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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中，一句特别值得重视的话，“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这句话连着上句“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而来。青年巴金正是一个激进的安那其斗士。他拼命翻译推介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理论著作，常常直接写信寄给远在天边的、所崇敬的革命党人，表达他那激愤之情。而这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也往往将巴金视为一位中国小兄弟，或曰小同志，非常认真地回复长信给他。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有陈思和等先生还重新翻译和发表过此类珍贵信件。一位远赴美国组织劳工运动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职业革命家，名叫凡宰特，他甚至在波士顿一座深牢大狱中，在即将被电椅处死之前，还耐心地给从未谋面的巴金回复了两封长信，“这位即将就刑的长者，以从容的气度、严密的逻辑和充满思辨的语言，对他娓娓讲述无政府主义者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秩序的宏大使命”①，称中国巴金为“亲爱的小同志”②，在长信结束时，凡宰特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③此信后一个月，这位革命党人死于电刑。
与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这位圣洁的女性成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亲。巴金先生成名后，长年累月坚持回复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且非常真诚细致，绝非一时间心潮袭来，而是一种信仰的郑重传承，是一种关于“利他”理念的自身坚守。
如今，有着无数私心杂念之我辈，岂能做到？
不久前，一位作家与我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为什么难以崛起和领先于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汉语言自身确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具有敲门砖功能，乃至倾心于文坛艺苑极腐朽、极堕落的一面。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高贵的文化理想结晶。我向那位作家举了巴金的例子，巴金于1921年4月发表第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却与所谓纯文学毫不相干。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纯作家以及纯文学，凡是喜欢这么说话的，无非因为精神世界包括阶级出身的贫困——想说点儿什么主张吧，反正也想不出来，干脆说说纯文学得了。而文学怎么可能纯粹呢？
在这封信里，巴金先生明确提到一篇作品，即中国早期报告文学名篇《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先生这篇作品，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萧乾先生同年的《流民图》，加上范长江先生稍后推出的《中国西北角》等等力作，被学界认作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奠基石。巴金先生正是通过阅读此类作品，去了解昔日山西，“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阎锡山管得真严，他可不要什么无政府主义！“我只能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巴金很细心，他在1937年上半年以前，往往慎用“抗日”这个直接词语。信寄阎锡山辖地，他同样十分谨慎。殊不知阎锡山为保故土，是真正要决死抗日的。阎锡山在1936年管得严酷，只是因为红军突然东渡黄河入晋，而这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国共两党尚未二度合作。红军突来，威胁阎政，阎固拒之。待到一年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阎锡山力倡枪口一致对外，*八路军3个主力师，唯有在这一伟大基础奠定后，才能在山西公开立足。如果这时有人写一部“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情况就完全变了。
