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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人的苦处？党委书记就说，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苦处？我是首长，可我也整天跟大伙儿一样没日没夜的在工作。不信我们试试谁的手腕劲大。退伍兵中挑出一个力气最大的跟那党委书记比赛了，结果书记赢了，退伍兵们只好服输。但思想上仍有疙瘩。那党委书记就说，我过去跟你们一样当工人。而且一当就是七八年，后来才当了干部。这书记开始跟退伍兵们讲自己的身世，讲在旧社会自己如何如何的被地主压迫，解放后在石油战线如何如何的被领导和队伍看重，如何如何的扬眉吐气。讲得退伍兵们直掉眼泪，当场就有几个原先想退职的人说一定要珍惜人民当家做主的好时代，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个党委书记有觉悟。”这回余秋里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这是他此次松辽之行第一次露出笑容。“老康，文彬同志，我看应该在我们的会战队伍里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让职工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想明白了今天我们在这儿吃苦是为了什么。”
“我赞同。这比多打少打几口井要重要得多。”康世恩这两三年跟着余秋里，已经学到了很多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
张文彬自然更不用说了，在石油师之前他便是军队的师政治委员，政工一套最熟悉。“好，过去部队越在最困难的时候，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就能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我建议立即请会战指挥部政治部起草一份‘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的决定’。”
吴星峰马接过话：“明天我们就把文件写出来，余部长过目后马上发出去。”
余秋里点点头，说：“教育肯定是要搞的。眼下大家饿肚子是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作为领导会战的决策者，还要更多地从解决目前队伍的困境着手想出路。这是头等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以说是头等的政治任务。”
康世恩和张文彬等将目光随余秋里走动的身体而移动着，并开动起脑子。
“现在是天上飞的没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游的基本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我看也就是惟一还能解决些问题的就是挖野菜了。这北大荒毕竟还是个大草原，我看我们靠谁现在都不行，只靠自己了，靠自己在自己的地盘上想法子！挖野菜，像当年我们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那样。我不信会绝命我千军万马于这荒原之上！不是听说有的单位同志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嘛？这能吃几天，我看这就是出路！”
康世恩说得更具体：“眼下最现实的度荒办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３斤野菜，当命令执行。同时，到外地去捕鱼，采松子。每天实行‘两稀一干’：早、晚吃稀饭、野菜汤，中午吃一顿野菜加粮食做的菜团子。”这话从一个石油专家和会战总指挥嘴里说出来的，让人感到心酸和严峻。
捕鱼的人后来最远的到过最北端的黑龙江，采松子的到过大兴安岭。至于挖野菜的嘛，那么大的松辽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它地方肯定也不会有了。
张文彬布置得更细致：“各个施工单位，要包片包地出去挖野菜，尽量多挖。如果本单位吃不完，必须把数量汇报上来，我们再进行统一调配。每个机关干部除工作外，必须每天挖三斤以上野菜。野菜主要挖车前子、野韭菜、黄花菜等。各食堂在进行野菜和食品制作上，应采取将野菜掺入小米和其它杂粮里，做成糊糊或菜饼子，平均每人一天吃１ １斤。这样每天每人可以节省２两粮食……”
余秋里后来回忆说：“当时听了他们说这些话时，我心里沉甸甸的，可除了这，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会儿，我们的粪便都是这个样。当地有的农民专捡我们石油人的粪便回去晒干后当柴火烧……”有位“老会战”对我说。
