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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势不可当（1）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文化的独特性，而是其影响力的普遍性。中国自认为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的国家，它的行为也充分体现了谦卑精神和不干涉原则，并希望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然而，历史上许多崛起的国家也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到头来仍然以颠覆既有国际体系而告终。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当一个国家的权力增长的时候，势必按捺不住加强对环境控制的诱惑。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它一定会加强自己对政治、经济和领土的控制，从而按照自身的特定利益改变国际体系。这里最关键的论点是：历史上的大国都认为自己有着最良好的意图，但无一例外都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不断扩展的利益。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号强国，自然也会把自己的利益大大地向外扩张。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意图无关紧要。在杂乱无章的国际政治世界上，意图与结果没有直接的联系。（1914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打一场世界大战。）这样的世界就像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所有的公司都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提高价格，但却造成了与意图相反的体系性结果—价格下跌。同样，国际政治也是一个没有单一最高权威的体系，国家的意图并非总能准确地预知它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正因如此，才有了罗马人的至理名言：“欲求和平，必先备战。”
中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和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的一系列效应。鉴于中国的现有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不能指望神不知鬼不觉地跻身于世界舞台上。例如，中国到处寻求能源和原材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正在快速增长中，消费的能源和各种商品自然会大量增加，因而需要找到稳定而可靠的供应来源。其他国家都在购买石油，中国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问题在于中国的规模。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如此庞大的规模基础上进行的，这会使它不可避免地改变博弈的性质。
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相比吴建民等老一代外交官，新一代外交官都对中国的新权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令一些中国观察家担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势必会渗入中国人的头脑里。2005年，李光耀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经含蓄地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他担心的不是中国的现有领导层，甚至也不是下一代领导人，而是下一代的下一代，因为他们将出生于稳定、繁荣和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年代。“必须让中国的青年人明白，他们需要让世界确信：中国的崛起不会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李光耀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道。他指出，自*以来，促使中国领导人保持谦卑的，是关于毛泽东所犯错误的痛苦记忆。李光耀接着说：“年青一代生活在和平与增长时期，对于中国不堪回首的过去没有切身的感受，因此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因为自命不凡和意识形态狂热酿成的错误是至关重要的。”
截至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以商务活动为中心，尽管如此，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中国正致力于同非洲国家加强经济联系。非洲大陆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而这正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对于建立新型的贸易关系，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都持欢迎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之间没有纠缠不清的殖民历史和交恶经历—双方之间商务活动因而蒸蒸日上。中非贸易额年均增长50％左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则增长更快。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创历史最高纪录，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非洲国家都把这一成就归功于它们同中国建立的新型关系。而且中国也费尽心机，多方向非洲国家展示善意。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主持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全部参加，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由总统或总理亲自与会。这是有史以来在非洲以外召开的最大规模的非洲峰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承诺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在两年内使对非援助规模增加一倍；在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一个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以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取消非洲国家欠中国的多数债务；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在今后3年内为非洲培训万名各类人才；并在非洲大陆新建医院和学校。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崛起势不可当（2）
中国在亚洲的表现则更加老练，更好地发挥了外交手段和软实力的作用，这里也是中国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最为关注的地区。过去20年来，中国娴熟的外交在亚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悄然发生了一场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与许多东亚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但到2007年夏季，中国已经开始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当被问及希望哪个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受访者选择的是中国而非美国，尽管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就连在澳大利亚，分别支持中国和美国的人也大体持平。
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亚洲地区扮演的建设性角色越发清晰。从那以后，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活动更加老练，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方式更加耐心和低调，收到的效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目前，中国外交强调要有长远的眼光，要从战略高度进行决策，而不能采取一种说教式的态度。中国采取了一种更加和善的外交路线，动辄慷慨地提供一揽子援助（往往超过美国的援助水平），还迅速地与东盟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长期以来，中国不愿参加多边主义安排，近年来却尽可能地参加这类活动，甚至还参与创立了一个亚洲自己的多边安排—东亚峰会。东亚峰会具有明确的区域性组织的性质。目前，东南亚国家也对中国持欢迎态度。明显亲美的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阿罗约就公开表示：“我们很高兴把中国当做自己的老大哥。”
中国与所有邻国政府的关系都反映了这一变化。例如，越南人对中国没有任何特别的好感。但正如一位越南官员对我说的：“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客观存在，也是我们的最大出口国。”这一状况意味着：越南政府和人民必须务实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我参观过的所有越南书店，都在突出位置陈列着中国领导人的文选，包括*、*和*。
在2007年到越南之前，我先去了日本参观访问。当时正值中国总理*对日本进行2007年的国事访问，期间我耳闻目睹他表现出了同样的克制。*对中日紧张关系的许多方面都做了淡化处理，而是突出强调两国关系中的积极方面—方兴未艾的经济联系。
从战略层面看，由于中国执行一种“和平崛起”的政策，中国若一如既往地对东京拒不妥协将有害无益。那样做只能使中国拥有一个敌对的邻国，而这个邻国又有着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它的经济规模仍然相当于中国的3倍。更明智的做法应当是：与日本开展经济联系和更多的合作，同时更多地打入日本市场，获得更多的日本投资和技术，从而逐步赢得压倒日本的优势。在中国台湾问题上，近年来，中国认识到时间在自己一方，因而采取了一种更加明智、更加温和的路线。为此，中国内地采取了几个非常聪明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削减向岛内独立意识最强地区的农产品征收的关税，从而增强了台湾对大陆的依赖。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其基本战略目标就是在有关台湾的任何冲突中迅速取胜。换言之，经济增长和全球化使中国北京步入了一体化的轨道，但同时也赋予它进行军事和政治对抗的实力。