宋之的先生把昔年的太原描绘为一座“死城”，说此地“流言所播，草木皆兵”，并且枪杀女学生，兵匪凶悍无比。难怪巴金先生由不得要为黛莉的处境担忧。
赵黛莉，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她生了一幅什么样的面貌？她何以能让年轻的巴金如此关切？
九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1）
赵黛莉是不是赵逢冬家的小姐？问题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2008年冬，我求证答案，寝食不安。
张发兄说得不错，襄汾作家杨志刚，确实是一个认真做事之人。电话拜托他寻查赵逢冬，不过半月工夫，他便将消息报了回来。
杨志刚相告：西贾村大户人家赵逢冬，确是阎锡山属下兵工专家，民国年间长期居住于太原城内中心地带。膝下二男三女。如今，至少有一人不难找到，就是赵家次子赵少嵘，曾任太原无线电二厂厂长，退休后仍住太原，只是地址不详。一旦找到此公，必知其姐妹下落！而赵家长子赵某，当年随其父疏散新疆，已经于乌鲁木齐去世。次子赵少嵘成为唯一线索。
我在电话里向志刚兄致以谢意，告说找到这么一个姓名和单位，已是重大突破了。
放下襄汾杨志刚老兄电话，我即给太原刑警杨志强老弟打电话。拜托志强动用户籍管理程序，尽快查找无线电二厂退休人员赵少嵘现状及其住址。山西太原，发案率很高，破案率也不低。彼公安局重案队，要查找市内这么一个人，不过顷刻之间。
2009年元月4日上午，雪后初霁。重案队长杨志强，换了便衣，显出另外一副瑰奇干练模样。我们手持一张警用户籍卡片，驾车前往桃园南路一带，找到了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家。
我和志强，短发板脸，黑乎乎两条大汉。如此突然地敲开人家门子，生分得很，只怕会吓着赵老夫妇。然而赵少嵘老人开门后，见两条陌生汉子，并未惊慌失措。他神情镇定，对答如流。两只眼睛极端明亮，完全不像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他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从事理工科的人，到老都比文人墨客聪敏冷静。他是赵黛莉的兄弟吗？换言之，他有一位曾经叫做黛莉的姐姐吗？找了这么些天，今日总算得见赵家真人，不由生出一种莫名的激动。
我慢慢地说清来意，从容探问当年赵逢冬一家特别是子女们的情况。
赵少嵘先生和老伴坐在床沿上，我和杨志强坐在简易沙发上，无形的巴金老人和一位名叫黛莉的民国女性，端坐在我们中间。一系列探秘话题层层展开。
只可惜，赵少嵘先生出生时，赵家已经入川，其父已经在为国军改造落后的手榴弹了。他1940年9月19日诞生在成都，人到中年才转调太原工作。对于抗战前的家族生活包括“坡子街20号”，所知不多。但有一点可以忆定，其父赵逢冬离晋赴川之前，确实住在解放路中段坡子街、后营坊街一带。
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赵家三姐妹的年龄以及学历。赵老肯定，三姐妹全都读过书。不是高中便是大学，尤嗜文艺类书籍。
严重的失望在于：三姐妹年龄都偏小，大姐赵文采生于1930年“属马”，到1936年不过六七岁；二姐赵文郁生于1936年“属鼠”，小妹赵文慧生于1952年。均与巴金信中所提年龄不符。赵黛莉，应该生于1920年才对。
赵少嵘老人平和地讲述着这一切，间或征求一下老伴意见。二老彼此佐证，气氛祥融。又谈及大姐嫁在上海，二姐嫁在天津，小妹嫁在北京，都不在太原生活。
失望，不是一般的失望。谈话变得枯燥起来。
辞别赵老夫妇，我和志强绷着脸下楼来。二人坐在车里，慢慢分析一番，仿佛眼前又发生了一起重案。
不对呀，莫非当年坡子街上，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
九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2）
我手握汽车钥匙，正要发动车辆离去，突然志强说“慢”！这位强悍的侦查员盯着我的眼睛，沉沉相问：这个赵家，除了姐妹仨，会不会还从老家带来过其他女孩儿？会不会有什么堂姐、表姐，也在太原读书呢？
真不愧是老刑侦，他居然能想到这一层。当我犹疑之际，志强已经果断下车，并向我猛一摆手。二人复又站在赵老门前，按响了门铃。
