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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小说《年轻的时候》里潘汝良的母亲，就是“一个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的人，黄逸梵与之正好相反。
鲍竹青与丈夫感情产生危机时采取了委屈忍让，原因之一是舍不得孩子。苏青在抗战中未赴大后方，建国初期未去海外，原因之一也是舍不得孩子。张爱玲的不喜欢小孩，几乎是不可能不受母亲的影响。她与赖雅怀孕而引产，论者多指责赖雅，其实放弃胎儿是否是张爱玲完全顺由男方之意的结果？张爱玲自己是否真的想保留？她是否真的做好了为人母的心理准备？委实是个大问题。
张爱玲成人后的行为怪异，每逾常情，人们多将此归结于一个天才作家的特立独行而视为正常，这样的观点掩盖了张爱玲因早年母爱不足、或在不正常的母爱下心理受到伤害而扭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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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1）
苏青得到的爱最多，所以阳光无忌——张爱玲受到的伤害最多，所以拘谨内向——胡兰成既不受宠也不被嫌，所以健康正常
就性格来说，张爱玲是个内向的人，用苏青的话来形容，“是一句爽气话也没有的”；苏青则是心直口快，甚至于口无遮拦。她俩性格上的差异固然出于天性，但也与童年的家庭生活环境与状况有很大关系。
张爱玲说苏青“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说得很对。这“底子”就是家庭环境，就是人生的初始。婴幼儿时期的苏青被寄养在外婆家里，外婆家在距城五六十里的一个山乡。当时外公已经去世，过继的舅舅在城里学徒，除了她与外婆外，只有一个姨婆、一个老妈子、奶妈共五个人，五个女人，当然“简单”。外婆很疼爱外孙女；在苏青断奶后，外婆常叫姨婆抱着她到处串门，在邻居的四婆婆、三舅母、长长太太等人中间，被她们宠爱逗乐，吃她们给的雪团印糕，与她们一起在冬日的暖阳下，毫无顾忌地高声谈笑，当然也学会了粗口。在这样的环境下，苏青受到的虽然不是现代科学方法的教育，却也恰因此使天性有了充分自由的生长空间，稚嫩的心灵几乎未受任何限制。
后来，虽然娶进门后的舅妈因心狭好妒而生事，制造出家庭矛盾来，但那矛盾也是简单的冲突，所以也轻易被“粗暴”地解决了。那是在苏青6岁那年，外婆给过继的舅舅娶了一房媳妇。苏青的这位舅妈有意搬弄是非，悄悄教给苏青一些骂姨婆和外婆的脏话，尚不懂事的苏青便在开心的时候说了出来。外婆查明是舅妈指使之后，就去责骂舅妈，而舅妈也与外婆对骂，外婆一气之下，将舅公们请了来，商议结果，要逼着舅舅将舅妈休了。舅妈这才吓得魂飞魄散，叫了娘家人来求情，平息了风波。在整个事件当中，外婆始终没有责怪苏青。当姨婆被苏青骂作“小老妈、贱婊子”而伤心难过、生气时，外婆却只骂姨婆“孩子家说话也有得计较的”！所以后来苏青瞧着舅公们坐着四顶轿子来，母亲也坐着船来了，外婆忙着杀鸡做饭，客厅里坐满了人，开心得了不得，饭都没心思吃了，只“跳来跳去瞧热闹”，丝毫不觉得此事与她有什么干系。
此后苏青被母亲带走，与爷爷奶奶叔伯婶婶及堂兄弟姊妹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按传统礼仪生活的大家庭，“虽然屋里住了这许多人，但绝不喧哗嘈杂。大家彬彬有礼，说话轻而且慢，轻易也不出房门；每天早晚都要到祖父母处去请安。黑压压的坐满了一厅人，却是鸦雀无声，孩子们也都斯文得很。”照理在这么一个旧式家庭里，是万不能容忍一个没有规矩的成员的，包括小孩。可是事实却正相反。祖父并不因苏青身上的乡野之气难改甚而“带坏”了兄弟姊妹而视其为顽劣，他让苏青改跟祖母睡，以便随时教而导之，“每天和颜悦色地讲故事”给她听，使她渐渐改掉不良习气；而不是通过责罚斥骂来强拗。
苏青8岁那年秋天，父亲在上海银行升职，做了经理，做投机生意又赚了钱，所以将家眷从农村接出来，这样苏青跟着母亲来到上海，在一个弄堂小学里念书。父母原想好好培养这个女儿，不仅要让她受高等教育，还要请家庭教师教她学习英语会话及音乐舞蹈，使她成为一个淑女。只是，当野性难改的女儿每每使他们失望时，除了呵责两句，或哄一哄外，似乎也没有什么严厉的措施，也就没有使苏青童年的心灵受到什么伤害。虽然苏青的父母关系也有问题，但只限于一方不好，如苏青在《真情善意和美容》里写道：“我父亲虽不纳妾，可是玩啦，嫖啦，姘居啦，种种把戏，还是层出不穷。我的母亲气灰了心，索性不去管他，自己上侍公婆，下教儿女，继续尽她贤妻良母的天职。”因为幼小的心灵未失庇护所，所以未给苏青的儿时心地投下太多的阴影。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童年（2）