正如康世恩所言，无论吃野菜什么结果，而当时大挖野菜是惟一能帮助几万会战将士们度过困难的最佳出路。有趣的是，在“大挖野菜”的群众性抗饥饿斗争中，还出了不少现在的人觉得很可笑的事，其中之一有则“野菜司令”的任命。
当时在会战前线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都担起了抓生活的重任，什么“打猎队队长”、“打鱼队队长”，有名分有任免，正规得很。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光明因为有一天从泰康镇返回萨尔图的路上，经银浪以西的草原时突然发现了一片黄花地，其面积之大，简直能用“一望无边”来形容。“好消息嘛！老李，我跟余、康部长招呼了，就任命你为‘野菜司令’，你带上三百个人，好好干它一仗！”正在为上哪儿“大挖野菜”犯愁的张文彬拍拍李光明的肩膀，一纸口头任命就落到了这位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身上。李光明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建“野菜部队”，并且按每二三十个人为一个中队及一人一天一百斤的任务，自带粮食和行李，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队出发。驻扎在大草原上的“野菜部队”完全是军事化的正规行动，他们采取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阵地战”法则——几百人排成一线，目标是生长茂盛的野菜腹地。只是武器显得低劣和简单，或麻袋，或干脆是身上脱下的衣服，不过这对收拾野菜之类这样的敌人，此类武器足矣。“战况”煞是好看：长长的队伍，在辽宽而平展的草滩上不停地向前蠕动，如蚕食桑，所经之处，原为一片金黄色花地，转眼变青变绿……
三月里来好风光，
遍地黄花分外香；
摘来黄花保会战，
吃饱肚子打井忙……
歌声、笑声荡漾在大草原上，这是那个困难岁月少有的一景。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虽然仅当了一个星期，他的“野菜部队”也在完成那片十万斤的黄花采摘任务后解散了，但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被人叫了一辈子——这也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惟一一次有过“司令”头衔的正式称谓。
野菜——特别是用黄花菜充饥，但天天吃野菜却也令人呕吐难咽。尤其是这些饿急了的人一到黄花菜地后，就拔得鲜菜，往水泡子里掺掺，便架起铁锅点起火，狼吞虎咽吃一餐煮鲜黄花。那黄花是不宜鲜吃的，结果吃得许多同志又拉又吐，几日不得舒服。虽然指挥部颁了有言在先的“吃野菜注意事项”，但无法制止饿极了的会战职工擅自行动的行为。
黄花菜现今是一样稀贵的菜肴。可是我在大庆时上一些年龄的人都一听“黄花菜”三个字，便会食欲锐减。“当年我们吃怕了。”他们如此说。
“大挖野菜”度困难只是余秋里和他同事们的一招。
第二招是食堂伙食上搞名堂。
这是余秋里的拿手好戏。有一天他上一个职工食堂细察伙食情况，见有位师傅烙的玉米饼又脆又香，而且同样的分量饼比别人烙得大。
“好嘛，我要让全会战食堂推广你的手艺。”余秋里高兴地挽起右胳膊，跟着那“大厨”在炉前忙碌了半天。当他认为这种野菜玉米饼确实具有“增量增效增耐饥”的“三增”后，立即找来张文彬，让他推广到各个单位。
一时间，会战各单位掀起了一场“粮食增量大比赛”的活动。说来你不相信，但在当时的大庆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机修厂（现大庆总机厂前身）的食堂发明了一种可以将一市斤大米做成４ ５斤饭、将一市斤小米做成５市斤饭和将一市斤杂粮面做６市斤发糕的的传奇。怎么做的？其实简单，
就是将粮食长时间的浸泡，尽量让膨胀的粮食再吸水，煮饭和蒸发时再使其吸水吸气。于是一点点粮食原料，煮熟和蒸出的东西就变得看上去又大又量多，饭像蓬蓬松松的棉花，发糕像软软绵绵的泡沫。这种饭和糕吃下去能填肚子，却不经饱，过不了一二个小时便肚肠乱叫，可确实在当时能管些用。
——拾得农家用的做燃料的庄稼秸杆和玉米瓤子等粉碎后掺入玉米面或小米中，做成馍馍一类的糕饼，再每人配上一碗野菜汤。这样“一硬一软”，也能把肚子撑得胀胀的，好像多饱似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为了骗骗肚子嘛！”余秋里对此有过评说和愧疚，但他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骗嘴”的招数自发动群众后，怪招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余秋里选择了６月６日这一天，命令张文彬主持全战区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吃饭大会”。地址就在前一年召开“誓师大会”的万人广场上。
嗨，这热闹哟！
参加“吃饭大会”的各路书记、指挥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及后勤供应人员１１００余人。并且各单位的炊事人员都带上了炊具、锅灶和花样百出的瓢盆，现场制作各自的菜馍和代食品。
