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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雷德福不耐烦地等待着索德伯格启动《山丘之王》的拍摄工作。索德伯格于前一年8月带着《性、谎言和录像带》的余部到圣丹斯总部出席过一次独立导演研讨会。他告诉埃斯蒂斯他就要跟贝茨·布兰特利结婚了。1989年12月，他果真在夏洛茨维尔在一位保安官的证婚下结婚了。两人似乎还在热恋当中。几个月后，索德伯格开始拍摄《卡夫卡》，并着手考虑他的下一部影片。雷德福希望他先拍《山丘之王》。但索德伯格仍然觉得他欠波拉克一部影片。在他进行《卡夫卡》的后期制作期间，雷德福请他到环球公司自己那套平房别墅里见面。雷德福迟到了45分钟，因为那里没有其他人，这位年轻的导演只好坐在外面的水泥台阶上耐心地等待。索德伯格回忆起这次会面，雷德福说：“我听说你在拍《山丘之王》之前可能会拍别的片子。〃
“嗯，可能吧。”
“我不知道还该不该做这部影片。因为我不知道你还想不想拍。”
索德伯格听了十分恼火。他想，这真是太奇怪了。因为是他们找到我，我推荐了那本书，这个拍摄计划并不是他们最早提出的。他感觉雷德福好像在威胁似的。“雷德福的意思是：‘我是用你呢还是不用？’”索德伯格回答说：“不，我一直想拍这部影片。但是事情太多总协调不好。我只能告诉你，我绝对想拍这部影片。我不骗你，我可不是在玩游戏。”
愤怒的艺术家 1989（17）
“好吧。”
索德伯格对这次见面感到很不痛快，尤其是现在雷德福还拥有《山丘之王》的版权。
1989年5月，哈维在戛纳电影节上拿走了《天堂电影院》（Cinema Paradiso）。当时没有人想要这部影片。这部影片由吉塞贝·托纳多雷（Giuseppe Tornatore）执导，前一年在意大利已经引起强烈反响，影片长达两个半小时，看得让人神经麻木。大多数买主一般不会重新剪辑影片，尽量保持作品原貌。哈维却没有这么轻松。那时他有一套原始的、用来剪辑预告片、电视片断，同时也用来剪辑电影和重新配音的后期制作设备。条件十分简陋，他们直接在发行拷贝上剪剪贴贴。公司发达后，他们居然对导演认为已经完成的作品进行重拍或者增加影片中的某些戏份。温氏兄弟还雇用刚从纽约大学毕业的小子们干活，一分钱也不给他们，说米拉麦克斯就是他们的研究生院。
《天堂电影院》被剪成两个小时——但营销部主任拉塞尔·舒瓦茨（Russell Schwartz）声称是导演托纳多雷本人亲自剪的。两个小时还是显得有些长，但并非显得没完没了。虽然因为长度而删剪影片会冒犯导演，但也有一定的意义，尤其在做得比较有策略、意味，且跟导演有过沟通的时候。然而，意义还不止这些。“哈维常常说，我们的工作就是用美国人的耳朵听听这些影片，甚至包括英国影片。”斯图尔特·伯金回忆道，“演员们给对话配音时，我们要求他们不要有太重的英国口音”。
把外国电影改造得更加通俗易懂，还可能会避免出现卡在美国观众喉咙的某种不好理解的文化怪僻的危险。说来就是那些人们不熟悉的习俗、语言的应用或者行为方式，这些综合因素会给人造成一种异样感，也正是这种感觉使外国电影成为外国电影，它向人们打开了一个陌生世界的窗户，而不仅仅是举到我们面前的一面镜子。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景就是把北京紫禁城拍得像麦当劳。试图从简·坎皮恩的《钢琴课》中那位哑巴主人公嘴里套出什么话来的哈维·凯特尔就是或者应该是美国观众和外国电影关系的一个典型象征。我们需要设法解开这些影片中的秘密，如果做好了，就会有极大的满足感。不过，那样也很容易搞砸了。巨大的票房收入目标很容易破坏保持导演视角完整性的某种平衡。如果你想解剖一部影片，这里改改那里变变，不懂得及时打住，可能会让奇妙的香港武术在被配音搞坏、变成米拉麦克斯主打产品后翻船。哈维·温斯坦坚持说：“我们从不为了修改试映这些影片。”但是，从1993年到1999年在米拉麦克斯后期制作部门工作了6年的戴安娜·托德（Diana Tauder）说：“米拉麦克斯会做一些市场调查或观摩放映，然后，我们会根据观众对影片的观感重新剪辑。我知道自己的工作不是很道德，但却会让这部影片赚更多的钱。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做得比较成功的。”由于让观众在制片中发挥一种创作性角色，哈维走上了一条把严肃电影——包括外国电影、独立电影、艺术电影等等——引向死亡的不归路。那里将是一片干旱的沙漠，除了以尼尔森排行榜为主导的电视网外什么也不生长。一句话，哈维在对外国电影进行类似于麦当劳的那种米拉麦克斯化改造。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出于长度或者适应美国人欣赏习惯的需要——剪裁影片都是一种粗暴的行为。伯金说：“我们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不过，我们会对导演们说：‘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认为怎样才能实现温氏兄弟想达到的目标。’他们理解后情况会好很多，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步是难免的。”
