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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装着白菜不是中年汉子第一个发现的，在我吃白菜的时候，对面的稻草包上也有人在吃白菜，这个秘密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大白菜成了难民们解渴充饥的快餐。坐在蒙罐车上人们不知道客运的时间、停靠的车站和最终的去向，一路上要给东进西去的正点车让道，像老牛拉的破车，走走停停，黄昏时才到了张掖，二百多公里的路程，几乎用了一个对时。
蒙罐车停靠在张掖车站，值班员打开车门向里面喊话：“旅客们！这趟车到达了终点车站，请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下车，需要西行的旅客不要出站，请排队直接上对面的客车，客车从本站始发开往新疆，车上有座位，请不要拥挤。”尽管值班员不停的喊着：“车上有座位，不要拥挤。”但盲流的人群还是蜂拥而动，堂舅和表嫂急不可待的下了车，中年汉子乘机在我的挂包里装了一颗白菜，下车后紧追忙跑跟上了堂舅和表嫂。表嫂和中年汉子手疾眼快，上车后抢占了靠车门的四个座位。不一会车站的门打开了，人流向车厢涌来，一个中年男子坐在了我身边，片刻时间空位上都坐满了人，没有找到座位的人把行李放在走道里当席而坐，列车员过来让他们挤到了座位的中间，留出了人能抬脚走路的空间。不一会又是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开了。
夜幕下车灯闪亮，照射着人们千姿百态的面容，我第一次发现中年汉子气质与众不同，他问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中年男子：“你是张掖人吧？”中年男子微微点头，轻声一应“是”。中年汉子接着又问：“你们张掖的情况怎样？”
中年男子说：“还能怎样，张掖饿死了一层人，我进车站时车站外面就躺着几个饿死的人，还没人来收尸呢。那个地委书记胡吹冒聊，把张掖人害苦了。你知道这趟列车为什么在张掖始发吗？河西走廊的饥荒，饿死人的问题就是在张掖东窗事发的，党中央做出了抢救人命的政策，才有了从张掖始发的‘专列’。”
中年汉子说：“还是毛主席英明伟大，不知中国还要饿死多少人。你说地委书记是谁？”
中年男子说：“就是统治河西走廊的土皇帝。”听了中年男子的这话我有些吃惊，心想这话前些年说出来，不是右派也是现行反革命。中年汉子不以为然的说：“地委书记有地委书记的问题，天灾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张掖地区的县乡领导也有他们的责任，不少县乡领导虚报浮夸，也是造成地区灾荒的一个原因。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张掖人和一个武威在一起吹牛，张掖人说张掖有个木塔，离天只有尺八，武威人说武威有个钟鼓楼，半截子穿在天里头。有些领导的浮夸就像吹牛的张掖人和武威人一样，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老百姓那有不遭罪的！！”。
列车上开始查票了，中年汉子掏出一个证件，我们三人都没有买票，中年汉子说堂舅和表嫂是逃荒的，说我和他是一起的，列车员放过了我们。中年汉子和中年男子继续着灾情的对话，列车员提着一个大铁壶走进车厢喝着：“谁要开水！谁要开水！”
堂舅从褡裢里掏出一个制作非常粗造的搪瓷缸子，这个缸子在一个小站上用过。当时蒙罐车里光线不清，我没看清楚它是什么样子。在客车里我清楚的看到这个缸子是用镔铁制的，内外了斑斑驳驳的搪瓷，缸耳子还是歪的。说到这里老伴插话说：“你说的那种缸子，我家也有一个，那是我困难时期用过的刷牙缸，我说把它留下来作个纪念，让孩子们也知道我们在困难时期是怎样过来的，你偏把它仍了。”我说：“那破玩意又不是什么宝贝，困难时期用过这种缸子的人多了，不是什么稀罕东西，留下来你想让它进历史博物馆？再说现在青年人不会相信历史上会发生那样的苦难，听不进去我们说的这些陈籽麻烂谷子。”关东大汉笑了，我又把话题拉到了“专列”上。
