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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吃败仗后，次日即恢复外交活动。额尔金和葛罗两使收到咸丰皇帝之弟恭亲王奕訢的快函，即“奉旨议和”照会：
“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和硕恭亲王为照会事：
现因怡亲王载、兵部尚书穆办理不善，已奉旨撤
去钦差大臣。本亲王奉命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
大臣，即派恒祺、蓝蔚雯等，前往面议和局。贵
大臣暂息干戈，以敦和好。为此照会。”
恭亲王未提及俘囚之事，要求英法停止敌对行动，以便重开和谈。
而两使节强硬地回复恭亲王，只要英法人质未放还，便谈不上停止敌对行动，更不必说和谈了。葛罗男爵还向亲王重申：“清军侵犯人权，违背起码信誉，致使作为谈判代表前去通州并和平返回的几个欧洲人死伤……”。
恭亲王则答复，被扣之人“未受虐待，而受善待”。交涉还算顺利，不过，亲王一句话使英法双方不安。他曾问道，既然你们军事上得胜，少几个军官会有何过错呢……。这使联军甚为不安。
就在此期间，联军抢掠又起。周围村庄家家遭到英法军队勒索和抢掳。军营夜晚大开着门，士兵，特别广东苦力，溜出去抢劫、奸淫村妇和姑娘。乡民愤怒不已，抓住其中三个强贼，当场打死。英军借此也枪毙第四个苦力，鞭打另一些人。葛罗再次致书图韦奈尔外交大臣，表示愤慨心情：“一个物产出奇丰盈的地方，又遭劫毁坏。清兵之后，联军及苦力抢走一切，毁掉一切。各个村寨、农庄，空无一人。两司令声称阻止不了劫掠，真叫我羞惭不已，无地自容”。
第十三章 八里桥战役（6）
9月25日
在致恭亲王的一封总结性长信中，葛罗特使强调，中国政府不诚实的态度只能加剧局势恶化。他呼吁亲王表现出“文明国家间应有的荣誉感和公正性”，并“预防可能再发生的不幸”。但他发出毫不含糊的警告：
“本人认为应当向殿下和清政府成员郑重声明，法兰西政府希望保持贵国现帝制王朝，不忍京城被毁，故愿我们两帝国之间恢复和平。但是，出于不接受——惟注定轻率可解释，或出于缺乏诚意—先前例子已经太多，若中国政府拒绝我们两盟国的正当要求，那只能靠武器说了算”。
这便是给恭亲王提供的选择：要么屈服；要么摧毁北京，推翻清朝！葛罗特使还补充道，天朝如果不屈从英法两国条件，最坏的情况还会临头。他限亲王三天之内了断。“要么在通州达成和平，要么英法向北京进兵”。
等待答复期间，格兰特和孟托邦派兵占领各城门。为避免发生任何事件，联军士兵一律禁止入城。同时，清兵俘虏被派去收尸，特别从运河中捞出许多具，均已转交通州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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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北京啊！北京！（1）
9月26日
英法联军两帅派出一支重要侦察队，潜入北京城下。任务在于探明通往京城的道路，摸清城防的各个敏感点；同时也给中国政府造个强烈的印象。法军方面，带队的有参谋部骑兵少校康普农，孟将军特派的一个“十分机智、刚毅的军官”；英军方面有普罗宾少校。
联合侦察回来，康普农少校作了汇报。他们沿铺石板的八里桥马路行进，掠过一个大的炮兵支援队；再向前走四公里，遭遇清军骑哨向他们齐射。随后，进入近郊。这是他们初次看见中华帝国首都。“我们终于接近这座向往已久的京城，那宏伟的城墙和城门高楼在天际清楚地勾勒出来，距我们停住之处仅一千二百来米”。康普农要普罗宾陪他走近城墙看个究竟，可对方不同意，情愿带领锡克兵朝北再行一段路，欲查明有无清军兵营。
而康普农不放弃自己的想法。由两名军官和十来个炮手陪同，他深入一个很近的镇子。“我们穿过一条很宽的大街，两旁多为木机构房屋，正面雕门画栋。靠近镇子中心，有两座牌坊，间隔不远。家家户户，房门紧闭，街上人太多，表面上无动于衷，但很难离开一些。我们于是走近到只离城门百来米之处。城门比城墙约高一半，估计有十二到十四米高，而最高处则有四行水平的十二组四瓣饰，每个似带有船墙那样的炮孔”。
街上人多，有点拥挤。法军侦察员感到有几个清兵尾随。他们决定不再滞留。半路上康普农遇到英军同伴，他们也未发现任何清军兵营的影子。由这次侦察可见，北京之路将通行无阻。
