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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的魔书。《人口论》问世之初，在英伦三岛这个绅士之风拂拂于世的联合王国
里，竟然上至王侯贵族、下及庶民百姓无不发出一片“国骂”声，其情之汹其状之
烈，绝不亚于法兰西大地正刮起的十二级风暴。
显而易见，马尔萨斯的推算公式存在很大的谬误，时隔两个世纪后，我们并未
看到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出现可怕的256：9；同时，马氏开具的药方既无法为人
类所接受，也不能从根本上疗治病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流。
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源远流长的人口发展史上，马尔萨斯第一个出
示了“黄牌警告”。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尔萨斯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
2 历史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中国，这个以农耕繁衍的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赖以生存的华夏民族，这个自诩
为雄视千古四海称臣的“中央大国”，自从“盘古开天地”，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
总是昭告世人广土众民，贤相良性总是鼓励百姓生息旺族，而百姓们居家过日子也
总盼着人丁兴盛、子孙满堂。
由五千年宗法封建传统文化浸润、孕育而成的中国人的生育价值观念是：多子
多孙多福。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中国人接受启蒙教育时就引以为自豪、耳熟能详的
教科书课文。
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人口当作一个社会问题、一门人文学科去探讨、去研究。
直至1949年新中国创建之初，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依然是一笔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的糊涂账……
1953年4月3日，政务院正式颁布《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投入这项浩大的
调查工程的人数多达250万人。调查登记的结果表明：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止，
全国人口总数为6亿零193万8035人，其中男性人口占51。82％，女性人口占48。18％，
城镇人口占13。26％，农村人口占86。74％，汉族人口占93。94％，少数民族人口占6。
06％，18岁以上成年人口占58。92％。显然，我国一度广为沿用的“六亿神州”的说
法，应该是始于此项全国性人口普查之后的。尽管第一次提出了准确的全国人口数
字，但这还仅仅是一堆静态的原始的数字，凭此人们仍然无法获知人口的出生率、
死亡率及增长率。
其时，北京西郊风光秀丽的燕南园13号蛰居着一位古稀老翁。在烽火连天的抗
战时期，此公身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曾面对国民党特务刺刀弹丸的恐吓拍案而
起——“我自横刀向天笑”！实为中外闻名的谔谔之士。现在，这位老叟以拳拳之
心老迈之躯却对“中国人口增长率”这一为尊者讳的一元一次方程式发生了浓厚的
兴趣。
此人便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
教授。
从1955年至1956年，马老先生先后数度返回原籍浙江省调查、考察人口变动情
况。在故园嵊县浦口镇，马老先生面对自己的侄儿、担任生产队会计的阿清，因一
连生下九个孩子家计十分贫寒艰辛的境况深感震惊：“哎呀，小萝卜头‘一大班’！
你是怎么搞的嘛？”马老先生不得不语重心长地对阿清说：“你生下这么多的孩子，
怎么照料他们的体质健康和读书学习呢？再说，生儿育女不能光为自己打算，也要
为国家打算，为民族打算！生下他们来，就要为他们负责到底呀！”当时这个生产
队每个劳动力平均只有一亩八分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马老先生又扳
着指头帮阿清算了一笔细账：“等你这九个‘小萝卜头’都长大成为劳动力，到那
时，那么多的人种这么少的地，劳动力多，工分值就要低，使用劳动力比使用机器
还要便宜，机器就用不上了。你看看，人多不是拖住了机械化的后腿吗？”尔后，
马老先生又风尘仆仆赶至上海，在上海国棉二厂等厂矿做起让工人们感到既新鲜又
迷惑不解的调查工作。马老先生的工作作风是踏实、细致、一丝不苟的，逐户走访，
谈心，召开座谈会，查阅有关资料，调查结果更是令马老先生大吃一惊：据初步推
算，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高达22％。
面对这一关乎国计民生民族兴衰的重大社会课题，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马寅初，他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更无权三缄其口。
马老先生性格耿直。他决定破门而出，奔走呼号。他先后找过多年故旧邵力子
先生，找过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孟余先生，找过在浙江大学时同窗的竺可祯先生，找
过同毛主席吟诗唱和的柳亚子先生，找过曾同自己在上海《联合晚报》上进行著名
的“二马对话”的马叙伦先生，他还找过《资本论》的译者。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
先生和我国著名的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教授……他逢人便说：“我敢担保，过几
年，30％的净增率还是保守的呢……如果以年人口增长率30％计算，15年后我国人口
将达到九亿三千万，50年后将达到50亿！”
1955年7月5日至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浙
江小组会上，马寅初就控制人口增长问题作了专题发言。然而，代表们的反应如何
呢？今天的人们听了也许要捧腹大笑，当年的会上却是这样一种调门：“苏联是老
大哥，老大哥没谈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谈！”
也许每年1300万新出生的人口，对于百废待举的新中国，已经分明感觉到了不
堪承受的重负——当时的国家每年只能安置100万的就业人员，那么，多余的1200万
人，就将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因此，党和国家也不得不关注起人口增长与经济
发展不相适应的棘手问题。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一贯务实的周恩来总理
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第二个
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开展体育活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计划
