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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是意外的。但年轻气盛的我毕竟懂得那不是生事的时候，而是埋头努力的关头。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戴教授在学校是位以口才著称的学者，但在电视主持上，他还没有任何经验，导演固然想发挥他学识渊博的长处，但实在也难为了他。而我呢，从过去的小学徒，转眼要“辅导”别人，天知道有多苦恼。独自一人时，我哭过，不止一次哭过。但我的倔劲儿又被激了起来：怨天尤人有什么出息？
路，不是别人铺出来的，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坚持自己写稿，而且主动承担起调动观众情绪的责任，比如在录像前，跟观众聊天，讲笑话等等，过去，这全是姜昆的“活儿”。那时姜昆送了我一幅字，是他自撰的打油诗，可惜写这篇文章时，那幅字静静地躺在我的北京的家里，不能抄在这里。大概的意思是：天下有不尽的烦恼。哭哭笑笑，才是人生，你只要记住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而他的一番心意，尽在不言中了。
良师益友赵忠祥
跟赵忠祥老师第一次见面，是我刚刚入讯正大综艺》的时候。当我知道我将和这位著名的播音员兼主持人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时，那种神秘感和新奇感不亚于第一次出镜头。荧屏下的赵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条布裤子，一件半新的T恤衫——几年后的现在，他还时常穿那件T恤衫，惹得同事们善意地笑他：“老赵，攒钱给儿子娶媳妇呀？”他憨憨地一笑：“你们年轻人，多打扮打扮。”因为他的宽厚善良，小辈们都称他为“赵大叔”。
我当然极想给这位前辈留个好印象，但又不愿冒昧地多言多语，让人家反感，于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赵也很客气：“你就是新来的主持人吗？”“是。请赵老师多指教。”“别客气。该说的我会说的。好好干吧，”说完，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整理已经堆成一摞的信件。
与赵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简单，可以说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电视台天天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自己嘴也不甜。
过了几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赵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在做，就鼓足勇气征求他对我主持的意见。大概见我诚恳，赵老师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嘛，首先要讲礼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嘛。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在节目中对年长的来宾直呼其名呢？”其实我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制片人明确告诉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遇到陈强、田华等老前辈，称他们“同志”吧，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不太适合综艺节目的氛围；“先生”、“女士”又不许用；叫“老师”吧，我又不是学表演的，哪儿来的师生关系？总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了，自己也非常别扭。但没想到这回赵老师一点也不客套，当着办公室同事们的面指出这一点。我的脸腾地红了，用很低的声音把理由说了。没想到赵老师一点也不同情：“别人让你别叫你就不叫了？损坏的是你自己的形象。
有很多事情，内情人可以原谅你，但观众不会，节目是最后的标准，你不能跟观众说：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行行不通。”
《正大综艺》往往是集中录像，通常是一周录十几集，最多达到八天录了二十四集。这意味着一个缺憾会在电视上呆上几个月。就拿称呼的问题来说吧，虽然在节目开播后的第三个星期，赵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在这以后的十周内，观众还是看到我在电视上没大没小的。每周看《正大综艺》，都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想变成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这样的录像方式对我这个新手，的确是很不利的，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