同一天，葛罗致函孟托邦说，如果最迟至9月29日还得不到恭亲王满意的答复，那么自次日起，两司令便可像所打算的那样，向北京进军。对和平解决可能性一直持保留态度的孟托邦，比任何时候更认为，“两位特使总喜欢以外交行动排除所有障碍看作几天内就可实现的事情”。他表示不再采纳看来纯系幻想的做法，故而已做出向北京进军的部署。事实上，他相信和平只能在北京实现，因为中方“害怕看到都城遭劫，朝廷会被赶走”。
恭亲王立即予以回复，再次强调负责处理以前“不能尽心和议”之事。但对那种幻想清朝会垮台的警告方式，他表示不予理会。他重申，京师将由清军英勇保卫，誓死地保卫。他宣布将进行新的决战。最后，恭亲王保证，人质并未处决，只待和约批准后放回。换句话说，可谓完全驳回。
葛罗和额尔金认为，此信“很糟”。恭亲王仍然拒绝释放人质，这不是好兆头。葛罗叹道：“倘若本人害怕之事出现，那将是这次远征中最令人痛苦的一段”。
格兰特将军和额尔金勋爵前去拜望俄罗斯公使伊格那提叶幅。英法联军北进以来，俄使一直跟随在后，并在通州住下。伊氏向他们献出亲手绘制的一张北京地图；而同样一张早在上海时已提供给孟托邦将军。他曾让人在马车轮子上安装一种里程计速器，把京城所有马路和街道的长度全都测出！他还给他们描述了北京城内的情况，北属满族区，以紫禁城为主；南为汉人区。俄使答应把这张珍贵的地图借给格兰特将军，后者遂请随军照相师毕托将北京地图拍下来。
9月27日
拿皮耳少将的两个团及攻城炮队，从河西务调来增援，参与攻夺北京城门。格兰特司令焦急地盼望他们快来。等不到他们及弹药，他不愿继续作战。
9月28日
普罗宾少校又去进行新的侦察。这回，他终于摸清北京东北郊有清军兵营。第二天，两位特使再次重申释放人质的要求。
9月29日
恭亲王马上回复，要英法联军停止威胁京城，并撤回到张家湾。
在给葛罗的照会中，他强调说：
“贵国之兵，现在逼近京师，彼此俱有戒心，疑难
画押用印。应请贵大臣先行退兵张家湾一带后，三日
内，本爵将续约缮写清楚，派员赍送至通州、张家湾
第十四章 北京啊！北京！（2）
适中之地画押后，再行定期会晤，以坚永远和好之意
……。
至从前被获之人，现皆以礼相待，并未难为，
俟退兵立约之后，定即派人相伴送还。所有本爵之
为人，前照已经说明，决不食言失信”。
读罢此信，葛罗抱怨中国政府“盲目判断”，声称不明其中缘由。他致函孟托邦说，“清政府正在把一场令人遗憾的灾难引向国都，也可能引向王朝。我们将起码有权说，我方为防止这种灾难做了该做的一切”。对于人质的命运，至少其中一些人的，联军不再抱有多大幻想。其实，很明显，恭亲王之所以一再强调人质要在和约签字后才释放，是因为担心联军发现他们遭受虐待后会借以报复，并强加更为苛刻的和局条件。葛罗就此写道：“他又在骗我们，一切使人担心他将无权把他们还给我方”。
汉学家高第认为，这仍然是同样的拖延手法，早已在上海、大沽、天津及河西务用过，旨在延缓英法联军挺进北京。
孟托邦不如两特使那样易于和解，要求第二天在法军大营召开两军战时委员会会议。
9月30日
额尔金和葛罗两使节，格兰特司令，以及勒布尔和弗利两联络官，聚在孟托邦将军左右开会。孟将军先分析局势。联军得到休整，精神饱满；军需供应很有保障，尤其牛肉充足。他保证说，现就等从天津运来粮食和弹药，肯定不会晚到。孟托邦认为有一种感觉，恭亲王的外交函件必定有诈，旨在让僧格林沁总兵调集新的人马于北京城下。
孟将军介绍了他想象到的两种假设。要么是清军“试图再碰最后一次运气”，以阻止英法联军进发北京。他说，正好求之不得，因为联军在北京城门前新的最后胜利将加速和约签署。要么，联军尽管围城炮火不足，但不放一枪，便可把欲夺之京城一举拿下。这般铤而走险，也许旷日持久！他一再强调，鉴于冬天因素，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决定11月1日离开北京。在后一种设想下，既然在京过冬会有诸多不便，联军无论如何要撤回到天津。
借此机会，孟托邦要求中止外交关系，把全权交到联军两司令手中，以便毫不延迟地恢复军事行动。这方面的决定当下作出。额尔金和葛罗两使随即通告恭亲王。
于是，征战事务重又由联军将领执掌。拉否例就此指出：“在这次远征中，事情总是那样重迭地变换，既行动交替地进行，时而由使节转到将帅手中，时而由将帅转到使节手中”。
10月1日
葛罗男爵收到恭亲王带威胁性的回复。照会警告说：
“本亲王前已言明，和约未经议顶定，若草草送还，转非以礼相待之意。……至贵国若用兵威迫，不独已成之局可惜，且恐贵国之人亦必难保也”。
