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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儿在他的书桌前读《胡适文存》。这些著作几乎令张爱玲痴迷了一生。
过去的人都看重文章，把会写文章视作人的一大优点，直到今天，“才子”的定义还只是指有文才的人。张廷众好文，因此对女儿少小时就表现出的文学方面的兴趣相当看重。有次在寒假里，张爱玲模仿报纸副刊的样式编了一张“家庭副刊”，内容是自家琐事杂闻，版面图文并茂，均出自她一人之手。张廷众见了十分高兴，有亲友上门，他便将作品拿给客人们看，嘴里道：“这是小煐做的报纸副刊。”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张爱玲读过了《红楼梦》，对红楼故事人物很感兴趣，于是便将其借了来，敷写了个颇有鸳鸯蝴蝶风的章回体小说，取名《摩登红楼梦》。摩登者，时髦也，系将前朝故事现代化，将古人在现代的生活里再活一次，近如“戏说”，令人忍俊不禁。比如写秦钟与智能如何坐火车私奔，自由恋爱而结婚；贾母如何带了宝玉及众姊妹去西湖看水上运动会，还吃冰淇淋等等。《摩登红楼梦》被装订成上下两册；一共六回。张廷众饶有兴致地代拟了回目。
能与女儿一同游戏于文字，对女儿又是一种鼓励。张爱玲还曾在父亲的鼓励下；做过几首七绝。张爱玲爱读小报的习惯也是来自父亲，翻阅屋里乱摊着的小报，与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曾是母亲缺失的家庭里温情的一幕。
尽管如此，张廷众却不是一个好父亲。他以他的生活恶习及荒唐行径击碎了家庭，使子女自幼失去母爱和家庭的温暖，以致在女儿心中留下阴影，使她一直缺少安全感，“寻找父亲”成为她作品的主题之一。
他先是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使自己的生活失去快乐；继而折磨他人，让家庭成员也个个不快乐，使全家人的生活失去生机，失去阳光，只是“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同时他也因作践自己而失去了在子女面前应得的尊重，甚至使女儿觉得，若要像拜火教的波斯人那样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的话，那么相对于光明的黑暗，相对于善的恶，相对于神的魔，总之世界上不好的一边，全属于父亲。“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他还因长期的生活不如意，脾气变得异常暴躁，不发脾气的时候便处于冷漠、多疑、神经过敏中，而且易失理智。当女儿与继母发生争执时，他内心积聚的对前妻的怨恨、对女儿亲近生母的不满便一下子爆发出来，竟能将女儿在家里一关数月，使她几乎病死！
电影《不了情》女主角虞家茵的父亲明显地有张廷众的影子。比如有个场景是虞父与男主角夏宗豫在虞家茵住处见了面，虞父请夏宗豫在自己的工厂里为他安排个工作。夏宗豫问他会什么，他答：“我别的都不成，就是念了一肚子旧书，诗词歌赋我是全能对付，这半辈子可说是怀才不遇呀！”使人想起张爱玲在《对照记》中第25幅图下写的一段文字：“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父亲（4）
虞家茵等父亲走后，生怕夏宗豫不了解她的父亲而吃亏，于是告诉他父亲的为人：“本来我是他的女儿，我不应该说他不好，可是他这个人……我母亲一辈子就吃他的苦。他娶了一个姨太太，就一直不把我母亲当人。”说着，又拿出一张父母以前的合影给夏宗豫看，以证明她母亲以前是多么姣好而今是多么憔悴。夏宗豫见相片上的虞父被刀片划成了网格状，知道是她干的，便问道：“怎么你把你父亲的像划成这个样子了？”虞家茵是这样回答的：“我恨他。那个时候我才八岁……”八岁，差不多是父母离异时张爱玲的年龄。
胡兰成的父母感情很好，但不是典型的爱情模式，而是典型的亲情模式。所以胡兰成特别喜欢“金童*”这个词，在《今生今世》里屡番用及，写到与张爱玲：“我们虽结了婚……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这是因为父母的婚姻给他留下的印象。他说：“我父母何时都像是少年夫妻”，“我总觉两人没有变老过，说金童*，大约是从现世有这样的人而想出来的”。