“交流比赛开始——”张文彬一声令下。一时间，万人广场上锅碗瓢勺叮当乱响，炸煮烹炖，热气腾腾。
“好好，这又好看又好吃！你们一定得传传经嘛！”
“我看还是这炸糕好，你瞧，用料不多，也不像棉花那么蓬蓬松松，吃起来也管用。”
“不不，我看还是这野菜馍做得实惠，口感好，用粮少，也顶饱……”
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会战领导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喜在心里。
“冠军！这个冠军红旗不比打井的红旗差噢！”余秋里亲自将一面面奖状和锦旗颁发给那些炊事人员。而那些得奖者的炊事员们，喜得热泪盈眶，他们不无自豪而激动地说：“以前一直看铁人他们得奖，心里痒滋滋的。这回也是余部长给我们颁奖，够露脸！”
第三招：到农民地里“拾遗补饱”。
有一天张文彬等人汇报说，钻井３２７４队的叶永庭一家四口人，老婆孩子来队后没粮食吃，他们就自已想法子，上农民收割后的地里拣残留之粮，结果拣回了６００多斤粮食。还有另一个井队的马德久一家，也是同样的办法，拣了４００多斤。一家老小不靠集体，吃得饱饱的。“这个拾遗补饱办法好。既为农民扫除了浪费现象，又减轻了我们会战的负担，家属也有事干了。”余秋里听后大喜，立即命令张文彬他们宣传叶永庭、马德久家的精神，随后又加了一句：“千万不能触犯农民利益啊！”
有人证明，由于大力提倡了“拾遗补饱”的做法，至少使数以千计的来队家属和以及他们的家庭解决了饿肚的问题。
余秋里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他和康世恩不再没完没了地在办公室门口或出行的街头看到成
群结队的工人带着家庭，在半道上拦着他们的车子喊穷叫饿的。因为那些过去喊穷叫饿的人，现在不用再费尽口舌去为他们解释什么。他们已经自觉自愿地在寻找自我的生存出路了。白天，工人的婆姨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地里拾捡；下班后，她们的丈夫和老爹们也成群结队地奔向田地，有人还抡起锹镐专掘老鼠洞，这是聪明人的招数——田鼠洞里既有鼠，又有鼠留下的粮食……
面对队伍不安定的局面，余秋里的招不仅在“吃”字上做文章——当然他在“吃”的文章上还有些做法也解决了相当的问题，如因“谭政事件”受到降级处分而转业到大庆油田来的原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政委的季铁中（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就是余秋里力排众议，亲自把他要过来的。危难之时，余秋里对季铁中说，这回该轮到你老季报恩石油部了。季铁中也不含糊，凭着自己的老关系，回军区要来了１０万斤黄豆。“季政委是有功之臣，他要回的黄豆是救命之豆。我们会战的人每人都有一份，许多人都把分得的黄豆煮熟后，像稀罕之物似的藏在自己的床铺底下，晚上回来后躲在被窝里一粒一粒的数着吃，又生怕别人抢走了……”大庆人对此记忆犹新。据说有人把发的两斤黄豆吃了四五十天。正是粒豆如金。
余秋里太会搞“名堂”了。“逃兵”是他最大的心病，于是除了“忆苦思甜”，提高阶级觉悟外，他别出心裁地在全战区的职工中搞了个“评功摆好”的名堂。何谓“评功摆好”？最早余秋里提出要在会战队伍搞这名堂，并不只针对“逃兵”现象，是为了提高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运动。大干年代，再高的觉悟，也还总有落后与差异，但余秋里带队伍才不要这种“左中右”三类人，他要的个个都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先进者。靠啥办法？评功摆好呗！你说你落后？并且总有些人自愿甘当落后分子。余秋里偏不让你当落后分子。基层职工一个月来一次“评功摆好”，是群众自己相互间的评功摆好，有点像民主生活会。你说你多么落后，可大家在评功摆好会上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你哪落后么！有好几条先进嘛！
“逃兵”中有不少人是被家人和老家的政府送回来的，这些人回来后觉得自己的脸面丢尽了，抬不起头，于是有人还想走。评功摆好会，大伙儿就说，你在最困难的时候离开队伍是不对的，但你回来了就得记你一大功劳。这个功劳比什么都大。余部长说了，走了的人能回来，说明他们还是觉得当石油工人光荣，心里还有为祖国早日扔掉贫油帽子的伟大理想，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那些本来顾虑重重的“逃兵们”一听这话，感动得有的痛哭流涕起来：说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余部长，对不起大伙儿，今后一定再不当逃兵，一定好好为祖国建设找石油，就是死了也要让儿子孙子来接班。觉悟了，队上和指挥部就给这些人开庆功大会，给他们披红戴花。当了“逃兵”还得到如此待遇，这一传十、十传百，许多“逃兵”就是这样回来的。