堂舅接了一缸子水，放在茶几上凉着，不一会摸着褡裢里想掏东西吃，看着我又把手放下了，他的表情使我意识到，我成了卡他们咽喉的余物。表嫂说：“爹还是吃点吧！我心里难受！！堂舅从褡裢里摸出一个馍馍，给表嫂剥了半个，剩下的半个装进了褡裢，那缸子水堂舅和表嫂各喝了几口，堂舅在剩下的半缸子水里倒进了炒面，把拌好的炒面先给我抓了一把，然后用三个指头撮着，小心翼地往嘴里放，生怕掉下一个喳喳。堂舅的那把炒面是我一天一夜来第一次进食。我早就饿过劲了，失去了饥饿的感觉，那把炒面像救生丸，吃下去后调动起了我生命的欲望，但也像强心剂激起了胃的痉挛，心里更加发慌，两手发抖，浑身虚汗，难受的不知如何是好，挣扎着从挂包里拿出白菜就啃，中年汉子看出了我的痛苦说：“吃吧！多吃点白菜就不难受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饥饿对生命的威胁。想起那些在饭馆里抢饭吃的人，此时我和他们的心理需求和渴望没有什么两样，真正认识到了粮食的宝贵和感受到了饥饿的痛苦。
“专列”毕竟是“专列”，在西行的路上正点运行，站站通报站名并提醒旅客看好自己的行李物品，我疲惫的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朦朦胧胧的听到柳圆车站到了，哈蜜车站到了，挣扎着向窗外望去，黑夜深邃无边，空旷的戈壁上回响着车轮滚动的声音。堂舅和中年汉子还没有睡意，谈论着哈密瓜和火焰山的故事，我听到中年汉子的地理、历史知识比堂舅更多。这一夜时间很长，也过的很慢，第二天下午太阳刚刚偏西，火车到了终点站大河沿车站。下车后中年汉子被一个戴棉军帽、穿军大衣的人接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感到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在呼啸的寒风中，我们三人和众多的盲流者寻找着各自的归宿。当时的大河沿车站有几间简陋的平房，候车室里人满为患。车站的四周是敞开的，来往着运输物质的车辆，汽车掀起的尘土在大风的吹动下一浪超过一浪，盲流者三五一伙，在风浪中东跑西颠，憔悴的脸上愁云满面，其中不少人背着行包，迟步向前，有的妇女娃娃见过来人就哀求：“爷爷！爸爸！给上些吧！行行好救救我们吧！”那些脸上发“胖”的人跌倒后半天爬不起来，有的躺在路旁奄奄一息。看到这种情景，堂舅说：“这里太可怕了，我们赶紧去买汽车票，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我和表嫂在堂舅的带领下经过一个又一个帐篷，帐篷的旁边几乎都是土堆，土堆的上面冒着青烟，堂舅说那青烟下面是地窝子，是人们住人的地方。多数帐篷门口写挂着标牌，各种各样的“站”数不过来，其中有物资站、货运站、转运站、储运站、供销站、加油站、接待站、汽车修理站，近处有商店，远处有煤场。我们终于找到了汽车站的售票处，门口排着长队，我排在长队的后面，长队拉的越来越长。当轮到我买票时售票员说，买到石河子的车票七天后才能坐车。我问堂舅买不买？堂舅说：“七天后我们就饿死在戈壁滩上了，赶紧走，另想办法。”我以为堂舅来过新疆，可能有别的门道，跟着他进了一个地窝子，原来是个旅店。此时我已口干舌苦见到旅店的暖瓶，那暖瓶的外壳是竹草编的，要了堂舅的缸子，喝了足足有两缸子水，还没有解渴，堂舅说给他们也留点，我没再喝。等他们俩喝完了水，我肚子越来越难受，我对堂舅说：“咱们去吃点饭吧！”堂舅说：“到那里吃饭？”我说：“到外面找个饭馆子。”堂舅问：“你有粮票吗？”我说：“有。”这时堂舅几天来紧绷的面孔舒展了些，便说：“那我们就把行李放在这里，包包蛋蛋的提着背着叫人家看着还以我们是要饭的，连饭馆子也进不去。”他虽然这么说，但只放下了行李，却背上了褡裢。
在火车站西面的一个拐角处有一个饭馆，这里的人群也是熙来攘往，我在饭馆的不远出见到一张破席四角用石头压着，下面好像藏着什么东西。饭馆里也是要饭的人比吃饭的人多，我们刚到饭馆门口，一个人从里面抢出一把面条往外跑。买饭也要排队，挨到我时售票员看了学生证，说一次只能买一碗，我排了三次队买了三碗面条，每人吃了一碗后，堂舅说再来一碗，我感到肚子还是空荡荡的，我也还想再吃，于是每人又吃了一碗。吃完饭后我们走出饭馆，白家姑奶奶和他的儿子延寿迎面而来，她见到我好像见到了救星，上前抓住我的手说他们困在这里了，而后再什么话也不说，竟眼泪汪汪，欲语凝咽。我不知说啥好，我把饭馆找零的粮票给了她六两。她拿着粮票，如获至宝的进了饭馆，看着她的背影我想起了奶奶。
