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誓非要让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美钞、港币或外汇券不可，真是令人扫兴。
今天，桂林的牧歌在哪里？
桂林市作为闻名中外的风景旅游点，它的市政总体规划是经过全国众多著名专
家、学者反复论证研讨方才制定的。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桂林不宜盖高层建筑。现在
却是高层热席卷桂林！这是势所必然，现在年均接待四百多万游客，城市已经超负
荷运转了。据预测，年均接待游客量很快将上升到国际游客100万人次、国内游客5
00万至1000万人次。社会实际生活永远比任何高明的理论都显得强劲有力。于是乎，
宾馆、饭店。酒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又一个个“欲与天公试比高”，最高的已达
二十多层，拔地高天，蔚为壮观。如果你有幸登上这些高楼，推窗凭栏眺望：目光
扫过高低错落的楼群，闻名遐迩的老人山、玉姑山、书童山、美女照镜、童子拜观
音、七仙女下凡……统统成了形容委琐的侏儒，那些美好如诗的联想，那些羽化登
仙的意境，顿时被戳了个斗大的窟窿；再将目光巡视一圈，昔日烟雨笼罩、“青罗
带绕千山梦”的漓江，被一幢幢灰蒙蒙的摩天大楼所遮蔽、所阻隔，一时间，恍如
来到了纽约或香港，天然褪尽，旧貌换新颜，繁华是繁华矣……照此下去，即使把
桂林市32平方公里面积上的三十多万人口全部迁往城外住，市内也再无法满足日益
增长的宾馆、饭店、酒楼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设施——道路、停车场、市政、商业服
务……等的容量了。
难怪有的游客说：“桂林不可不来，桂林不可再来。”
桂林山水再难甲天下！
桂林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中国，只要你睁开眼，随处可见到成堆结团的人流。这就提出了一个“哲学
兮兮”的命题：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民族像中国这样，自古以来便讳谈一个“性”字，
甚于到了谈“性”色变的地步；然而，活生生的如此众多的人口，却又确确实实表
现了中国人相当高涨的繁殖兴趣与繁殖能力。这是一对十分深刻、十分复杂、十分
机智的矛盾，它的诙谐，它的博大精深，它的包容万象，得哲学家、社会学家、心
理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们穷其终生去探究！
三 人口辐射负效应：巨大的“分母”与窘迫的“商”
上古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曾主张人口增殖，他振振有词地说道：“得众
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老祖宗的这一训诫世世代代溶入中国人的血液中，落实在
行动上，越千年而不衰。
无独有偶。1952年，代表党中央发布声音的《人民日报》，也曾堂而皇之地刊
发过一篇令国人闻之丧胆的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
1958年，“六亿神州”口诛笔伐声讨马寅初的同时，报纸反复昭告人们的是：
“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六亿人口不多，十亿人口也不怕”……据说，自有一个
不可置疑的理论依据作为坚不可摧的后盾：“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其结果是，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马寅初老先生在微笑中度过他的百
岁高寿之后，已安然仙逝。今天，留给我们国家的，是一个11亿人口的巨大的“分
母”。
人口一语，英语写成population，意即“人数”。中国人绝顶聪明，显然早已
悟彻其中真谛，汉语谓之曰：“人口”，一人一口。口之功能有二：一吃饭，二说
话。11亿人口就有11亿张嘴，加在一起张开时约有七百亩大，要吃要喝，须臾不可
或缺。吃不饱或吃不好，就要啼哭，就要骂娘，就要拍桌子拍板凳，可谓人言汹汹
是也！
于是，国人的吃饭、穿衣、住房、教育、医疗、生态、人均国民收入……统统
的被11亿人口这一巨大无比的“分母”一除，所得的“商”令我们狼狈、尴尬、窘
迫。
于是，我们不得不异常严肃地面对和探究这一人口辐射的负效应。
1 教育——记者招待会上一次耐人寻味的算账
1989年3月24日下午3时，我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会议厅由国务委员、国家
教委主任李铁映偕同他的助手何东昌、朱开轩副主任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是