胡兰成对父亲是同情、欣赏、敬佩的。在他笔下，胡秀铭青年丧父，家业因茶栈倒账赔光。胡秀铭18岁当家时，所当的却是一个由村中大户一落而为常揭不开锅的贫家。但他没因此而颓废，也没有因为由富家子弟一变而为“劳动人民”就自暴自弃或不知所措。他平然地接受了家境与角色的转变。胡兰成幼时曾见他在桑树下殷勤地培壅，到高沙地种麦，到后园种菜。虽然他还是田里的生客，旁人一看就知道他不是种田人，但毕竟也能做得下来，也爱时而到地里去耕作。
当然胡秀铭是聪明的，他不是赵树理笔下小二黑他爹那种“只会在地里死做”的农民。每年春夏他都要到茶户收购茶叶，转卖给茶栈，如此可得二百银元，用来维持生计。可他又不像个精明的商人，而有农民的朴实。
他能写文理通顺的文书，却又不把自己当做读书人；平时爱管别人闲事，爱与人讲道理，却又没有乡绅的派头；他会敲鼓、弹三弦、吹竹笛，却只是在忙余闲时偶为村人助兴，而与追求风雅无关。
胡秀铭的这种作风，胡兰成是完全继承了的——他不是经济学家，却在报刊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专业文章，将国民经济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他不是国际关系学家，却对中国、日本、美国、英国、苏联诸国之间的纵横捭阖了然于胸；他不是文学研究者，却对作家作品有独到的见解，他对张爱玲其人其文的评论，无数次地被人引用，公认为经典；他大概也不会把自己视为作家，可他散文的艺术成就，在20世纪华文散文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胡兰成还写到父亲的“一箪食、一瓢饮，这样的俭约”，说话“喜跄人家”，与人交往起于亲热止于敬，“怎样久亦不能熟习”，仿佛君子之交的淡如水，以及与青年女子交谈中恋爱外的“相悦”等等。这些，胡兰成也都是像他的，不过最后一条他比父亲走得远。至于胡秀铭的“出语生涩……没有冗谈或清谈的嗜好”，胡兰成大概是没有继承的。
胡兰成小时候，父亲还教他早起写字，讲书给他听，这些于他都是亲切的回忆。相较于胡兰成的父亲，苏青的父亲与张爱玲的父亲都不是好父亲。前者脾气坏，不善待妻子（苏青《好父亲》：“记得我们有父亲的时候，家中常是阴沉沉的。父亲回来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也不知在怨谁。母亲一边忍气吞声，一边辛劳地做事，害得我们孩子家也不得高兴……害得母亲天天愁眉苦脸的”），对家庭不负责（死后使家庭陷入经济困境，使妻儿 “受尽痛苦”），对子女疏远而严厉（苏青小时候被母亲派了陪父亲吃饭的差使，竟如同上刑一般，菜也不敢去搛，饭也不敢吃饱），扼制子女天性（对幼小的女儿言行举止诸多限制），虚荣（要给女儿受教育，目的只是为了女儿长大后有机会做公使夫人）。
父亲（5）
后者脾气暴躁（与妻 “剧烈地争吵”，疯狂地打女儿——张爱玲《私语》：“我父亲……揪住我，拳足交加，……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将为侄女说情的胞妹打得住进了医院），不善待妻子（让黄逸梵哭着出走国外，张爱玲《私语》：“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颓废（好逸恶劳，不思进取，坐吃祖上遗产，过着寄生虫一般的生活），吸毒（吸鸦片，打吗啡针），虐待子女（囚禁女儿长达数月）。
从上面的比较来看，张爱玲与苏青两人父亲的种种“不好”，大部分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有意思的是，她们对父亲的态度却不一样： 苏青对父亲是不加原谅的恨，是宁缺毋滥的拒绝；张爱玲对父亲是无可奈何的叹，是弥补缺憾的寻求。
苏青11岁就失去了父亲，可是20年后她写起父亲来，还是没好气：“……为儿童的幸福着想，有一个好父亲是重要的，否则还是希望索性不要父亲”。
张爱玲在她被父亲囚禁事件仅仅7年后写父亲，即用了一种平静而漠然的语气，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故事——虽然也是尽说父亲不好的，甚至于将她病重时他为她注射抗生素，这么重要的一节也别有用心地略去了，从而陷其父背负对女儿见死不救的恶名于万劫不复之地。
