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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个方面并非是完全割裂的。从许多方面看，中国的问题正是由它所取得的成功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国把西方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在30年里就完成了。在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农田走向工厂，从西部来到东部。他们不仅在地理上迁往异地，而且还告别了往日的家庭、阶层和历史。中国政府能够跟上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这本身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裴敏欣指出：中国目前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为每万辆交通工具26人，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只有20人和8人。这或许是事实，但指出如下事实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正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和印尼的增速却分别只有17％和6％。如果事态按照印度的愿望发展，当它的（汽车）增长速度超过中国时，我敢保证其交通事故发生率也会突飞猛进，这与它的政府是否*没有关系。
再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影响。这里不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是只讨论中国本身的问题。在中国的主要河流体系中，有26％的水资源遭到了严重污染，并且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生态功能”。仅长江沿岸就有9 000家化工厂。如果以空气污染这样的指标来衡量，北京可以算作“世界的首都”了。按照欧盟的标准，在中国的亿城市居民中，只有1％的人吸入的空气是安全的。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数字和评价都来自中国政府。因为中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层官员经常谈论“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蓝图中，环境问题占据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一家西方咨询公司研究了中国有关空气污染的新法规，从而测算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对于能从空气中分离颗粒物的产品的需求量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仅此就可以创造价值100亿美元的市场。目前中国正在努力破解一个艰难的困境：减少贫困需要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更加严重的污染和环境退化。
中国如饥似渴地追求成功，这也许正是它持续崛起的关键动力所在。在饱受几百年的贫穷之后，在20世纪经历了帝国解体、内战浩劫、革命洗礼和发展挫折后，*在中国发起了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企业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继续朝前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30年来取得的相对稳定和繁荣。
韬光养晦
无论中国国内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使国际事务更加复杂化。因为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规模决定了它的影响力会远远地跃出其边界之外。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实力的国家，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诞生的。现有的大国名单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它们的地位两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大国就像歌剧中的首席女主角，在国际舞台上的进进出出都惊天动地。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或者同期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两个帝国的衰落就在巴尔干酿成了此起彼伏的危机，也使现代中东陷入了绵绵不绝的纷争。
从近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来看，上述规律体现得并不十分明显。当代日本和德国已经分别成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但在政治和军事上依然无所作为。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已经梦想成真，但对国际社会造成的震荡却十分有限。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当时的中国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外交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发展就是中国的大战略。中国把修好对美关系视为发展的关键环节，部分原因在于它希望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最先进的技术。从更大范围来看，中国正在埋头苦干，也就是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韬光养晦”。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不干涉”（noninterference）和“不对抗”（nonconfrontation）政策仍在延续。除了涉台事务不容染指外，中国尽力避免与其他国家政府发生对抗。迄今为止，中国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经济增长上。2007年，*中央总书记*在*十七大上发表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详尽地阐述了经济、金融、工业、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但对外交政策却所涉甚少。
谈到所谓的“中国崛起”时，中国的许多退休外交官忧心忡忡。“这种说法让我感到震惊，”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前法国大使吴建民表示，“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不希望人们谈论我们的国家时……夸大其词。”原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也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请记住：美国的人均GDP是我们的25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围绕如何表述其外交政策方针进行了一场有趣的争论，上述担忧在这场争论中得到了应有的体现。2002年，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创造了“和平崛起”一词，用以表达中国安安静静地顺着全球阶梯向上攀登的愿望。郑必坚的说法获得了广阔的市场。然而，这一提法后来却失宠了。
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这一提法的问题出在“和平”一词上，它有可能限制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国内并没有多大分歧。中国把台湾问题视为自己的内政，并认为有采取武力手段的权力，尽管动武是最后的选择。正如郑必坚对我说的：“林肯为了捍卫联邦而打了一场战争，但你们仍然可以说美国是和平崛起的。”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担忧的是这一提法的第二个词：“崛起”。把“崛起”一词译成英文，更准确的译法应当是“thrust”、“surge”。中国高级外交官不愿到世界各地推销“中国崛起”的论调，他们尤其担心美国的批评者会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在2003年以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开始采用“和平发展”的提法。“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回事，”郑必坚说，“只是措辞不同而已。”事实的确如此，但提法的转换表明：中国十分注意在前进时不要张扬。
