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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百度杨广时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文章如下：
同志们，最近我越想越气愤，为我们的杨广不值呀。他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却被人这么说。我们一同联合起来为广翻冤吧。人多力量大。最好集体致名给研究隋唐的历史家们！
为广翻冤，为广翻冤，为广翻冤，为广翻冤。
特此献上一首广的诗表达现在我的心情以及广的心情。
野望
寒鸦飞数点，
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
一望黯消魂。
文章让我想起两百多年前的清朝三朝大臣阮元，他在挑灯阅读时，从那历代史官的涂改和粉饰中仿佛明白了什么，于是冲动的冒着大雪去寻找杨广荒芜已久的墓址，重新立上那早已不见墓碑。于是我冲动了，也许不能为这个在历史的长河中沉睡了千年的真正杨广平反，但我真的冲动了。
杨广（569年—618年4月10日）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城，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公元618年在江都被叛乱的部下缢杀。《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
杨广死后，其孙杨侗谥其为世祖明皇帝，农民义军领袖夏王窦建德谥其为闵皇帝，曾经的隋臣后来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谥其为炀帝，这也就是杨广被称为隋炀帝的来由。因为李渊建立的唐延续了几百年，所以他对杨广的评价成为以主流并成为历史。今天的我们知道杨广没有了他的丰功伟绩只有他所谓的荒淫无道；看书籍看电视看电影没有不是他奢侈好色、信任奸臣、不务国政的香艳形象。这些的形象在我们的脑海里沉淀并成为一种定性的思维一杨广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是一个好人。而这些杨广的历史书籍形象是我们根据历史的记载来描绘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的记载是取代隋朝的唐朝来编写的。这就是杨广的不幸，因为从唐朝那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李世民开始，历代的统治者开始插手历史书籍的编写。从那个自私的开端之后，历史的记载就成为了成功者文功武治的斗艳场，失败者遗臭万年的十八层地狱。
每当我在看写关于隋朝历史的书籍或者看像《隋唐英雄传》的有关隋朝的电视剧时，我不由地在想如果唐朝的建立者不是曾经也在杨广的朝堂上向杨广高呼“吾皇英明”的臣子时，唐朝的史官会不会对那段隋朝辉煌的历史公平一点呢，会不会对那个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不可磨灭贡献的杨广宽容一点呢，会不会给予杨广更多的同情少一点落井下石呢？可是历史留给我的就是这样的现实，不可能因为我的假设而有所改变，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仅仅是历史。其实我想唐初那些为皇家编写历史的史官比我更无奈更痛苦吧，头顶顶着前人的“秉笔直书”的伟大宗旨，心里藏负着“为史执笔”的崇高梦想。到头来却只能在别人的监管下编写着历史。仅仅是因为他们赶上了一个奇迹的时刻，他们的史官队伍里正式地加人了一个新人—他们至高无上的皇帝。史官从此真正变成了御用文人，没有了史官的独立性与史官的尊严。
杨广最大的不幸不是他被臣子宇文化及逼死亡国，而是碰上了李世民这个宿敌。宇文化及只是结束了他的生命与梦想，李世民却让他的一切历史成就磨灭的同时再让他遗臭万年。李世民或许是一个好皇帝但绝不是一个好人。他通过以帝王之尊直接插手史官的记载，打破了历代帝王明着插手史官记载的禁忌。而他的这种无耻的行为使得后人有模学样，使得历史变得模糊不清，中华的几千年文化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这不仅是历史的悲哀更是中华文化的悲哀。
我们总是说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辉煌的历史，而说这话的底气是来自我们有着清楚的文字记载，这些文字的记载就是我国历代的史官抱着为史执笔的态度一笔一笔写下的。我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在后者的笔墨下呈现给今天的我们，让我们民族成为一个有根可寻的民族。
千年来史官虽然一直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存在，但是史官的存在与其作用却在时间的推移下有着本质的改变。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唐朝刘知几著《史通》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
第二章 抱打不平（二）
对于唐朝以前的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下，史官们屡遭厄难。但是在唐朝以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并不直接插手史官的历史记载，古时的史官也比较坚持“秉笔直书”的崇高节操。最著名的要数董狐，董狐以秉笔直书闻名，后人将写文章能依照事实陈述、公正的人称为“董狐之笔”，他是晋国史官，他写“赵盾弑其君”，事实上，赵盾非实际弑君者，弑君者是赵穿。可是身为国家重臣的赵盾，非但不思讨贼，反而另立公子黑臀为君。因此，董狐才会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这是根据其政治责任而书之于史的。司马迁、孔子、文天祥对其评价非常高。还有齐国的史官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兄弟二人接连被杀。最后一个弟弟接任太史之职，还是写“崔杼弑其君”，最后崔杼没杀他，让他继续写。他们就是与统治者标准不同的情况下坚持着为史执笔的史官信念。就是他们的坚守让我们还能看到历史的少许真实面目。
