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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维族司机车开的快，下午三点多就到了大河沿，旅客们都下车了，我仍昏睡在车厢里，维族司机把我叫醒，指着停在火车站的列车对我说：“你么，是往口里去的么，那趟车是开往北京的么！”我在维族司机的扶助下下了车，艰难地向那趟列车走去，眼睛里冒着金花，快到车跟前时，看到车厢门口站的女列车员好像在那里见过，忽然在脑子里闪出十年前土改工作组的方梅的影子，那列车员的模样和我记忆中的方梅长得一模一样，我急切地向她走去，下意识地念叨着方梅！方梅！方梅！走到车厢门口她惊疑地看着我，然后挡住问我：“你买票了吗？”我说：“我困在新疆了，我家在武威，我想回家去，我一分钱也没有，只有一个学生证。”他说：“你把学生证拿出来我看看。”她看完学生证后说：“你先上来。”我非常吃力地登着车梯，她把我拉上车，车厢的连接处人挤的满满的，见我挤不进去，她打开乘务室的门把我推进去，又把门锁上。不一会火车开了，她来到乘务室，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说：“你喝点水先缓解一下。”我喝完水，脑子清醒了许多，她接着说：“你上车前嘴里念叨的谁？”我说：“方梅。”她问：“你怎么认识方梅
？”我说：“土改时她在我家住过，我戴的这顶棉帽就是她给我家留下的。”她问：“你看我长得像方梅？”我说“你和十年前的方阿姨长得太像了，我见到你时好像做梦似的，心里有一个念头，如果你真的是方阿姨就能救我，但又像是幼觉。她说：“方梅是我的大姐，我俩长的很像，你说的话我相信，你没有买票也不要紧，我们对没有买票上车的饥民灵活处理，你不要乱走，就在这里休息，我会帮助你。”说完这些她出去了。当时火车上凭车票每天上午和下午给旅客供应面包，每次每人一个面包，每个不到一两重。不一会她给我拿来了一个面包，并对我说：“慢慢吃，吃了就会好一些。”到了晚上为了使另外一个乘务员也能休息，她在车厢里给我找了一个座位，查票时她和另外一个乘务员也不问我有没有车票。连续两个白天，每当供应面包时，她告诉餐厅的服务员也给我发一个。就这样方梅的妹妹用一片爱心和同情心挽救着我的生命，我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中，一进门就倒在了地上，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到了离家前的状态。
我唠唠叨叨的讲了一夜，关东大汉说：“你可真够玄的，工作没有找上，差点把命丢了。”我接着说：“我出关到进关的路上，度过了难忘的十一个昼夜，这十一天里我吃到粮食最多也就是一斤半，平均每天一两五钱，而有连续三天没有进食，可想而知我到家门口是什么样的惨状；这十一天里我每天都是度日如年，饥渴、焦虑、恐慌、等待、期盼、绝望，每一天都过的那么漫长；这十一天里我感受到了什么叫饥饿、难堪、凄凉、哀伤、悲惨和痛苦；这十一天里我体验到了死亡的威胁和对生存的渴望，幸运的是没有把命丢了。我之所以能活着回来，多亏了那些帮助过我的好心人，中年汉子、维族小姑娘，维族司机、方梅的妹妹、还有那两个兵团农场的接待员，他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至今我牢牢地记着他们，时常缅怀着他们的恩德。”关东大汉开玩笑说：“你还是命大，我也听说过那年头去关外的路上有不少饿死的人。还是活着好啊！要不你那有再出阳关，现在的新疆和四十年前不一样了，新疆人说共产党在中央，社会主义在新疆，你这趟去可就大开眼界了。”
清晨，关东大汉在嘉峪关车站下车了。吃完早点，老伴的脑子好像还在昨夜讲述的情景中，问我那次去新疆的事后来舅舅知道不？我说后来我给舅舅去了信，还告诉了八一农场接待站给他捎信的事，舅舅来信说那个给他捎信的同志已经调到塔城兵团的农场去了。之后我和舅舅一直保持着联系，六一年我考上大学后舅舅给我寄了二十元钱，巧的是那个同志后来又搭救了应惠。
六一年的秋天，我去兰州上学，寒假没有回家。这时，白家姑奶奶和她儿子延寿已在塔城的兵团农场安顿下来，回来处理家里的什物，还想给延寿说个媳妇领到新疆去，延寿年龄大了，一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临走时来到我家，说了塔城的不少好处，想把应惠带到塔城去。婶婶心想，家里吃的跟不上，饥一顿饱一顿，应惠也十四岁了，能听使唤了，跟着姑奶奶到新疆还能吃顿饱饭，于是合拍了姑奶奶的意愿。应惠一走，铸成了大错，爸爸回来和婶婶大吵大闹，老俩口甚至闹到要离婚。婶婶也知道错了，又是写信，又是寄钱，又是发电报，叫姑奶奶赶紧把应惠打发回来，过了好几个月没有音信。