哈维聘来的许多年轻的毕业生在学校养成了尊重电影作者的习惯。虽然他们认为自己修改影片是在帮助导演，但仍然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能宽恕。“一点都不轻松。”伯金说，“我有时想，剔除掉那些成就某部影片特质的成分仅仅只是为了加快影片的节奏。这种想法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本能，我一直为此感到痛苦。”伯金在这种压力下都上火溃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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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18）
戴安娜·托德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感觉这就像带走别人的孩子还告诉父母，我会对他做个手术，而父母们认为孩子一点毛病都没有。他们中许多人都是非常有才华的导演，显然是在从事艺术创作。也许惭愧是对我的感受的最贴切的表述。我在这里工作到最后时意识到，要想做创造性工作就不能走这条路，因为自己不过是在对其他导演的作品进行再加工而已。”
哈维差点跟伊斯梅尔·麦钱特来了一场拳脚之战。由麦钱特制片、他的合伙人詹姆斯·艾弗里（James Ivory）执导的《布里奇夫妇》（Mr。&）造价不菲，有保罗·纽曼和乔安妮·伍德沃德（Joanne Woodward）等明星出演，根据埃文·康乃尔（Evan Connell）的两本书改编而成。影片由Cineplex Odeon出品。米拉麦克斯根据演员配置和麦钱特/艾弗里的御用作家鲁思·普劳厄·杰哈布瓦拉（Ruth Prawer Jhabvala）的剧本付了400万美元。“我喜欢鲁思。”哈维说，“她是这个三部曲的天才编剧。”这两位导演对温氏兄弟的名声早就很了解，但是根据合同，艾弗里拥有最终剪辑权，所以他们很自信，认为有靠山。哈维和鲍勃曾来过堪萨斯城的外景地，两人非常热情，据麦钱特和艾弗里回忆，温氏兄弟说：“真是太好了，我们很高兴能跟你们合作。”接下来的一切还算比较美妙，但到米拉麦克斯看完影片后一切都不美妙了。
艾弗里已对结尾做过修改。他让布里奇太太坐在车里朝外面喊：“有人吗？”这时大雪在她周围无声地飘落着。剧本闪回到他们的婚礼，然后在一种更为高亢的氛围中结束。麦钱特说：“他们觉得这时如果保罗·纽曼出现的话也许会更好，挽着她的胳膊走进去，再来点轻柔的音乐，这样美国观众就会感到很满意。”
新影公司以及麦钱特/艾弗里的其他任何发行人员都不曾做过试映，所以，米拉麦克斯对《布里奇夫妇》进行试映影片时，这两个老搭档感到很吃惊。多年来，他们养成了一种自视很高的毛病——当然这是有道理的——加上又拍过《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自认为无需在特定人群进行试映测评。但温氏兄弟一意孤行，在纽约的巴黎影院试映了《布里奇夫妇》。据哈维回忆：“这次放映反响很差，尤其是结尾。大家感到很压抑！”
在特里贝卡办公楼会议室里举行的导演会议上，哈维坚持说：“我们必须得修改。”麦钱特这位独立界战场上的倔强老兵不习惯被差来遣去的。他告诉温氏兄弟：“修改办不到。这是给你一次发行一流电影的机会，你要不愿意，那就不要干了。”艾弗里要求看试映的评分卡。他拿过一张看着说：“这部影片原本是拍给那些趣味高雅的观众的。你安排的根本不是那种受过教育的上东区的人群，可你却说是给他们安排的。”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哈维说。
“看看这些签名就知道了。我几乎都认不出来，差不多是那些勉强会写字的人的涂鸦。”这位在皇后区长大的哈维心想，喔，这小子在取笑他的观众。他勃然大怒道：“你太装腔作势了。笔迹要像书法，去他妈的，你要书法吗，我就给你他妈的书法。”艾弗里回忆道：“哈维几乎发疯了。他开始尖叫起来，绕着桌子乱转。我想他们根本无法忍受反对意见。他们有一种拥有权力、高高在上的感觉，就像校园里的恶霸。”疯狂地说过几句“我操”之后，麦钱特从桌边一跃而起，他说：“我要把片子收回去了。你别指望发行它。Cineplex会付给你赔款的。”麦钱特向哈维和鲍勃挑战，要到户外去决斗，然后暴跳如雷地往外走去，在行走过程中把他的一只箱子抡到套间的一扇玻璃门上，玻璃门发出刺耳的破碎声。他回忆道：“他们没有出来，因为他们一定觉得这个愤怒的印第安人会像一把剑般落在他们头顶，没准会让他们身首异处。”