多少年来，谁都（即使现在也还有不在少数的读者）以为当年张爱玲在囚中濒死康复的过程是靠了她自身的抵抗力。谁会怀疑她那几句心平气和的话呢：“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从此张廷众在读者的心目中几乎成了戗害亲生女儿的恶魔，即使他最终没有成为凶手，也并不是因为他迷途知返、人性复苏，而是张爱玲命不该绝。虽然张廷众正是由于害怕女儿一旦病死、他将背负恶父之名才为她打针的，虽然他这样做是出于私心，但毕竟做过这件事，并因此挽救了她的生命——尽管说这生命如果毁灭了，责任也全在他。
苏青恨父亲之所以恨得长久，是因为她注意到父母行为与家庭环境对子女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并且深受其害：“……从此男孩大起来对家庭就失去兴趣，女孩大起来简直不肯相信男人了。他们及她们的将来结婚幸福从此就有了黑影。”她是希望父亲为其后遗问题负责的。
在这一点上，张爱玲倒不如苏青的意识现代，也就没有了苏青的怨恨，而只有缺憾，并逐渐凝成情结。于是在不觉中，“寻找父亲”，演绎成她人生的课题，不时流露在她的小说乃至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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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1）
黄逸梵的母爱不失理性，注定了张爱玲不会是感性的人——鲍竹青对丈夫的妥协，也许是苏青决心做娜拉的原因——吴*教给儿子最寻常的做人道理，胡兰成却觉得受用一生
张爱玲的母亲叫黄逸梵，苏青的母亲叫鲍竹青，胡兰成的母亲叫吴*。
论出身，黄逸梵最显赫——是军门｛1｝的千金，鲍竹青是山村一位不第秀才的爱女，吴*则是普通农人家的女儿。论学历，黄逸梵最高，在国外读过书，鲍竹青进过师范，吴*识不识字还是个问题。论婚姻，却是吴*夫妻最恩爱，黄逸梵最不幸： 她到国外去，喝洋墨水却不是目的，尽管她是个“学校迷”——夫妻反目才是原因。不幸的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似的，与黄逸梵一样，鲍竹青的丈夫在外也有女人。但冯松雨的荒唐程度似乎略轻一些，不比张廷众过分到那种地步，而且天不假年，去世很早。
现代教育研究发现，父母与子女的肌肤之亲对于儿童心理的健康成长十分重要。小时候，胡兰成是常被母亲抱一抱的。晚饭后，吴*洗完了饭碗菜盘，会抱着小儿看月亮，教他念儿歌；苏青虽然自小是被外婆姨婆抱大的，与常年不在身边的母亲的亲密度要略差一些，但也有过夜半被搂着她的母亲为心野的父亲而流下的伤心泪打醒的经历；而在张爱玲自绘的少小生活图画里，似乎从未出现她被母亲抱过的情景，我们所熟视的经典画面是，每天早上女佣把她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去，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
张爱玲与苏青在低幼年龄，都经历了生母的缺失阶段，但给两个小孩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是不同的。对张爱玲来说，“一力抬举”她的不仅给她带来好吃好穿的快乐、同时也给家庭带来欢乐的姨奶奶——老八（姨奶奶当过*，人称“老八”），替代了要跟女儿“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的母亲。这种外人亲热与生母冷淡的错位，把张爱玲单纯而稚嫩的脑筋搅糊涂了，所以当老八要张爱玲在她与母亲之间选一个“最喜欢”时，她就选了姨奶奶了。
填补苏青生母空缺的是她的外婆，自非老八之流可比。只是母亲的母亲的爱较之真正的母爱，总是更软糯。益处是小孩的天性易得以充分生长，坏处是常常被惯坏了。但其影响也仅止于此。对于小孩来说如奶水一般重要的爱，过犹不及，所以苏青的心理终究不失健康。
显然三人中张爱玲最缺母爱，所以也只有她小时候脾气最坏，抓得何干满脸血痕；苏青小时候不是脾气坏，而是调皮任性，是无边的爱造成的后果；胡兰成则是个听话的孩子，母亲对他爱而不溺。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倒是三人中最适当的，以至于成年以后还感念受用不尽。他在《今生今世》里，屡次写到他为人处事，立身社会，或平安度过人生的关口，样样归功于母亲的教导。
吴*教育子女似乎最得法，自然也最有效。但细究起来，她的方法并无逾常之处，也就是一般日常里的骂骂讲讲，而且与“他爸”一样，不取被今人所极力推崇的“赏识教育”，对胡兰成“从来不夸奖”，甚而“无非叱骂”。成人后有了阅历的胡兰成回忆这一点，对母亲却不仅没有一点怨言，反而十分感激，说正因为如此，“我长大了能不因毁誉扰乱心思”。这是吴*做母亲的成功。
