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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存体也。”（《海瑞集》117页）
接下来作者评价说：“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从海瑞的司法建议，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在一个以伦理纲常为治国之本的农业社会，在这个不具有科学的严格完备公平有力的法治体制，无法奉行法律之上的法治准则的社会，遇到司法难题时，往往只好以道德伦常为支撑来断结，其中就包括向比较弱势的一方倾斜，至于是否公平合理，也就不管了。这也许就是非法治社会的一种无奈的平衡智慧吧。
书稿读到此时，正好一则新闻报道吸引了我：《武夷山“医闹”事件了结，医院无奈赔付22万元》。报道说，2007年7 月5日，该市郊区一居民，其妻怀孕已超十个月仍不分娩，到医院检查，胎儿生命已危，治疗无效，胎死腹中，产妇在引产之后，发生子宫破裂，抢救的结果是切除子宫，以后不能再生育。于是病家就发起了“医闹”事件，致使医院七天停业。此次事件，当地党政公安卫生等部门，几乎动员了可动员的力量进行协调处理，向家属提出三个方案：协商处理、医疗事故鉴定、司法程序。但家属不予理会，一边围攻医院，一边要价200万元。最终是医院以补助形式给家属22万元了结。然而市卫生局官员告诉记者，从病理试验做出孕妇“羊水栓塞”的诊断，基本可以认定医院的处理过程没有过错，之所以补助22万，是为了能正常运转做出的无奈之举。而该市的政府官员则说：“我们除了妥协，还能有什么办法？”
这里引述了《万历十五年》，这里发生了“医闹”的事件。对照一下，不难看出，这种处理方式，依然是“海瑞式”的。从万历十五年到公元2007年，可见460余年来，海瑞的断事方式在一些地方仍起着作用，这种作用仍然暴露着我们社会“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缺乏完备有力的法治体制，“组织上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力量的能力”。由《万历十五年》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医闹”事件处在中国大历史进程中的何种境地。此外我们还可得两点启示，第一，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政府管理的惯常定向，是以所谓公共整体的利益为重，从而往往无视或轻视个人的权利，并惯常以权力的正当程序来压制、削夺弱势的个人的利益。而这次事件，可以看到，为政者没有简单地压制个人一方，能有海瑞式的“平衡智慧”，体现了“德性仁政之心”，不能说不是相对过去而言的某种意义上的进步呢！第二，但是相对于###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种处理办法就显出它的严重不足和落后了，因此必须在法治建设的实践轨道上加以改变。但是，毕竟几千年来，中国人真正开始比较正确地认识建立法治国家的要义，才不过二三十年时间，而到真正获得大体的成功，将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更长的时间。历史的启示会让我们对上述现象感到一定的宽容理解，同时更感到改变的相当迫切。
也许我们因为专业的限制，永远读不到《海瑞集》，但可以因为读到《万历十五年》而知道海瑞，并借鉴来透视历史与现实。这就是有见解的历史家给与我们的宝贵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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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4）
愿更多的人们在历史的研读学习中受益，而历史家的普及努力在这之中功不可没。为此，我们应当谨记和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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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黄仁宇（1）
黄竞存
我的哥哥黄仁宇和嫂嫂格尔住在美国纽约州New Paltz市，在1999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两次电话，在交谈中互相勉慰，庆幸平安地进入一个新世纪。
2000年1月8号，新世纪刚度过一星期，那天加州气温平和，我们还在计划周末活动，突然间仁宇兄的儿子培乐（Jefferson Huang）来电话，那时是加州时间上午11点半左右，培乐的语音很平稳，可是消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他说父亲在三小时前，在去附近一间电影院时，突然因心脏病（Cardiac Arrest）不治弃世，就在这个简短的电话中，我和仁宇兄作不辞的永别了。
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尔驾车到离New Paltz二十多英里的一家电影院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Snow Falling On Cedars）。他们刚到达电影院，仁宇兄说身体不适，在进门厅室，一坐下来就晕倒，当时由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急诊，医生已束手无策了。
当时我除了伤感之外，还有一点诧异：平常仁宇兄做事认真，不爱浮华，为什么要在周末白天去电影院呢？为了了解真情，我就在网络中寻找这部《雪降洋杉》影片的背景，才知道这影片是根据1994年间一部最畅销的小说编摄的，小说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叫《爱在冰雪纷飞时》，故事发生在西雅图城海湾中一个小岛。在大雪飘零之际，一个当地新闻记者查访法庭审问一件命案，其中包括不同种族男女间的爱情，小岛上住民的心理，私人间的嫉忌和偏见，都反映在记者的心目中。照我的猜测，仁宇兄对写小说有兴趣，他去看这影片，不是纯粹为了娱乐，而是要把文艺著作和电影两种媒体相互比较，有研究的性质。
当天他们夫妇离家去电影院时，仁宇含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尔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仁宇继续将身后事作为话题，和格尔检讨。这场经历在格尔嫂的心目中，留了不可毁灭的印象。
我和仁宇兄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的父亲黄震白，别名种苏，是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1939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黄仁宇在十四五岁左右（1932年）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黄仁宇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以后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写过去运河漕运情形，原来是他写明代经济史中的插图。