总观苏青的童年，是在外婆和爷爷奶奶的疼爱下度过的，虽然父亲不大好，但因长时间不生活在一起，偶尔相聚，想要管教女儿，却又被他的母亲挡着： 那时苏青与祖母睡在一张宁波大凉床上，床上挂着经年不洗的蓝夏布帐子。床的内侧架着块木板，上面放着吃食，有当地特产豆酥糖，晚上祖孙俩常常躺在床上摸黑一同享受。时间一长，床上便落了许多糖屑食末，却总也不肯掸掸干净，以至于人睡进去常常沙沙作响。有时那豆酥糖屑粘在了苏青的小脸上或是什么地方，祖母发现了，总是舍不得地将它小心取下，吃掉。有一次苏青的父亲从上海回乡，对老母亲的卫生习惯很不以为然，要苏青单睡小床，为此祖母竟有半月不理睬儿子。
之前鲍竹青为使苏青收敛野性，曾“责打数次”，想来爷爷奶奶叫苏青住到他们房里去，也不排除有心疼宝贝孙女，不忍见她受皮肉之苦的原因在内。
苏青的父母一个受的是西方现代教育，一个是师范教育，所以教育再方法不当，也不至于太过分。苏青在上海念小学的那几年里，使父母失望，母亲除了哄慰，就是叹气；父亲也只叮嘱母亲不要再带女儿出去见人，不准家里仆佣与她闲谈，除此之外并不见有何严厉乃至极端的措施。而且他很快就去世了（在苏青小学毕业前）。所以他在苏青心目中作为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主要是在于与孩子疏远，有隔阂，以及对妻子不忠，对家庭的不负责。与张爱玲那样颓废、荒唐的父亲相比，到底有很大不同。
张爱玲与苏青不同，一直生活在不睦的父母身边，稚嫩的心灵无处可逃，只有生生地受伤害。黄逸梵对张廷众的态度与鲍竹青不同，不是负痛忍受，而是针尖对麦芒，狠心抛下一对小儿女，与姑姑一同出国去，将母亲的职责让给了*出身的老八。后来在张廷众吸毒过量回国时，张爱玲已经过了八岁，到了记事的年龄了。
张爱玲与苏青到上海那年都是8岁，可彼此记忆的仓库里的货色全然不同。苏青满头脑都是如何跟外婆拿了她心爱的旱烟管坐在石凳上，同邻居的长长太太谈天，如何到去世的外公的书房里探险，如何被姨婆抱着上山去掰野笋、掘山芋；祖父又如何和颜悦色地每天给她讲故事，当众人都觉得她顽劣时，他却对大家说：“我说这孩子并不顽劣，都是你们不知循循善诱，她的造就将来也许还在诸兄弟姊妹之上呢！”还有祖母与她如何在床上摸黑吃豆酥糖。
与苏青经历的多是正常的亲情、健康朴实的乡邻之情相反，张爱玲经历的家庭生活却是变态、阴暗、复杂的。张爱玲吃的绿豆糕点心，是每天下午在母亲的床边认了两个方块字后的奖赏。早上则被女佣抱到尚未起身的母亲的铜床上去，跟着她背唐诗。那时的张爱玲虽然还不懂得诗词的意思，却已发现母亲是不快乐的。所以当母亲离家以后，处于最需要母爱年龄的张爱玲却竟然并不感到有任何缺失，甚而当老八给张爱玲做了件时髦的雪青丝绒短袄长裙，问她“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时，张爱玲竟真心地说“喜欢你”。变态的家庭已经使年幼的张爱玲的心理产生变异了。
母亲不在的家里却很热闹，时常开宴会，叫条子。有次张爱玲躲在帘子后面偷看一对被叫来的雏妓；老八——她唤作姨奶奶——每天晚上带她到舞厅去看跳舞，吃着白奶油高齐眉毛的蛋糕。最终她见着脾气暴躁的姨奶奶用痰盂将父亲的头砸破而被族人赶出家门。张爱玲还从家里的佣人之间感受了人性的善恶和关系的微妙，比如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可爱而心机很深的毛娘，作了毛娘儿媳妇而很受她欺负的憨厚的疤丫丫，因带了主人家男孩而自感优越于带女孩并且作弄张爱玲的张干。这些对张爱玲都是一种感性而真切的教育，使她洁白的心灵之纸变得斑驳起来。她之所以终身痴迷《红楼梦》，原因之一恐也在此——大观园里的人物性格、人际关系于她并不陌生。
胡兰成童年的生活环境与苏青相近，同在乡村，与张爱玲童年走的“上海—天津—上海”，自始至终在大都市里度过这样的轨迹完全不同。《对照记》的图6，是童年的张爱玲姐弟俩的合影，张爱玲抱着个洋娃娃，张子静腿上放着一只玩具狗，都是母亲自英国寄来的。而胡兰成幼时的玩具完全不同：“我因为出生在乡下，难得有玩具，只在迎神演戏的时候，偶然花十文钱在戏台下的摊子上买一个田鸡，泥做的，涂有油彩，吹起来可以当哨子。”｛1｝
成年人对幼时未玩过的玩具常常有补偿的心理，胡兰成却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倒觉得他乡下的玩具比现代化的玩具反而要好，不曾享受到现代化的玩具反成为他的“大幸”。
