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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听父亲的劝阻，跑到附近一所中学打电话问体委工作人员的家属，体委的人都去哪了。她告诉我，他们住在佳木斯西郊靠山屯一家敬老院里，坐公共汽车到西郊终点下车，再往南走一个多小时，具体地点她也说不准。
1969年1月10日，刚生完孩子一个月零九天。
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把女儿留给母亲，拖着虚弱不堪的身子，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高寒，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
汽车在冰天雪地中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西郊终点站。下车后，打听几个人都不知道敬老院在哪。我只好往南走，出了城区，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见到两条小道不知该走哪一条，只好冒踏上西南那条小道。刚生完孩子，又接连三次煤烟中毒，身体十分虚弱，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遇到一个满脸霜雪、头戴狗皮帽子的农民，听他一说，我差点瘫倒在雪地上……
“你走错了，靠山屯敬老院在东南边！你得往回走，走东南边那条小道！”
我只好返回来，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靠山屯敬老院——我和贺玉终生难忘的地方。
我走近高冈上的两幢茅草房，看到土墙上贴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周贺玉”的标语，我的心紧张得都快跳出嗓子眼了，我不知贺玉是否还活着……
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我急忙推开南面一扇挂着大厚门帘的屋门，只见屋里坐着十几个黄棉袄和黑棉袄。除了体委的几个人，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一见到我感到很惊讶，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看周贺玉。
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让我坐在炕沿上等一会儿。
等的时间并不长，可我却觉得像等了一个世纪似的。我紧张地盯着挂着厚厚白霜的门帘，不知那道门给我带来的是亲人，还是噩耗……
少许，当我看到头戴破帽子、身穿破棉袄、腰上扎着草绳子、胡子拉碴的贺玉掀开门帘低眉顺眼地走进来，我心里顿时像刀割一般，转而又在心里惊呼：“啊，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没死，他还活着……”
贺玉看到我却大吃一惊，眼里“倏”地充满了泪水……
进门前，我一再告诫自己，不管怎样，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落泪。可一看到贺玉眼里的泪水，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时，贺玉急忙眨了眨眼睛，意思告诉我，外面风吹的，急忙把泪水重新又收回到眼帘里……
贺玉后来告诉我，他和体委主任及一名参加过“三青团”的篮球教练，被关押在真正的牛棚里，四处露天，想煤烟中毒都不容易。他们用报纸把牛棚全部糊上了，搭起炉子，但仍然很冷，晚间睡觉都要穿棉衣、戴帽子。三个人除了挨批斗，要给造反派刨室外厕所，烧炕，掏煤灰，刷碗，上山砍柴……
刚生完孩子，又经历了几次生死大难，此刻，有多少话要对亲人说，有多少委屈要向爱人倾诉啊！可是，他站在北门口，我坐南面炕沿上，我们只能透过十几双冷冰冰的眼睛，远远地望着对方……不过没关系，只要他活着就好，只要他活着我们一家三口就有团聚那天！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六节（2）
就这样，在十几双眼睛的监视下，我们这对朝思暮想的恋人一句心里话都不能说，只能说些冠冕堂皇的“政治”话。
他问我孩子好吗，我说挺好。我问他你改造得怎么样，他说还行……
“不！”一个造反派头头忽然打断了贺玉，大声说，“你不是还行，而是不好！你跟走资派穿一条裤子！”
我顿时一惊，问贺玉：“你怎么能跟走资派穿一条裤子？”
贺玉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望着我……
“周贺玉你说，你为什么要吃走资派的大葱？”有人厉声质问贺玉。
贺玉说：“我只吃了他一棵大葱……”
“这不是一棵大葱的问题！而是说明你跟走资派臭味相投！”
“对，不是一棵大葱的问题，而是感情和立场问题！”
没想到，我们的见面竟是如此残酷。
我认识贺玉十几年了，他是一名运动健将，一直在运动场上叱咤风云，从未见过他像今天这样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权利的样子……
