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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之后，体委全体人员从靠山屯回到了市里。贺玉被关在城建局的楼上。
这天晚间，银行宣传队在城建局门前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演出，那天我独唱的是毛泽东诗词《答友人》。
我一边唱一边盯着二楼的窗子，唱着唱着，忽然看到贺玉出现在窗子里……我一走神儿，天哪，竟把最后两句歌词给唱错了，把“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唱成了“我欲因之乘风去，芙蓉国里尽寥廓”！这可是政治问题，不过还好，乐队的声音很大，没人能听出来，否则可要闯大祸了。
下了台，我急忙从宣传队员手里接过女儿，跑到贺玉的窗下，把女儿高高地举起来……
于是，就在这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锣鼓声中，在这灯火通明的临时舞台下，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再次见面了。
只见贺玉急忙撕开还没有撕掉的窗缝纸，推开窗子，把脑袋伸出窗外……
我对女儿说：“快看爸爸！快看爸爸……”
女儿歪着小脑袋毫无反应。
贺玉却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伸出双手极力向我们娘儿俩够着……
而我的眼前却是一片模糊，只看到二楼窗台上趴着一个身影……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节（1）
我所盼望的春天，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想的希望。
1969年6月9日，被囚禁一年多的贺龙元帅与世长辞。但是，全国体育界实行军事管制并没有解除，贺玉仍被关在“牛棚”里。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坐在松花江边，一条蛇爬到我身边，我抓起蛇就向江里扔去。扔完一看，我扔进江里的只是一条蛇皮，蛇还在我手里呢。
第二天早晨，父亲一拍大腿，连声说：“好梦！好梦！周贺玉快有出头之日了。他是属蛇的。你扔到江里的只是一条蛇皮。这叫不死扒层皮！”
不知我的梦真的灵验了，还是“九大”来了新政策。这天傍晚，我抱着孩子正在母亲家吃晚饭，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门来……
进屋后，我俩谁都没有说话，只是泪眼蒙胧地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
随后，贺玉抱起已经七个多月的女儿，孩子却“哇”一声哭起来，她不认识这位父亲。
贺玉虽然被解除了反省，但在宣布解除他反省的材料上，却留下一句“以观后效”的尾巴，意思是：你表现不好就把你再关起来！
这样，贺玉带着无形的紧箍咒，带着一年多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人格的压抑心情，终于回到了我们母女身边。但我们一家三口却不能日夜相守，因为我们没有家。父母家太小，住不下我们。
不久，我们总算租到四家一个厨房的一铺南炕，对面炕也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女孩儿，中间只隔着一层纸糊的墙，双方的一切秘密都会毫无保留地送进对方的耳朵。可是这家的灶炕不好烧，一点火就冒烟，我一闻到煤烟味儿就头痛、恶心……
后来，我看到佳东办事处一对新婚夫妇从借住的小屋里搬走了，就找到新调来的办事处主任，问他能否将小屋借我住一段。他说：“银行是金融重地，你带孩子住可以，但你丈夫不能来住！”
无奈，我只好带着女儿住进办事处的小屋，而贺玉一个人住在我父母家里。每天晚上，贺玉从后门悄悄地进来给我送饭，一家三口偷偷地团聚到晚上九点钟，更夫关门前他再恋恋不舍地离去……
后来，银行同事看我们一家三口整天偷偷摸摸地唱“牛郎织女”太可怜了，王子珍和刘玉文就找到第三建筑工程队一位姓牟的出纳员，问他们单位有没有旧房借我住一段。老牟说有一个工人要搬进新房，正好腾出一间板夹泥的土房。
土房很小，一间半，一铺炕，一个厨房，还有一个装杂物的小棚子。
但对我们来说，却像宫殿一样。
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终于结束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有了自己的家。
不久我却发现，贺玉不是原来的贺玉了，一向幽默、乐观、心地善良的他，变得谨小慎微，少言寡语，干什么都要请示我：“雅文，我去挑水行不？”“雅文，我去拎煤可以吗？”连吃饭夹菜都要看我脸色，桌子上摆着窝头，就不敢伸手拿馒头……
看到他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非常难过。
后来才明白，当一个人的精神长时间受到压抑与折磨，他内心并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迅速改变，有的甚至永远生活在无法逃离的阴影之中。贺玉虽然晚间回到家里，但白天仍然生活在“以观后效”的环境之中，其压抑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节（2）
