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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者对照一下关于神农，炎帝，黄帝，伏羲，高阳，高辛等等的“神话传说”。在这些传说的时代，有巫宣讲，没有说书人。如果不是有百年来的考古发现来对照，加深了认识，我们只能代圣贤立言。但是，对于大商的认识就不同了。大商时代的“巫宣讲”经过了（周时代）说书人的流传和传播。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将春秋战国以来说书人收集的资料系统整理，简明的展现了大商历史的轮廓。（关于大商的评书继续传播，终于演绎出来一部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
说书人说，简狄生契，简狄，有娀氏女。我们知道了，商人有个娀和狄的起源。说书人讲述了一个吃乌鸦蛋的故事。
说书人说，喾有正妃 曰姜源，有次妃曰简狄。我们知道了，周与商有过亲缘的关系。怎样的亲缘关系呢？那是母系制时代，生育母亲就象今天的劳动英雄，倍受崇拜。母亲是氏族的当然首领。母亲到巫祠去求生育。
在巫祠里，供奉着生育神“帝喾”。崇拜帝喾的巫祠遍及“河洛”。商人的祖先到巫祠去求生育。周人的祖先也到巫祠去求生育。商，周人的祖先以自己是帝喾的后代而光彩。说书人说，周人和商人的母亲祖先都是帝喾的“妃”，而且，周妃为正，商妃为次。正次的顺序很要紧，表达了说书人的感*彩。
说书人说到汤时口若悬河，我们知道了周时代的说书人对汤很熟悉。在河洛流传很多汤的传说。周人对汤很熟知，相对比，商谱中三十几个名字，说书人并不都熟知。商史如果从娀，狄算起，到公元前1500年商亡，不少于2500年，轰轰烈烈的事情不少。象华北平原形成以后，商人同山东丘陵人的斗争，象商与渤海岸（西辽河）昭明人的沟通，象玉器的传闻，象青铜器的试制和铸造，象商贵族的“宫廷内幕”，商贵族妇人的趣闻逸事，等等这些传闻，周的说书人都得不到。所以在殷本纪中也没有记载。说书人不知道殷都和二里头唐都，当然也不知道两个都怎样毁灭。说书人说商的都在朝歌。朝歌是个周味十足的名字。说书人对汤大加讲述，是因为河洛曾经建立过叫作唐的商政权。是商政权的“巫”对外的宣讲。
细读殷本纪，就能发现殷本纪差不多就是河洛巫宣讲的底本，等于是巫对巫祠的宣传。从汤到纣约30个帝500多年，凡是“兴”的时候，总有巫相伴。可知巫的宣讲是说书人的第一手资料。请看原文：
“伊尹，名阿衡，汤举任以国政。”
“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
“伊尹乃立太甲。”
“帝太戊wu立，尹陟zhi为相。”
“殷复兴，巫贤任职。”
说书人大讲殷王纣，可知对纣的传闻一定很多。纣亡在哪里？鹿台在哪里？朝歌在哪里？怎么没有对殷都安阳的描绘？纣可能不是商王。商没有王，有帝。帝在安阳的大墓里。安阳的帝维系了商族。说史人对商的政界不熟知，对安阳也不熟知。商的政界并不象书中写的那样。不是有个八百诸侯吗？八百诸侯怎样参加了反商的斗争？八百诸侯分别的脱离了自己地区的“商贵族”，商政权在不知不觉中灭亡了。而纣是唐氏族的后代，河洛地区商的最后一位管理者。在信息闭塞的商之际，周的说书人只能得到自己土地的信息，不能得到殷本土的信息。殷本土的巫掌握着绝密资料，这些绝密资料不对社会宣讲。社会人不能知道。突发的灾难，一次大地震发生了，殷本土的绝密资料埋进了地下。像殷本土这样的巫祠圣地后人竟不知晓，说书人也不知晓。那些人牲和大墓竟然在地下沉睡！
不知道读者注意到没有，据古书，商灭亡的时间是公元前一千○六十六年，三百年以后，公元前七百多年时，各诸侯开始有王系记录（谱牒），就是说，商亡时各诸侯没有达到文字记录的高度，没有对自己祖先的记录，与高度发达的商文化相比恰似两个时代。商文化集中在安阳巫那里，安阳巫的文字记录早了周诸侯二千年。
在今天，我们对商社会存在着误解，这是因为受到时间的间隔。在周时代，对商存在着误解，是因为受到地域的限制。从出土知道，安阳发生着大墓建设，发生着大规模的人殉，人殉的资源包括河洛唐的领地。可是，周的说书人对这些情况却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因为经过了尚书的记载，史记的情节来自尚书，而不是直接的得知于说书人。有了尚书以后，说书人的书也失传了。
