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敲春H梦腋械搅俗陨淼拿煨6凰辏桓龆喑钌聘械哪昙停谝狗缰卸雷诤1呗沂希乃榈奶紊匆∫返牡朴埃胱畔氩幻靼椎男氖拢首糯鸩磺宄奈侍狻OM凶忱囊簧缆醯那槿耍忠睾ε路缋耍刑救松哪岩约菰ΑH隙ㄎ蠢淳拖裾庖购#杖硕豢刹狻>驼庋龆狼槁常龆烀跞耍缘男∽什准肚榈鳌T趺椿嵯氲轿迥旰螅铱绻耸澜缱羁淼拇笱螅诘厍虻牧硪欢苏业搅诵闹械陌椋杓屏耸乱档男潞较撸�
临近毕业,同学们纷纷开始找工作。中外合资的长城饭店的市场销售部看中我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聘用我。如果没有一个意外的机会,今天的我恐怕已经做了什么大饭店的什么经理,带着职业的微笑,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了。
然而,我偏偏遇上了一个走上电视荧屏的机会。
意外的机会
这个机会,便是泰国正大集团结束了与几个地方台的合作,转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正大综艺》。双方决定要挑选一位有大学经历的女学生做主持人。当导演辛少英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人时,我被系里推荐去应试。同去的有三十多人。辛少英开门见山地说,她希望找一个“新面孔”,最好是纯情一点的。接着,就让每位到场的同学都说几句话,大概算是面试。轮到我,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几句,然后说“电视台为什么一找女主持人,就要纯情型的?我们缺少的是干练的职业妇女形象”。后来小辛说她当初并没有觉得我的容貌特别出众,但这句话说明我是有思想的。于是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去中央电视台试镜,生平第一次走进那个有武警守卫的大门。
当我走进化妆间,那里已经挤了一屋子人,少说也有五十多人,据说这只是第一批。大多数女孩子是戏剧学院或广播学院的学生,不断听她们谈起演电视剧的经历,如何找到“镜头感”等等。有一位演播室的技术员从我们中间走过,听见他冲着对面的什么人喊了一句:“哟,美女如云嘛。”我认为他在说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看看人家,都比我漂亮,“来看看电视台就挺好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没有抱什么希望,但也不能给学校丢脸。轮到我走进演播室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就这样走进灯光的中央,站到了摄像机前。奇怪,我一点也不紧张。
我至今还保存着那盘录像带,我第一次试镜头的录像带。按行话,我当时完全没有镜头感。面试时,脸一直侧向提问的导演,以至于最后导演让我把另一侧面颊转向摄像机,大概是要看看我长得是否对称。后来导演告诉我,说我的屏幕形象特纯情,特自然——你瞧,我巴望着成为职业妇女,结果还是落入了纯情少女的框框。
记得导演当时让我复述一个希腊神话,讲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争夺雅典城的守护权。波塞冬为了显示武功,奋力把三叉戟投向山丘;雅典娜却只轻轻盈盈地递过去一根橄榄枝,就赢得了众神的青睐,把雅典城交给了她。
说到这儿,谈几句题外话。一九九五年夏天,我有机会去希腊旅行。在雅典城内,游览了雅典娜神庙,也到城郊,参观了临海悬崖上的波塞冬神庙。
对比两者,波塞冬神庙虽然不及雅典娜神庙富丽恢宏,却一点儿也不寒伧。
十几根残留的石柱展示着不二的尊严,它逼临爱琴海,傲视苍穹,占据了远近的制高点。我过去曾对夺标失败的波塞冬颇为同情,但此时我感到:雅典娜被供在卫城的香火里,倒远不如波塞冬,闲居郊野,呼吸着新鲜的海风来得自由自在。胜败荣辱,得失去留,又有谁能以一朝成败而定呢?如同塞翁失马的故事,我得到的这个意外的机会,对我究竟是福是祸,现在还常常让我茫然呢。
不论是福是祸,总之第二天我又被叫去试镜:据说是全组导演都觉得我不错,想再看看我的表现是否稳定。有二就有三,此后竟连续试了五次。随着试镜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等待比失败更让人心焦。每次走进电视台的大门,我都抬头望一望这座淡绿色、谈不上漂亮的大楼,问自己:这里真有属于我的一块天地吗?
