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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加以斧削，或者竟不客气的没收。许多苦心孤诣的刻薄话，只在当事人有些影响，在第三者看了只是觉得不愉快罢了，——倘若双方必要纠结下去，不肯罢休，最好的办法还是由记者居中代为传递战书，各方面都可以得到满足。强词夺理的执辩的话，看了也不是愉快的事。其次是随意的猜疑，如学庄先生猜西滢是甲，西滢先生猜学庄是乙，而静庵先生又猜甲乙有什么关系，都是可以不必的。我见了这场恶战，不能不归咎于副刊记者之疏忽，当时只要他肯略加删削，便没有这场口舌，而误译的纠正我们仍能见到。
正如擘黄先生所说，喜欢笑骂别人“寻开心”，是人类普通缺点，很难完全铲除；为了毫不相干的事，我也常喜写几句挖苦话登在报上散散闷。但是我总想守定这个主张，便是宽于责个人，严于责社会，庶几乎不至于有什么过失。倘若偶然失检，便请编辑者给我一个大黑杠，涂去几行，我很情愿。——但这只是限于违反“批评的伦理”的时候，才可如此，倘若借此要来修改我有时所发的偏激之论，那是我对于记者又要抗议的了。
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土之盘筵（二）
1923年7月28日刊《晨报副镌》
［译文］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洋房的前面。一匹乡下人模样的小老鼠出来。）
乡鼠我是住在很远的乡间农家的一匹老鼠。有一个朋友长久住在京里，日前回乡来，对我说京里有各种阔气的东西和好吃的东西，叫我去玩，所以现在上京都去。（走着）的确，这些人家，道路，什么一切，都很阔气。（四面探望着，走着）呀，一定是这家了。（站住）且叫门看罢。……喂，吱吱吱，有人么？吱吱吱！
（一个穿洋服的老鼠从里边出来。）
京鼠：呀，你么？我从那时起就等着你呢。来得很好。是坐火车来的么？
乡鼠：是，是混在货物里来的。但是，到了总站正想下车的时候，在那里有一只大野猫，几乎被他衔住了。真骇死我了。
京鼠：亏你知道这是我的住家。
乡鼠：可不是这里有你的小便气味么。
京鼠：鼻子有这样灵，就是住在京里也站得住了。
乡鼠：但是，我不知怎的总觉得有点恐慌呢。各种的车呀马呀，还有许多的人，这样跑来跑去的。
京鼠：不打紧，惯了就一点都没有什么了。而且，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呢。现在这个人家刚要开宴会了，在厨房里，已经摆着各色好吃的东西。请你到这边来看罢。
乡鼠：不要紧么？不会被看见么？
京鼠：不要紧，不要紧。
（京鼠在前引路，乡鼠抖抖擞擞的跟在后面，走来走去。在同一地方打两个圈子，算是到了厨房。）
京鼠：你看，怎样！这样阔气的器具，不曾见过罢？这个碟子，（这个和下文的银碗都只要假设放在那里就好，无须用实物。）一张要二十块钱呢。……那边的银碗里，盛着上好的干酪。那才是好吃呢！今天盖好了盖子，有点不行，但是或者还有不很合缝的地方也说不定。我就用了这个鼻子，这样的把他掀开，……（这样那样的掀了一会，盖子有点开了。）好了，开了开了！……你看，怎么样！很好吃的样子罢。请随意用罢，我也动手了。好吃，好吃！
（两匹老鼠共吃银碗里的干酪。）
京鼠（停吃）：好吃罢，……请你试坐这把软椅。柔软而且温暖，很舒服罢？现在我在那边堆房里的旧太史椅中间做着窠，或者索性在这横边开一个穴，移住到这里来罢。同桌子相近，要偷东西吃也很便当。请你帮一点忙，我们咬一下子看。
（两匹老鼠在软椅的横边，嘎哩嘎哩的咬起来。）
京鼠（突然停咬）：呀！喂喂，且住！（竖起耳朵听着）来了，来了，来了！听差进来了！快逃，快快！
（两匹老鼠急忙躲在软椅底下。）
（洋房的听差二人拿着棒梢和扫帚，急忙的出来。）
听差一：那个阴沟老鼠又来了。阿呀，已经啃的这个样子了。真是没有法子。
听差二：可恶的东西，一定还躲在什么地方。把他找出来，打死了罢。
听差一：这样很好。你往那边去赶，我从这里赶过去。……唆，唆！
（两人从左右两面用棒在软椅下撩拨。京鼠与乡鼠逃出。）
听差一：唆，在这里！唆，唆！
听差二：唆！唆，唆！
（两匹老鼠被两人追着，且跌且滚的逃入。听差追着进去。过了一刻，京鼠与乡鼠又出来。——算是在洋房的横边，但不必用什么背景。）
乡鼠：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京鼠：几乎着了他的道儿。真危险极了。
乡鼠：你时常遇见这样的事情么？
京鼠：唔，自然遇见。常常遇见呢。
乡鼠：喂，常常么？
京鼠：那自然。这才是京都呀。有好的事情，也便有坏的事情，时常有可怕的事情，但因此也能够吃到许多好吃的东西哩。
