
“一部分地是我的，我把地租给了酿酒厂的人。他们说要20年，我不太懂种葡萄。”她看着贝思，问道，“这么说行了吗？”
“是的，太太。你为什么把一亩地卖给戈登夫妇呢？”贝思说。
“卖地跟谋杀案有什么关系？”
贝思答道：“我们要对交易的详情做一些了解，在此之前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个很平常的土地买卖。”
我说：“太太，我直说吧，我觉得很奇怪，戈登夫妇干吗花那么多钱买一块汲什么发展前途的地？”
“我想我跟你说过，他们想看海湾的风景。”
“是说过，他们有没有提到拿这块地于别的什么？比如说钓鱼，划船或野营？”
“他们提到过野营，说要支个帐篷。还提到过钓鱼，夜晚在自己的海滩上激浪垂钓。他们还说要买一架望远镜，想学习天文。他们曾去过卡斯特研究所，你们去过吗？”
“没有，太太。”
“那是南侯德的一个小天文台。戈登夫妇对天文学发生了兴趣。”
这我倒从没听说过。整天透过显微镜观察病菌的人晚上还会再想在眼睛前面弄两片镜片吗？但谁知道呢。我又问：“他们提到划船了吗？”
“船不能从那儿开出去，除非是一条独木船。这块地位于陡崖高处，只有独木舟才能划到那里停？自在海滩上。”
“但是船可以在海滩边停靠吧？”
“可能在涨潮时可以，但那条水路上有暗礁。潮退时，你可以停船游到或走到海滩。”
我点点头，接着问道：“他们提到过用这块地种东西吗？”
“没有，这块地不适于种东西。我没告诉过你吗？”
“我记不得了。”
“我告诉过你的。”她解释道，“不管在那块陡崖上种什么，植物都得花很长时间适应强风和咸空气。”她又补充道，“也许可以在背海的一边种点块根蔬菜。”
“好吧。”我另辟溪径，换个角度问道，“你觉得戈登夫妇怎么样？”
她看着我，想了一会儿才说：“挺好的一对夫妻，很讨人喜欢。”
“快乐的一对？”
“看上去很快乐。”
“他们对买地很热衷吗？”
“可以这么说。”
“他们主动找你买地的吗？”
“是的。他们先是打听这块地的情况，这我在他们来找我之前很早就听说了。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说我无意卖地。”
“那为什么？”
“我不喜欢卖土地。”
“为什么不呢？”
“土地应该持有并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她说，“我从我母亲那方继承了几块地，戈登夫妇想要的地是我丈夫家传下来的。”她想了想又说，“丈夫让我发誓不卖土地，他要把地传给孩子们。但这块地只有一英亩。当然，我并不太缺钱，只是戈登夫妇太喜欢这块陡崖高地了……”她看看我和贝思，接着说，“我征求了孩子们的意见，他们觉得他们的父亲要是活着是不会反对的。”
大多数寡妇和她的子女们在老头子生前总不知道绘老家伙买什么作圣诞节和父亲节的礼物，老头子一完蛋，他们对他想要什么好像无所不知，这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威利太太继续说：“戈登夫妇事先知道这块地没有开发前途。”
“这你提过的，”我单刀直入地问道，“鉴于这一点，你不觉得二万五千美元买那块地太贵了吗？”
她从深陷的椅子里向前欠了欠身，答道：“我还准许他们使用我的房地产权。”她又补充道，“我们也可以对照一下房产商卖这种地的价格。”
“威利太太，我并不是指责你为自己多赚钱，我只是想知道戈登夫妇为什么那么想要或需要这块地。”
“他们怎么跟我说的我都原原本本告诉你了，我就知道这么多。”
“二十五张千元大钞买来的风景肯定美极了。”
“是很美。”
我说：“你刚才提到你把农田租给别人”。
“是的，我儿子对种庄稼和种葡萄都不感兴趣。”
“戈登夫妇知道吗？我是说，他们知道你也出租土地吗？”
“我想是的。”
“他们从没有问过你可不可以只租那块高地的一部分？”她想了一会儿说：“没有。”
我看了看贝思。这显然很不对劲。两个随时有可能调动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港湾南边租了一幢房子，却又在北岸花二万五千美元的大价钱买了一英亩地只为了再要一个看海景的地方。我问威利太太：“如果他们提出租你那块地，你会同意吗？”
她点点头说：“我倒宁愿租给他们。”
“租一年要价多少？”
“噢，我想……那块地没什么用，我想一千美元差不多了。”她又说，“那儿风景实在不错。”
我说：“你愿意带我们去看看那地方吗？”
“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去那儿，或者你们可以到县政府办公室查阅测绘图。”
贝思说：“你要是能陪我们去，我们会很感激的。”
威利太太看看手表，然后看着贝思说：“好吧。”她站起来，“我一会儿就来。”
她走进了房子后面的玻璃推拉门。
我对贝思说：“啃不动的老鸭子。”
“你总是把别人弄得不痛快，不合作。”
“我这次态度很好的。”
“那也叫好？”
“是很好。”
“吓死人。”
我转换了话题：“戈登夫妻俩需要那块地。”
她点点头。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说呢？”
“想想看。”
“好吧。……”
威利太太从后门出来了，出来时没有锁门。她手里拿着手提包和车钥匙，走向她那辆车龄约有五年的灰色道奇车。他丈夫要是活着，又该表示同意了。
我和贝思也上了车，跟在威利太太后面。我们右拐上了密多尔路，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四车道公路，和主干道在老殖民区的一段平行，它穿过农田和葡萄园，绵延的林阴道伸展向四面八方。射在挡风玻璃上的阳光真美妙，空气中弥漫着葡萄的味道，旁边开车的是一位棕发美人，要不是我这会儿在调查一宗两个朋友被害的谋杀案，我都想吹起口哨来了。
在我的左边，向北一英里左右，可以看到突然高出一块土地，陡得像一面墙，根本无法耕种，山坡上覆盖着树和灌木。这就是那块高地了，北坡延伸人海，而从这一面看不到海，隆起的土地仿佛绵延的山丘。
威利太太爱超车，我们也跟着超过了一辆辆拖拉机和小货车。
一个路牌提示我们已经到了匹克尼克林。路两边有许多葡萄园，都竖着标有镀金油漆标号的木牌，很高档的样子，仿佛在说这儿出的酒一定价格不菲。我对贝思说：“对了，就生产土豆伏特加。我只需要二十英亩地，一个蒸馏室。就叫柯里·克朗乎斯基土豆伏特加，品质上乘，取自天然，醇香可口。我再让玛莎·斯图亚特出几本烹饺书，在书里写上伏特加的最佳佐菜——蛤蜊、扇贝、杜蛎，很高档的。你觉得怎么样？”
“谁是克朗平斯基？”
“不知道，是一个人，造伏特加的波兰人，斯坦利·克朗平斯基，为了打开市场造出来的人物。他坐在家门口，说着伏特加酒的秘密传奇。他有九十五岁了，他的孪生兄弟斯蒂芬只喝葡萄酒，三十五岁就死了。这样说行不行？”
“我想想。戈登夫妇明明可以只花一千美元租这一英亩地，他们却要花大价钱买地，这就更叫人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