生育。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于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
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限制。”
1957年3月31日，中华医学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会议的主持者、从
闽西汀江畔教会“福音医院”投身革命后长期担任毛主席保健医生的傅连湾刚刚讲
完委员会的宗旨，马寅初便急不可待地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在用几年来亲自调查所
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有理有据地论证了我国搞好节制生育的重要意义后，马老先生慷
慨陈词：“控制人口必须用政治力量才能达到，控制人口必须要由政府来做，这件
事也只有我们这个政府做得到。因为要做好这件事的政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
个必须是强有力的，一个必须是人民拥护的。我们的政府是具有这两个条件的。”
一个月后，兴致勃勃的马寅初在北大燕南园自己的寓所里接受了《文汇报》驻
京记者的采访，他希望通过记者的笔进一步将自己的观点申布于天下。新春伊始，
他曾亲耳聆听周总理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
阶级的一部分”。为了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
应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更如和煦春风：
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
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
斗。气氛是祥和的，关系是融洽的。此时的马寅初，以童稚般的纯真、春日杨柳吐
绿般的柔情对记者说道：“当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深得人心，过去多
少不敢谈和不能谈的问题都开始涉猎了，今后政治的民主。学术的繁荣是可以翘首
以待的呀……”
其时，费孝通、陈达、吴景超、陈长蘅、孙本文、赵承信、全慰天等专家、教
授，也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强调，必须通过试行节育和晚婚，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
的自然增长率，以期达到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有计划地协调发展。
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正式将自己多年潜心研
究的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以书面形式递交大会——他有如捧出了自己的一颗心。
7月5日，《人民日报》第11版整版篇幅（当时的《人民日报》共有12块版）以
《新人口论》为标题、以“马寅初的书面发言”为副标题，全文刊发了这篇振聋发
聩的长文。
《新人口论》共分为十个部分——
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
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
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十、几点建议
另加《说明》：附表一、附表二，详细罗列农民、工人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
财富，以及1953—1955年国营、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企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固
定资产等一系列阿拉伯数字。
通读《新人口论》，你能强烈感觉到马老先生的赤子之心。报国之志，其势如
醍醐灌顶，其状似酒热衷肠。
与此同时，你还会感觉到，马老先生已是十分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踩钢绳，
在文章的十个部分中，专门拿出两个部分的篇幅来全力阐述、划清此马（马寅初）
与彼马（马尔萨斯）的界线。可谓用心良苦矣！
然而，马寅初还是踩响了地雷。
1957年那个燥热的夏季。
中国的这艘艨艟巨舰似乎突然掉转了航向，离开平缓的江面，冲向激流险滩，
船体发生剧烈的摇荡，船上的不少人被纷纷摇落水中。马寅初这个童心未泯的古稀
老翁也成了不幸的落水人！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信号。
仅仅过去三个月零几天，同一家《人民日报》在10月14日第7版上，发表了一篇
题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重头文章。
文章发射出一排排重型炮弹——
“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是有意利用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来反共、反社会
主义的，他们不仅要假借这个问题，作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由头之一，还要进
一步把它作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由头之一。”
“把人口问题说成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就是麻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最有力
的武器之一。英国资产阶级早在18世纪末，就通过马尔萨斯这样做了。在中国，几
十年来，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也早就这样做了。”
文章虽然尚未点出马寅初的大名，但锋芒所指，已属“项庄舞剑”，尽在不言
中。
次年，在遍地土高炉、漫天放卫星的中国，空气灼热得几乎擦根火柴就能烧起
一片大火。马寅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终于被“押”上报端曝光——1958年
4月19日和4月26日，《光明日报》接连选载了北京大学的四篇大字报，首开对他的
《新人口论》及其经济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先河。
马寅初也太单纯了，单纯得有点迂腐。在看了《光明日报》之后，一拂袖，报
落地，他不屑地说：“《光明日报》不光明，缺乏光明磊落、以理服人的精神！”
此时，一些名字如雷贯耳的教授、学者已争先恐后地在首都各大报撰文表示要“向
真理投降”、“向工人阶级投降”，而马寅初却在他的案头挥毫撰写答辩文章，他
愤愤然道：“我的文章原本是四万字，我敢断定对方只看了四分之一就批判，何等
马虎！好在我还没有死，可以当面责问……”
这年7月；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里召开了第一次批判马寅初大会。一贯善于翻手
为云、覆手为雨，两片嘴皮子能像水波一般翻动的“理论权威”康生坐在主席台上，
他的一对小小的豆荚眼，藏在海螺壳般厚的近视眼镜片后，幽晦、冷冽，颇似秋夜