终于有一天,我沉不住气了,问一位导演:“这么吊着真不是滋味,什么时候定人选呀?”他迟疑了一会儿,好像有点为难。最后,大概是一段时期的相处让他感到应该让我知道实情,他终于告诉我:目前人选中我是最佳的,但是有人说我还不够漂亮,所以剧组决定在电视周报上登一次广告,从社会上公开再挑选一次。
“漂亮?又不是选美。”我心里其实挺不服。同时,也挺酸溜溜的。回家照了半天镜子,不断问妈妈:“人家是不是嫌我眼睛不够大?或者我不够苗条?”妈妈说:“澜澜,该是你的,就不会是别人的;是别人的,你抢来做什么?”在一旁的爸爸插上一句:“你爸爸一辈子想胖也胖不起来,你妈妈也只有八十多斤,你还用减肥?”我笑了。
我的父母,真是最好的。
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领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外宾接待室,里面坐了不少人,以后才知道他们都是电视台的主管节目的领导:有洪民生副台长,几个部门的主任,正大集团方面的制片人、导演等等。还有已经敲定的男主持人姜昆。
除我之外,另有一位的确非常漂亮的女孩站在一边。我明白,这是一场三堂会审,也是最后的选择。我的好胜心一下子被激起来,几天来的焦躁、委屈,都化成了倔强:“你们早以为我不够漂亮,干嘛不早说呀?电视台是了不起,但也不能把别人的时间都不当一回事呀!即使今天你们不选我,我也要证明我的素质。”
这次考试的两个题目是:一,你将如何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二,介绍一下你自己。准备时间:五分钟。
我是这么开始的:“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应是容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有强烈的与观众沟通的愿望。我希望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人与大自然相近相亲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我要把这些感受讲给观众听。。。”介绍自己时,我说:“父母给我起‘澜’为名,就是祝愿一个女孩子能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自强、自立。我相信自己能做到这点。。。”我的情绪很激动,一个人站在屋子正中,好像是说给评委们听的,也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一点儿文字参考。说完后,我感到屋子里非常安静。今天看来,按气功的说法,是我的气场把他们“罩”住了。出门的时候,我感到浑身一阵轻松:“反正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事该由你们去操心了。”
当他们再次把我叫进那个房间,告诉我,他们已决定由我与姜昆搭档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时,我一点也不惊讶。
这个机会,就是我的。
走过《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你好吗?
纽约。从我住的四十层的高楼向外看,窗外的灯光伸展在墨蓝色的夜空里,勾勒出街道和大厦的轮廓,紧凑却不拥挤,深远而又开阔。不见了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只留下点点温暖的颜色,悬浮在视线里。
正如我的回忆,跃出时间的帷幕,然后就不肯离去。
那个从化妆室匆匆出来,一路小跑着进了演播室的女主持人就是我吗?
那间宽敞的演播室里铺着玻璃地板,穿高跟鞋走在上边,有特别清脆的响声,在开机前的寂静里,几乎让人尴尬。接着,片头音乐响起来,节奏很快,像敲鼓,搞得我的心也怦怦直跳。身边赵老师不动声色,轻声说一句:“情绪再饱满点儿。”我稳住神,挺了挺腰板。腰真酸,这样每天站五六个钟头录像,已是连续第五天了。
音乐戛然而止。热烈的掌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对面坐着二百位我的客人,穿着统一的T恤衫,上面印着节目的名字,让我首先欢迎他们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我的老朋友,久违了。我们曾经共处四年,使我成为你任职最长的主持人。是你让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了电视这一行,我又离开了你,飞到地球的另一边,重新做起了学生。有人说我聪明,有人为我可惜,而你是应该了解我的,这个选择是我事业的必然,人生的必然,几乎不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对于这一选择,我是不假掩饰地感到骄傲的。屈指算来,离开你已经有两年了,《正大综艺》,你好吗?