乡鼠：无论怎样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想到这是偷着吃的，我也不愿意了。我就要回到乡间去了。在乡间，只吃那掉在地上的东西，已经尽够过活，而且无论什么人都不至于杀我。朋友，再见了。
［附记］这一篇儿童剧，取材于《伊索寓言》，是日本坪内逍遥所作，从他的《家庭用儿童剧》第一集中译出。关于儿童剧的内容本来有应当说明的地方，现在不及说了。
《土之盘筵》我本想接续写下去，预定约二十篇，但是这篇才译三分之一，不意的生了病，没有精神再写了，现在勉强译成，《土之盘筵》亦就此暂且停止。这里虽然说“暂且停止”，实际上到1924年1月17日刊出第十篇《老鼠的会议》后才停止。——不过这是我所喜欢的工作，无论思想变化到怎样，这个工作将来总会有再来着手的日子。因为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
我的负债
1924年1月26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在书房学校里我曾有过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外边却有几位的文章言论给予我好些感化，为我所不能忘，现在想约略纪述出来，表示我的精神上的负债。
这些先生里边，最早的自然要算光绪年代通称的“康梁”。政变的时候，我才十四岁，住在东南的海边，不懂得什么，到了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这时候的愉快真是极大，至今每望见梁先生还不禁发生感谢之意。康先生的著作老实说不曾多读，《新大陆游记》作者为梁启超，上句说是“康先生的著作”，盖作者误记。还有点记得，但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仿佛觉得他老人家虽是*，同我们后辈到底隔着一段距离，不必等到做“不幸而言中则……”便已觉着有点隔膜了。
其次，我所爱读的，是严几道林琴南两位先生的译书。严先生著书的全部当时都搜集完全，林先生的也搜到光绪末年的出版为止。那时我相信《天演论》的达旨是翻译的正宗，只是非有极大的才学不办，所以只能悬作理想的标准，严先生译《法意》时也就变换方法，我见他对于文义暧昧的地方，译出原意不加附会，却用注说明未详，这个办法我至今还很是佩服。《英文汉诂》一书虽是大体根据马孙等文法编纂而成，在中国英文法书中却是惟一的名著，比无论何种新出文法都要更是学术的，也更有益，而文章的古雅不算在内，——现在的中学生只知道珍重纳思菲尔，实在是可惜的事。我读林先生的译书，从《茶花女遗事》起，以《迦茵小传》时代为顶点，至《拊掌录》前后而逐渐停止。我虽佩服严先生的译法，但是那些都是学术我的负债书，不免有志未逮，见了林先生的史汉笔法的小说，更配胃口，所以它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在民国以前译过几篇古文小说，其中有不少林派的字句，现在还约略记得。洪宪的严先生与五四以后的林先生都不是我所敢恭维的了，但在清末，两位先生译述的事业总是不可埋没，因为他们也正是新文学的先驱呵。
我的末了的一个先生，即是章太炎先生。他的自以为专长的政治，我不能赞一辞；他的学问，我也一点都不传授到。但我总觉得受了不少影响，革命前后的文字上的复古或者也是一种，大部分却是在喜欢讲放肆的话，——便是一点所谓章疯子的疯气。我所记得的太炎先生，总是那个样子：在《民报》社的一室里，披发赤膊，上座讲书，学理与诙谐杂出，没有一点规矩和架子。诸大弟子分得他的各门学问，分到我名下的大约只是一篇集内不收的《哀陆军学生文》与“政闻社”开会的记事罢了。换一句话，就是我只学到太炎先生的喜欢讲玩话，喜欢挖苦人的一点脾气，这或者不能说是善学太炎先生者，但受感化总是一样，也不得不承认感谢的。这种影响都是天然的关系，在于人力以外，当时也曾遇到《天义报》时代的刘申叔先生，但是我一毫都不受到他的感化，正如在他的《国粹学报》时代一样；其间只有一件相同的事，便是我的字之拙劣不下于刘先生：不过这是我从小如此，并不是那时才学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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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问题质疑
1951年3月15日刊《翻译通报》2卷3期