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例行的有关教育专题的新闻发布会。
恰巧在此前一天，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明白
无误地指出：中国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
邓小平此言一出，国内外舆论为之震动，眼下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也就变得格外
引人注目了。300多名中外记者提着各式各样的摄像机、播话器和录音机，早早赶赴
会场抢占有利座位，后来者只好悻悻然地被挤靠到后排座席边上去了。
宽敞的会议厅一下变得人头攒动，招待会自始至终气氛热烈而又隐含着一丝紧
张。记者们争相举手，连珠炮般提问，无外乎教育投入少、教师待遇低、学生厌学、
中小学危房、学校弃教经商、第二次读书无用论风潮等等老生常谈的话题。
当今中国，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到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再
到校长、教师、学生直至平头百姓、老叟妇幼，大致上都通晓了这样一个大道理：
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中华要腾飞，经济要振兴，关键是科技和人才；人才
从哪里来？来自教育发达；重视和发展教育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当今中国，却又确确实实面临着这样一种严峻得不能再严峻的现实：全国中小
学尚缺校舍7500万平方米，同时现有校舍中还存有4500万平方米的危房，广大农村
学校仍然在为实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的美妙理想而引颈企
盼。全国现有文盲2。5亿人，每年还以200万新文盲的人潮加入这支不断壮大的队伍，
其中农民文盲数占全国总文盲数的90％以上；按国家教委要求标准配齐了教学仪器设
备的中小学还不足10％；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全国300万民办教师则生活在贫困线
以下；理论上反复阐述的太阳底下最令人羡慕的教师职业，其实并不令人羡慕，据
粗略统计，1984年9月至1987年9月，仅三年时间全国流失的在职中小学教师和未到
岗的各类师范毕业生多达三十多万人……
于是，座谈会，演讲会，时不时有君子、贤能们振聋发聩的疾呼；报纸上，刊
物上，也断不了刊载关乎教育兴衰的各种宏论……国人皆忧心，忡忡复忡忡！
李铁映心中明白得很哩，今天下午他所扮演的将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招惹是非的
角色。但他身为国家教委主任，他不扮演又让谁来扮演呢？
公正地说，李铁映还算是基本上稳住了阵脚。面对“问题”密雨般的袭击，他
端坐台上，始终面含微笑，不卑不亢，应答裕如。他反复地不厌其详地向记者们申
述的一点是：中国教育基础薄弱，教育摊子大，欠债太多，但党和政府一直是高度
重视教育的，这具体表现为在国家财政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政府还是竭尽全力以
保证教育逐年的投入都有所增加。接着，他报出一大串不容怀疑的数字，作为论证
他理论的依据：1986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16。4％；1987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3。
94％；1988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15％；三年平均增长率为11。78％。
此时，坐在记者席第一排中间位置上的我，越听越感到迷惘不解。虽说我国的
教育经费年年有增加，但前不久我翻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统计
年表时，发现的是一个令我既羞愧又痛苦的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年人均教育经费
为11。2美元，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二。而名列倒数第一的国家竟是炮
火纷飞已多年的柬埔寨。
我犹豫再犹豫，权衡再权衡，最后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嘱”地站了起来，一
口气向李铁映主任提出了这个令记者们颇感兴趣。又令主持人颇感难堪的问题。
我发觉，台上的李铁映初闻略微一震，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我的问题刚提毕，