回到地窝子，好像我们的旅途生活融合到了一起，堂舅仍然以长辈的口气问我：“你身上到底有多少粮票？”我如实地告诉他：“出门时我只带了三斤，刚才我们吃了一斤二两，给了我白家姑奶奶六两，现在还有一斤二两了。”堂舅听了说：“我带的馍馍也吃完了，剩下的炒面也不多了，加上你一斤二两粮票最多在这里能维持两天，明天早上起来我们赶紧到路上挡车。”我心里想，在火车上我只吃了你一把炒面，见你拿出一个馍，也没给我吃一口，你们偷着吃馍馍我也知道，我只有一斤二两粮票了，你也把它算进去了。虽这么想，却不能说，也不敢说，因为他是舅舅，还要靠他们把我领到石河子去呢。第二天醒来我感到脚有些麻木，穿袜子时发现脚肿了。堂舅说不要紧，那是坐火车坐的，我也没有在乎就一同去挡车，等到日落也没挡上车。晚上回来我们三人吃了些炒面，堂舅说明天找个车多的地方肯定能挡上，先到饭馆里吃饭，坐上车就不难受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给堂舅说我先去排队，你们后边来，乘他们没来的时候我先吃了一碗，等他们来了又买了三碗每人吃了一碗，吃完饭后我们又去挡车，结果是无望而归。晚上堂舅还是不甘心地说，明天吃完饭后我们再去挡，我就不信挡不上个车。我说还有四两粮票了，堂舅很不高兴地说那你俩去吃面条，我吃炒面！吃完饭后我们再去挡车，还是那个地方，不知过了多少辆车，就是不理睬我们，越等越急，我险些被车撞上。这时我有了恐惧感，我想着粮票用光了，五块钱吃饭花了一块一角，住店四角，剩下三块五角钱在私人手里连个拳头大的馍馍也买不上，要是挡不上车，万一堂舅不管我，我就饿死在大河沿了，突然又想到车站有个石河子八一农场的接待站，和八一农场的舅舅联系在了一起。我对堂舅说：“我们去找八一农场的接待站，就说我们的亲戚在八一农场，向他们求助。”我们又急急忙忙地折回到车站，接待站的人问我：“你的什么人在八一农场，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的舅舅，叫吴泽南。”那人好像认识舅舅，点了点头又问：“你有证件吗？”我说：“有学生证”，那人拿着学生证和旁边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商量了一下又问：“你们几个人？”我说：“三个人”，然后那人把学生证还给我说：“你还是个高中生，有用处！有用处！今晚八点钟，我们有一辆发往乌鲁木齐的车，你们先到那儿自己再想办法，你们每人要买两元钱的车票，不要走远。”买完车票，我身上只有一块八角钱，如此寒酸，但八一农场接待站的帮助，特别是那“有用处！有用处！”的话鼓起了我的勇气和信心，使我又见到了光明和希望。
那时带表的人很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谁也买不起那昂贵的奢侈品，太阳的影子就是钟点，八点钟的时刻我们无法掌握，就一直等在接待站的门口，日头刚落的时候，接待我的那个人走出来说时间快到了，交给了我一封信，并说：“见到你的舅舅，拿着这封信领你到团部去。”我把这封信如获至宝的揣到了身上，不一会就发车了，那是一辆嘎斯车，车厢上面搭着帆布蓬，车厢的两侧有木板支架的座位，车后面是敞开的。乘车的人不少，但在司助人员的调度下很有秩序，没有行李的人基本上被安排在座位上，有行李的人也按序把行李放在车厢中间当座。开车前司助人员清点了人数，向接待站进行了汇报。
嘎斯车在沙石路上西行，后面的尘土不断地卷入车蓬，人们裹着头或缩着脑袋听任着风沙的摆布，盼望着车开的快些，但坑坑哇哇的路上汽车怎么也跑不起来，有时停车，有时饶道，午夜后才到了大板城，不知是放风还是别的原因，车又停了下来。这时间司机说上厕所的人可以下车，我也下了车。汽车在这里停的时间很长，王烙宾的《大板城的姑娘》给我种下的印像是大板城是戈壁滩上的绿洲，是个美丽的城市，有漂亮的姑娘，我在这里没有见到动人的倩影，踩着大石头隐隐约约看到路旁的村庄，汽车靠在了灯光闪亮的汽车修理铺前，原来是嘎斯车出了故障。
经过一夜的折腾和熬煎，我们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碾子沟的长途汽车站。下车后，堂舅说他和表嫂去找一个人家，顺便给石河子发个电报，让舅舅和表哥来接我，叫我在车站的候车室等着，不要走远。堂舅和表嫂走后，我也走出了车站，想看看这个地方的新鲜，最引我注目的是狗拉的爬犁和维族人烧馕的烤炉。我站在一个店铺的门口看着做馕的过程，黄澄澄、热腾腾的馕饼使我垂三延尺。制馕的人抄着不太流利的汉话问我：“你买么？来一个么！”我问怎么卖？那人说：“一个么，一百克粮票，一毛钱么！”。我才知道新疆的秤论克，这里虽然不是异国，但有他乡的别情。