我埋怨贺玉：“你干吗要吃走资派的大葱？下次来我给你带来一捆大葱！”却立刻遭到那些人的批判。
“张雅文，你不要感情代替政治！你应该给他带《毛选》，让他用毛泽东思想好好改造自己，而不应该给他带大葱！”
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可笑，那时候的人怎么变得那么不近人情，那么政治化呢？妻子去看望被关押的丈夫，不让带吃的，而是让带《毛选》……
可我从来不听他们那套，每次去都给贺玉带去一堆用票供应的食品，给他带去我节省下来的粮票，让他吃得饱饱的，因为他的粮食定量早被降下来了。造反派几次批评我感情代替政治，扬言要向银行汇报我的表现……我根本不在乎，任何人都阻挡不住我对贺玉的爱！
我和贺玉没说几句话，只听有人冷冷地说了一句：“周贺玉，你该回去反省了！”
我和贺玉同时一愣，不约而同地瞅着对方……
我大老远地跑来看望贺玉，可是，只让我们见面十几分钟，比监狱探监的时间还短……
我望着贺玉的背影慢腾腾地消失在厚厚的门帘后面，心里好像一下子被掏空了。
我该回去了。
刚一出门，却发生了可怕的一幕……
不知从哪儿忽然蹿出来几十条大狗，一下子把我团团围住了。它们“汪汪”大叫着，一蹿一蹿地向我身上猛扑，好像要把我这个陌生人撕碎似的。我不顾一切地拼命躲闪，可我哪是这群狗的对手，眼看一条大狗就要扑到我身上了！
此刻，我身后的窗子里不少双眼睛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救救我……
就在我身心绝望，眼看就要被群狗撕烂之际，忽然传来一声口哨声，这群狗立刻扔下我向口哨声跑去……
我急忙循声望去，只见我的亲人站在院外的一堆草垛旁……
贺玉后来告诉我，为了多看我一眼，他从屋里出来没有回牛棚，而是去了外面的厕所。
此刻，我多想跑过去扑到亲人怀里大哭一场啊！可我绝不能那样做。我知道窗户里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就等着抓周贺玉的“罪行”呢！
我只好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把泪地向茫茫的雪野走去，走出好远，还看见贺玉魁梧的身影仍然站在草垛旁，身边围着一群狗……
这一幕就像电影胶片一样，永远定格在我那冰冷的记忆库里。
就在群狗围攻我的刹那，我忽然明白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看破世事惊破胆，阅尽人情寒透心……”
回去的路上，我默默地告诫自己：从今往后，不要乞求任何人的怜悯，即使你死了，别人都不会看你一眼，只会从你身上踏过去，所以你不能死，你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
“我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从此成为我强大的生命支柱。
后来得知，那些狗是敬老院养的，是为了帮老人解闷养的，老人渐渐死去，狗却留了下来。贺玉被关进“牛棚”以后，没人跟他打交道，他只好交了一群狗朋友。他每次收拾完餐桌，都把桌子上的剩菜剩饭收拾起来喂狗。大狗抢在前面小狗靠不了前，他就把玉米饼子、馒头扔给那些弱小的抢不上食的小狗。他觉得那些弱小的生命就像他现在一样，更需要关爱。虽然他的人格屡遭践踏，但他仍然保持着善良的天性。
他觉得狗比人忠诚可交，所以一辈子不吃狗肉。后来我家养了七年的小狗丢了，他难过得几次落泪。如今，我们已经到了花甲之年，每当散步时遇到小狗，总会停下来多看它几眼……
没想到，我的这次到来又给贺玉增加了一条罪状，他们批斗时质问他：“你老婆为什么能找到敬老院？是谁给她通风报信的？”
从靠山屯回来我就病倒了，高烧，说胡话，一连躺了好几天。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七节
五十六天产假过后，我就把连脑袋都挺不起来的女儿送进了托儿所，自己骑着自行车上班了。
这天晚上，体工队的高顺千师傅来我家了。
我以为贺玉出事了，急忙问他：“高师傅，你怎么跑来了？是不是贺玉出事了？”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回头瞅瞅门外，小声问我：“家里没别人吧？”
“没有。是不是贺玉出事了？”我急忙拉他坐到炕沿上。
“别害怕。贺玉让我给你捎来一封信。”说着，他从内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贺玉真的没事？”我不敢相信。
“真的。”
高师傅是体工队的老厨师，我当运动员时他就在体工队了。人很倔，但很正直。他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雅文，你可别听那些人瞎吵吵！我告诉你，体委我最佩服的就是周贺玉！当年，体委主任下令给他一个人做健将灶，饭菜都摆上了，人家周贺玉就是不吃！现在看来多亏他没吃，他当时要吃了健将灶，这回批斗不就更狠了？雅文我告诉你，周贺玉可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你可别听那帮家伙胡说八道，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苗，说穿了不就是嫉妒贺玉吗？”