只见李铁映又面带笑容地答道：“我们大家可以当场算一笔账嘛！去年整个国家教
育经费的财政拨款是323亿元，加上各类社会集资101亿元，总计教育投入达424亿元。”
稍停，他又顺手拿起铅笔，在白色便笺上刷刷地计算起来：“424亿元，除以10亿多
人口，人均41元4角4分，再除以3。74，折合成美金11。2元。”
大家愕然！
何东昌紧接着补充道：“我国目前有在校生2。2亿人，大家一分摊，人均不足2
00元，其中大学生人均2300元，中学生人均140元，小学生人均60元……”
皆因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分母”！
一方面人口在急骤增长；另一方面，物价也在急骤增长。如果我们再扣除1988
年同期物价上涨指数18。2％，那么，我们实际得到的却是教育投入的负增长了……
2 住宅——曲“僧多粥少”的咏叹调
我将要前去采访的对象，是一位有所建树的新闻工作者。
他的工作令人仰慕，而且颇带几分“神秘和传奇色彩”——
每日清晨，当绚丽的朝霞在东方天际涌动，一轮红日徐徐喷薄而出，大地开始
了勃勃生机的一天。此刻，公园里刚刚打完一轮太极拳而款款散步的老者、脚蹬自
行车穿街走巷匆匆上班去的青年、围在灶台边精心准备着一家人早餐的主妇、沏上
一杯热茶刚落坐在客厅沙发上肩负重任的领导……或纷纷旋开收音机开关，或忙不
迭地将耳塞塞人耳朵，都屏声静气地捕捉那飞过千山越过万水的恢宏电波——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例行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
他的工作，早班与晚班每四个月一轮换。如遇上早班，凌晨2点45分得起床，匆
匆梳洗，随后骑着自行车穿过拥挤而又宁静的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生活区，也无暇顾
盼路边沾满盈盈露珠的花草，必须在三点准时到达办公室。坐在写字台前，粗粗浏
览一遍本台采访部有什么稿子、新华通讯社的发稿目录，还有首都各报的大体版面
及地方报纸头天晚上电传过来的主要内容，半个小时内，他对这一万字左右的要闻
有了取舍的初步判断。三点半，编辑们上班了，他和组长、编辑们一起再过滤一遍
要闻，正式确定了今日节目的内容，然后交由编辑们编好，编完后再呈他审定。半
小时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能容纳6000至6500字，多数在30条至40条消息之间，
这是在九派连云的中国、风涛迭起的世界上，沙里淘金般筛选出来的新闻消息。他
手中握着的笔犹如那开启窗门的铁栓，而亿万听众正是通过这扇窗口去纵览国内外
谲波云诡的风云——他不能不寻思再寻思：有没有精华被遗漏了？他不能不斟酌又
斟酌，有没有哪怕是一星点不宜播出的内容掺杂其中。尔后是将审定稿送录音室录
音。尔后是将录音带送往播音室。6点30分，男女播音员优雅的声音准时涌进了共和
国千千万万个窗棂——它是十亿中国人民必不可少的一顿政治早餐；
7点整，中央二台重播一遍。8点30分中央一台又复播一遍。经过如此一番紧张
的忙碌，一般编辑9点多钟就可以下早班了。而他是这个节目的几位主要导演之一，
总有那么多方方面面的事在牵扯，诸如每日节目播完之后的小结会，有无中央领导
或普通听众打来电话指出其中内容的不适之处，等等。因而，他每日回家总早不过
11点钟……
我骑车绕过天安门广场一路向西，驶过复兴门立交桥，在顶尖镶嵌着金色五角
星、表现出鲜明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大楼西侧生活区里，又经七拐八
弯的查询，终于如约叩开了五层楼上的一个单元房门。
这是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住着他、妻子、13岁的大男孩和11岁的小男孩四
口人。室内除了几样必备的已是陈旧的家具外，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摆设：没有
席梦思双人床。没有长条沙发或单人沙发、没有洗衣机、没有组合音响……不是他
穷到这等地步连一件都买不起，而是没有空间，空间！15平方米的空间，已经被充
分利用到了极限：两张钢丝行军床靠墙一字儿摆开，他和妻子一人睡一床，每人须
各带一个男孩睡，冬日拥挤成一团还可相互取暖，夏夜热汗蒸腾难受劲自不待言；
属于他的行军床的尾端三分之一部分，又演杂技般赫然用砖头垫起一张三斗桌，桌
面上叠放着高及棚顶的木箱、被褥等林林总总的一应家什，他躺下睡觉时必得小心
翼翼地将双腿依次伸人三斗桌下面窄小的空隙，似有在一堵危墙下过夜的感觉；一
张写字台，父子三人轮番共用；一张能折叠的吃饭圆桌，吃完饭当即竖立起来以便
腾出空间；一个大衣柜；一台缝纫机，缝纫机台板也是孩子们做功课的好去处；几
张折叠椅，也是准备着随时可以叠放起来；一家四人同处一室时，在房内走动都得
互相礼让三分；厨房四平方米，两家共用；门厅巴掌般大，也只能供两家人进出门