赵少嵘老人见我俩返回家来，就笑：还有什么问题？杨志强便把他的想法提了出来。赵老略作思索，即以光明答案相告：那时我尚未出生，但是听大姐说过，确有一位堂姐在太原读过书，正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我们叫她文英姐，后来她一直在老家教书。1965年去天津看望过我父亲，1984年父亲病重，她又来太原照顾过老人，和我家关系很好，尤其和大姐特别熟识。
赵文英？我差一点儿就要当面激赏杨志强啦！接下来，杨志强代替我提出一连串新问题，那真是太专业了。
赵少嵘老人说：这位堂姐一生喜欢读书思考，要说她年轻时致信巴金，不是没有可能——杨志强思路跳跃，进而使这位老人也有些坐不住了：我现在就给上海大姐打个电话，有什么问题赵作家直接可问！
真是喜出望外。老人拨通了上海，大姐赵文采接话。姐弟俩先是一番交流，使用纯正的四川话，说明情况。我们静静地等着。
最终，由我和这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大姐直接对谈。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爽利的四川普通话。老人思路清朗，有问必答，川音悦耳。人们回忆少年往事总是格外明白。
上海赵文采老人相谈堂姐赵文英，综述如下：
赵文英是其大伯父之女，肯定生于1920年以前，自小聪颖。可叹这位伯父吸食大烟，把一座豪华大院吸得七零八落。其父赵逢冬看此女可惜，遂带到太原供她读书。后来上了女子师范学校，思想进步。因为迷恋文艺类书籍，父亲还生过气。后在赵逢冬主持下，赵文英与阎锡山帐下一位小官员成婚，住在坡子街！这一点决然没有疑问，只是忘了门牌。堂姐夫姓董，是山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抗战爆发后，太原失守，赵文英与丈夫追随阎府，坚决抗日，随晋军及省政府撤往黄河岸畔克难坡。这里是抗敌临时省府驻地。文英丈夫在什么什么厅做事，文英参加妇女劳动，纺布做鞋支援前线。八年抗战胜利后，随阎返回太原。1949年解放军破城，文英夫妇返乡教书。到1957年，她对“反右派”运动有看法，同情被打成“右派”的赵家二姐赵文郁。到1965年曾来天津看望赵逢冬，团聚中评议时政，多有不满，还说自己在襄汾教书，县里知识分子常来常往，悄悄发些牢骚。她打趣道，她家成了县里“政治文化中心”。1984年最后一次到太原，她看望病危叔父赵逢冬，还伺候了一段时间。1986年，这位赵文英去世，不久后，堂姐夫也去世了——最后，这位生于1930年的赵文采老大姐强调说：堂姐赵文英比自己大十几岁，住过坡子街，是足可肯定的。至于给巴金写信包括赵黛莉这个名字，却没有听她说起过。这也难怪，按年份说，1936年人家通信，这位文采大姐才六岁多。
结束了上海长途，我们与赵少嵘老人又乘兴谈议了一阵子。赵老分析说，父亲并不保守，他干涉堂姐读文艺书，想来是怕她耽误学业，或是想让她习读理工科吧。这些信发现于老房顶棚之上，说不定是父亲为了保护侄女呢。
出得门来，我重重捶向杨志强一拳。如不是他，赵文英的线索岂不流失了？眼下事有突破，收获很大，腹中饥渴，必得请志强饮一杯好酒。
二人坐下吃酒，复又讨论。惊喜的是，赵文英年龄比1930年出生的赵文采大个十来岁，而且家住坡子街，对头；犹疑的是，赵文英居然在抗战前就成了婚、嫁了人，而婚后致信巴金的可能性不大呀！那么，这些信是写于婚前吗？他们成婚的日子是在1937年以后吗？亦可能，赵文英对这场婚姻不满，在婚前婚后的矛盾中给巴金写了信 ，反抗父权、夫权、男权，因而反复谈及自己要离家，去革命，去牺牲。但是，为什么从全部七封信中，对成婚之事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看来，很有必要深入到襄汾县去，寻找赵家后人和遗物，进一步研考赵文英与巴金通信的可能性，或确定，或推翻。
现在，此“案”从太原杨志强手上，再一次转移到襄汾杨志刚那里了。作家杨志刚，按照我在电话中提供的新线索，在县里具体“摸排比对”赵文英详情。有了这个“具体对象”，有了姓名，也就好查多了。必要时，我将专程前往，一鼓作气，扩大成果。
酒到微醺，重案队长杨志强宣布：以我的经验，赵黛莉就是赵文英了！
但愿如此。二人举杯过头，一饮而下。
。。
十 矛盾中挣扎的弱者
巴金先生致赵黛莉第六封信，信封上留下3枚完好邮票，内容相对较短。此信距上信隔了数月，已经跨入了1937年——
黛莉：
信收到，知道你过得还好，甚慰。关于《春》是一封短信，被一个朋友抄去发表的。你若为它订□□年的《青年界》，你就上当了。《春》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
《文季》被禁，你的订报费不知良友公司退还你没有？三月中□□文化生活社将出《文丛》月刊，由靳以□□编辑，辑成你可以订阅，每期字数大概和“作家”差不多。第一期有我□□关于《家》的长文，但以后几个月内，我想不会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了。因为写完《春》后我就要到南方去旅行。
你要的书不久可寄上。