春节过后，我收到了家里的来信，知道了家里发生的事情，我特别担忧，婶婶太糊涂了，在古浪那次，差点叫人把应惠骗走，这次也是凶多吉少，远隔千里之外，应惠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我们那里能知道，人急了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的出来，有可能应惠被他们当做了童养媳，我心急如焚，也是急中生智，想起了让我捎信的那个同志，记得舅舅说他调到塔城的兵团农场，就当下写信给他。过了一个月，家里来信说应惠回来了，暑假回家应惠告诉我她就是在那个同志的关照下离开新疆的，那个同志还对应惠说你哥哥上了大学，再不愁找不上工作了。我常在想，人世间还是好人多，能遇上几个好人也是人生的幸运和福气。
凌晨，143 次车到达了乌鲁木齐车站，下车后我们直奔石河子的舅舅家，有个表嫂还从来没有见过我，说舅舅外甥长的太像了。在此期间我们又谈起了那次去新疆的事，舅舅说：“十二（是那个堂舅的排序）不是个东西，把外甥领到新疆丢了，把你还差点饿死。”我说：“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也是逃难的人，他没来车站找我，那也是自保性命的选择，好在他在火车上还给了我一把炒面，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忘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现在我不是很好么！”
在石河子住了七天，那里吴家的人太多，亲戚也转不过来。七天后我们返回乌鲁木齐，寻巡了我丢魂失魄的碾子沟，那里变化很大，已经是面貌全非，那段经历给我留下的伤痛太多太多，巨变后的碾子沟还是抹不去记忆中的悲凉。人世间有很多艰难，尽管艰难的情形和程度各有不同，熬过艰难就是辉煌。这时我意识到碾子沟是我人生旅途上的真正起点。
二出阳关圆了老伴的梦，也找回了我丢失的魂魄。从乌鲁木齐到天山，在王母娘娘的洗澡盆里划艇，而后到月牙泉边照影，和小姑一起在石油城里游览，最后登上了天下第一雄关，每到一处都有亲友接待，旅途一帆风顺。感触良多，感受最深的人间最温暖的是亲情。
激情黄河大合唱 伴友夜渡石门河
冬至当日就开始数九了，武威人的数九歌是：“头九二九关门闭手，三九四九冻破碴口；五九六九光屁股娃娃拍手，七九八九犁铧套上耙走；九九加一九犁铧遍地走。”熬过寒冬的人最能感受到太阳的温暖，光屁股的娃娃迎来了一九六一年早春六九，大年初一的红日，总算有了盼头。这一年甘肃已被列为了全国的重灾区，张掖地区是重中之重，抢救人命的工作大面积的开始了，被群众称为“老鼠窝”的公共食堂彻底解散了，政府的救济粮、供应粮有各种品种，发放、分配到了社员手中，我家最早分到的是东北炸过油的豆饼，后来分到了新疆的玉米，澳大利亚的燕麦，尽管分到的粮食不多，但至少能维持生存。当时伊拉克密枣在武威也有销售，价格很高，一般的人家买不起；一些干部职工还能分到几袋一种名叫“康复散”代食品，疗救自己和家人。春天来了，饱受了饥饿的人们和大自然的万物一样有了生机。
新疆之行我找工作的梦又一次破灭了，还差点抛尸戈壁，总算活着回来了。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躺在床上，和饿魔进行斗争，想着自己的过去，也想着同桌，死神和爱神在我脑子里交替出现。家人千方百计的救护，同桌身影的召唤，我终于摆脱了饿魔的威胁，认真地思考起未来；如果就此辍学，就像婶婶说的那样捋牛尾巴、拾大粪、在家种地，把户口迁回来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或者自学中医当个郎中；出去工作，再到那里去？谁能帮助我？谁能要我？这也是一连串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继续上学，进行最后的冲刺，这条路上也许会有光明的前途。
我到校后我的同桌见我面容憔悴、委靡不振，问我是否病了，我想隐瞒事实，但她还是从我的眼神里发现了破绽，我只好把去新疆的事告诉了她，也讲述了在汽车站候车室的梦魇，她不相信梦中和我吵架。我时常猜疑那个梦预示着什么。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人说：梦是过去的行为活动在大脑皮层中的一种反思现像；有人说：梦是人的情绪的转移；有人说梦是大脑皮层表现出的幻觉。我看过释梦的书，更多的相信梦是人的一种潜意识现像。人在孤立无救的时候，乞求天助神佑；人在痛苦不堪的时候，呼天喊地；人在哀伤之极的时候喊爹叫娘；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还是留恋着亲人和心爱的人；这都是人的潜意识中最深沉、最真挚的感情。在危难的时刻亲情和爱情能挽救人的生命，在那中情况下，她在我的梦中出现，是一种本能的自我呼唤。但那个梦也警告着我，有时爱情也会像激情燃烧的烟花爆竹，那震天的轰鸣和美丽的花环会在瞬间消失。梦归梦，现实还是现实，实际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这以后我们还是做着比翼双飞的梦如愿地踏入了大学的门槛。所谓如愿，我报考的专业是政治教育，动机和梦想是初萌于两个伟人“治愚比治病更重的”故事。说实在的当时的情况下我只是想民院的待遇不错，生活有保障，毕业后到少数民族地区去，那也是一份工作，有了工作再也不会为缺吃少穿发愁。