这天晚间，我跟贺玉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说：“贺玉，你已经不是在牛棚里了，你已经回到自己家了。你是一家之主。从今往后家里的事由你说了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不用问我了！”
“唉……”他却长叹一声，道出了压抑已久的心里话，“在管制下生活久了，干什么都得请示他们，稍一不慎就会遭到批判，所以养成了谨小慎微连大气都不敢出的毛病。”
我说：“今后不用管他们，咱们好好过咱们的日子！”
我们谈到凌晨一点多，谈到最后我俩都哭了。
我俩约定：从今往后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回到家里都要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这种约定对我们的一生都大有好处，即使在外面遇到十二级的台风，回到家里都永远风平浪静。家，永远是我们温馨的港湾。
我觉得人生在世，在外面闯荡已经够难了，回到家里再不给个好脸，再冷冰冰的，那还让人活不活？仔细一想，人这一辈子无非有两大支柱，事业和爱情（家庭），如果两大支柱都没了，那一个人离精神崩溃也就不远了。
后来，贺玉到法院工作以后，也经常遇到烦心的事，他回家跟我说说，我几句话就能把他升高的血压给降下来。他开玩笑说我是他的降压丸，是他的开心果。反之，他对我也是一样。
这次谈话之后，贺玉的情绪好多了。
我也尽量让他开心，尽量让他寻回当年的欢乐。我一边做饭一边给他唱歌，唱得最多的是《流浪者》电影插曲《丽达之歌》：“你是我的心，你是心灵的歌。快来吧，趁现在黑的夜还没散，你快来吧，你快来我的爱……”
后来儿子问我：“妈，你总唱你是我的心，我是你的肝，啥意思啊？”
我说：“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1971年，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起名为航。
家里偶尔包饺子，出锅时，我就大呼小叫地喊他：“贺玉！快来尝尝熟没熟？”
他就乐颠颠地跑到锅台前，我从热气腾腾的锅里捞出饺子递给他，他烫得嘶嘶哈哈地咬一口，连连喊着“熟了！熟了！”忙把另一半饺子送给趴在厨房小窗上的两只小馋猫每人尝一口。
我问他们好不好吃，爷儿仨异口同声地喊道：“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当时，我和贺玉两人的工资加一起才七十六元钱，包顿饺子都不容易。每到月末，打酱油五分钱都拿不出来。但是，我们的小日子却过得像火炭似的，充满了欢乐。
后来谈起这段往事，贺玉常常借用《小芳》的歌词唱道：“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难忘怀！谢谢你，给我的鼓励，使我度过了非人的年代……”
在十年浩劫中，我像母亲当年一样，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肩膀支撑着这个灾难深重的家，但我不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我与母亲生长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文化也不同。所以，我比母亲更有主见，也更敢于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这十年使我饱尝了世态炎凉，所以对那些曾向我伸出温暖之手的领导和同事，永远心存感激。这十年也使我从懵懂与无知中醒来，学会了坚强与思考，懂得了要善以待人，尤其要善待那些无职无权、被命运推向绝境的底层人。即使他是一个囚徒或捡破烂的，我也要尊重他——因为他也是人，因为我也是从逆境中走过来的……
这种深切的人生感受对我一生，对我后来的创作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贺玉也是这样，他当了法官以后，即使那些衣着褴褛的穷人来打官司，他也都是热情相待。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一节（1）
1973年早春的一天傍晚，门外又传来一阵令人心惊肉跳的摩托车声……
不过，这次来的却是跟贺玉关在一个“牛棚”里的体委老主任。
“贺玉、雅文，我又官复原职了！”老主任仍然像过去一样风风火火，进门就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来，是想请你们支我一竿子！现在，省体委对滑冰又开始重视了。我知道贺玉在训练上有一套，所以想请他出山，去当专业队教练，训练出好成绩给佳木斯体委争争脸面！”接着他又说，“我知道你们孩子小，雅文在银行工作又很忙。这样吧，我把雅文调到体工队当会计，事不多，你可以照顾孩子，让贺玉安心当教练！”
久违了。
七年来，这位被打成反革命的运动健将第一次被人重视……
但是，我和贺玉相互瞅一眼，谁都没吱声。
老主任看我俩谁都没言语，又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会儿，谁都不知道是咋回事，贺玉又爱看什么《燕山夜话》，所以就把他……嗨，那些事已经过去了，你们也别把它当回事了！这回你们放心好了，我跟贺玉在一个牛棚里关了一年多，我一定要对得起他……”