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
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第五个月，我大学毕业后被正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工作。我申请做编导而不是专职播音员。而我参与制作的第一个系列节目是《我们亚洲》。这是当时为配合亚运会制作的每集十五分钟的纪录短片，每天在《新闻联播》后播出一集，内容是介绍一个亚洲国家的概况。组里的编辑们信任我，让我试着写第一集《亚洲概述》的稿子。我采用了抒情散文的风格，借鉴了但抖神曲》的开篇的意境。记得我写的第一句话是：“苍茫乾坤，日起东方。”当时，担任这部系列片配音的是赵老师。他读了这篇稿子后，很高兴地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写的稿子吗？写得不错，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后，他对我说，主持人的语言功底至关重要，而语言功底的根本在于写作。不少主持人请教他如何树立电视形象等等，都是舍本求末的做法。一离开别人的稿子就说不出一句整齐的话来的主待人，是没有前途的。
“你是块干主持人的料。”
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对前三个月两班主持人马并不成功的试用期，国际部决定请赵老师出马，与我一起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老赵迟疑之下，终于答应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我将有这样一位“大叔”作靠山，心里也踏实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经验使我多少有了长进，观众也对我抱着肯定的态度，按电视圈中人的评价，我算是已经站住了脚跟。但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心里没底。”跟着赵老师学，一定没错。”我这么想，于是在工作上也格外卖力气。
对于主持，我一直抱着学生的态度：凡事查阅资料，力求全面准确，北京图书馆是我周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儿，我才发现目前国内介绍海外的大众型的资料常局限于人口、地理、历史、宗教等枯燥的数字与史实，可读性 不强，在电视上说出来就更是味同嚼蜡。还好，我的英语背景派上了用场，图书馆有关世界各地的旅游方面的英语参考书，我几乎全看过，不同的百科全书也是我经常查阅的资料。观众反映我知识面比较宽，这其中固然有在学校打下的基础，每次录像前的资料收集更帮了不少忙，但这一番苦功也有负面作用：我总想把这些查找来的资料都用在节目里，所谓“敝帚自珍”吧，以至于把串联词搞得很像档案馆。赵老师认为，这样掉书袋会使节目缺乏活力，他力主多讲个人经历，多一些真情实感。
比如在河南录制《正大综艺》时，他大谈与河南的渊源——原来这里曾是他下干校锻炼的地方。当年他是连队的养猪员。说起养猪起圈，他津津乐道：“那时候，猪是连队的主要财产之一，把这份工作交给我，那是领导多大的信任哪！”老赵讲得起劲儿，观众听得入迷，这样的主持，简直就是与朋友聊天，真是一种享受。我服了：信息不仅是指硬性的数字，也包括感情的交流。感情所负载的信息量更直接，更能打动人心。我这个总想把凡事上升到理性的年轻人，在与赵老师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归真的魅力。今天的我阅历浅薄，还做不到这一步，但起码明白了这是一种目标和水准。
在与赵老师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更多的他的个人经历。“文革”中他一度成了审查对象，被终止了播音工作，不能与妻子团聚，几乎隔离式地独自伺弄着十几头猪。除了养好猪，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吗？夜晚，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自称“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的他如何设想自己的未来，或者敢有什么设想吗？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公认的权威，受到全国观众的尊敬和信任。但他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甚至连组长都不是。有时，他似乎只是位普通的中年人：一丝不苟地工作，谨慎小心地处世。那是一代人的生存哲学，与他们年轻时所经历的多种运动，特别是宣传机关格外复杂的风风雨雨，紧密相关。我开始理解这位赵老师了：发这些直白的感叹又有什么意思？还是多谈谈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继续讲养猪的故事吧——那些猪长得真壮啊！