我没有粮票，一克也没有，我只是问问而矣，转身离开了这个使我垂延欲滴的地方，朝着汽车站的方向走来，走到了离车站不远的碾子沟的堤坝上又好奇的向堤坝上的几个帐篷走去，那些帐篷是南江、还有塔城、伊梨农垦兵团招募农工的接待站，我脑子闪过去这些兵团的念头，但还向望着石河子的八一农场，那里对我“有用处”，希望舅舅快些来接我。我离开了那些帐篷，走着走着辩不清了汽车站的方向，一路上问了好几个人指点，迷迷湖湖的进了候车室，倒在候车室的墙根里惶惶忽忽的睡着了。当我苏醒后，太阳已经夕照了，我的旁边躺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急促地喘着气，车站的人过来问我：“他是你的什么人？”。我说：“不认识”，不一会来了几个人把那人抬走了。这时我害怕了，感到了死亡的恐惧，是多么的希望舅舅和表哥马上来救我，那怕是堂舅也好，他的褡裢还有炒面，能给我吃一口多好，或者把我领到他认识的人家吃一口饭也好，我还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痴呆呆的瞪着两只眼睛，眼巴巴盼着他们的到来，，一直巴盼到后半夜还是不见一个人影。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等，又苦苦地等到了天明。我想着他们要是不来我就完了，忽然我向门外看去，我的眼睛闪出了一条生路，我缓慢地向那招募农工的帐篷走去。
我进到塔城的一个招募站，先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让他们看了学生证，然后量体重，量完体重，量秤的人有些不太相信地说，这人体重怎么这么轻，想再量一次，旁边的一个人向量秤的人摇了摇头说：“我们招的是农工，文化程度不重要，关键是身体要好，体重必须在四十五公斤以上。”我又找到了几个南疆的招募站，他们以同样的理由把我拒之门外。最后一家虽然也没有要我，但总算得到了一些安慰。看我学生证是个武威人，给我倒了一杯开水，问我怎么来的新疆，我如实地告诉了他，他说体重是收人的硬规定，你体重轻，身体太单薄了，面黄肌瘦，干不了又苦又重的农活；再说乌鲁木齐到南疆要七八天的汽车，像你这样子，半路上就完了；石河子离这里不远，你还是回去等你舅舅吧！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一脚高一脚低地回到了候车室，又倒在了墙根下，心想石河子不远，舅舅和表哥为什么还不来；堂舅是答应领我到石河子去的，为什么两天了还不见他的踪影，是不是我没有给他钱，电报没有发，是不是把我当包袱抛了他们自己走了。此时我满腹的哀伤和悲凉，想着想着又惶惶忽忽的闭上了眼睛，脑子像演电影似的浮现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影。这些人影中有婶婶、奶奶和白家姑奶奶；竟然我同桌的影子也浮现了出来，她和我发生了争吵，从此一刀两断；最可怕的是杨家坝河的洪水把我冲走了，我拼命的在水中挣扎着，大妹妹在河堤上顺着洪水边跑边撕心裂肺的呼叫着：“哥哥！哥哥！”我从梦中惊醒了，候车室的外边被黑暗笼罩了，在微弱的灯光下，一个维族小姑娘站在我的身旁问我：“同志！你买饼吗？”我有气无力地问她：“多少钱一个？”
小姑娘说：“三块钱一个么！”。我低声低气地哀救：“小妹妹！我是困在这里了，我只有一块五角钱，能卖我一个吗？”不知她听没听懂我的话，揭开小篮子的毛巾取出了一张薄饼递到了我的手中，我把钱掏给她数也没数，仍站在我的身旁，睁着两只大眼睛，盯着我吃完饼子走了。
吃完饼子我把挂包里仅存的两片白菜也吃了，好像又活过了。这时我想，我已经成了一个一无所有、孤独无助的流浪汉，要是舅舅他们明天再不来，我会被抛尸在碾子沟的荒郊野外，强烈的救生欲望使我胡思乱想，我要走，我不能在这等死，于是想出一个非常冒险的办法，天亮后扒车回家。天还没有大亮，我偷偷地上了一辆去大河沿的汽车，藏匿在座位下，天大亮后一个维族司机上车来察看时发现了我，有半汉半维的话说：“你…票么…买了么？”我伸出头来，半坐半跪地哀求：“叔叔！你行行好，我三天没有吃饭了身上没有一分钱，我想回家去，请你把我带到大河沿。”他见我不肯起来，也不知道他听没听懂我说的话，伸出手一边拉我一边说：“起来么！起来么！”让我坐在靠驾驶楼的那个座位上，开车时他还从驾驶楼的玻璃窗里看了我一眼。
这个维族司机车开的快，下午三点多就到了大河沿，旅客们都下车了，我仍昏睡在车厢里，维族司机把我叫醒，指着停在火车站的列车对我说：“你么，是往口里去的么，那趟车是开往北京的么！”我在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