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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先生自辟了一套名之曰“大历史”（Macro…History）的史观派史学，在八○年代后半期的台湾史学界投下一块巨石，激荡出阵阵回响。
或许，称呼先生为创作家，要允当得多。他不在乎理论体系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词用字是否为同侪所认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与想法的普及传布。在生命经验的参佐下，允许读者以最浅白直接的影像，去掌握资本主义最精淬的内涵，然后回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中，证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内的集体记忆。谁说先生不是一名严谨的史学家﹖对先生来说，走出象牙塔，进入人群，将半生的思考与同他一起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共享，才是他最终心愿。他何必在乎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作为一名广义的创作者，他在世纪末的台湾有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许 多严谨史学家们的想象之外。
——（台湾）李福钟《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
细绎本段文字的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卓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
检讨这段历史，黄先生多次强调，要跳脱人物臧否与评价的“道德”层面，而“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此，“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也就成为黄先生史学精华的一体之两面。
——（台湾）邱澎生 《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黄仁宇大历史的角度观照下，历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视。相形之下，历史上的人，均不免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常人。
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李尉昂的小说里，背景才是主角。
——（台湾）张惠菁 《当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黄仁宇与小说家李尉昂》
黄仁宇的故事讲得越精采，历史的讽刺味就越浓。反之，传统组织越是致命，黄仁宇就获得越多的空间，越能精细刻画这些人物的特质与长处；而读者也越能领略中国社会的集体悲剧经验。努力、道德、天才都被命运，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的缺席所嘲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吃人的不是鲁迅所说的礼教，而是管理能力。
清末的中体西用说是为“西化”论起了个张本，而黄仁宇的西体中用说，则是现代化论与历史目的论下的调和之说。
——（台湾）陈正国《当东方遇见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
——（台湾）刘季伦《 “大历史”下的个人》
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
——（台湾）王烦森
“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台湾）龚鹏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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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载爵简介
林载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上海书店董事长。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隶属台湾联合报系，是一家以出版学术书为特色的出版公司，每年新出的120多种图书中，约有1/4是学术书籍，曾荣获22次台湾金鼎奖和各类文化基金奖、新闻学术奖。钱穆、余英时、黄仁宇等一批台湾学者的书都独家授权联经公司负责出版。
林载爵对于东海大学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的学习生涯和二十年的教书生涯都在那里度过，还曾在教书之余著有《东海大学校史，1955…1980》。
让他终于下定决心选择第二条道路的重要原因，是来自黄仁宇的信任。黄仁宇在生前用英文写有一本自传式的回忆录，但一直没有出版。在林载爵赴美看望黄仁宇的一个宴会上，黄仁宇亲口对夫人嘱咐说在自己百年之后，要把这本英文回忆录托付给林载爵先生出版。
于是就有了《黄河青山》这本书的诞生，也使林载爵看到了学术书在两岸三地整个华人书界的轰动和畅销。
〃是黄仁宇让我觉得从事出版比教书有更大的文化影响力。〃林载爵感慨地回忆说。
于是，从2001年起，林载爵开始全职担任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编辑，2004年升任发行人兼总编辑，并一直延续至今。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1）
——写在《黄仁宇全集》出版之际
张海焘
著名的史学家、国学家钱穆先生有一句名言：“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
历史对一个民族来说为什么重要？历史是一种有用的经验和智慧，它不光是可以借来知兴替，不光是可以为执政者分析形势，制定策略提供参照和借鉴，更为一个国家民族传承自己的精神命脉，提升国民的思想素养、精神动力，提供发掘不尽的宝贵资粮。 如果离开历史，无知于历史，或者说，一个成为“史盲”的民族，是无法承接历史经验教训、智慧精神的力量而振作复兴的。
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时候，像近些年这样，中国人对于自己历史的关注热情是如此的高涨。而“百家讲坛”的出现，把历史文化研读解说的普及化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应当是民族精神复兴中一种极为可喜的现象。
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之前，有一个人和他的一些书，先已成为这股大潮的有力推助者存在。那就是黄仁宇，以及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等影响广泛的论著。