龙和鹰：对抗，竞争还是合作？（1）
与中美关系相比，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都相形见绌。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不引起美国的介入，中国面临的任何潜在问题都将无关紧要。如果美国不介入，一场关于台湾问题的战争也可能是激烈的，但只有在演化成中美直接对抗的情况下，这种战争才会具有影响深远的全球性后果。反过来，来自中国的挑战对于美国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当世界上的头号强国面临崛起国的挑战时，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常紧张的。虽然任何一方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中美两国都对这一前景忧心忡忡，并且都在为可能出现的麻烦制定预案。30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为了争取与美国合作。中国这样做有着多种实用主义的原因。首先是反对前苏联的战略，其次是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愿望，然后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最后是为了办好北京奥运会。然而，中国年青一代的精英们越来越认为，从多个方面看，他们的国家需要自我定位为华盛顿的竞争者。而在华盛顿，也向来有一部分人把中国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和理想的下一个全面威胁。当然，他们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战争或冲突迫在眉睫，只不过是指出两国关系有陷入紧张状态的可能性罢了。中国和美国对此如何应对，将决定它们未来的关系和世界的和平。
目前看来，全球一体化的力量取得了胜利，无论对北京还是华盛顿来说都是如此。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需要向美国的市场销售货物，美国则需要中国出资购买其国债—这正是核时代相互确保摧毁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的翻版。此外，中美两国的核武器还发挥着威慑作用，这也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力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这一事实推动美国和中国形成了一种联盟关系，这种关系从纯粹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表现了相当的合作姿态。就对于处理美中关系的立场而言，小布什可能是最具意识形态敌意的总统，如小布什总统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不遗余力地赞美*，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利用美国的实力实现他的目标。但尽管如此，他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一再与中国政府站在一起，警告中国台湾不要企图走上分裂的道路，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总统就中国台湾问题发表的最强硬的言论。虽然小布什总统在自由问题上指手画脚，并且还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会见了*喇嘛，但中国对小布什政府基本上是满意的，原因正在于此。在中国所关切的问题上，小布什总统基本上一直是中国的盟友。
中国和美国努力进行合作是明智的。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尚未见识过大国之间的冲突。大国冲突一旦重现，目前令我们如坐针毡的一切麻烦—如恐怖主义、伊朗和朝鲜问题—都将相形见绌。因为大国冲突就意味着军备竞赛、边界争端、盟国与仆从国之间的对抗和地区冲突，可能还有其他无穷无尽的麻烦；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运动即使不然而止，也将会大大地放慢脚步。即使上述可怕前景没有变成现实，中国的崛起也有可能使现有的权力关系复杂化。例如，如果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崛起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么西方联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他们围绕伊拉克的紧张关系也将成为不值一提的争吵。一场严重的中美冲突将从根本上改变新时代的主题，并使世界偏离贸易、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轨道。
龙和鹰：对抗，竞争还是合作？（2）
美国总有一部分人—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和五角大楼官员—惊呼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且一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但中美关系的事实与他们的观点并不相符。毫无疑问，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国防预算不断增长。但与美国的军费开支相比，中国的国防预算仍然少得可怜，至多相当于五角大楼年度开支的10％。美国有12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其中每一艘都可以起降85驾喷气式战斗机，而中国海军的发动机技术仍然处于早期阶段。根据五角大楼的估计，中国只有20枚可以打到美国海岸的核导弹，但这些“小而笨”的武器可能“根本经不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拥有大约9 000枚保存完好的核弹头，还有大约5 000枚战略导弹。
中国深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多么悬殊。因此，中国虽然在努力地缩小军事差距，但来自中国的挑战绝不可能是另一个前苏联。未来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国将是一个“非对称超级大国”。中国一直并在继续努力寻求和发展削弱美国军事优势的手段，诸如空间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用经济实力和政治技巧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必动用军事力量。正如中国内地无意攻打中国台湾，而是更可能对“*”运动持续进行釜底抽薪，逐步累积优势并最终制服对手。
在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里，乔舒亚·库珀·拉莫大量引述中国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接受采访时的言论，清晰地描绘了一幅有关中国新外交政策的画卷。“中国没有去构筑美国式的权力，不像美国那样动辄诉诸武力，对他国的世界观说三道四，”拉莫写道，“呼之欲出的中国式权力是以其独特模式的榜样、经济制度的实力和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为基础。”拉莫刻画了这样一个中国精英群体：他们深知自己国家的实力蒸蒸日上，还向来采取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模式，这将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伙伴，特别是在美国被视为傲慢的霸权国的世界上。“中国的目标不是制造冲突，而是避免冲突，”他写道，“战略上的真正成功是巧妙地处理问题，从而使结果自然而然地符合中国的利益。而这一思想来自中国的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孙子认为：军未动，胜负定矣。”
美国深谙对付传统的军事—政治崛起之道。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崛起的本质正在于此。美国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手段，如军备、援助和联盟体系，使它足以对付这种崛起。如果中国到处侵略扩张，既让邻国怒不可遏又令世界恐惧不安，那么美国就可以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而且采取措施时还有一个天然的平衡机制可以利用，那就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越南（也许还有其他国家）会联手抗衡中国权力。但是，如果中国继续执行现有的非对称战略，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继续慢慢地拓展对外经济联系，恪守低调而温和的行事风格，只寻求扩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强友谊与影响力，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点点地消磨美国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亚洲使美国边缘化，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悄然取代了耀武扬威、自命不凡的美国，美国又该怎么办？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爆发一场新冷战，但对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而且不实行僵化的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将实力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军事干涉上，美国又该如何应对呢？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不仅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还没有做好准备。
美国的政治精英在考虑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时，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这个大国与中国近在咫尺，而且就在中国的卧榻之侧，它就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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