唐朝以前还算可以的史官记史风气因为李世民的介入给打破了。李世民出于他的需要，着手改变了与史官相互存在的机构，使得史官成为统治者“自称我长、掩恶扬善”的工具。由于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和李世民都是前朝的臣子通过造反登上皇位的，这在我国传统的儒家礼教的思想里是不被允许的不忠不义的行为。圣人有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圣人也曾说过：“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就是提醒每一个人牢记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是皇帝就做皇帝该做的事，是臣子就做臣子该干的事，不要做出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来。但是李渊父子身为隋朝臣子却在君王需要他们尽忠的时候背叛君王，做出为臣者最为叛逆无耻的事来。
李渊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暎敝馨仓荩ㄖ嗡诮窈卑猜剑┳芄堋⒅蠼馓乒＠顣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在隋朝，李渊先后做过州刺史、郡太守。大业十一年（615），杨广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他刚做了太原留守，就视河东为自己的地盘，一面镇压厉山飞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一面又北向突厥讲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收罗人才，发展力量。例如，隋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逃避进攻高丽，都亡命在太原，依附于他；左亲卫窦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李渊收罗这些隋朝的犯罪官员，显然是要和杨广分道扬镳的。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准备，在太原率军三万人，向关中进发。十一月，李渊攻破隋都长安，迎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为皇帝，遥尊在江南的杨广为太上皇。李渊自己以尚书令、大丞相的身份掌握了实际大权。武德元年（618）三月，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缢杀了杨广。随后在从四月到五月之间，代王杨侑被迫让位，李渊表面辞让，群臣劝进，经过几次反复，李渊自认为已经是名正言顺了，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李渊取代隋朝建立的唐朝，就像多年前的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一样，然而我觉得李渊没有杨坚那么的幸运。
本来历史的前进，王朝的更替是很正常的。但是受中国传统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作为臣子，造反取代皇帝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谋朝篡位、大逆不道的。就像后来的明朝皇帝朱棣通过武力的四年去取代了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时，哪怕他作为皇室之人在礼教的范围内有一定的皇位继承权都被当时乃至后来的文人骚客所无法接受，因为他做了做臣子不该做的事。或许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李唐王朝取代杨广的隋王朝的合法性，所以杨广只能以一个“不合法”的皇帝身份出现在历史的书籍中的，于是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对于杨广就有一个定性的评价—谥号“炀”。何为“炀”，在古代《谥法》说吗，“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而所谓的谥号，即在人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简单地说就是人死后的盖棺定论。杨广被谥号“炀”就是荒淫昏暴的意思。作为一个恶名，杨广因为隋炀帝这三个字臭名昭著，千百年来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可谓是真正的遗臭万年啊。如果李唐仅仅只是给杨广一个不好的盖棺定论的谥号是不会让真正杨广消失在历史的时空里的，于是他们通过涂抹历史来让杨广真正变成隋炀帝。