黄仁宇其人其书成为中国人读史热中一道闪亮的光彩。当我们想到，懂得历史对于民族是多么重要；民众渴求读史是多么可贵；专业学界理应提供许多有见解的普及性历史读物，但却多么难见；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黄仁宇作品对于中国的历史研读普及化而言，所具有的特别意义。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万历十五年》为发端，黄仁宇的著述在中国陆续问世。此后20多年来，它们为中国大众的历史研读作出了独占鳌头、无人取代的积极贡献，为提升人们的历史研读质量，产生着广泛深远的有益影响。众多的读者因喜爱黄氏作品而爱戴黄氏其人。并且，在民间自发产生了所谓“黄学研究”，又把黄氏作品昵称为“黄书”。从“黄书”的持续销售量以及众多读者的感言、讨论等等，可以看出黄仁宇在中国的读者群中拥有着广大的“粉丝”。一个历史学专家及其著作，能受到如此广泛持久的欢迎，一边是众多渴望研读历史，而不愿做“史盲”的人们，一边是一位能够为他们提供阅读良品，传播历史智识的专家，两者之间达到如此相应的契合，这是在中国，任何时一个时候所未曾见过的。这也是中国阅读史上一种稀有而令人欣慰的现象吧。
在2007年即将过去，2008年也就是黄仁宇90诞辰即将来临之前，我们将他的零散于各处的著述加以编辑汇总，推出了《黄仁宇全集》。这应该是对黄仁宇先生的一种有着特别意义的纪念，同时，我们可以把这部全集看作是黄仁宇先生对广大史学读者的最后的总集的奉献。对于中国的史学研读的普及化，这部全集也还会起着它特有的积极作用。因此我想，这当然又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在《黄仁宇全集》出版之际，笔者还有另外一些话想说一说。
先说《黄仁宇全集》的构成及阅读意义。这部全集共分十四卷，主要包括了黄仁宇的史学论著、历史小说、通讯报道、随笔和个人传记等。通过全集的形式，一个人的经历和中国大历史的交融关系在此完整地跃然纸上，而它的内容包含着丰富宽广的历史叙述的价值。如有评论所言：“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可以说，黄氏作品至少有着这样两大特点，一个是它形式上的超越专业的广泛传播性，使得比较专业的内容能够让非专业读者喜闻乐见；另一个就是它内容上的丰富广阔性，所有的文字涉及历史与现实、个人与世界，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大历史的画卷，并体现着富有特点的见解与思考，而这也正是诸多不同层面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各自收获的价值所在。
再说说关于舆论对黄仁宇的评价。在黄仁宇的生前身后，他的著作一直被人们关注、议论着。赞誉褒扬有之，贬毁批评有之，甚至形成鲜明的对垒。这也就关系到怎么看待出版他的全集的意义问题。而作为出版策划编辑之一，笔者想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有件事在这里值得一提：那就是在2001年的1月6日，黄仁宇先生逝世1周年之际，在台湾由《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办了一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会上有8位学者作了长篇深入的评论发言，可以说，这场研讨会开得别具特色，质量也是比较高的。
研讨从上午9点到下午将近6点，是一场持续整天的开放性会议，现场由各界人士自由入内参与讨论。8篇论文对“黄仁宇现象”的分析评价，既有肯定的，也有批评的，显示了评论者认真细致审慎的探讨精神和学理观点上相当的水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对各篇观点展开介绍，但可以把题目罗列于下，读者可以从中感受些许研讨指向和学术味道。
开头是社会学家高承恕的专题演讲：《从万历十五年到二OO一年》，回忆了自己阅读黄史著作的震撼感受，以及治学中所受的长久的获益。然后是8篇论文宣读讨论：《遥远的现在——论黄仁宇的大历史考察对中国与全球变迁有何意义》、《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历史的合理化及其仲裁——黄仁宇史学的性格与它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里的位置》、《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大历史”的个人——黄仁宇史学中的紧张性》、《从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黄仁宇与小说家李尉昂》、《当东方遇上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数目字管理”是洞见或者限制：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2）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第一，这场有规模和有水准的研讨会，应该是比较集中典型地代表了两岸舆论的多种看法。人们是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及学术文化承接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真中肯地探讨“黄仁宇现象”的重要意义，由于立意的切当，因此研讨就显出了特别的学术价值。第二，这样的探讨和收获，已经印证了黄仁宇作品所拥有的不凡地位。对于那种因批评而至于认为黄氏作品“不值一读”的太过高明的极端意见，我想，一位评论者的话可以引述，他在指出自己所认为黄仁宇治学中存在的疏漏之后说：“作为一名广义的创作者，他（黄仁宇）在世纪末。。。。。。有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许多严谨史学家们的想像之外。”我想，这应该是比较中肯的结论。
关于“黄仁宇现象”的各种评说，大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黄仁宇的著述所引起的阅读震撼和热潮，使人们公认他是值得学界重视和学习的写作楷模。这一点，已经得到评价中不同意见各方普遍的认同。而这也正是本人作为出版工作者最想多谈谈的一个方面。评论者中对于黄氏的写作风格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不乏高度赞赏者。如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说，《万历十五年》将“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在台湾，有学者将黄仁宇放入中国古代和西方20世纪80年代史学书写方式的变迁中去比较考察，从中探索黄氏写作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将黄氏著作与18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史学经典作品，如休谟的《英国史》和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这些史学家恪守“以史事阐明哲理”的信条，“让史书充满叙述之美”，《万历十五年》虽然在卷帙上不能与这两书相比，但“其铺陈布局、娓娓道来的的本事却不遑多让”。