在这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世界里，我终于听到一位厨师为贺玉说了几句公道话。
临走，高师傅说他明天下午回靠山屯，让我给贺玉写封信带回去，他明天上午来取。
高师傅走后，我急忙拆开信……
只见信中写道：“亲爱的，当你接到这封信时，你不知它是多么不容易，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和女儿，可我只能在梦中与你们相见……”
我在擦拭信纸上的泪水时，无意中发现，信纸上好像扎着许多针眼，我急忙拿到灯前一照，天哪，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就在一个个并不连贯的透着针眼的字句里，竟隐藏着一颗不肯屈服的灵魂——“我是冤枉的，是造反派陷害我。你要找上级替我申冤！”
我急忙跑到市革委会一位朋友家里，想听听他的意见。
这位朋友却说：“我劝你谁都不要找，找也没用。你去找，只能给周贺玉带来更大的麻烦。我劝你等一等，中央很快就要召开‘九大’了。像周贺玉这样的问题，只能等中央的精神……”
我连夜给贺玉写了一封信，也像他那样，把一些重要内容穿插在话语之中，扎上针眼，告诉他“‘九大’快要召开了，你要耐心等待……”
后来，高师傅和一个叫张富森的场地工人，担着被造反派抓住批斗的危险，多次给我和贺玉偷偷地传递书信。他们把信藏在厕所旁的碎砖堆里，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
在信中，除了传递一些重要消息，我告诉他：“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永不变！你要被判刑我等你。你要被下放农村我跟你去！我已经攒了七十元钱，准备跟你下放农村过日子……”当然，这些真实内容只有冲着灯光才能照出来。
遗憾的是，这些信件一封都没有留下，怕造反派抄家时发现就全部烧掉了。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八节
1969年2月17日，大年初一。
我早早地吃过早饭，背着女儿，拎着一饭盒饺子、一瓶肉酱、几条炸黄花鱼、一捆大葱，怀里还揣着几个怕冻的苹果，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
我要让贺玉看看女儿，也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过个团圆年。
一路上，刚刚七十多天的女儿，一直在捂得严严实实的被子里哭。我边走边用拎着东西的手，不停地拍她，哄她：“噢噢，好孩子不哭！咱一会儿就能看到爸爸喽。噢噢，好孩子……”
可是女儿一直在哭。我不敢掀开被子给女儿透透空气，怕她冻着，可又怕空气少了捂死她，一路上就这么拍着、哄着……下了汽车，女儿的哭声越来越小，我急得跟头把式地往前跑，跑得我满身大汗。
到了敬老院，我紧张地四处瞅瞅，发现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也没有狗。我急忙推开一间屋门，只见屋里只有一个我认识的造反派及一名工人模样的人坐在炉边烤火。原来其他人都放假回家过年了，只留下两个值班的看着三个“牛鬼蛇神”。
我急忙把女儿解下来放到炕上，看到女儿捂得满头大汗，小脸憋得通红，被子都哭湿了。
不一会儿，贺玉被那个造反派带进来了，一见到我们娘儿俩，他眼里“刷”地噙满了泪水……
三十八年后的今天，当我跟贺玉谈起这段往事时，我们仍然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他说：“看到你和孩子来看我，我心里非常难过，觉得很对不住你们。在你们娘儿俩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好好照顾你们，反而让你背着孩子大老远地跑来看我。没想到，我和女儿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失去人格、失去尊严的牛棚里……前一天，我还在被人批判，今天又被人看押着来到妻儿面前，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再说，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很厉害，我不知我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接着，他道出了多年来从未说出的心里话：“你知道我从不打孩子，即使孩子做错了事，也不打他们。我觉得孩子是在那种特殊的年代里出生的，是在我们受压制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对不住他们……”
当时，贺玉端详着女儿的小脸，说她的脸型和小嘴像他，鼻子像我，眼睛谁都不像……看着看着，他忽然问我：“哎，你看这孩子怎么皱着眉头呢？”
我随口说了一句：“愁的呗。”
说来奇怪，女儿生下来就皱着小眉头，一直到七八个月他爸爸被放回来以后，家里有了笑声，她的小眉头才渐渐舒展开来。
贺玉问我月子里怎么样，我说挺好。我没告诉他煤烟中毒的事。我问他住的屋子冷不，他说不冷。我们都把各自的痛苦隐藏起来，把装出来的笑脸留给对方。