在周人讲述的商史中，盘庚以后，唐的首领从巫祠中独立出来，巫祠被驱逐出政权。可以推测，在商贵族衰落以前，安阳的巫中心已经先行衰落。安阳的事情（如果不是考古出土了甲骨文，就）封存在巫祠里，不能留下文字的记载。 。。
氏族政权
氏族政权
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后，北从长城，南到大江，出现了一批古城，标志了生产氏族的政权时代开始。古城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先后消失，这是生产氏族建设自己的氏族政权的阶段。
氏族政权产生于生产氏族，巫祠产生于采集氏族。生产氏族经过了千多年的人工生产的阶段，达到了相当的积累能力。生产的管理，生产的组织初具规模，政权由生产的组织发育出来。氏族政权不同于秦，汉以后的皇帝政权，也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政权。氏族政权包括了大商时期的殷政权，唐政权以及大大小小的依附氏族的“方国”。氏族政权在人工生产达到一定的程度方才出现。政权的内容要比巫祠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巫祠具有崇高的威信，这威信还在信仰与咨询的范围，还不是支配的性质。巫祠的信徒（氏族）对巫祠可以信仰，也可以不信仰，因此，巫祠还达不到政权的高度。巫祠在受到信徒氏族的委托的时候，方才具有了委托范围内的权力。政权不是这样，政权首先具有权力，能够运用权力来施行控制，支配，强制等等行为。氏族政权能够支配一支社会（氏族）力量，这支社会力量在春秋以后便是军队。
巫祠的组织在巫祠的内部而不是社会。在巫祠内部，它能够行使权力，对社会则是信仰和供养的关系。巫祠维持社会（氏族）对它的信仰，社会对巫祠供养，一旦这种关系中断，巫祠立即解体。政权不是这样，政权在它的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具有组织社会的能力。它能够支配一个群体产生统一的行为，生产的行为和其它的行为。
政权，特别是氏族政权是消耗积累的主要形式，氏族政权能够将积累集中起来，加以支配（消耗）。这也是氏族政权与巫祠的重要区别。积累的集中，在今天以税收为主要形式，在皇帝时代以地租为主要形式，在氏族政权时代，地租和税收都不能实行，氏族政权对积累的集中表现为对依附劳动的组织和对依附氏族的征贡。
对于氏族政权的起源不见有书讨论，这个问题对于认识古中华社会十分重要，实际上，氏族政权紧紧地与社会的生产相联系。政权的强弱兴衰由生产所产生的积累决定，而不是其它。这一点与后来的政权不同。
人工的生产大约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已经确立，不同的地区有先后，这由食物的来源决定。食物来源较充分的地区（氏族），人工的生产要晚，人口稠密的地区要早。氏族人不懂得生产致富的道理，只有饥饿的逼迫才是生产的开始。这个时期的生产组织者或者叫做生产氏族的首领自然谈不上政权。说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大约指的是这个时期。这是个极其艰苦的时期，一定不是如今天这样的农业技术，如今天这样的生猪饲养场。在初期的千年的时间里，在对人工生产的摸索中，又不知有多少人饿死才换来了生产的能力。
关于具体的生产方法，是畜养？是田牧？是种植？今天都无法知道。到了我们知道的稻菽，游牧已经是二千年后的成熟的生产技术。历史上的社会生产如文字的书写，从骨刻，木简到纸。如陶器的制作，从万年前的陶器到仰韶时代。如纺织的发明，医药的发明等等，无不走过了艰难的路程。
在人工生产的过程中，生产的组织显示了优势的能力，氏族人的智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组织意识。社会前的动物人已经是稳定的群，又经过了几千年的社会生活，生产组织的建设不是困难的事情。生产的组织还不是政权。它还没有超出生产的范围。从生产的组织到社会的组织关键的环节在于“依附”的出现。先是依附的人口，后是依附的始族，依附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劳动力。依附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开始具有了社会权力的性质。以生产为目的的氏族联合出现了，这便是政权的开始。