有一位作家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此时我生命的车轮划上了三乘七的符号，考入大学是我实现的第一梦想，也是我人生道路上迈出的最关键的一步，从此我的命运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学生活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活泼、最浪漫、最激情的时期，虽然年华荏苒、青春不能永驻，但那段岁月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一九六一年九月，我接到了西北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着装粗布纳衣，穿着补帮锥底的鞋，背着一捆破旧的被褥进了民院的大门，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民院的大门，红柱金瓦，迎面生辉，通往校院的大道上穿戴民族服饰的男女青年欢歌笑语；大道两侧，古典式的楼台亭榭齐放异彩；松柏森森、鸟声啾啾；小桥卧坡、曲往通幽；牵牛吹唱、梨枝低垂，倒槐作态、妙趣横生；芳草萎妻、碧茵茸茸、花团锦蔟、落英缤纷，美不胜收；仿佛进了《红楼梦》的大观园。
民院不但环境优美，而且待遇和生活条件比起兰州的其它高校也是独一无二的，那时高校虽然都有助学待遇，因高校的类别不同，待遇也各有差异，师范院校实行的是基本生活费的统配制，其它高校按家庭经济情况分等级评定助学金，这些高校的课本费和其他学习用品都是自负自理。民族就比较特殊，少数民族学生的吃、穿、学习用品、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像毛巾、肥皂、牙膏、牙刷、刷牙缸等都由学校供给，而且每月还有零用钱补助。汉族学生，每人每月18元的生活补助费，其中， 14元伙食费，集中在食堂统一用餐，这在当时高校中是最高的伙食标准；2 元医疗费，由附设医院集中使用；1 元卫生洗理费、学校制票使用，保证学生每周一次洗澡，每月一次理发；1 元文化娱乐费，也是由学校集中使用，每周能看上两场电影或戏剧、有时是音乐舞会；课本、作业本和写字用具也由学校发给；此外每个季度还评发一次困难补助费。那时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8斤，食油、蔬菜和其它副食的供应也少，民族常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助，牛羊肉、酥油食品、青海湖的黄鱼隔三间五的能在饭桌上出现，每周能吃到一次用酥油做的油饼，这种油饼很适合少数民族同学的口味，也培养了汉族学生毕业后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时的生活习惯。而兰州的其它高校的伙食常常是开水煮白菜，有的人借会友来到民院改善生活。
民院的伙食尽管不错，也有些花样，但主食定量，同学们还是摆脱不了饥饿的阴影，总感到肚子吃不饱，吃完上顿盼下顿。我高中时的一个回族同学和我是同班，他饭量很大，成天感到肚子饿，有时到我们的饭桌，看到剩下饭菜端起来就吃，
也就不讲究清真不清真了。一个勤工俭学日的晚饭后，班里派国琏、长喜和我到养猪场喂猪守夜。猪食的原料除了少量的麸糠尽是霉烂的土豆和蔬菜，猪食煮好后倒进槽里我们发现有些土豆还没有完全变坏，国琏抓出一块尝了一下说，人也能吃，只是怕别人知道了说我们偷吃猪食，受批评不说，名声不好听。我和长喜说，这里只有我们三人，你是班长，只要你不打小报告，谁能知道。于是三人先订了“共守同盟”，从猪食槽里捡出煮熟的烂土豆添补了肚中的空缺，这是我们三人初入大学后的第一顿饱食。那时候人们对粮食特别珍贵，只要能吃的东西不会轻易扔掉；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来自贫困家庭，贫困的情况和程度各有不同，但我敢肯定他们未曾受过饥饿的困扰和威胁，更不会把猪吃的东西拿来吃；据传媒所闻，有的大学生竟然把好好的馍馍随便仍了，使人痛心。