当我取出母亲为我翻录的从第一期到第二百期的《正大综艺》录像带,看到那个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我”,我突然有了表达的冲动。那个因第一次上电视而不知该往哪儿看的女学生,是多么幼稚,却又多么认真!身上穿的还是从导演那几借来的连衣裙。姜昆、戴宗显、赵忠祥,我的搭档们都是我称为“老师”的人,却又与我建立了朋友的关系。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我的那点薄薄的天分何以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所谓的“成功”?还有同一个办公室的永远忙碌的同事们,我们曾一起看素材,写稿子,搬磁带,接电话,遇到有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打电话来,要“找杨澜谈谈”,同事们总是很果断地冲我摆摆手,叫我别出声,然后很有派头地对那人说:”杨澜不在,我是她的上级,有什么事就跟我谈吧。”在办公室的一角永远有一箱方便面。
直到现在,我一看见方便面就恶心——那时候吃得太多了。隔壁的《动物世界》组,有一张单人行军床。每到录像期间,同事们就把它让给我,好让我中午打个瞌睡,而他们,都睡在拼合的椅子上——我的那间温暖的办公室已经变样了吧?我的那张办公桌,是不是已经分配给了新来的实习生?在向《正大综艺》告别的时候,赵忠祥老师一再叮嘱我:“咱们别伤感,要有洒脱的心态。”我们力争在主持第二百期时把一切离别之情加以淡化,但我在现场还是哽咽了:因为曾经与《正大综艺》共担荣辱,因为曾经尝过酸甜苦辣、人情世故而忽生了由衷的人生感喟。
《正大综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我的人生里,抹也抹不去。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却没有改变我的个性。相反,它让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为了这些,我感谢《正大综艺》。我既不以它带给我的荣誉而满足,也不因我过去的稚气而羞愧。这是我社会人生的起步,是我事业的开始。我曾经全身心地投入过,而且过得很充实。关于它,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观众,告诉自己,那些荧屏后的故事。
于是,我开始了与那个过去的自己的对话,用的是舒服的方块字,陪伴我的是纽约冬季的灯光。
启蒙老师姜昆
我的生日在三月底。一九九○年,我刚过二十二岁生日,《中国电视周报》在头版登出了《正大综艺》即将开播的消息。关于主持人,只有一句话:“这个节目将由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初登荧屏的杨澜主持,”接下来的星期六,我出现在中国几亿电视观众面前。播出的时候,我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听见片头的音乐,手里捏出了冷汗。那是我生平最紧张的一次。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不清,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也听不见,只有电视、电视、电视。。一个人有机会审视自己,是件很特别的事,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在恍惚之中似乎有了时空的倒转,不由会对自己产生从未有过的兴趣。我知道不少人喜欢照镜子,或反复看自己的照片,而现在家庭录像机的普及也使这种奇特的感受进一步得到满足。但是,如果对效果毫无把握,而且对自己的第一次审视是与几亿人同时进行的,再自信的人也会心慌。
这就是我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自己出现时的心情。
我从未发现自己有那么多小毛玻比如,眨眼太多。
连姜昆都发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一天,他在电梯里对我说:“杨澜,电视会把你的一切毛病放大,所以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形体,特别是眨眼的习惯要改改。从现在到演播室这一段路上,你强迫自己一次都不眨眼试试。”
我很听话。
一路上果真圆睁双目,不敢让上下眼皮有任何接触。五分钟的路程在我看来足有半个小时。我浑身冒汗,眼睛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电视主持人真是活受罪。”我在心里诅咒着。更要命的是旁边姜昆还时刻“监视”着我。“坚持住!别眨!”——还让不让人活了?!抑浪俏液谩N揖驼庋呱狭说缡樱銎鹆私谀恐鞒秩恕R豢迹胰衔馐歉鲆馔猓痪梦揖兔靼琢耍好凶⒍ㄎ揖褪歉烧庖恍械摹?
最先跟我这么说的是姜昆。
那时,我的心理压力大极了。毕竟从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哇,就这么往上冲,行吗?第一次录像就一口气录十三集(这个数也有点不吉利)。我把家里的衣柜翻了个里朝外,也凑不出几套能上镜头的衣服。向台里申请置装费,被抢白了一句:“中央电视台是个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倒贴钱都愿意,就为出个镜头。”幸好,热心的女编导们把自己的衣服都拿来给我挑,碰巧我们的身材又差不多,真帮了我的大忙。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总怕摄像机:那些黑乎乎的大东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对它们怎么有感情?怎么说话?
一看它们,连台词都忘了。有一次,一位摄像师扛着流动摄像机走到我面前,想给我一个特写。我下意识地一下把头转向一边,弄得那位老兄莫名其妙:“别人都抢镜头,这个女孩子怎么躲呀?”