很显然，意思是，联军若犯京城，那标志人质将斩立决。但恭亲王表示，“现因英国巴领事官素能汉文汉话，本亲王现正派员与其上顶英法两国会晤用印画押各事宜”。由此，联军宽慰地得出结论，这位驻广州领事还活着。
晚上，额尔金勋爵也收到恭亲王的急件，附有巴夏礼写的中文信。巴夏礼要求英军暂停军事行动，给予议和一次新的机会。信中说，“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我两人闻得是恭亲王令其如此。恭亲王人甚明，能作主意。既能如此，伏谅暂可免战议和”。
随此官文函件，顺附一句个人之事，希给他和罗亨利送来几件衣服。并用英文写了又及：“我俩均受善待”。而罗亨利，却在信的一角用罗马字母写了一句兴都斯坦语：“此信是按中国政府授意而写的”。换句话说，须把巴夏礼乞求停战的信看成无效……。
随即，一些衣服及零星用品送到他们手中。而一手绢上也附有几句兴都斯坦语，由海军上校海约翰手绣，专致罗亨利，仍用罗马字母写成，让中方无法译出。其中除额尔金口授的鼓励话之外，还告知两位被扣留者说，最后通牒三天期限一过，联军就向北京城墙发起炮轰。不知他们是否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起码得知，一旦炮声响起，他们即会被处决……。其次，也不知在威妥玛转告，他们之死将以烧光北京全城而替报仇雪恨，他们听了是否倍觉欣慰。威妥玛还问他们，确切被关在京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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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北京啊！北京！（3）
巴夏礼和罗亨利遂回信说，他们和另外二人已从城内那个污秽不堪的刑部“北监”，被移禁城北德胜门附近的一个寺庙里（即高庙…译者）。他们二人仍然有办法用兴都斯坦语，注明那个寺庙及附近街道的名字。中国人因无军事检查经验，故什么也看不出来。信件便原封不动地送到英国人手里！
10月2日
联军还未出动，北京商贩们就向英法特使写来请求书，希望他们停止进军京城，而且答应向联军赠送粮食、牛羊肉及猪肉，白酒和各种蔬菜水果等……。白费功夫！联军认为，这种出人意料之举，只能出自清廷政府。
10月3日
孟托邦所希的增援车队仍在等待之中……。两位特使没有其他更好之事可做，就用这个期限继续与恭亲王通信交涉。恭亲王在巴夏礼名字之后，又加上洛图尔的名字，借口后者也会汉语可做为中间人！洛图尔照样活着，法国人甚为高兴；但对这种选择感到惊讶，因他是学者并非外交官。而他们此时，也猜想杜吕克神甫的命运如何；这位传教士和洛图尔一样很精通中文。
孟托邦终于接收期待已久的增援部队和弹药，尤有整个101战列团、工兵一连、4炮一连和二百七十名海军陆战队等。在致朗东元帅的信中，孟托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以如此少的兵力攻占北京，并火烧满清城区？未来事态的发展，会向我军指明这点！本人所定的计划是，不必等到北京寒冬到来时；如若全城已被焚毁，又天寒地冻，那我军将无足够的军需供应”。孟托邦还说，他打算带四千人马挺进北京，其中有三千五百名“拼刺刀兵”、工兵，四个炮兵连及引信兵等，既与格兰特将军所率的兵马相等。
英法联军决定10月5日向北京挺进。
10月4日
法军辞别从此成为他们胜利象征的八里桥。过后不久，孟托邦将军荣获同名伯爵封号。
他们在八里桥度过极为愉快的半个月。埃里松写道：“部队吃饱喝足，充分休整，非常欢娱，生龙活虎。战士们轮流帮厨做鲜美可口的饭菜，到运河里洗衣服，有的去钓鱼，或像儿童那样玩耍。此时，大家只要求继续进军”。在一支小军队里，人人都完全相互认识，部队成了“大家庭”。吴士礼中校满意的是，他在附近一个村子找到很有滋味的葡萄；只有鸭子不称心如意，原来曾在运河畔成群结队游弋，可联军刚到那天就全都无踪影了……。军官们都住进乡间豪宅，其实就是北京朝廷高官们刚撤走后的避暑府邸。
在八里桥，法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官也往来频繁。两国公使早在上海就有交情，到了天津，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增强。凯鲁莱满意地提及与伊格那提叶福将军及其副官巴留捷克少校结下“令人喜悦的情谊”。两国使节彼此怀有好感，交往密切，观点一致，而且可用法语交流……。