自然，还有些人是永远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的就是真正的逃兵了。两三年后，大庆的日子好过了，特别是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后，会战的石油工人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后，那些逃兵们这时想回来沾点光，或者有的为了解决“农转非”和升官发财，希望油田重新接纳，“帮帮忙”开个证明之类的东西。请求到了余秋里那儿，余秋里脸一板：没门！现在来求我们太晚了！
爱憎分明。余秋里就这么个人。
队伍不稳定，问题有多方面。比如当时来参加会战的来自四面八方，他们都是自带工资，人事关系都在原单位。而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同在大庆参加会战，干的一样活，工资待遇却千差万别。有的相差一半。比如新疆青海的同志，他们的工资是按十二类地区的补差发的，而像北京、四川等内地来的是六类地区的工资标准，差距大呀！同样六级工，新疆青海来的每月可以拿到一百五六十元，北京、四川来的只有六七十元。这不合理！
“统统改过来。凡是留在大庆工作的，执行国家同一个标准。”余秋里又是一锤定音。矛盾一下化解。不过大庆人的工资按其贡献，还是很低的，黑龙江那个地方的地区补差，像石油会战那么艰苦和繁重的工作，与在哈尔滨等城里和地区的人执行同一类工资标准，本身就不合理。可这是原有的国家工资制度上的欠缺。大庆人和石油人对此再没有怨言，有人亲口对我说，他对余秋里部长当年“一锤定音”下的工资改革很满意，虽然之后11年没动工资，可他记着老部长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做法。
康书丛，石油部“老人事”干部，石油师干部部干事出身。大庆会战时一直在前线做工资和人事改革方案的具体人。在玉门时也还当过王进喜队的指导员，与铁人一起扛过1205队这面红旗呢！“余部长真是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现已退休的康书丛谈起当年事，满口感慨地说：“那次大庆工资改革的工作量不小啊！但做得彻底又公平。我们按照余部长的要求，不分过去谁的资格和工龄，就按你在大庆干什么工作，能力有多大，所有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统统放在一张大表上，挂在墙上，张三现在干什么工种，李四水平在什么档次上，赵五新调工资在哪级，清清楚楚，公开透明，一目了然。最后我们请了余部长等领导来决定。那时说简单也简单，定下一个时间后，余部长他们就来到大表面前，一个个审定。像后来当了副部级领导的闵豫这样当时非常年轻的技术人员，就是余部长一手提挈重用的结果。开始我们觉得他闵豫相比之下资历浅，年纪轻，原来的级别也只有普通技术员。但余部长一眼看到闵豫的名字后，就说此人定低了。闵豫在地质上有一套，对大庆开发作出贡献很大，周总理到大庆视察时就是他介绍的地质情况，水平很高。后来我们根据余部长的建议，一下给闵豫同志长了五级工资。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比如后来石油部提拔的部长、副部长，大庆及其它油田的局长、副局长，余部长没少亲自过问。尤其是那些有特殊贡献的，他从来都是打破常规给予破格重用。而对那些不好好工作、只求无过不求进取的干部，他余部长也从不手软，比如胜利油田会战时，几个领导干部抓生产不行，唱歌跳舞倒是能手，余部长去后把这几人全部撤了，从石油部机关重新抽了一批得力的人去，像后来当上副部长的焦力人、张文彬都被派去任指挥长等职。包括80年代胜利油田达到年产3000多万吨的高峰水平，也是余秋里力主让自己的秘书李晔担当重任后才有的结果……”康老说这些时非常动情，我被深深感染。
邓小平对余秋里有过这样评价：“此人抓工作确实有几下子。”
不是有那么多人想回家嘛？也是，当时三万退伍兵来大庆报到时，本来离开部队时准备让他们都先回老家探亲的，可松辽指挥部为了早日让会战大军开拔到前线参加战役，曾经向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等部队发过一个急电，大体意思是说：松辽会战任务紧迫，希望三万退伍兵和６０００转业军官暂不探亲回家，直接赴松辽前线报到，探亲之事以后由这边统一安排。可官兵们来大庆会战后，一头便扎在热火朝天的大会战之中，连十天一休的时间几乎全占去了，探亲的事便一拖再拖，客观上造成不少人生活和个人问题上的不便。有人本想离开部队时回家找个对象，有的是准备回家结婚的，这么一来对象吹了，婚也没结成，没意见才怪呢！那时大庆不像现在，天南海北的姑娘都往那儿跑。会战时期，工人们找对象在当地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是个大问题。”余秋里这回没有甩空袖子，而是用右手轻轻地牵起它，沉思了许久，然后对康世恩等副手们说：“我看趁冬季天寒地冻时，分批让职工们轮流探亲回家一次。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