有人慨叹：“黄仁宇说故事的本领，仍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学家无法望其项背。而这仍然是令人遗憾的现象。”在大陆，有史学专家也发出同样的感慨，认为史学界远离大众的阅读渴求，不能努力提供普及力强的著述，一方面是随意编纂的低水平的历史书充斥于肆，另一方面是史学界本来应担当责任，把优质的历史读物提供给大众的，却很少去做这样的事情；并更进一步深入检讨了这种现象得以存在的政策体制原因，忧虑地指出：“在学术界认可的，不是社会需要的，而社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学术界看中的，长此以往，何以提高大众读物的水平？”呼吁：“‘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我想，有识之士所说“黄仁宇现象”的如上警示，或者启示，应该不只是对于历史学界才有意义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学界来说，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不妨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待这个事情，要为整个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就需要在人文自然诸学识的普及推广上做好文章，而这正是学界与出版界所面对的一个迫切的任务。这正如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李大钊撰写的名联所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里的妙手文章，正是要我们面对社会，以铁肩担当起自己的重任，以方便巧妙的文字传播各种知识。专业学术的研究形成成果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学者突破专业话语体系的屏障，把学问知识普及社会大众，这是很重要的贡献之一。否则，其使命、其责任就很难充分地落实。“铁肩”与“妙手”、“道义”与“文章”的关系就是如此的密切。
然而，我们在向学界组稿中，往往会碰到这样的回答：写通俗读物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要比学术文章难写 ，需要费力增添文采，另一方面这种东西又不能算学术成果，费了时间和精力，还无助于评职称，很是不合算。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某些学者写出带专业性的畅销书时，往往便引来专业内的非议之声，说他们太肤浅，说他们搞错了，云云。这种情况，从黄仁宇到于丹的作品问世，都是存在的。于是，我们特别期待专门家在对这些为社会写出备受欢迎的普及读物的作者提出很有水平的批评的同时，也能够写出一些更好的通俗性强的著述，为提升大众的阅读水平，尽到自己的“道义”。而且，如果学术界能从课题基金导向和职称评定导向上，将社会需求性广而强的课题列入重点，并规定一定的普及性写作指标，那就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了。这是不是学术界实现良性的协调的统筹的科学发展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呢？
第二，围绕黄氏治学方法及其观点，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关于讨论的内容，不能在此展开介绍，而我想说的是，尽管黄仁宇的学术建树在一些历史专业者看来还不够高，并且因为存在某些不足而引起诸种批评，但是这些却并不能否定他依旧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富有贡献的历史学家。我想，黄仁宇先生对于我们，有着两个重大的借鉴之处。一个是他的学术叙述方法，值得学习和效法；另一个就是他的学术内容，其在明朝历史方面的研究，以及超越明史在更广领域的探索，都具有着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我同意一位学者的观点：不论他在治学中存在多少疏失，而能够引起关注讨论，那么他本身就成为把学术引向深入发展的某种起点或切入点，这也就是他的另一种特别的贡献所在。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3）
应该说，关于黄仁宇学术内容的讨论，如果立意切当，那么是可以蕴含重要学术价值的。例如，他的重综合轻分析的治史方法，本身反映着史学领域综合派与分析派的重大分歧；他的大历史观中唯技术研判去道德评价的治史主张，本身就是对另一种不恰当的泛道德主义历史观的有些过头的反动；而这些依然是历史哲学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这使我想起当年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论道德价值的本质》，其中提出了道德评价在历史必然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命题，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涉及了上述后一问题。当时在答辩现场，参与答辩审查的老师们都兴致颇高地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我还记得一位老师最后对我的论文答辩作出的评价：“不管问题讲得怎么样，能够确立这个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就很有价值了。”现在看，关于历史研究中道德评价的地位与作用，似还没有达到一种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统一见识。那么，若能以黄仁宇的著述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资源，就此深入研究，并推动了学术的进展，不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最后，我想把编辑《黄仁宇全集》时发生的一件事和感想写下来，跟大家分享。在编辑过程中，《万历十五年》有一段话不自觉地使我有所留意——作者在论及海瑞时，说其人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在面临一些是非难以厘断的案件时，提出了如下的判决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以其屈兄，宁屈其弟；以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以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以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以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以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集》117页）
接下来作者评价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