说政权起源于对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是同以巫祠为特征的社会中心相对而言。演义曾以为政权从巫祠转化出来，在对历史的考察中没有发现证据。中华人没有走宗教政权的道路。中华社会沿着自己的道路走过来。从生产发展社会的特点使得早期的中华史走上了世界民族的前列。中华人还是在木石工具的低下的能力开始了社会政权的建设。从生产发展社会的特点使得中华史没有经历奴隶社会的阶段，以依附劳动的形式走向土地生产。从商到周，一直到战国，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有氏族战争，没有奴隶战争。依附的生产关系，古中华人创造（选择）的社会形态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春秋时代的百家学者加以总结和赞颂，形成了中华人的民族意识。
氏族政权的社会基本的结构是氏族，在一个氏族的内部，无论氏族的首领有多么大的权力，有多么崇高的威信，氏族所在的地区土地，山林，水流，墓地等等为氏族所有。氏族的首领无权占有。这些都是氏族的财产，氏族的成员都有使用权，别氏族人则不行。这种氏族所有的习俗维系了氏族的稳定。春秋人认识到氏族的特点，描述为井田制。氏族结构深刻地影响了（形成了）社会的思想。春秋时的“仁爱”可以说是植根于氏族结构。儒，墨，道三派在对政权的态度不同，在仁爱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儒家提出了仁人爱人，墨家提出了兼爱，道家更是对氏族关系加以美化。由氏族结构产生的社会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直到今天，中华人的伦理道德，社会观区别于世界民族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氏族结构延续到春秋末。秦商鞅变法有几条条文就是为了消除氏族关系。
与氏族结构相一致的是政权的形式形成了氏族联合的结构。氏族政权不同于高度集中的形式，也不同于高度分散的城堡国家，或者城市国家的形式，是氏族独立的，又是（贵族）联合的结构。这种氏族联合的结构以殷，唐政权为典型。殷，唐的政权可能是推选产生，政权首领的推选由巫祠主持。一支强的氏族为政权的中心，组成了贵族氏族的联合。在这样的政权形式下，除非这个联合衰落下来，政权就不会消失。周政权在形式上以周天子为中心，周衰落了以后，产生了五霸。这五霸实际上是氏族联合的变通。
由贵族氏族建立的政权中心叫做中国，非贵族氏族叫做方国，周以后，格局相类，但不叫中国，方国，叫做王和公（诸侯）。
考察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后的二千多年氏族政权就发现，政权的结构非常稳定。不但方国不离散，而且非方国的异氏族也向中原挤，客观上表现出一种凝聚力。与中国相对比，长江两岸没有大政权产生出来。一些保持独立的氏族，如今天的西南民族有一些曾是黄河流域的氏族，退出方国以后，也都没有发育出大政权。这中国，方国的关系应当是讨论的课题。
既然是中国，方国的结构，政权的管理就不是如今天这样中央，省市，地方，一个政权中心。而是由婚姻关系维系的贵族来支持。贵族的分支产生出来，三，五代以后开始远离中心，逐渐失去贵族的身份。这种情况后人称作“服”或“宗”。所谓的神圣的周礼即是这种贵族关系。
认识了政权中心的组成，就很容易计算出中国的规模，一个政权中心的人口在三，五代人的时间里增长的总数就是这个政权的规模。如果一个政权中心的人口是一百人，那么三五代以后可能达到三，五百人，这就是这个政权中国的贵族人口。以后，就保持着这样的规模，增长的人口不断地分离出去。可知，所谓的贵族等于是“国”的管理中心。而贵族氏族则是管理中心的基础人口。
中国与方国的关系是依附关系，依附式的管理使得政权的关系简单化。方国增多了，政权就扩大了。方国减少了，政权就缩小了。用史记的话说，方国的增加叫做咸来朝，方国的减少叫做衰微。氏族政权就是这样的松散的结构。史记对汤灭桀，武王伐纣两次政权的更迭做了精心地描绘，当着我们对氏族政权的结构加以剖析，无论是灭桀，还是伐纣，都是很小的战争，可能不存在战争。一个政权需要的是依附的方国，这种依附用伐是得不到的。战争的目的在于掠夺，掠夺人口，掠夺财物。那是对方外实施的。一个政权（中国）没有必要越过自己的方国和另一个政权的方国去摧毁另一个政权。