自嘲，是老赵和我特别喜欢的幽默方式。有一次，国际象棋冠军谢军来做嘉宾，介绍她时，我开玩笑说：“谢军这么聪明，大概是因为脑袋特别大，容量也就大，”转身看到赵老师，我发现他的脑袋也不校老赵嘿嘿一笑，说了一句：“脑袋大，里面东西的质量可不一样。”
赵老师为人宽厚，有时候我这个小辈开他几句玩笑，他也不介意。一次去内蒙古拍外景，有一组他与我骑马的镜头，他偷偷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我手中，说：“杨澜，抓牢点儿。我太沉，这马已经有点儿不太乐意了，万一它走着走着突然撒开腿跑起来，我这把老骨头岂不要被摔散了吗？”这时摄像师已把镜头对准了我们，赵老师没事儿人似的，神态自若地看看蓝天、草原，指指点点，好像非常悠闲自得的样子。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于是，在演播室录像时，我便故意开个玩笑，请他向现场观众谈谈骑马的感受。赵老师也真诚实，老老实实地说：“我当时看见了这么美的景色，想起马玉涛唱过的‘马儿哎，你慢些走，慢些走’，我怕摔下来，所以心里直央求那马：‘马儿哎，你可要再慢些走，再慢些走隘。”
减肥，是个时髦的话题，我们主持《正大综艺》时也常提起它。每当这时，体型微胖的赵老师总少不了自我检讨两句，说自己不常锻炼，又经不起美食的诱惑等等。有一次，他给观众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终于下决心减肥，便向医生请教方法。医生说：“这个好办，一天只吃两片面包就行 了。”过了几天，这个人又跑去找医生，问：“您说的两片面包，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和观众们听了这个故事，当场笑弯了腰，连摄像师们也合不拢嘴。我转身看赵老师，他倒绷得住，一脸诚恳迷惑的神情，好像进入了角色。我不禁更加佩服这位搭档，当下建议他以后可改说相声。不过，他的冷面滑稽究竟误导了一些观众。不久，赵老师收到了一封观众来信，那位观众一本正经地请教他：“您的故事还没说完呢。那两片面包到底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们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位仁兄是真的没有幽默感呢，还是借这封信来使整个故事更幽默呢？
赵老师说起吃，总是津津乐道的，不过，在自嘲之外，他却另有深意。
他如数家珍般地道尽老北京的小吃，是想让讲究“美食文化”的人们别只把眼睛放在引进各式“洋餐”上，还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的传统食品，并推而广之，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记得一百九十九期《正大综艺》是从赵老师抖空竹开场的。这木制的小玩艺儿，是他少年时代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当年，抛出长线，抖响空竹，是他与小伙伴们每年春天必行的“仪式”。现在的市场上已寻不见这样的老式玩具，为了录像需要，赵老师坚持要找一个空竹。他说：“不是我怀旧，而是想说明：好些民间的玩艺儿应该保留下去。
今天的孩子们有各种昂贵的玩具，但孩提时代的快乐是花钱买不来的。我更希望孩子们在大好春光里到户外去，抖抖空竹，放放风筝，和大自然多亲近亲近，而不是躲在房间里玩电子游戏机。”最终，制片人在一个杂技团里借到了一只空竹，它已经裂开了一条大缝，大家只好用透明胶带把它勉强“包扎”起来，并一再嘱咐赵老师：“您可别抖得太狠了，不然就散架了。”赵老师痛惜地摇了摇头，对我说：“再过几年，恐怕连杂技团都没有这样的玩艺儿了。”
赵老师常对我说：“一个中国的主持人，如果不热爱、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那是很可悲的。”
我非常钦佩赵老师的古文功底。唐诗宋词，乃至《说文解字》中的一些段落，他可信手拈来，且用得恰到好处，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思想也根深蒂固地植于他的生活之中。他曾抄录给我宝光寺内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实际上，宽厚待人，不恃才自傲，正是他的处世准则。
要知道，主持人这一行中，为争出风头，或为区区排名之类的小事，明争暗斗的不少。有经验的主持人都分得清舞台上哪个位置的光线漂亮，哪个摄像机机位正，哪个麦克风混响好，而有些人专在这些事上动小脑筋。赵老师却从不计较，而且不忘提携我们这些小辈，带动相互配合的团体精神。比如主持一些大型活动时，有的主持人声音宏亮，而我没有经过发声训练，如果一味地跟着别人一起“喊”，声音就会很难听，而且嗓子一会儿就会暗哑。
每到这种时候，赵老师总是一边请其他主持人略微把“调子”降下来一点儿，一边纠正我的发音方法，还会关照音响师把个人的音量、音频等加以协调。
在与赵老师搭档主持《正大综艺》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从这位“大叔”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明白了，要确立一个主持人的形象，相貌气质固然重要，知识储备、头脑灵活固然关键，但最要紧的是内心的修养和人格的健全。