千百年来，李唐给予杨广的历史形象已根深蒂固，尤其在封建王朝时代几乎没有人质疑过。或许就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做皇帝做的太成功的原因吧，以致于许许多多的盲目崇拜他的人都在相信他下令编写的史书是没有错的。没有看到那个伟大的“贞观之治”的背后稍带有隋王朝强大与富有的影子；更没有人看到杨广那永不被李世民磨灭的历史成就——科举与大运河。因为大运河依然在流淌，科举依然在延续，这是唐太宗和后来文人骚客的笔墨无法改变与掩盖的事实与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仅仅是历史。近年来，中国乃至外国的学者都已注意到杨广史实被歪曲篡改的事实。例如1959年万绳楠教授撰写了《论隋炀帝》一文中认为杨广“不仅对我国的统一与巩固有贡献，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也有所贡献”；并且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
到了今天，虽然主流的思想里杨广的历史形象并没有什么的改变，还是像电视剧《隋唐英雄传》里的杨广一样还是“色中饿鬼”、“荒淫昏暴”。但是许多人却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认为杨广“虽属亡国之君，却是有为之主”；是“伟大人物”；甚至有人直呼：“雄杰乎，英主乎”。
真正的杨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帝王呢？
为什么我说这个在主流的历史上被称为最为伟大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涂抹历史磨灭杨广的历史成就、甚至玷污杨广呢？
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随着历史的笔墨让我们以一个未知者的身份去认识与了解杨广，然后再去评判这个可怜的帝王吧。你会发现他在历史的天空中委屈与孤独了千年。
第三章 南北历史
东汉末年长期混乱，诞生了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公元263年蜀汉被司马氏掌握的曹魏灭掉，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晋武帝），国号曰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秦汉以来的华夏分裂，至此再度统一。统治疆域东、南至海，西至葱岭，南至越南，北至大漠，东至辽东。
但晋武帝死后不久，西晋宗室之间爆发八王之乱，曹魏以来入徙塞内的草原游骑少数民族也乘机起兵称帝，全国又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在304年因为成汉与刘渊的立国，使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316年西晋亡于匈奴的刘曜后，西晋宗室司马睿南迁重建晋国，史称东晋，南北再度分立。南方有汉人的东晋统治，而北方则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在入主中原的众多少数民族中以匈奴、羯、鲜卑、羌及氐为主，统称五胡。他们在北方相继建立许多国家，而北魏史学家崔鸿以其中十六个国家撰写了《十六国春秋》，于是后世史学家称这时期为“五胡十六国”。
偏居一方的东晋于公元420年被废，取代的刘裕建立的宋，为区别于后世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史学家长称之为“刘宋”。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是东晋末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力量，他在与东晋四大家族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由于刘裕出身贫寒，又看到了东晋因大族屡屡兴兵反抗而使其灭亡的教训，故而在他登基后，不再重用名门大族。其用人也多为贫寒出身，兵权则主要交于自己的皇子，所以没重蹈东晋发生大族割据的覆辙。然而，由于皇子相互间的争权夺利，最后以至与相互残杀，这是刘裕始料未及的。422年，刘裕卒，宋少帝、文帝相继即位。其中，文帝刘义隆在位的三十年间，是宋朝最繁荣的一段时期，这时南方的经济、文化才真正有所发展。公元450年至公元451年，宋与北朝的魏国交战虽各有胜负，但却都损失惨重，使南北方无能力再发生大战。从此，南北方相对稳定下来。公元454年，文帝薨。文帝死后，宋孝武帝、宋明帝先后为帝，但他们俩都是有名的暴君，其不仅对诸将疑忌，而且兄弟间相互残杀，政治一度混乱。在此期间，南兖州刺史萧道成趁政治混乱之机而形成了较强的势力。479年，萧道成灭宋，建立齐。至此，宋朝宣告灭亡。
齐高帝萧道成借鉴了宋灭亡的教训，以宽厚为本，提倡节俭。他共在位四年，在他临死前，要求其子武帝继续统治其方针，并且不要手足相残。武帝遵其遗嘱，继续统治国家，使南朝又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武帝死后，齐国的皇帝又走上了宋灭亡的老路，他们纷纷杀戮自己的兄亲、叔侄，至东昏侯时，因其疑心过重，几乎将朝内大臣全部处死。这样一来齐国的江山又被动摇了。公元五零一年，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攻入建康，结束了齐的统治。
梁朝的建立者萧衍擅长文学，499年被任命为雍州刺史，他乘齐国内乱，发兵夺取了皇位，建立了梁朝。萧衍是为梁武帝，共在位四十八年。在武帝时期，北方的魏国已经衰落，再无能力对南方形成威胁。这本应为南方发展的大好时机，但武帝却昏庸无能，纵容大臣剥削人民，却又以自己节俭为借口，对一些忠臣的建议置之不理。公元五四八年，投降梁的东魏大将侯景倒戈。他以武帝从子萧正德为内应，进攻梁国。次年，侯景攻陷台城。此时，梁武帝早已饿死于城中，其子萧纲即位，是为梁简文帝。公元五五一年，侯景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