胡兰成自言：“我的童年生活，是在屋后的溪水里捉鱼，一面帮母亲去捞漂流了去的衣杵。到前畈一个池塘里打菱，看大人踏水车。跟嫂嫂她们到山上去，她们采茶叶，我在刺丛里摘覆盆子。用红得发艳的乔麦秆叫一位堂姊姊编花轿。”以及上坟之类。｛2｝
现代医学越来越发现遗传因素对人的影响超乎我们的预料，科学或将发现童年的环境与经历对成人的影响也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不同的童年，我们能够理解苏青与张爱玲心地与性格的差异；因不同的童年，我们或许也能找到胡兰成与张爱玲虽一时为对方才华所吸引，但终究不得不分手的原因。
中学
失去了母亲的张爱玲，中学时代是不快乐的，黯淡的，她给学校老师留下的印象有点疲懒——没有了父亲的苏青，中学时代却是快乐、健康的——胡兰成对他的中学时代的态度颇为冷淡，当然与经历有关
失去了母亲的张爱玲，在圣玛利亚中学时代是不快乐、黯淡的，她给学校老师的印象有点疲懒。那时期，她在继母的治下生活，穿着继母的旧衣裳去上学。那些衣裳虽然料子很好，但是有几件领口都已磨破了，“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确实相当难堪。”这一点在她心理上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记，到她晚年仍不能忘怀。
没有了父亲的苏青，中学时代却是快乐、健康的，她的几篇记述中学生活的散文里，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她青春的气息，与张爱玲形成鲜明对比。比如她说的“在初中的时候，我们一群女子都正在生气勃勃地努力于生活的斗争及理想的追求……”这样的话，张爱玲是再也说不出来了。
胡兰成对他的中学时代态度颇为冷淡。他共读过两所中学，高小毕业先是到了绍兴第五中学，可是只读了一学期，学校就因学生闹风潮停课了。当时他尚处于懵懂状态，所以对五中也就没有什么感觉。其后跟着表哥考入杭州蕙兰中学，一入校，就觉得不喜欢校园里的气氛：“蕙兰是教会中学，青年会在礼拜堂欢迎新同学，弹琴唱赞美诗，且分糖果，那样的‘兄弟爱’于我完全不惯。”他在蕙兰读了四年，只有一个亮点，是他担任了校刊的英文总编辑。但却因了这个职务，与教务主任拂逆，竟至被校方开除。他对蕙兰的印象自然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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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张爱玲经历弯路最多，似乎老天安排她转来转去，目的是要逼她走上写作这条道——苏青因怀孕而辍学，否则极可能不以写作为职业——胡兰成主动放弃大学旁听，日后走的是与一般学者不同的非常规的学术道路
胡兰成、苏青、张爱玲三人都曾入过大学，三人的入学年龄都在20岁，结果却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
胡兰成曾在杭州邮局工作，因为得罪了顾客被开除了。尔后他回乡赋闲两月，忽然有一天突发奇想，想去北京念书，于是瞒着已有身孕的妻子，向中学同学借了钱只身来到北京。当时他有两个昔日同窗在燕京大学，在他们的介绍下，他在燕大谋到在副校长室抄写文书一职，每日只需工作两小时，其余时间便到课堂旁听。
那时的燕大，名流荟萃，在校园里，同学常悄悄指给胡兰成看： 这是周作人，那是某某，总之不是宗师，便是豪杰。胡兰成因自己志向未明，对他们只有景仰，对他们的课却也没有单纯慕名而听，比如他就没有听过周作人的课。这样，燕大虽好，却似乎并不是他所想所要。眼看一天天过去，他感到没有什么长进，情绪低落下来。在燕大待了一年之后，胡兰成返回故乡，结束了他的“非典型”大学生活。
苏青193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由于此前她已遵父母之命订婚，入学方一学期便结了婚，第三学期便生孩子了，从此就在家做少奶奶，辍学了。