走动；更为破旧的杂物，则毫不客气地堆放到门外的公共过道上了……
他长期上早班，近中午才回家。前几年妻子一直在京郊的一家工厂上班，路途
远中午回不来。他每天头脑昏昏沉沉地回到家，又得去买菜、烧饭。吃完饭还不敢
马上睡，怕孩子误了上学，将孩子打发走后，差不多两点多了。赶紧躺下睡两三个
钟头，妻子回家了，有时顺口说一句“五点多了”，他一听紧张极了，闹不清眼下
是白天还是黑夜，以为是凌晨五点钟，上班迟到了，睁开眼糊里糊涂就往门口闯，
有时还免不了额头上碰起个大包！晚上，想再睡一会，或是想写点什么东西，可屋
内两个男孩吵吵嚷嚷的；要不，关门闭户吧，外面大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隔壁房
间的电视声，也还是如古都秋末春初的满城风沙一样顽强不屈的漫进来。他自有办
法对付，习惯性地打开一个抽屉，里面长年存放着一团专用棉花，搓成两个死疙瘩，
一边一个塞进耳朵。万一储备用完了，他还有办法，就用手纸沾上点水，软乎乎湿
漉漉的，再塞进去。一般还灵，虽然以堵出了中耳炎、右耳听力明显减退为代价；
有时也不灵，塞了耳朵仍然连续几天没睡好觉，那脑壳便像孙悟空上了紧箍咒，不
用上医院，自己也知道这是肾虚、肝火，抓把中药熬了吃，再咬紧牙根挺过去……
他也连累了妻子。整日里弄得神经兮兮的，害得妻子的生物钟也跟着出了毛病。
他每次上早班起床，妻子都是醒着的，不过怕他于心不安，故纹丝不动作大梦沉沉
状。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妻子患了“前庭功能减退症”，老是
头晕，有时还耳鸣不止，宛如身边总在走着那转着红灯的警车……一次，她在厂里
上夜班，突然觉得气闷、恶心，去楼梯口儿透透风，眼一黑，一下栽倒在水泥地上
了。同事们经过，一看地下一大摊血，赶忙送她去了附近的医院，头上缝了好几针。
再有一次，星期六上了夜班，回到家，便是星期天了。丈夫m年代曾毕业于北京大学
中文系，平素上班克尽职守，全副精气神力都在为每天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
的广播稿件圈圈点点，根本无暇他顾，星期天了，他极想扶笔写写自己想写的文章，
这就起码需要完全属于他的安安静静的一隅领地，这安静于他犹如莽莽大漠里的一
抹炊烟、一泓清溪、一声羊咩一般珍贵和稀罕。而作为家庭主妇的她，自然也期待
着丈夫的一篇稿子能换回几十上百元的稿费，聊以为贴补家用……于是，顾不上自
己彻夜没休息，也顾不得晚上还要去厂里上夜班，她领着两个孩子上动物园了。那
时她一手牵的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大儿子，另一手抱的是还只有三岁的小儿子。逛
逛悠悠间，那令人心悸的警车声又似乎在耳边鸣响了，胃里有什么东西在极力想要
窜出来，她又极力将它压回去，宛如胸间正在打一场各不示弱的拉锯战。为了不败
孩子们的玩兴，也想着要让烟雾缭绕里的丈夫能尽量多爬几页格子，她苦苦坚持着，
努力不形于色，如画的景致与如织的游人在她眼前木然而过，她却还得拼凑出几分
注意力来，以随时准备回答两个未涉人世的儿子不时抛闪出的、犹如春枝上雀儿般
活跃的“为什么……”。最后，实在拖不开步了，她只好可怜兮兮的央求一位游客：
“同志，劳驾您帮我打个电话好吗？”她打算原地等着，让丈夫来接她和孩子们回
去。那人转了片刻回来，告诉她，借大一个公园，竟没找到一部公用电话……她只
有硬挺着上路了，走一段，靠一段，扶一段，停一段，好不容易上了15路公共汽车，
人一挤，汽油味、汗味一冲，最后残存的一点毅力也土崩瓦解了，她大口、大口地
呕吐起来，脸色惨白，手脚哆嗦，那哆嗦的手上，还紧紧抱着三岁的小儿子……
他早已评上高级职称了，主任编辑，相当于大学里的副教授；行政上的职务则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他一家四口人就在这间15平方米的房
子里一住15年。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了一句平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不发
脾气，发脾气自费唾沫。”他像在一盏青灯下面壁几十年的海灯法师，可谓修炼到
家了，修炼到已没有了脾气。
他心气平和地告诉我，按照目前中央直属机关人均住房8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广
播电影电视部还缺房12万平方米。他接着进一步告诉我，他们台里的一位同志，也
是四口之家，今年45岁，上了二十多年的早晚班，也住着15平方米的一间；还有另
一位同事，也是一间房，14平方米，大女儿快20岁了，老为房子的事向父亲发火，
闹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当然，最后他还是叹了口气：“大活人，挤就挤吧，没事；
只是书多没地方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