蒋子龙先生写过一篇短文，说赵忠祥与我的组合开辟了“老少搭档”的模式。说这样的组合亦庄亦谐，相得益彰，保证了最大限度的观众群。我认 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有一点，他没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两个经历、形象上有很大反差的人能很快地达成默契与和谐呢？
说起来，也不神秘。我个人认为，原因在于我与赵老师在人生及处世上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比如，我们都相信生活应该是积极认真的，真善美终究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虽然社会中有不少阴暗面，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怀疑一切、消极颓废的理由；我们也相信，踏踏实实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捷径，投机取巧或许能换来一时的荣耀，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赵老师喜欢看武侠小说，带动我也成了金庸迷。扎实稳舰厚积薄发的“少林、武当”型的正派功夫，常使我们向往，撒毒药、放暗器之流的邪门法术，会让我们皱眉。
或许，这样的喜恶之情，正是我们追求主持风格时所持的态度？
台上台下，我都称赵忠祥为“赵老师”，这是极自然的称呼。虽然如今“老师”的称呼泛滥，几乎成为电视中对长者的普遍尊称，但在严格意义上，赵老师的确是我的师长，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应该说是良师益友才更准确。
此刻，赵老师在做什么呢？是被请去筹划新的节目，还是偷得片刻闲暇，在家铺纸泼墨，画他最拿手的小毛驴？
泪洒蒙特卡罗
不知怎么的，我与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的一系列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到陪同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参观中央电视台，到各种以申办奥运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我穿梭其间，乐此不疲。我的英语主持受到国际人士，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一致好评，北京奥申委的领导们也对我屡次鼓励。闲谈时，他们甚至说：“杨澜，如果申办成功，我们给你发勋章。”当时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何振梁先生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非常感谢你，你给我们中国人争气了。”何振梁先生本人精通好几门外语，在国际体育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举止风范颇有外交家的风度。
按他的身分，完全可以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辈摆出上级的权威。但他却亲近宽厚得像自家的长辈，真诚恳切得让我感动。
一九九三年九月中旬，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代表团在李岚清副总理的带领下乘民航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蒙特卡罗。一周以后，国际奥委会的投票仪式将在那里举行。奥申委特别邀请我同行，决定如果申办成功，将由我在这个地中海滨的著名城市主持盛大的庆典宴会。我心想，这个邀请本身就反映了当时代表团所持的谨慎的乐观态度。有人神秘地对我说：“某某气功大师测过了，说这次奥运会准是咱们的。”能够亲身经历这次对世纪转折中的中国具有特别意义的活动，我自然格外兴奋。于是我特别定做了两套礼服，配套的首饰也全部从香港订来。服装设计师向我保证说，两款均为欧洲当年上流社会的流行品味，穿出去决不会坍台。我在穿衣镜前反复设计着自己的语言、风度甚至手势——主持其他任何仪式都没有这么费过心思！
如果说，代表团其他人员的工作是争取申办的最终成功，那么我的参加就有点锦上添花的意味。我甚至觉得，如果在申办的关键时刻我无所事事，而成功的那一天却要大出风头，太有些下山摘桃的不安。于是一到蒙特卡罗，就主动申请与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部的记者们一起工作。宋世雄老师负责每天在会议中心参加记者招待会、采访人物及配音工作，我则与另一摄制组出外景，拍一些软性的专题片，介绍摩纳哥的历史、风情和有关申办的社会性活动。
摩纳哥是个袖珍国，只有1。90
平方公里。北靠大山，南邻大海，中间狭长的一条便是领土的全部。从山顶的高尔夫球场俯瞰下来，湛蓝的海湾里停满了白色的游艇，辽阔纯净的地中海一直伸展到无限远，只见阳光和煦，海鸥翩翩，真有世外桃源的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