母亲（2）
论小时所受的家庭教育，苏青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一无规矩，像山野的草木自由生长；张爱玲的是看似可以没有规矩，其实是不见阳光的阴苛；吴*教训儿子的话是：“小人要端正听话，要有规矩怕惧。”她给胡兰成立的规矩似乎最多，有无数个“不可”，以致给胡兰成造成的印象是“这也不可，那也不可”，如“不可手脚逆簇，不可问东问西，不可要这要那，见人家吃食，不可站在旁边伺望，小人不可败大人手脚，不可拣食吃，不可没有寸当……”
三位母亲中，鲍竹青的性格软弱一些，面对丈夫的不忠，只是夜里独自垂泪，从此更小心侍奉公婆、精心照顾子女，以期多博同情，反衬丈夫寡情无义或催他醒悔；黄逸梵强硬一些，与丈夫发生矛盾，能够出远门而久不归，敢于面对面“剧烈地争吵”，甚至请洋律师打离婚官司，成为中国“五四”以来第一代娜拉；但最厉害的要数吴*，她竟能与丈夫打架，并且能把对方打跑。想必在这过程中她所依恃的不仅是体力，一定还有毅力——因为得理，有理撑腰。
吴*的厉害还表现在“棒教”儿子上。胡兰成回忆道：“因我不成材，几次被父亲恼，更常被母亲用乌筱打。”有意思的是，父亲只会“恼”，而“打”的却是母亲。与传统家庭相反，俨然慈父严母。
其实吴*并不是概念中的“严母”，在更多的情况下，她是和颜悦色的，会善诱循循，教导谆谆。胡兰成小时吃腌菜只拣菜茎吃，而不肯吃菜叶，吴*就对他说菜叶是大旗，吃了会做官，这就哄得他菜叶也吃了。她也乐于让幼子当帮手学做家务和生产，看他做错了也笑着宽容。正是因为有慈爱作基石，她的严格才有威力，也才易令孩子知错而对父母无怨。
吴*与黄逸梵都重视子女的“行”。吴*教训儿子的一句话是：“小人要坐有坐相，立有立相，走路不可油头蚂拐。”胡兰成听进去了，因为那时他还年幼；黄逸梵教女儿“练习行路的姿势”时，则委实迟了一点，那时张爱玲已经16岁了，所以张爱玲“非常感到困难”是自然的。
吴*如此教儿，并非只是为教他行坐姿势，胡兰成就知道这是母亲在教他“做人的道理”。相比之下，黄逸梵的动机要简单一些，不过是要教女儿一个淑女必须具备的“可爱的人品与风韵”的仪态。
父母对女儿与儿子的未来角色期待固有不同，但吴*教育孩子，确能抓住根本。胡兰成在*里写道：“我到杭州读书，母亲为我理行装，每回总吩咐：‘出门要理睬世人，常时饥饿冷暖要自己晓得，不可忘记家里的苦楚。’”几句叮嘱，说了三个极重要的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保护自己，三是不忘本。仅此就可以说，农妇吴*不简单。
吴*还有一句至理“凡”言，说：“靠教是教不好的。”似乎与“教育可以改变一切”相悖。她的意思实际是： 自己不要好，再教也没用。表达的思想包涵内因外因的辩证法。
这些方面，多可见吴*的理性。黄逸梵的理性其实更强。张爱玲从父亲的樊笼里逃到她那里不久，儿子也来了，说他也想跟母亲过。他带了一双球鞋，用报纸包着，总是做好了当日就不回家的打算。黄逸梵说她的经济能力只够抚养一人。张子静哭了，张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可是黄逸梵没哭。可怜的张子静只得回去了，仍旧带着他的球鞋。如果换了鲍竹青，自己再苦，也会收留儿子的。
外国哪位哲人说过： 女人在恋爱中智商最低。对于中国母亲来说，在母子关系中的智商之低绝不亚于恋爱中。而显然黄逸梵是个难得的“清醒”的母亲。中国母爱的“伟大”，是“牺牲”的同义词，又向来是只算感情账不算经济账；而黄逸梵则能够算计——如同张爱玲从父亲那里逃跑，在随时会被捉回去的危险中仍能够与车夫讨价还价一样——当张爱玲逃到母亲这边来，补习功课预备投考伦敦大学时，黄逸梵就“一直在怀疑”为女儿的牺牲是否值得，并且还被敏感的女儿觉察到了，给张爱玲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不可能不影响她与母亲本已相当淡薄的感情：“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张爱玲还说“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黄逸梵为女儿牺牲了多少，而在于她是否愿意为女儿做出牺牲。
张爱玲的小说《年轻的时候》里潘汝良的母亲，就是“一个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