张爱玲上大学所走的弯路相较于他二人要更多些。中学毕业后，她原想出国念大学，却因与后母发生纠纷，被父亲幽禁在了家里。半年后逃到生母那里，用了三个月时间疗养身体。母亲给她两年时间学习做淑女及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同时她开始补习功课，准备投考伦敦大学。当她考出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时，却正遇英国要与法国联合起来向德国开战，宣布暂停招收留学生，而转由它的殖民地香港代为接受，就这样张爱玲入了香港大学。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赴英留学之心仍不死，所以拼命用功，想要日后被保送到英国去。与此同时，二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张爱玲刚刚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入日军之手，港大停办。张爱玲回到上海，转而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可是不久却又辍学了。其原因，张爱玲的解释是“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
相隔10年后，32岁的张爱玲再赴香港大学继续学业，可是入学两个月后，她就不想再念下去了，欲应炎樱之招赴日本，就退了学。在日本又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三个月后重回香港，想恢复学业，遭到校方的拒绝。大学之梦终于未竟。
胡兰成未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他是凭着他的聪明与悟性，完全通过自学，成为一个学问家的。
一般的学者之路是在高等教育中，确立研究专业，随着在该专业用功愈多而入行渐深，最后成为某一行业的专门家。这样的学者易犯的毛病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或曰一叶蔽目不见青山，即现代西方论者所谓“专业屏蔽”，专而不博。胡兰成未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其学问素养既未受其益，同时也就免受其害，倒是眼界高远，胸襟宏阔，思维活跃，“博”得可以。
博的人多不专，有名的博学之士王云五就一度为此烦恼不得解，乃向他已暴得大名的学生请教。胡适的指点仍不过是叫他选一个问题着手深入研究而已，并无有逾常规之良方。胡兰成却无此烦恼，他的学问看似随兴所至，随遇而迁，却因底子厚实，而能起点高，进展快，很快就相当“专”了。又因他站得高，不致迷失于精深，能涓涓细流入海。
但是，也因胡兰成的学问专深博杂，虽然留下宏富著述可供研究，旁人还是很难摸准他的脉搏、把握他的思想、跟上他的步调。所以人们对胡兰成喜爱也罢，憎恨也罢，多还停留在“张爱玲的胡兰成”的水平与范围。
张爱玲曾自言她只是写小说与散文，“不大注意到理论”，胡兰成也说她“不看理论书”，当然也就没有撰写学术论文的经验，也不愿意写。当傅雷写了来批评她作品的文章，她才写了《自己的文章》，好好地与傅雷“理论”了一回。虽然文中有不少思想的闪光点，有一些理论也相当精辟，但她终究没有把它写成学术论文，用的还是说理散文的笔法。这固然是她主观上别具只眼，超越世俗观念的束缚，客观上也应有她少受高校论文写作训练的缘故。
虽然胡兰成所受高等教育不完备，但还是不免自觉接受了“思想训练”，因此在结识张爱玲之前，仍是一个每每“囿于定型的东西”，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胆怯于“公定的学术界权威”的人。遇到张爱玲才使他将这一切都打破，还教他将体系严密的论文打散了开来，如同使纪律严明的军队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胡兰成还说及张爱玲：“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恶去看她总看她不透”。也许正是因为张爱玲未受尽现代高等教育，才使她不曾将思想不自觉地关入世俗标准的樊笼，使她长于在常规之外与情理之中回旋的秉性健康生长，而写出好小说。
与张爱玲对理论敬而远之不同，苏青是追求理论的。尽管她在《道德论》中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但她对自己写的理论并不浅显的《道德论》与《牺牲论》却十分看重。即便是她的其他相对通俗的写妇女、婚姻、家庭问题的散文，也多透露出较强烈的理论意识。
结缘（1）
苏青创办《天地》杂志，因向张爱玲约稿而成朋友——张爱玲由《天地》而知胡兰成——胡兰成在《天地》上读到张爱玲的作品，而向苏青要了张家住址，两人一见欢洽
1943年4月，上海太平书局创办了一份月刊，叫《风雨谈》。名字倒是与当时日伪统治下风雨如晦风雨萧条的十里洋场的景象相合，当然主编的意思也许只是要与读者风雨对床，谈“雨”风生，因为主编的名字就叫“柳雨生”。
柳雨生与苏青熟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