署名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翻译通报》二卷二期上有周华松先生的一篇《统一译名和拉丁化》，依据鲁迅的“就用原文”的原则，主张将外来语的专门名词和学术名词，写成新文字夹入汉字当中。这里有两点颇有疑问，所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其一，学术名词都用原文，这事可能与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说就用原文，本是指化学原素那些名称而言，那虽然也属于学术名词，却是专名的性质，万国共通的，它只有拉丁名，拿过来可以干脆地应用。若是别的，即使也是拉丁文，如维他命、盘尼西林、赛璐珞、德律风等，据王宗炎先生的《音译和义译》文中所说，已逐渐由音译转为义译，所以要将学术名词都用原文，与这趋势正是背道而驰。自然有些部门如理化医工的术语，是完全专门性质，音译可能比义译适宜，这须得由专家去考虑决定。但是用它那一种原文呢，虽然原语也同出于拉丁，各国有不同的说法，或是只大同小异，而读起来却各有一套，例如心理学这字的原文，英德读音首尾两个就很不一样，那么以那个为凭呢？周先生说统一译名，这事确实是必要，其中当然有音译义译两部分，假如译语纷歧，不便实多，这也并不限于用汉字的中国，如英文中屠格涅夫的音译便有四五样的拼法，所以统一的工作正是当务之急。义译部分自然不用原文了，有如盘尼西林是音译，义译则是青霉素，若是称它作青霉素，又用拉丁字母拼了，那似乎没有什么意思，反不如仍旧称为盘尼西林了。这样归结起来，可以用原文的，第一是化学元素的名字本来是拉丁文，与罗马人名一样，顶不成问题地可以应用（其中金银铁等也不得不用义译了），至于学术名词全用原文，是否适宜，我觉得还有讨论的余地。对于译名这问题，我大体上是赞成王宗炎先生的意见的，他的两篇文章见《翻译通报》第一卷五六两期上。
其二，人地专名，即是专有名词，照例只有音译一法，古来西土译经高僧的名字都有意义，附加义译，但是鸠摩罗什与佛陀耶舍，至今还是这样叫，没有人叫他们童寿与觉明的了。我前回说音译当名从主人（近重阅王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倪海曙先生早有这个主张了），却仍用汉字来写，我承认中国往往有音无字，译来多有牵强，是个缺点，可是没有办法，要理想的彻底的办法并不是没有，但又难以实行，譬如用原文即是。我们姑且将亚洲非洲的民族除外，单说欧洲的，有受东罗马文化的一系，用的是希腊字母以及从这里变化出来的斯拉夫系字母，有受西罗马文化的一系，用的是从希腊变化出来的别样的罗马字母，前者为希腊、苏俄及斯拉夫系各国（波兰捷克除外），后者为西欧各国，加上波兰与捷克，他们也改用拉丁字母了。就只在这个范围内，要用原文，也就很伤脑筋了。第一，这至少要三套字母，即希腊、斯拉夫、拉丁，对于排印者与读者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若是让步，放弃前两套，只留下末了的，结果是牵就了西欧，论理原是不大公平的。至于事实上呢，我们不说匈加利等国拼法特别的，就只是英德法三国也仍有好些困难，同一个写法的名字可以有三样不同的读音，写出来原是同样的拉丁字母，要读者自己去分别，英国人名照英文读，法国人名照法文读，这在少数知识阶级自然可以办到，在一般读者未免有点为难了。周先生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说明“写成新文字”，不过既然改写一遍，那已经不是原文了，例如英国诗人摆伦，这两个汉字诚然不好，但如将Byron拼音写作Bairn，那与摆伦也只是百步五十步之差，而且英国可能真有姓Bairn的人，更易混淆，不是很好的办法。用拉丁字母的国家，没有把别的用拉丁字母的国人名字改写拼音（即是音译）的，他们都是用原文，只在字母不同的文字里才用音译，所以中国对于外国专名只好用汉字译音，若是译文是用汉字所写的。这倒也并不是恐怕“汉拉并用破坏了原来文字的民族形式”，如有必要时我想原文是尽可插入的，譬如专名译音，欲求忠实，不妨于译音下用括弧记入原文，这如是原来用拉丁字的，那本不成问题，若是别系文字，则用拉丁字对音，有如摆伦（Byron）、屠格涅夫（Turgeniev），普通也是常用的，有时候也可以引用一段原文，这却翻过来于括弧中加上译文就好了。我们查看《鲁迅全集拾遗》中几篇翻译文章，一九二八年的《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一九三年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都用拉丁字母拼写人名加入，不另译音，一九三三年的《海纳与革命》等这几篇，则先译音，于括弧内加写原名，与我们上文所说的办法相同。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于外国专名有两种表现的方式，理论上的是非是别一回事，对于读者那一种觉得方便，那当问读者的意见如何，不是我们所能主观地决定的了。