1938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念电机工程。刚过了一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都辗转迁入内地。黄仁宇放弃学业，在长沙参加抗战日报，作编辑访问工作，那时抗战日报的社长是田汉，总编辑是廖沫沙。
黄仁宇于1943年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孙立人部下作参谋，常到战场视察，仍旧写文章，大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在北缅密###之役，他到前线观察，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中大腿，运到后方调养。
抗战胜利之后，仁宇兄到美国Leaven Worth参谋大学深造，后来又到日本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在这个期间，我们只在日本东京匆匆见面二十四小时，一直要到1952年，他决心解甲读书。我们兄弟，才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
从1952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书和工作。那时他已经是三十四岁，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他采取这途径，表示对自己写作著述的能力有信心，才愿意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发愤攻读。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Undergraduate School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联盟的一员（Midwest Big 10）。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热烈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1964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 （Liberal Arts）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个部门，因为这个缘故，文科研究生都要自己找工作维持。
黄仁宇一面工作谋生，可是仍专心读书。我看着他从一个业余性质的作者，蜕变为胸藏万卷的学人，他以后的成就，都是在这个期间奠定的。仁宇兄研究明史，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卷从头到尾研读，以后写文章，下结论，都引证纪实，不凭空虚构，也就是他为学过人之处。黄仁宇辞世之后，嫂嫂格尔寄给我一盒文件，其中有黄仁宇最近十年的读书工作记录。我打开一本，看到他1992年12月的日记，其中一个星期，他在五天之内，把《大史长篇》，重新研读一遍。我不知道《大史长篇》是怎么样的书籍，请教一位国史专家，他说大概是明朝王祎著的《大事记续篇》（七十七卷）和朱国桢著的《大事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黄仁宇读书认真的情形。
我的哥哥黄仁宇（2）
仁宇兄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在1981年由雅礼大学出版所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John Updike发现，在New Yorker杂志写文推荐，同时这本书也列入美国历史书五个最佳作品之一。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由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这题笺也有一个小故事，我在1980年9月间，参加美国航空学会访问中国航空工业，途经北京，这时黄仁宇已经计划把《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印出，托我和妹妹粹存去拜见他的旧友廖沫沙，请他题笺。我现在手头还有仁宇写的一个短简，谢谢我们弟妹替他取得廖沬沙的题笺，并且说：出版书籍，和其他工程一样，一定要有多方面的协助支持，要谢谢你们在北京的联系工作。
黄仁宇个性强，不论学术和日常交往，都是心有成竹，不轻易改变初衷。可是为人谦和，不事夸张。《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和台湾畅销，他对我一字不提，直到我们的表弟李承露从台湾来信，报告情形。我打电话给仁宇兄说：“听见你在台湾出版界和读者心目中声名鼎盛。”仁宇兄没有骄意，只问：“是哪个人告诉你的？”
黄仁宇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是1988年11月。可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到纽约州去看他们夫妇，仁宇兄就告诉我：他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研讨方式，和美国各大学中国史专家看法完全不一样。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学科的研究内情，只觉单刀匹马，和一班学术权威打对头，不是智举，就将这想法坦白陈述，黄仁宇一点也不同意，话题就终止了。
黄仁宇生性豪爽，古道热肠，对人诚恳，人或有机谋，他视而不见。他在New Paltz住处简素朴实，他写作的厅房面对着纽约闻名的Cat skill山地游览区，可以看见日出日落，风云变幻，在黄仁宇的心目中，比什么高楼大厦，都要胜过一筹。同时他注重储蓄，家有余资，都细心投资。
黄仁宇夫妇爱旅游，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时，曾遍游西欧各国，在美国游历东西岸，最后在1998年春来加州访问，和家人欢聚之外，他们夫妇并开车到San Diego和Las Vegas游览。
仁宇兄最后一次旅行，是在1999年10月应葡萄牙政府邀请，到里斯本参加澳门归还中国纪念会。在会中黄仁宇发表论文，题为“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黄仁宇欢喜宾客，New paltz附近有几家餐馆，是他家待客之处，其中有两家在赫逊河畔，风景优美。这地方也就是他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名称的来源，另一家中国餐馆，叫“小熊饭店”，地址靠近Woodstock，是Rock Music发源之处，餐厅背山近水，非常风雅。
仁宇兄常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这种看法，和他最后一天和格尔嫂所讲的话，如出一辙。
序
本书初刊于1988年，可是内中有几篇文字已见于其他报刊，所以粗率地说，全书经历至今已有十五年。