老主任的一番话，说得我俩心里热乎乎的。
那天夜里，外面飘起了第一场春雨，细细的雨丝敲打着窗子，也敲打着两颗无眠的心。凌晨一点了，我俩仍然毫无睡意。
贺玉说：“我不忍心又扔下你们娘儿仨……”
我说：“去吧，还是以事业为重吧。”
“可你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当专业队教练一冬天都不能回家，又要剩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熬过这漫长的冬夜。但我知道贺玉热爱滑冰事业，他在培养运动员方面很有抱负。
于是，为了贺玉，我决定调到体工队当会计。因为银行的工作太忙了，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实在忙不过来。
但却遭到银行同事的纷纷反对，他们说贺玉在体委被打成反革命，我俩调到一起没有好处……新调来的罗志超主任更是苦口婆心地劝我：“雅文，我劝你还是三思而行。你是银行系统的记账标兵，是出席合江地区财贸系统的劳动模范，银行上上下下对你都是一片赞扬声。一个人在一个单位有如此高的威信不容易，你应该好好珍惜。你在银行干下去是很有前途的……”
当时，我在银行的威信确实很高，我调走好多年之后，银行系统展览的标兵账页还是我的呢。人们议论提拔女干部还提到我呢。
但是，贺玉被压抑了这么多年，我不想让他失去这次挺起腰杆做人的机会，所以，我还是决定调到体工队。后来才意识到，这次调转是我一生中最大一次失误。
我和贺玉都太单纯了，给几句好话就信以为真。岂不知，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人还是原来的人，中国并没有走出十年浩劫的阴霾。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一节（2）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怕刮秋风，就像怕摩托声一样，一刮秋风贺玉又该走了，又该剩我们娘儿仨度过那孤独而寒冷的漫漫冬夜了。
国庆节一过，贺玉就带着队员去外地训练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回来。
临走前，他总会给我挑满一缸水，劈出几筐引火木柴，切出一盆白菜和一盆土豆，吃到最后土豆和白菜都变黑了。但是，那些发黑的土豆和白菜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给我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那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疼爱……
那时候，一到秋天家家都得储存冬菜。我只好一个人用手推车将单位分的几百斤白菜、萝卜、土豆推回家，自己渍酸菜，将白菜、土豆下窖……每天早五点就得起来生火，做饭，给孩子穿衣，吃饭，然后骑着自行车前面驮一个，后面背一个，将两个孩子送进托儿所然后再去上班。路滑，娘儿仨经常摔得人仰马翻。一天晚间，我买了二斤冻梨挂在车把上，不小心又摔倒了，冻梨撒了一地。我满地摸黑寻找冻梨。女儿哭着问我：“妈，爸爸啥时候回来帮你捡冻梨呀？”
当时，家里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晚上下班回来，要点炉子，挑水，劈柴，做饭……挑水的人太多，压井前总是排着长长的水桶。排得时间久了，我赶紧跑回家看看孩子，进门一看，又停电了，小姐儿俩正抱在一起哭呢。怕孩子掉到地上，贺玉在炕沿上安了一个栅板。一天，女儿使劲摇晃把栅板插销给晃开了，她一下子重重地摔到地上，半天没上来气，吓得我背起两个孩子急忙往医院跑……
有一天，自行车坏了，我领着女儿，用小爬犁拉着儿子去上班。经过铁路时来火车了，我拽着女儿拉着爬犁急忙跑过去，走走，忽然觉得爬犁很轻，回头一看，天哪！儿子正趴在铁道上哭呢。我不顾一切地跑回去，抱起儿子刚冲过铁道，火车就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我得了肾盂肾炎，发烧三十九度多，只能自己挺着去医院……
但是再苦再难，心里总有盼头。
一到春天贺玉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全家顿时充满了欢乐。爷儿仨没完没了地疯啊，骑马啊，藏猫猫，玩得特别开心。他不仅给我们娘儿仨带回来一堆奶油、白糖、苹果等好吃的，还给我们带回来一堆故事。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吃过晚饭，娘儿仨围在他身边，听他给我们讲《神秘的花园街》、《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
他很会讲故事，而且最善于用象声词，“只听房门‘吱扭’一声，不见人影，却听到‘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吓得孩子赶紧瞅屋门，看是不是有人进来了……
在文化极其匮乏的时代，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不仅填补了我和孩子空虚的心灵，而且为我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