中国政府还在采取措施，让中国人民也能很好地领会这一战略。2006年和200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12集的专题片，名字就叫《大国崛起》，显然是要达到教育公众的目的。鉴于这一话题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播出的内容肯定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以确保把政府的立场传递给人民。这部专题片按照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方式制作，体现了较强的思想性和高超的智慧，内容涵盖了9个大国的崛起，从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讲到前苏联和美国。专题片包含了大量的人物访谈，采访对象都是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国别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是准确的，各国所占的篇幅也大体保持平衡。例如，日本的崛起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专题片对此的处理却非常公允，丝毫没有煽动对于日本侵略的民族主义的意思，而且一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大加赞扬。需要强调的是，专题片中的有些观点是有导向性的。例如，在有关美国的部分中，长篇累牍地讲述西奥多·罗斯福和福兰克林·罗斯福管理和驯服资本主义的做法，以凸显国家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而且，专题片对美英的代议政府制度保障自由、提供合法性和维护政治稳定的能力赞不绝口。
专题片包含的基本信息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之路在于经济上的实力，而军国主义、帝国和侵略扩张是自取灭亡。专题片反复重申了这一观点。最后一集是所谓的经验教训，直言不讳地列举了大国崛起的几个关键因素：民族凝聚力、经济和科技成功、政治稳定、军事实力、文化创造性和魅力。最后一条被解释为“一个民族观念的吸引力”，这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是一致的，而约瑟夫·奈正是制片人采访的学者之一。专题片在结尾处断言，在当今的新世界上，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不断创新所需的知识和技术实力，才能保持竞争力优势。简言之，通向权力之路的是市场，而非帝国。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1）
中国有关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没有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从很多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专题片从大国崛起的历史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与西方人的观点如出一辙。事实上，片中采访的许多人都是西方学者。专题片反映的观点与近年来指引德国和日本行动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中国与世界交往时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这体现了它所处的环境、本国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知。尽管对世界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但中国坦言它仍然是一个有着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的外部关切大都集中在发展问题上。
然而，中国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更广意义上的文化因素。人们很容易夸大文化的作用，用它来粉饰受利益驱使的政策。然而，中国人与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世界观确实有一些重大区别，对这些区别进行深入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区别源于各自对“上帝”的认识。佩尤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当被问及人是否必须认为上帝是道德的化身时，回答“是”的美国人稳居多数（57％）。但在日本和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做了否定回答，中国的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2％！这一调查结果是非常反常的，它严重地偏离了西方人的常识，就连在亚洲地区也不例外。但这并不表明两个国家是不道德的（事实上，有确切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而在于这两个国家的人都不信仰上帝。
这一情况可能会令西方人感到震惊，但对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东亚人不相信世上有一个造物主的说法，更不相信是他确立了一套人们必须遵守的抽象道德法则。这种说法是亚伯拉罕式或闪米特人的上帝观，犹太教、基督教和*教也都以这种观点为基础，但对中国文明来说这却是荒诞而离谱的。人们有时把中国的宗教称为“儒教”。然而，著名儒学专家李约瑟指出，如果把宗教“界定为关于‘超凡的造物主—神灵’的神学”，那么儒家学说根本就不是宗教。孔子是一位教师，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先知或圣人。孔子的著述，或者说留传下来的著作片段，很明显都不带有宗教色彩。孔子直言不讳地警告人们不要相信神灵，并确立了一些学习知识、修身养性、保持社会稳定和造就井然有序文明的规则。孔子的著述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作品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同宗教典籍的相似之处。
事实上，启蒙运动时期，孔子在西方非常火暴。李约瑟写道，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先驱，如伏尔泰、卢梭、达朗伯尔和狄德罗等，都如饥似渴地研读孔子的经典著作。在1600~1649年间，欧洲每10年就要出现30~50部题名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09年间则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国热的出现恰逢30年战争（1618~1648）刚刚结束之际，在这场战争中，正是宗教造成了惨无人道的流血和伤亡。因此，在这之后一段时间内欧洲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把儒家学说奉为经典，并把它视为与“神圣法”相对立的“自然法”的基础。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的著述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的传说，也没有凌辱理智和自然界的教条。”后来，伊曼纽尔·康德更是把孔子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既信仰宗教又坚持世俗主义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进一步声称：“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将向我们传授自然宗教的用途和方法……”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2）