我心灰极了,心想:早知道自己这么怕镜头,还不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呢。那些没选上的人,看我这么糟蹋了一个好机会,肯定气死了。有一天与姜昆讨论串联词时,我谈起这个苦恼,他突然打断我说:“看着我。”我一愣,以为他又要说什么笑话了,就盯着他问:“这么严肃?领导要找我谈话?”他也不回答,问:“你觉得这么面对面与我说话有问题吗?”“没有啊!”“如果摄像机离你这么近,你能不能照现在这样说话?”——好像可以。可以。
心理的障碍就是一层纸,捅破了没什么稀奇。
从那以后,我真的不那么怕镜头了,甚至觉得过去的恐惧完全没有道理。
姜昆告诉我:”你有天分,干电视这行干对了。”
是吗?我可有点不相信。
《正大综艺》刚播出,观众来信就像雪片似地飞来了。我从小没听过那么极端的赞美,也没有受过那么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虽然不会因为接到几封表扬信就沾沾自喜,但是被人家评头论足却真有点受不了,往往会因为一封批评信而沮丧一天。一会儿,有人来信说我笑得不够;一会儿,又有人来信说我笑得太多,一会儿,他们要求我多一点幽默,一会儿,又要求我别忘了东方女性的含蓄端庄。而我是多么希望满足每一个人的标准!我自问:“我到底有没有天分?”
姜昆则问“你有没有勇气做你自己?”作为名人,姜昆有难得的平常心,总是说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某种场合下大实话会得罪人,于是他就用俏皮话接上去。大家哈哈一笑。一琢磨,他说的还是大实话。这样的功夫让我颇为羡慕,可惜适合女孩子的幽默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我选择说老实话,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对于老师的提问,做学生的本能是如实相报。
我说:“有时有,有时还缺点儿。观众的批评总不能置若罔闻吧?”姜昆说:“你首先应该放弃想讨好所有的人的想法。先做你自己,然后再考虑那些批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些人眼中的你的缺点,恰恰就是你的特点。中国看过的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太多了,你别迫不及待地再去加入那个行列。”
别看姜昆给人的形象似乎是满口的笑话,他认真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
而赵忠祥呢?给人的印象是持重、厚道,不苟言笑,一般人想不到他讲起故事来,能笑翻一个办公室。主持电视节目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了不少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仰视过的名人,说实话,有些人走近后,并不那么可爱。
而姜昆和赵忠祥,一直是我尊敬的师长,不仅因为他们对我以诚相待,无私地给予我提携,也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艺术功底的深厚:一个玩笑中带着犀利,一个深沉中带着幽默,于是他们的玩笑和深沉都变得不同凡响。而我呢,至今还是个很表面化的人,好在还年轻,路长着呢。
但我永远会记得,当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主持之路的时候,在岔道口,姜昆带着我,走了一条正路。对此,我心存感激。
应该说,在《正大综艺》的头一年里,姜昆比我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我是新人,观众总是抱着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我。主持得有进步,大家都忙不迭地鼓励;主持得不好了,大家反而去怪姜昆没有控制场面。有时我只顾把自己的话说完,而考虑不到为姜昆打铺垫;说惯相声的他,没有捧逗的,怎么抖包袱?但姜昆从没有埋怨过什么。他很洒脱:“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两句诗是从清代诗人赵翼的一首《论诗五绝》诗中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里演绎出来的。目前演艺圈新旧交替周期缩短,于是这句话又成为“各领风骚三五月”了,以特指某些明星因一剧一曲火爆,却没有潜力继续发展了。)他认为,这是艺术规律,而观众对成名艺术家的苛刻,则是有目共睹的。当姜昆因为行政事务繁忙(他当时任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一年后辞去《正大综艺》主持人的位置时,我茫然了。
制片人告诉我剧组将为我另配一名主持人。那时我在大庆实习锻炼(大学毕业后我们被要求下到基层工作一年),当我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时,又听说剧组决定采用两组主持人,一组由方舒、方卉姐妹组成,另一组呢,则物色了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戴宗显教授与我搭档。希望通过一个”试用期”,最后敲定其中的一组。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意外的。但年轻气盛的我毕竟懂得那不是生事的时候,而是埋头努力的关头。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