原意只想关于一两点稍陈意见，不料写得很拖沓了，却仍旧没有能够说得清楚，只好就此结束了。末后我想附带说明一句，对于新文字我别无研究，但觉得改用拼音文字的理想总是很好的，不过我对于使用拉丁字很不赞成，这里并无什么深远的道理，我只感觉它不适用。要拼中国的语音，最好还是用斯拉夫系字母，因为它至少没有用两个字母来表一个声音的毛病，虽然ng这音还是缺少，须得用国际音标里的长脚n来补充才行。它于阿厄俄乌之外，另有耶也育由四个母音，这是别种字母中所少有的，朝鲜的谚文里也有，我一直很是佩服。这与翻译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现在只是顺便说及，所以也就不多赘述了。
翻译与字典（1）
1951年4月15日刊《翻译通报》2卷4期
署名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假如让一个稍有翻译经验的人来诉苦，那么除了自己对于外国文的了解不够、本国文的能力薄弱之外，第一要说的是没有好字典。学过几年外国文，例如英文，当然会得使用原文字典了，《奥斯福简要字典》从前只要三先令半，也就很不差，我们所说没有好的乃是英汉字典。大部分的字查原文字典可以明白，可是名物字那里只有说明，而我们所要的则是对译的名字，这是只在英汉字典上才能有的，所以即使我们有了奥斯福的大字典，这英汉字典还是非有不可，所可惜的是英汉“英汉”原作“汉英”。字典尽多有，而好的却极难得，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说也奇怪，中国人学英文在东亚算最早，邝其照编的一本字典，还颠倒地叫作《华英字典》，据说日本福泽谕吉学英文时，就是利用这本书的，可以够得上说是东洋第一册英文字典了吧。但是到了现在，却还没有好的字典，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光说没有好字典，未免太是笼统，须得说得具体一点才好，现在就引用鲁迅的话来做个开端吧。鲁迅于一九二七年译了荷兰望蔼覃的《小约翰》，在引言中叙述他译书的经过，中间诉说自己力量不够，本来清晰的原文译出来成了蹇涩的文句了，随后又说，“动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难”。这困难原不很大，只要有字典可查，我们的困难是在缺少这种可查的字典。书后附着一篇《动植物译名小记》，这里较具体地说明这个困难，他把德文的植物名字托人查出学名来，然后再查中国名，所依据的是“中国惟一的植物学大辞典”，可是成绩不大好。《译名小记》第二第三节云：
但那大辞典里的名目，虽然都是中国字，有许多其实乃是日本名。日本的书上确也常用中国的旧名，而大多数还是他们的话，无非写成汉字。倘若照样搬来，结果即等于没有，我以为是不大妥当的。只是中国的旧名也太难。有许多字我就不认识，连字音也读不清，要知道它的形状，去查书，又往往不得要领。经学家对于《毛诗》上的草木鸟兽虫鱼，小学家对于《尔雅》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上的许多动植物，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许多书。我想，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取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则别的且不说，单是译书就便当得远了。
我们就上边这两节文章，找个实例来看。例如英文plane tree一字，亦作platan，学名云platanus orientalis，查字典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不去找《植物学大辞典》，只找大书店的有名字典来看吧。在《综合英汉大辞典》上查到plane tree，下注悬木三字。这名字写的是中国字，但是中国人谁也不能懂得，这悬（hsiao hsüan）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