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之所以热烈欢迎儒家学说，是因为他们把理智而非神灵视为人类事务的指导原则。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命题：欧洲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也许遥遥领先，但中国有着“更加先进的伦理道德”、“更具优越性的公民组织”（以美德而非监护为基础）和“更加实用的哲学”，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和平安宁的社会局面和组织良好的社会等级制”。1759年，伏尔泰出版了《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一书，使欧洲启蒙运动中向往中国的情结达到“高潮”。根据德国学者福克斯的说法，伏尔泰在该书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政治乌托邦和开明专制的理想状态，并以中国作为镜子敦促欧洲的君主们进行自我反省”。1760年，最开明的欧洲君主腓德烈大帝撰写了《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一书，这是一本虚构的“中国驻欧洲大使”向中国皇帝写的书信集。腓德烈大帝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把天主教会的固执与中国人的理性进行对比。
西方人经常发现，要理解宗教在中国和西方的地位有何区别是很困难的。让我们根据耶鲁大学的伟大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记述，看一看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在远东的经历。①16世纪80年代，利玛窦刚到中国之时，为了凸显自己是一个高贵之人，他把头发和胡须剃光，穿了一身佛教的长袍。短短几年之后，利玛窦就发现这样做是多么地愚蠢，因为中国人并不高看和尚与圣人。于是，他开始坐着轿子到处游玩，或者雇用仆人把他背在肩上，“就像高贵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利玛窦后来于1592年在给耶稣会会长艾哥华的信中写道：“在中国，人们一听到外国人和牧师的名字就觉得面目可憎，我们需要通过这样那样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面目可憎的牧师。”到1595年，利玛窦丢掉了和尚们穿的袈裟（这种服饰妨碍了他的传教工作），转而穿上了儒家读书人的服装。利玛窦一开始耻笑儒家弟子不相信上帝、天堂和灵魂不灭。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儒家学派是“真正的文学殿堂”。但他最后终于发现，虽然儒家学说对上帝和来世持“一种最严格的中立立场”，但也有着强烈的伦理观、道德观和正义感。与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一样，利玛窦最后认为西方应当从儒家学说中汲取营养。
上帝与外交政策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从历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教影响的国家，都有一种向外输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冲动。英国、美国、法国、沙特*和伊朗等国千差万别，但它们的外交政策中都渗透着一种明显的传教士精神。至于英国和美国，也许是由于国力异常强大，它们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意识才得以在全球事务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许永远都不会有这种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保持中国特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就实现了其历史性的目标。中国不需要向任何人输出任何东西，进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因此，当中国在*问题上的立场显得有些冷漠的时候，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奉行*裸的现实政治主张，而是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依据的不是抽象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按照一种作为指导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行事的。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3）
西方商人经常抱怨说，中国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规则、法律和契约，他们的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异的；如果中国商人或官员认为法律是“一头笨驴”（借用一位英国人的说法），他们就会对其置之不理、予以变通或者干脆要求你另起炉灶。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中，对某种抽象观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议的。对他们来说，社会关系和信任远比书面载明的义务重要。微软公司曾经长期无法促使中国政府贯彻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直到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系，并明确表示愿意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提供帮助时才达到目的。一旦微软公司让中国政府确信其动机是好的，那些法律就开始得到贯彻执行了。很少有中国人真正内化了这样的观念：抽象的规则、法律和契约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重要，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和法律发展道路之曲折和复杂，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文化传统也影响着中国人对待谈判的态度。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指出：“中国人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气功’观念基础上的。‘气’是‘风水’的构成要素，也是人体内的基本成分，通过针灸或中药进行调理。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广意义上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它把世界的结构视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力，这些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不是通过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发挥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韦勒说道。这种思想有时过了头，甚至显得有点愚蠢。然而，当你与中国人谈论他们的思维方式时很快就会发现，像“气”这样的概念居于他们思想意识的核心地位，就像道德“造物主”和自由意志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位置一样。众所周知，外交政策受许许多多普世性力量的驱动，但基本的世界观无疑决定着人们认知、行为和反应的方式，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但是，文化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中国的过去及其内在独特性都是由它的现代史塑造的，即西方的冲击、共产主义对传统的塑造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其近年来使传统与现代性相调和的努力。当你与中国经济学家们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并不主张以儒家学说推动经济增长或遏制通货膨胀。中国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非常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西方式的。当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为所动，这一事实更多地体现了民族主义而非文化的影响。（请问：美国什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