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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所记的还是去年的话，据新得的消息说他现今虽然还自称是从星里来的人，但是早晨的吆喝与默想已经废止，似乎他已断念，不想再回到星里去了。至于贤人变猪的故事，却没有提及，想来他还是在那里讲着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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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与结婚
1923年4月25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离婚与结婚都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局外人不能加以干涉。但是看了他们所公表的文章，引起一种感想，却也不妨发表出去，不过这并非对于那事件的批评，实在只是文章思想方面的几句批语罢了。
阮真君的文章，我已经说过了。郑振壎君的那一篇，我也是用心的读过的。负担经济的离婚与放弃遗产的离婚，我以为都可以行，不必勉强希望他们形式的复和。我对于郑君的景况是很同情的，——那更不幸的夫人方面自不消说，——但在那篇文章里他所给我的却不是一个很好的印象。我觉得著者是一个琐碎，严厉，自以为是，偏于理而薄于情的男子，（或者事实并不如此）在我的想像中，正是我所怕与为友的一种人。即使这是错的，但我所得的印象总是这样。异性的心理或者难以推测，倘若也同我的印象仿佛，那么恐怕读了那篇文章愿意去做他的“女友”的就不很多罢。郑君不知道，世间万事都不得不迁就一点；如其不愿迁就，那只好预备牺牲，不过所牺牲者要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这是预先应该有的决心。倘或对于妻儿不肯迁就，牺牲了别人，对于社会却大迁就而特迁就，那又不免是笑话了。——郑君的文章一面又很诚实的，肯老实的露出他的缺点，不加掩饰，这是可以佩服的地方。
本月的《晨报》上登过两个奇妙的论前广告，都是关于离婚的。其一是“武止戈启事”，文曰：
我不愿再忍受旧婚姻制度的束缚了！我对于旧社会制度没有维持的任务；对于不合理的什么礼教和习惯，我只知道去破坏。所以我决定于今日起与王梦真女士解除婚姻关系！
（案 此文见四月五日报上）
其二题曰《离婚》，原文如下：
因一时之气忿贻终身之后悔可惜可惜夫妻反目儿女遭殃朋友操心家庭倒运背驰道德违迕法律各走极端是谓自误
曹娥陈礼育决与沈慕周脱离关系此启一月十七号
（见四月十六日报上）
这两件离婚的内容，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不能发表意见，只就广告看来，觉得理由说得很是离奇。武君的志向在于破坏不合理的什么礼教和习惯，原是极好而且正当的，但在他看来，仿佛什么礼教和习惯的巢穴只在他和王女士的婚姻关系上，只要一离婚，那目的便达到了。离婚是男女关系上一种不幸而又不得已的分裂，不能象征礼教和习惯的破坏。我想两性关系是世间最私的事情，自有其绝大的理由，无须再有堂皇的口实，正如结婚者不必借口于“为天地育英才，为祖宗延血脉”一般，离婚者也不必比附于革命的事业。至于陈君的广告尤为奇妙，正与武君的口气相反而同样的离奇。这种石氏“传家宝”式的格言，一眼看去必定以为是劝止离婚的话，末尾忽然那样的结煞，在文章上的确还欠通顺，更不必说内容了。我决不像一般遗老，听见许多离婚事件，便叹息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但是见了这些文章也不免有点失望，因为我想“新文化运动”闹了这几年，新的青年至少应该能够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了，岂知还是这样，——此外只有几篇《驱鳄鱼文》式的布告。