八里桥给人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那片肃穆神奇的墓地。桥不远之处，屹立着高大的汉白玉龟座雕柱。据埃里松描述，神龟直径四米左右，背甲托起那高耸的雕龙石碑，非常宏伟壮观。孟将军曾想将此奇特的纪念石柱运到法国，安设在巴黎某一广场上，如协和广场上的埃及方尖碑那样，供人瞻仰。可是，法海军表示难以把如此巨大的龟柱运走。何等遗憾！
10月5日
为确保后勤运输线，法军把两个连队留在八里桥，那里已建有一座粮食仓库。英军则留四百来人在通州。
格兰特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已稍先行一步。部队群情激昂，欢快行进。要长驱直入陌生之地，希望路上再遇敌人，实令他们兴奋不已。每个士兵却只带三天的干粮。然而，这回进军北京，行程虽短，但路途复杂，到处有树丛，很容易迷路。故行军缓慢、相当困难。法军决定在一个烧制有名琉璃瓦的村庄停下来，那里有十二来个砖窑，为京城供应盖房砖瓦；据说，这些砖厂属宫廷所有。见北非骑兵竟敢抢劫当地一户人家，孟托邦将军十分恼怒，把他们的赃物收缴，如数退还，主人惊讶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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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北京啊！北京！（4）
从砖窑高处，可遥望京城。大家争先恐后地上去观看！孟托邦特邀格兰特沿螺旋形梯子，一同登上那座最高砖窑的顶端，出神地观赏北京的城楼与屋顶。
就在砖厂，联军听到谣传，说咸丰皇帝已经离开圆明园，躲避到长城外距京城东北二百五十公里的热河（今承德）行宫了。
原来，八里桥战役当晚，咸丰帝由懿贵妃（后来的慈禧太后）等陪伴，在圆明园福海上游船赏景。忽听禀报僧格林沁总兵对蛮夷作战大败的消息，皇帝及妃嫔不禁大惊，惟有懿贵妃劝告镇定，力谏皇上御驾亲征，以振军心。
而在京城，一片震惊。王公，宫廷要员和内阁大臣，同样恭请皇上暂舍圆明园，速回紫禁城，亲自统督都城防务。他们认为，若皇帝打算“巡幸木兰”，那只会加剧局势混乱。而且，“长毛”（指太平军）必更嚣张尘上，朝廷军队定将失去斗志。在主战派看来，还有一线补救希望：夷兵不过万把来人，清军兵多将广，且可从蒙古调来援兵。总之，尚须最后一搏，必能稳操胜券……。
僧格林沁不赞同这种“绝望”中的乐观主张。他已领教过英法联军的打法，生怕看到皇上落入蛮夷手中。因此，他竭力恳求皇上“启銮北狩”；其实，这一清室习惯，自1820年以来本已废弃，现在成了托词。
反对皇帝离京者提出各种异议。他们引证历史教训说：皇上一旦出了长城，就永难回来。况且，蛮夷还可能前去热河找他。巡幸北狩，看来系逃避，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有人会乘机篡位！在呈递皇帝的陈情书中，虽未提僧格林沁的名字，但也有所暗示……。
陈情书中，有一位监察御史力劝皇上不必躲到关外。大意是，圣上何以面对社稷黎民百姓？何以面对先帝们及诸神牌位？焉能把传承祖宗基业如履轻弃？千秋万代，将如何评说？国运危难之时，从无君王择“木兰之举”先例，欲以避之……。
然而，在僧格林沁的再三恳求之下，咸丰皇帝还是最终选择了出走。9月21日晚间，皇上决定离京前往热河避暑山庄。次日凌晨，他痛心疾首，先去鸿慈永祜祭祖，向先帝牌位和保佑王朝的诸神牌位辞别；后接见了宫中五大亲王和大学士。而早朝时，皇帝以办和局不善解除载垣、穆荫之职，授恭亲王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留守京师及圆明园，主持抚局，由桂良大学士协办。
随后，咸丰帝仓促离开圆明园，经长春园东大门直往热河；后妃皇子、要臣，以及太监等数百人，“一律扈跸”，另有两千禁旅步骑护驾。此次出行极为艰难，队伍庞大，勤务似无；因走得甚急，既不带御厨；也未备御帐。皇帝和所有随行者一样，七天七夜像逃难似的，一路经受着颠簸与困苦。在去承德路上，他平生第一次只能吃一般人那样的饭菜，如晚餐，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