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炕沿边，正亲切地聊着，一直背对着我们坐在火炉边的那个造反派，忽然冷冷地说了一句：“周贺玉，差不多了，该回去反省了！”
一听这话，我和贺玉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地望着对方……
我本以为大年初一，别人都放假回家了，能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哪管让我们待一个小时也行。可现在，还不到二十分钟，我和女儿身上的汗都没消呢！
人真是太冷酷了。
我只好把食物从兜里拿出来，一样一样地交给贺玉，告诉他黄花鱼是新炸的，让他在炉子上烤一烤再吃；肉酱是新炸的，让他吃时放在炉子上热一热；饺子是新煮的，吃时用开水烫一烫……我磨磨蹭蹭地说这说那，无非想跟亲人多待一会儿。
可是，那个冰冷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周贺玉，你能不能痛快点儿？”
无奈，我只好动身了。
我给女儿换上尿布，将女儿重新包好。贺玉抱起女儿亲了亲，然后帮我把女儿背好，听到女儿又在被子里哭起来，他轻轻地拍着女儿，声音哽咽地哄着：“别哭，跟你妈回家吧。噢，好孩子……”
贺玉送我出门时，那群狗不知从哪儿又蹿了出来，又冲着我汪汪大叫，一见到贺玉，又摇头晃脑地围着他……
又像上次一样，我背着女儿，手里拎着两块湿尿布，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把泪地向茫茫雪野走去，走出好远，还看见贺玉站在那堆草垛旁望着我，身边仍然围着一群狗……
后来贺玉告诉我，他看着我们娘儿俩的身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了，他才走回屋去。我们娘儿俩一走，他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似的，觉得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过了很长时间，才从绝望中挣扎过来，又盼望着我的下次到来。
路上，女儿一直在哭，后来哭睡了，才没了声音。
这一天，孩子在被子里捂了四个多小时，眼睛都捂红了，到家第二天就住院了，肺炎，病了好多天。
没想到，这次见面又给贺玉带来了麻烦。
春节过后，他们批判贺玉：“见到你老婆，为什么不用毛主席语录说话？为什么不说‘斗私批修’？这说明你没有改造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
现在听起来觉得可笑。但是，凡是经过那场浩劫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的。我们的国家确实经历了长达十年可笑而又可悲的历史。当时，体育比赛发令前，运动员站在起跑线上，每人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大多运动员都背诵一些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有的运动员成绩不好，故意背诵长语录，其他运动员只好站在起跑线上等他，谁都不敢出面制止。
后来，我又去看望贺玉几次，每次都给他带去一些粮票和食品。每次去，造反派都批评我感情代替政策，可我照样我行我素。每次离去，我都看见贺玉站在草垛旁，看着他眷恋的目光渐去渐远，我的泪水却越流越欢。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九节
1968年，那个最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春天来了，厚厚的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的冰溜子开始滴水了，马路旁的小树渐渐抽出了绿芽。
1969年4月1日夜里，我和父亲忽然被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声惊醒了。
我说：“一定是‘九大’召开了！”
父亲也说：“嗯，看这架势像是来最高指示……”
当时从北京传来最高指示，也像这样敲锣打鼓地迎接。
正说着，有人敲门，喊我：“雅文，快起来！‘九大’召开了，咱们银行宣传队要上街演出！快点，我在外面等你！”
我虽然是“反革命”家属，但银行仍然让我留在宣传队里唱独唱和二重唱。这在其他单位是绝不允许的。所以，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政治待遇，赶紧穿上衣服，把女儿交给母亲就跑了出去。
从那以后，我跟随银行宣传队没黑夜没白日地到处演出。后来我干脆背着女儿，演到哪就背到哪。我上台演出就把女儿交给别人抱着，下台后再给女儿换尿布、喂奶……
我所以如此卖力气，就是要让别人看看，即使周贺玉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我也要活出个人样来！这种思想成为我坚强的支柱，支撑着我苦难中的生命。
“九大”之后，体委全体人员从靠山屯回到了市里。贺玉被关在城建局的楼上。
这天晚间，银行宣传队在城建局门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