但是这类文章之中，最妙的还要算那“甘肃省长委赴各省学务调查员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杨汉公”给张东荪君的一封信。杨君因为高文蔚君续娶先妻之妹，旧有师弟关系，便借了纲常名教的话，极力排挤他。这封信里充满着真正老牌的“什么话”（原文登在四月十五日《学灯》上），便是平常最有学者态度，深以骂人为非的张君，也直斥之为“此真狗屁不通之论”，可以知道那文章的奇妙的程度了。信中佳句叠出，真是美不胜收，现在只引用一句，以供未见原文者之欣赏。杨君以为师弟本是一体，所以不能“结牝牡关系”，而引证曰，“无论何人，有对镜自照而起邪念者乎？绝无有也，以其原为一体耳。”这真是上等绝妙好词，恨不令金圣叹一见，不知当如何“拍案叫绝”！本来道学家的头脑，正如吴稚晖先生说道，（原语此处不引用了）充满着不洁的思想，不足为奇，但这回说的更是奇怪，他似乎以为人是同蚯蚓一样的。这种思想在变态*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长很古的学名，可惜我记不起了。这种人在社会上传播精神的病毒，很是可怕可恶，但实在也是一种不幸的病人，值得怜悯的；所以我不想对于他下什么恶辣的判语，只把他的文章好好保存，作成变态*患者思想的标本，拿来给少年看，时时提示警告，要他们知道：倘若他们没有常识，尤其是性的知识与正当的人生观，却向不洁的旧思想里钻进去，便是成为变态心理的病人，像这不幸的人一样。这也就是我在这里介绍这一封信的微意。
临了我要附记一句，听说甘肃学界为了高张结婚事件，打了好几个电报来，请求政府惩办，而女学生尤其激烈，大有“灭此朝食”之概，并且自行要求解散以谢名教。*的回电不知怎样说，但总之似乎没有照准。我于是不得不非本意的赞美中国的官僚政客，因为甘肃学界的舆论与杨君的“良知”并合起来，其程度还远在近来很受反对的教育总长的识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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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国货的心理
1923年8月19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近来很流行所谓提倡国货，但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却是从传统的“提倡国苦”的心理演化出来的。
请看他们提倡国货的标语：
第一，比较的不要嫌本国货与本国物件粗夯。我们很可以受点物质上的不舒适。
第二，比较的不要嫌本国货与本国物件价大。我们很可以受点金钱上的损伤。
请再看我的（其实是中国人大家的，不过现在由我暂作代言人罢了）提倡国苦的标语：
第一，比较的不要嫌本国苦与本国压迫的粗夯。我们很可以受点物质上的不舒服。
第二，比较的不要嫌本国苦与本国压迫的价大。我们很可以受点金钱上的损伤。
因为是国货，所以用了大价去买粗夯物件也不能嫌；因为是国苦，所以生命财产受了损伤也不能怨。赵恒惕是国产，杀了黄庞，（被国人所杀，当然不能算什么！）将引北军入湘，然而到底还是长沙爱国者的首领。
总之凡带着国字的便都是好的。至于这神秘的国是什么东西，大约不容易了解。简括的代答一句，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字，我们为了他应该受不舒服和损伤的。”
敬答郑兆松先生
1923年8月24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我固然不是国家主义者，但也不向往大同主义的世界。我于一切的istae里边是无所属的。我对于许多好听的名字都不免怀疑，又最明白地知道自己的浅学，因此决不敢创立一种高明的什么理论，我实在只是发表我一个人的私见罢了。郑先生的质疑我很是尊重，但鉴于自己的只有疑而没有解，我恐怕我就是把我的意见写上万把字也必不能祛郑“祛郑”二字原倒错，今乙正。先生之疑，因为我相信人们的意见是不容易相通的，文字言语之力是极微弱的，辨论与相骂差不多，到底各是其是，所以我是不喜欢讨论什么问题的，实在也没有讨论的能力。现在为对于质疑者的礼仪起见，不得不说几句话。
我的确是反对把任何主义的政治思想注入儿童。我想至少在小学时代不应该教他们去怎样的爱国，我们只将文化史上的过去现在情形讲给他们知道，等到中学时代知力完足一点的时候，让他们根据了过去现在的事实自己去选择适当的路，那时无论是大同也好，小康也好，以至拓地殖民也好，总之我们此刻不好代为指定，如父母替子女指腹为婚似的。——不过这我刚才说过，只是一个人的私见，倘若正如父母们觉得子女自由择配很靠不住必要指腹为婚一样，中国的父师一定要把小学生预约给什么主义，那也未始不可随意，本来在此刻的世上——尤其是中国，什么事都可以有的呵。
关于其他的话，我的意见与郑先生的也有多少出入，但我既没有辩服别人的意思，自己又觉得没有表现的需要，所以都不说了。去年春间在孔德学校讲演过一次国耻问题，因为有现成的笔记稿，引用一节做这篇的结末吧。