有位名虫蚀君，是你的朋友，他写信给我，但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请你代我问候他，并说：关于写文章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各书店都有怎样作文及小说文章作法一类的书出版。我没有看过，我想对于他也许是有用的。关于我写文章，没有秘诀，我只知道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
祝
好
金 二月十五日
读过此信，我想起文学评论家王晖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要同时重视时代更迭的“大历史”之下——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历史”，也就是微观个人“毛茸茸”的具体历史生活。据此反观这封信，也就增添了趣味。你看，一个朋友抄去巴金关于《春》的短信，发表于《青年界》，山西赵黛莉便可能误订此刊，也就“上当”了；信中《文季》被禁一语，应指巴、靳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出版七期之后，于1937年初被当局查封之事，于是又会涉及著名的良友公司是否退还订报费等问题；一个名叫虫蚀的人，写信向巴金讨教作文法，却因为巴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故请黛莉转告出一番话语，使我们再一次得知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有了“多体验生活”这一说法。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3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37年。信写在2月间，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做同一支钢笔书写。及至到了2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
这钢笔，份量足够重矣。
十一 祝寿村又见新希望（1）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2009年元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认真调研，用心甚专，言之凿凿，成绩斐然，却一举颠覆了我和志强奔忙于太原的调查成果，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杨志刚作出调研报告，赵女士人生履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
赵文英确系该县西贾村大户人家之女，出生在1911年——比我们要找的黛莉大9岁！父亲吸食大烟无度，其叔父赵逢冬便带走文英、文奇姐弟俩，上省城读书。1931年，赵文英与山*律系毕业生董德明成婚。董亦为襄汾人，曾任民国定襄县政府一科科长，夫妻恩爱，生有一子。抗战爆发后，夫妻二人随省政府共赴克难坡。董德明升任省视察委员会及省粮食厅官员。赵文英则在妇女劳作社挥汗支前。八年抗战胜利，一家三口于1946年返回太原。赵文英在西辑虎营小学教书。1949年后，夫妇离开太原转往太谷县及襄汾老家，就教于汾城完小及汾城中学。“*”中备遭磨难，董被遣返焦村乡下，带小学生。赵文英于1986年去世……
假设赵文英在那年致信巴金，她竟是26岁的一位已婚母亲！这断然与信中情形不符。
我们不得不忍痛排除“赵文英或是赵黛莉”这一假设，尽管兵工高管层仅有一位姓赵的赵逢冬先生，尽管赵文英确是一位喜好文艺的知识女性，尽管夫妇二人婚后确曾住在坡子街——这一切都是真的，而年龄不符啊。
我再一次想到：莫非“坡子街20号”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
作家杨志刚，宣布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子，找错了对象，前功尽弃。
我将作家杨志刚电话所述，说给刑警杨志强听。这位刑侦专家半天没有言语。一个侦查员，直觉再好也只能服从事实。我们必须从头做起，重新调整思路。
当前，唯有从公安户籍方面，查阅早期“敌伪户籍档案”，看看1936年至1937年间，坡子街20号究竟住着什么人。这项工作，过程复杂，需要等待，需要耐心。
回到山西作家协会寓所，明灯皓月，夜不可寐。细将诸事思量一番，疑点多多，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我想到，如今查户口，公安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