坟场里那点点跳跃的磷火。一定是觉得众多的发言都未击中要害，老谋深算的他坐
不住了，伸个挺长的下巴，来指点迷津：“贵校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
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康生使出了杀手锏——在整人方面，他颇能匠心独运，而且从不心慈手软，必
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马寅初也自有马寅初的性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处于台下被批判的他，不
断站立起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和抗争。之后，他甚至在一篇答辩文章中正气凛
然地写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独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
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人不以理服人的那些批判者们投降……”
接下来的阵势可想而知。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向大饭厅、礼堂、走廊、操
场，甚至还贴到燕南园13号马寅初的住所。一时间，从班级到年级到系到学校，北
大校园里纷纷成立批判马寅初的各种专题小组，同样也是“大跃进”的气魄。“大
跃进”的热度和“大跃进”的干劲，未名湖畔摩拳擦掌。口诛笔伐，莘莘学子们互
相比试着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出最多。火药味最浓的大字报来……
马寅初的“滑铁卢”命运已注定无疑的了！
至此，潘多拉的魔盒被揭开了。
尔后，“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时隔三年之后，康生进一步发出指示：“马寅初最近还很猖狂！他的问题已经
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要
像当年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马寅初！”
时隔三十年之后，我们不得不痛苦地发现：为了这场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国人
不止要付出几十年、而将是几代人的昂贵代价。
蓦然回首，我们目睹的已是这样一组数字：
1949年，中国人口5。42亿；
1952年，中国人口5。75亿；
1953年，中国人口6。02亿；
1957年，中国人口6。47亿；
1965年，中国人口7。25亿；
1970年，中国人口8。30亿；
1978年，中国人口9。63亿；
1981年，中国人口10。01亿；
1989年4月14日，中国人口突破11亿……
在百岁老人马寅初先生带着对他的人口理论彻底平反的一纸结论书欣然谢世之
后，人们追思缅怀老人一生不灭的功绩时，我们的报纸曾刊出过这样一段话：“……
过人智慧戴上了光荣的花环，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让一
个民族及经济发展的缓慢来为一个人的高明预见作证，这是何等的悲哀，这是预言
者多么恼人的胜利啊！”
读来教人百味俱生！
历史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倘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将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
经历十年的改革开放，革故鼎新，又终于使国家经济走出了这片灾难的沼泽地；那
么，已累积成的11亿人口的重负，则无疑是需要中国人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
一道来承受的啊！
“人口大爆炸”所带来的创痛至深且巨。
历史——就这样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
中国——这趟严重超载的列车，注定要以百倍的努力与艰辛去翻越万重关山……
二 警钟长鸣：人口爆炸奇观
1987年7月11日，一个名叫马泰伊·加斯帕尔的男性婴儿，幸运地降生在依傍亚
得里亚海的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一座医院里。鉴于这一天该市正举办世界规模的
一个运动会，集中了来自世界上不同种族肤色各异的128个国家的居民，同时马泰伊
·加斯帕尔是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抵达该市之前最后一个诞生的小生命，联合
国当天即庄重宣告：马泰伊·加斯帕尔为地球上的第50亿个居民。
这一天即为地球的“50亿人口日”。
无论地处东半球，还是地处西半球；也无论是属于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还是
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天都在各自的报纸上刊载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
亚尔抱起新生儿马泰伊·加斯帕尔的新闻照片。
对于人类，这无疑是一声长鸣的警钟！
自地球上出现人类至今，已约有三百多万年的历史。到1830年世界人口才达到
10亿；1930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可
以看出，世界人口达到第一个10亿用了300多万年的时间。此后每增加10亿人所用的
时间，则依次减少为100年、30年、15年、12年。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统计数字
表明：现在世界每分钟增加180人，每天增加25万人，每年增加9000多万人。
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祖国——世界大家族中最大的一员、每五人中即占
有一人的“人口超级大国”。
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夏禹时期，我国仅有人口1355万人；到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
我国人口也只有6000万人；直至明末清初十八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才达到1亿。这
也就是说，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从1000多万到突破1亿大关，经历了至少3800年的
漫长岁月。
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是清代。全国人口总数于1762年、1790年和18
34年分别超过2亿、3亿和4亿，其间每增加1亿人所需年限分别是21年、28年和4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1949年我国人
口为5。4亿，1953年达到6亿，1963年增至7亿，1968年超过8亿，1973年超过9亿，1
980年达到10亿，1989年4月14日达到11亿。每增长1亿人口所需年限最长为10年，最
短的仅5年。建国40年净增人口5。6亿。
倘若我们不厌其烦再来算一笔细账：1987年我国净增人口17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