“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国耻，并不是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的做人的资格的耻辱；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
怎样办的问题
1923年10月16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子荣
未收入自编文集
芜村君提出“我应该怎样办呢”的问题后，进德君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办”，但据我看来这仍旧是无办法。譬如一个人没有饭吃，问人家怎么办，他们应该指点他去工作，去求乞，或去偷去抢，但决不能说“谁叫你的父母没有钱！你只应饿着！”——如问到我，我便叫他去偷。
我因此对于芜村君的劝告，是“害之中取小”这五个字。我相信有人能够禁欲，或者毫无勉强的终生过着独身生活。但我推想芜村君未必是这样的圣徒，（恕我直言）因为倘若如此，他便不问人家怎样办了。消除“*的火”的最好方法是正当的燃烧，——放纵又是火上加油的放火，自然不能说是合法。我为芜村君计，就大胆的请他老实的去宿娼，我这句话里决不曾含有言外的美刺，实在觉得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而于他比较的少一点害，虽然染毒是要预先觉悟的。宿娼当然是不道德的，正如偷窃的犯法；但在饥饿的人总比饿死好一点。我的偏见是饿死事大，失节事小。强迫的禁欲固然未必会饿死，但害处很多：弄的好，损坏了个人的精神及事业；弄的不好，反要横决，干出那些不是人做的行为，这都比宿娼要不道德。
可能的禁欲即是节制，其目的在于享受更上的满足。以禁欲为目的的禁欲，在常人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变态*的人能够实行，是亦曰圣徒。
进德君叫芜村君禁欲的理由，是“父母作下的罪恶，自己活该忍受。”对于这句话，我完全不敢承认。除了病理的遗传以外，我不相信子女有承受父母罪恶的义务。古人说过，“罪人不孥”，何况在现代呢。进德君的这一句话里，真含着不少的危险分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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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的二大潮流
1929年4月10刊《绮虹》1卷1期。1923年10月19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新文学的趋势，将来当分为二大潮流。用现在的熟语来说，便是革命文学与颓废派。这两者的发达都是当然的，而且据我看来，后者或要占更大的势力。
无论人们怎样的说艺术可以脱离人生，但艺术家苟生为人世之一分子，便不自主的不能不受到若干关系。高雅的人不要提起人生，只要艺术与美，却不知道这无非也是对于恶劣的人生的一种反动。社会总是文学的背景，我们看中国现在的情形，便可知道当来的文艺思潮应是上边所不说的这两种，而且可以预言，乐观的理想主义毕竟将归于失败。
中国情形现在是怎样，大家都是知道，也不必详说，我想只用非人的生活一句话可以概括下去了。除了思想感情都已变坏的人以外，大抵都抱着一种不满与不快，在这源头上就发生那两样的水苗。无论坐在废墟荒草的中间，诅咒他的敌人也罢，临着清水自己鞭挞也罢，躲到象牙的塔里去冥想，麻醉在人工的乐园里也罢，在偶像破坏这一点上我们都能够看出现代的精神，引起共鸣。他们的行为言语尽管不同，却有共通的特色，便是咀咒现制度，反抗传统，蔑视群众；这是现今社会所当受的惩罚，尤其是中国。或者人还不敢说政治上中国是个亡国，但在文化上我们不能不说中国已是亡了，至少人民多是亡国民根性；无论青年如何讴歌国光，绝叫爱国，终不能蒙蔽真的艺术家的心眼，跟了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倘若中国可以亡而复兴，那么这样新文学的兴起当是它的第一征候。
我在这里要重复的声明，这样新文学必须是非传统的，决不是向来文人的牢骚与*的变相。换一句话说，便是真正个人主义的文学才行。现今的时代正是颓废时代，总体分裂，个体解放，自然应有独创甚或偏至的文艺发生，这在古典派看来或以为衰落也未可知，但实是时代的要求，而且由我们说来，在或一点上比较个体统于总体时代的古典文学更多趣味，所以我们对于现代，不禁抱着比对于承平盛世更大的一种期待。