1975年3月，全国速滑比赛在海拉尔举行。
在比赛中，贺玉训练的三名运动员轰动了整个冰坛：王富环获得女子全能冠军，李卓获得一千五百米冠军，曹连春获得五百米第三名。
这在佳木斯体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佳木斯市速滑领队立即向佳木斯市委、市体委发去长达三页的报功电报……
但，比赛一结束，贺玉却急忙躲开记者的追踪，跑到外队朋友那里躲了起来。而且他把有关报道他的报纸全部收起来，不让队里看见。他不愿成为中心人物，更不愿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万万没想到，“白专道路”、“光专不红”的帽子，却早已在恭候他了。
回到佳木斯以后，贺玉立刻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半年——全体委只有他一人。而此刻，体委领导正接受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表彰呢。而他这位教练却再一次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反面典型——体委领导把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完全归功于批判教练“白专”道路、学习“老三篇”的结果……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二节（1）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我和贺玉又是一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我给他收拾行李，又找出那件在靠山屯敬老院穿的破棉袄让他带着，虽然是春天了，早晚仍然很凉。
两个孩子一看爸爸又要走了，光着屁股爬起来搂住他的脖子，哭喊着：“不让爸爸走！不让爸爸走……”
贺玉搂着两个孩子，却一句话没说。
我知道他心里太苦了，他被压抑了九年，本以为自己抛家舍业训练的运动员出了成绩，拿了全国冠军，这回日子总该好过些了吧，没想到他却再次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
贺玉走后，老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
老主任说的一番话令我不寒而栗，最终使我们下决心做出了一生中最关键、最重要、最终改变我们命运的决定——
“我告诉你雅文，周贺玉这个人一贯不突出政治，一贯走‘白专’道路！他的运动员要拿世界冠军，他坐地就得成为反革命……”
我觉得这话太可怕了，贺玉再干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
但是，贺玉刚去农村两个月，却被老主任召了回来，让贺玉回来参加批判速滑领队的大会。因为速滑队领队向市委写信告了老主任……
开会前，老主任找贺玉谈话，让贺玉在批判大会上积极发言，还说这是检验贺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果的机会，如果表现好，贺玉就可以不用回农村了。否则，继续回农村劳动改造……
这天夜里，我和贺玉聊到凌晨三点。
第二天的批判会，所有与会者都踊跃揭发领队的诸多条“罪状”，唯独我和贺玉一言未发。
散会时，我听老主任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句：“没想到，最应该发言的两个人却一言未发！”
是的，我们两个确实应该发言，这不仅牵扯到贺玉回不回农村的问题，而且牵扯到我能不能入党的问题。当时，我的入党申请已报到市机关党委就等待最后审批了。那时候人们把入党看得很重，我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没能入团，所以把入党看得更重了。
我俩所以不发言，并不是对领队没有看法。这位领队思想极“左”，他向市委汇报，说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就是因为批判教练的“白专”道路及学习“老三篇”的结果。但是，经过九年“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我和贺玉已经饱尝了挨整的滋味，觉得再搞这种你整我我整你的游戏，太没意思了，不愿再参与这种你批判我我批判你的无聊游戏了。
第二天，我待批的入党申请书从机关党委被撤了回来，贺玉继续回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但这次贺玉却没有回农村，而是来到老主任的办公室，向主任提出要求转业……
老主任一听他提出转业，大为恼火，说贺玉：“你是不是有点成绩就想拿把？拿转业来威胁领导？”
一向谦和谨慎的贺玉，却说出一句令老主任哑口无言的话：“我这人一贯走‘白专’道路，我当教练会带运动员继续走‘白专’道路，会影响领导突出政治，所以我提出转业……”
老主任火了，当即一拍桌子：“好，我同意你转业！”
之后，体委领导分配贺玉到造纸厂去干力工，抬大木头（这在运动员分配中从未有过）。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