如果，以上所述还不算证据的话，不妨看一看氏族政权几百年以后的春秋兼并战争。兼并，那可是政权对政权的斗争。考察一下战争的规模，就可以知道，春秋时战争的规模还是很小的。就是动员一支不大的军队去远征，也是倾尽国力的行动。兼并的实现往往不是战争的原因，而是被兼并国衰落的结果。
历来的史家，至少是史记，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征战为模特，经过了说书人的渲染，夸大了氏族政权的能量。政权能量的飞跃性的增强从商鞅变法开始。这是我们认识商周历史的基本出发点。
在氏族政权时期，政权的能量是极小的，政权能够得到的积累也是极微的。读史记，有一个八百诸侯对纣的攻伐，很容易产生联盟作战的判断。演义曾经苦心地寻找这八百诸侯所在的氏族，没有找到，终于认识到，这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后人的认识。说八百诸侯，就是说，随着殷，唐政权的衰微，依附氏族从政权的控制下解脱出来。
中华民族（汉族）的方言众多。在今天叫做方言，在氏族政权时代可能是氏族政权使用的语言，这些非古汉语的氏族政权先后地消失了，政权的语言流传了下来。可知在氏族政权时代，做为社会的形态的政权语言长时间的存在着。在众多语言的政权中，唯有古汉语政权连续下来。汉语的文字长达四千年，如果从太行语（契氏族）算起，汉语的时间不少于六千年。
氏族政权与巫祠的关系关系到对五帝的准确认识。关于黄帝，丛书有过讨论。黄帝是崇拜的集合物，自然不在历史的范围。问题集中在高阳和高辛两个巫祠。氏族政权与巫祠是怎样的关系呢？就是说高阳，高辛是政权，还是宗教，是宗教，还是宗教政权？在今天，关于原始宗教的认识还没有建立起来，无法从从概念（理论）的角度来讨论。只能对氏族政权与巫祠加以对比。
政权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的组织者，巫祠不是这样，巫祠是思想意识的生产。巫祠由氏族的生产供养。但是，巫祠的产生要早于政权，这是因为在氏族的人工生产以前已经有了几千年的采集生产。巫祠是建立在采集生产的基础上，政权是建立在人工生产的基础上。基础不同，巫祠的产生要早于氏族政权的产生。这里说的巫祠不包括始族巫的阶段。巫祠已经是社会中心，或者叫做巫祠中心，氏族中心。
氏族政权与巫祠的高度不同，巫祠从事文化，思考的是社会，反映到头脑中的那个社会，创造了一个神世界。氏族政权从事对社会生产的管理，创造了一个人造的物质世界。语言，文字的“文化”掌握在巫祠手中。政权是从生产到消耗的认识，从事社会的物质运动。巫祠的文化程度要高于政权。我们对于这个关系的认识非常重要。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早于政权的巫祠生产了绘声绘色的神话传说，晚于巫祠的政权记载（尚书，春秋）却象刚学说话的孩子说的话。
政权产生以后，将巫祠的文化优势吸收到政权中来。从巫祠方面讲，巫祠发生了分化，在政权中，氏族首领与进入政权的巫祠呈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相比较，古河道的巫祠的能量比河洛地区大得多。巫祠从政权退出的时间，殷要比唐晚得多。
有了政权与巫祠的关系的认识，可以想到，在政权的内部，巫祠可能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从事巫祠自己的“专业”。高度的中华巫文化产生出来。
我们好像看到了，有一个宫殿式的建筑，那是个神的世界，走进了宫殿也就走进了神界，经历了一次神的沐浴。在宫殿的不远处，那是神的咨询机关，神的旨意源源地从咨询机关流向氏族首领。这些被后代推崇为帝王的首领便依从神的旨意去安抚顺神者，去惩罚逆神者。
别一些的氏族或更早的时期，不习惯建造神的庙堂，他们认为神应当在威严的山中。于是具有神秘气氛的山洞便用来做祭神的场所，称作“窟”，“石室”。巫文化创造的山崇拜也延续了下来。后人建造了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创造了敦煌艺术。
巫祠从政权分离出去大约开始于周，周以后的政权记载不再有巫祠的内容。周人拜祭祖先，那些死去的氏族首领。拜祭的场所叫做京，后人称宗庙。在商时，拜祭祖先的场所叫做亳。这京和亳在早期，又是政权的象征，标志。政权的巫祠转变成了文化机关，停止了对神的宣讲。从事宗庙的管理，主持祭祀，还有对贵族子弟的文化教育。政权巫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