这样的新文学里常有似乎复古的现象，原是很普通的事。但他决不是复古。本来复古也是一种革新——对于现在的反抗运动，它的理想中的古原是一种空想，不必说只凭传说的三代以上，便是自身的过去经验，从回想中出来，也经过许多变化，变成新的东西，几乎与“乌托邦”的梦想很少差别；不过本人不曾知道，还以为在卫道，这就是复古的弊害之所从出。形似复古的新文艺决没有保存国粹的气味，他不是义务的去为古文化服务，只是趣味的去赏玩去利用他。因为现在人除极少数外，对于理想的将来未必能有十分的信托，也未必能得多少的慰藉，所以他们多弃舍了未来的乐土而倾向于过去的梦境。他们觉得未来不能凭信，现在又不满足，过去当然不见得可□□留恋，但因其比未来为实而比现在为虚，所以便利用他创造出一刹那亦即永劫之情景，聊以慰安那百无聊赖的心情。这在表面上是很颓丧的，其精神却是极端现世的，或者说比革命文学家还要热烈地现世的也未始不可。据我的曲说讲来，革命文学在根本上与颓废派原是一致，只是他更是乐观，更是感情的；因为这一点异同，所以我说他虽当兴起而未必很盛。
总之现代的新文学，第一重要的是反抗传统，与总体分离的个人主义的色彩。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嗜好与要求，只是推论起来应当如此。每到这个时期，便会有这样文学发生，古今原是一样。不过时代既然不同，精神也就殊异，即如向来文人之或发牢骚，或讲风雅，都是同一情形，但在此刻倘若不是直接从生活中发源出来，只是人云亦云，那么即使做出上好的愤世嫉俗的热烈文字，或高蹈远引的高雅诗歌，我们也只好认为假古典派之作，因为他实在是老牌传统的东西。我们还未能说中国的新文学界已经有这两派，但我相信总是要兴起来的，所以略加说明。至于这两派的造就当然有自发的原因与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选定，更不是别人所能劝阻的；我恐怕有人或者要于两者之间加以轩轾，更附加一句，虽然是蛇足。
［附记］此文上半篇系四个月前所写，因事中止，今始续成，所以文意不很贯串，请阅者原谅。（十月十九日）
［纪生附记］附记系1929年4月10日《绮虹》编者所加。此文系周先生在民国十二年所写，十月十九日者，即该年十月十九日也。我以该文未曾收入《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诸书，而文中所论新文学趋势极简明透澈，且鉴于最近文坛之混乱，因商得先生同意，刊载于此，俾爱好文学者有所参考。（一九二九，春，宣南）
宿娼之害
1923年10月21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子荣
未收入自编文集
宿娼之害，应当分别言之。对于过着恋爱生活的人，其害有二：（1）破坏恋爱，（2）染毒。对于传统地结婚的人，只是染毒一样。因为这些人本来没有恋爱，说不上破坏，而且在性的关系上原是“视女子为玩物”，无从增加轻蔑的程度；“宿妻”与宿娼正是一样，所差者只在结婚是“养一个女子在家里，随时可以用”，不要怕染毒，更为安稳便利罢了。传统的结婚即是长期卖淫，这句话即使有人盛气地反对，事实终是如此。大家恭维宿妻而痛骂宿娼，岂不是只知道二五得一十而不知五二也是一十么？
因此，我觉得前回劝告芜村君的话是不错的。我决不敢对于芜村君的品性妄加推测，但他不是过着恋爱生活，他与老夫人的关系只是性的要求，这是我敢大胆地假定的。现在他既然不满，那么自然只好去宿娼，比另外去买一个妻来宿，比较的还要老实一点，虽然也危险一点。中豪君劝他离婚另娶，当然比命令禁欲好的多了，但看芜村君在家庭里的情形，连阻止他令郎的早婚还没有力量，能够和老夫人离婚么？即使做到了，（这个已经要认为奇迹）另娶一位少夫人，如不是恋爱的结合，那也无非是购置一个可宿的目的物，与宿娼有什么不同，不过名目好听一点罢了。讲到中豪君的提议，在根本上与我的本没有不同，只是中豪君还有点顾虑名目，我则以为宿妻同宿娼一样的不道德，（而且因为大家恭维，或者更为不道德）所以劝他还不如去宿娼，虽然也愿意他因为怕染毒而少去。
中豪君所说的预备办法，我十分赞同，希望大家丢起灵呀精神呀的高调，实地去宣传性道德的改革。
编辑者的删削权
1923年11月2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去年《晨报》副刊上有过一回笔墨官司，被《觉悟》的记者评为编辑失职，他以为足以引起争闹的文字是不应登载的。他的话虽稍偏一点，却很有道理，我想编辑者的删削权至少是应该利用的；近来见了“西大”之争斗，更觉到这个的必要。
大悲先生译错，西滢先生给他纠正，那是极好而且极应该的，但是其中有些挖苦话，倘若我是副刊记者，当替他删节一下，至于学庄先生以下的几篇则更大加以斧削，或者竟不客气的没收。许多苦心孤诣的刻薄话，只在当事人有些影响，在第三者看了只是觉得不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