十五年前我初次倡说中国长期革命业已成功，有人批评我的立场偏激。即在十年前仍有人预言，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又将沉沦于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种悲观，缘于忽略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我们所说中国的长期革命业已成功，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已解决，而是前后比较，已面临历史上一大突破。这种突破史无前例，在本国史里只有公元7世纪隋唐之出现，差可比拟。在西洋史里也只有英国在17、18世纪之交的打开局面，可以相互比较，因之两方的过程，可以看得更为明显。
其中最重要的症结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登场。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被滥用的名词。我们因其无可替代，虽引用而必强调在20世纪末年，其最显著之特色不在阶级斗争，也不是新教伦理，而是负债经营。
一个国家希望资金广泛地流通，经理人员与所有权分离，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全般活用，务必先在法制上创造一个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中国过去以文士管制亿万农民；用刑法作张本，于今引用商业习惯，以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做前导，着重民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20世纪的革命，即显示着整体社会重新构造过程中的艰辛。
这本书是我的历史写作之中提出引用参考资料较频繁的一种。《明实录》内《太宗实录》年终统计一文又整个重写，加入英国之参考资料多种。（其中明代数字的了解则初作于1970年的夏天，时在哈佛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距今将近三十年矣。）《上海，Shanghai，シヤンハイ》系应在沈阳及上海发行的《万象》双月刊所作，载该刊今年三月号及《联合报》副刊3月7、8、9日。虽系小品文字，但是显示着新旧体制之不能融洽，仍侧面阐释一段天翻地覆的改造无可避免。
作者的主旨仍是抛砖引玉。我深觉得中国历史需要整个重写（包括西洋史在内），我提供自己在摸索时的线索，希望高明人士将眼光更看宽看大，将历史读物更向前修订。对一般读者则着重不要忽略自己当前的立足点。
黄仁宇
199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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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言》看晚明商人（1）
中国传统社会，因采取中央集权制，事无大小，悉听朝廷号令。所有法律辞章，必须划一。此在工业革命之前，交通通讯诸技术未曾发达之际，实有多数不合实际之处。因此皇室威权，虽广泛无涯，但其行政技术低劣。政治之安定，并非经常在法律及经济上求改革；而有赖于支持儒家思想，由家族社会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种措施，实与西洋诸国近世纪保障人权、支持私人财产、允许市民自治种种措施大相径庭。因此“重农抑商”纵非中国朝廷能经常维持之政策，亦必为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西洋诸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有赖于尊重私人财产之绝对性，并认为此绝对性高于皇权，甚至高于传统之道德观念。其司法权之独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绝对性。凡此措施，只能在西欧诸小国经始。中国之地方政府，始终未由私人结会之形式构成；而系由中央政府规划；其行政精神又偏重于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间差异之处，无待详述。
明代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纪至17世纪，此为西欧诸国近代国家社会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此时期巩固其中央集权明代集权，见于顾炎武之《日知录》及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亦见于Mote，“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Oriens Extremus，8（1961）；Lien…sheng Ya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arles （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New York，1969）。。因中央集权之结果，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本人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对此点叙述甚详。。例如洪武之税收政策，全以谷物为基干，各衙门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即收代役钱，在明初又全部改为现身服役。永乐虽派遣郑和下西洋，但对民间海舶，则极力取缔。1404年则令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以防止泛海《太宗实录》（中央研究院版，下同），页498。。《明律例》亦定民间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处斩见《大明会典》，卷167，但此律未能施行。。凡此多端，其重点在保持全国经济之平衡，以维持政治之统一。大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过大时，其政治必受影响。例如美国在19世纪即因其经济发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战争。此在传统中国社会，自当竭力防避。
防制地区间经济超度发展，以与低度及落后之经济基础看齐，为适应中国传统政治之需要。此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至为不利。此可以在中国实行者，因为中国经济，在19世纪之前，为“非竞争性”者，未有如西欧诸国，甚至有如日本之“大名”政权，其经济为“竞争性”者。亦即其国家或诸侯间经济之差异，立即影响其武备之盛衰，而可能决定其存亡。中国传统政权，以广泛动员农村经济为其实力之基础。兵员为农民，军费无大异于食粮，两者均重量不重质。经济虽落后，但全国情形均一，征发仍轻而易举。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