饥饿的时候在一起偷吃了一顿烂土豆就成了我们的“患难之交”，从此亲近有加，感情日笃，发展成了吃穿用不分你我他的好朋友，相互称兄道弟，国琏老大、长喜老二、我为老三。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三人的关系被民院的造反派视为“三家村”，长喜因留校工作受到了冲击，我和老大已离开学校没有受到连累。
那时我们三人穿的都很破烂，不了解我们的人真的把我们当成过要饭的，入校后的两个月，新疆石河子的舅舅给我寄了二十元钱，我们盘算着出去饱食一顿，进了张掖路口的天津包子馆，花了十元钱开了一笼包子票，把包子票放在餐桌上刚坐下，从后堂里走出一个服务员大声喊叫：“出去！出去！”我把包子票举给他看，他还是不相信，走到我跟前打量了一番，拿着包子票左看了右看才让我们坐下等着。
紧接着难堪的事又发生了，在永昌路和白银路的交岔口，我见到了我同宗大伯的四儿子，这是我到兰州后见到的第一个熟人，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心情，我满心欢喜地跑上前去叫他四哥，他说不认识我，我听了非常吃惊，他怎么会不认识我呢？我说我是新关的，通报了姓名后他才说你到兰州来干啥？我说在民院上学。然后他告诉我他家住在永昌路18号就骑自行车走了。过了几天，我找到了永昌路18号，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我挨家挨户找了就是没有姓朱的，自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奇怪的是我调到冶金厅工作后，他竟然能在我住的招待所里找到了我，来意是要帮他的儿子调动工作。我没有计较二十四年前的那一面，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我六十年代前期的生活中像这样六亲不认的难堪事还有许多，最有戏剧性的是一九六五年去酒泉搞四清时发生的一件事。这年的十月，省委组织部决定待分配大学生去参加“四清“运动，当时因我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组织上照顾我在兰治病或回家疗养，因武威有王八少、刘子和、杨衡武等许多名医，我决定回家，待病有好转后去酒泉参加“四清“运动，临走的时候组织部还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来到武威吃了刘子和的几副药，病情大大的好转，准备去酒泉，我同村小学时同学的父亲知道了我要去酒泉，来到我家告诉我他酒泉工作的儿子三年没有给他寄钱，也没有来信，要我到酒泉无论如何找到他的儿子，告诉他家里很困难叫他寄点钱来，并给了我他儿子前些年来过信的一个信封。这时天气已经寒冷了，一个漫天大雪的傍晚，我穿着一件补着补丁的粗布中式棉袄进了酒泉地委招待所的大门，门卫看我像一个农民，挡住不让我进去，我掏出介绍信让他看，他还是不太相信，这时进来一个穿着干部服装的看了我的介绍信，他二话没说把我领进了招待所的登记处，登记住宿后，还是这个人把我直接领到了招待所的食堂，花了四角钱吃了一顿两菜一汤的晚饭。
在火车上我一直惦记着那个同学的父亲说的话，晚饭后我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同学的单位钟楼变电所，这个变电所的门面向大街，我敲窗户打问那个同学，巧的是打开窗户回话的正是他，好在他还认识我，他见我穿得破破烂烂，外面下着大雪，也没有说让我进去说话，站在窗口问我到这里来干啥，，我见他冷漠无情的样子，就给他撒谎说，今年武威的庄稼收成不好，粮食不够吃，生活困难的很，我来找你帮我找个工作。他一听，面孔又冷漠了许多，像打排球一样，把我推到了在酒泉工作的一个同族堂兄的那里。临走时我把他父亲的话告诉了他，他也没有出门送我。我到“四清”工作队后做秘书工作，常陪领导们到县上开会，此时组织部给我们配备了过冬的皮大衣、棉帽、棉皮鞋、还有棉手套，穿戴上这些还真有点气派，人大变了样子。一天酒泉县召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我陪领导去参加会议，当吉普车停到县委门口时，我的这个同学也正好站在门口，我也从吉普车上下来，他看到我有些惊诧，不好意思的说我骗了他。
说起这些难堪的事，我想起一句“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古话，中国人处世常常以貌取人，很多人都知道这种世态炎凉。后来物质生活的状况逐渐好转，但在简朴生活中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也常常是不衫不履、不修边幅，还闹出过许多笑话。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