哈维要求把影片剪短一些，他们拒绝了。据艾弗里说：“米拉麦克斯拒付他们欠我们的最后一笔钱，而我们需要用那笔钱去付工作室和录音棚的开支，还有银行贷款利息。虽然我有最后的剪辑权，但他却自恃如果他把钱收回去，我们就会崩溃。我们把发生的事情跟保罗讲了，保罗马上打电话给哈维说：‘别闹了，把钱给他们吧，后来他们照办了。’”此后，麦钱特有10年没有跟哈维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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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19）
导演们偶尔向媒体抱怨，这几乎让哈维发疯，因为如果听闻他总是随意改别人的影片，他特别需要的那种导演将纷纷逃避。比如，在哈维手中应付裕如的艾弗里就曾向纽约的《村声》（Village Voice）电影版编辑霍华德·费恩斯坦（Howard Feinstein）透露过一点内情。费恩斯坦曾就这个话题配发过一篇文章。哈维听到风声后十分生气，特别是这篇文章出现在米拉麦克斯为美国电影学院的国家电影与视频保护中心做募捐活动的前夕。据费恩斯坦说，哈维把电话打到家里那个从来不曾公开过号码的电话上，威胁要派一个摄制组到他的办公室拍摄下他砍掉作者的一篇文章的情形。据费恩斯坦回忆：“他凶相毕露。我觉得这是一种变相威胁，我会受到伤害。我不会认为他愚蠢到真会说‘我要杀了你’。但是那种腔调真的很可恶，我很担心。”艾略特·斯泰因（Elliot Stein）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举出6部遭米拉麦克斯公司剪辑的影片，包括《细蓝线》、《征服者佩尔》、《丑闻》以及《小偷》（The Little Thief）。哈维因此获得“剪刀手哈维”的绰号，虽然这个起源的说法已经不可考。史蒂夫·伍利说：“应该不会有人对这个绰号感到奇怪。因为他本来就如此。看看《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就知道了。他操起一把大剪刀把两部不同导演的作品整合成一部。我觉得哈维绝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破坏或者会有负面影响，因为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剪刀手哈维’还算是一种恭维呢。”
然而，哈维在两个领域都没有好名声：他不仅招致导演的憎恨，而且还因为剪删影片而招致媒体的恶评。但是他不能剪得太狠，因为他不是还有求于导演去为影片做宣传，就是还得跟导演们合作，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虽然哈维是铁了心这样做，但也感到很矛盾。有时他会担心：“我们会惹他们生气吧？这样是不是挺蠢的？我是不是应该任其自然呢？”有时，影片放映过一场后他会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做得太过分了。影片失去了我们兄弟最初喜欢的那种东西。”问题是，伯金说：“从1991年到1994我在米拉麦克斯工作期间，给我们带来最佳效益的影片全是那些从成品买来一刀未动的影片，比如《性、谎言和录像带》、《我的左脚》、《哭泣的游戏》（The Crying Game）。哈维这家伙既真心喜欢电影，但又热爱金钱和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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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1）
米拉麦克斯陷入自由落体态势，托德·海恩斯和克里斯汀·瓦尚（Christine Vachon）发起“新酷儿电影”（New Queer Cinema）运动，昆汀·塔伦蒂诺在圣丹斯放出他的狗，宾厄姆·雷和杰夫·利普斯基创办十月公司。
《性、谎言和录像带》的出现犹如初次做爱，谁都想复制第一次的那种感觉，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索尼经典公司共同总裁汤姆·伯纳德
1990年10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斯库拉斯电影公司的杰夫·利普斯基正在泰晤士河边散步，此时这只著名的灯泡也不再闪闪发光了。利普斯基的脑袋秃得像只光球——他患有脱辅基酶蛋白缺乏即莱克斯·卢瑟氏症，全身没有一根毛发。他的面孔棱角分明，戴一副黑框Mr。 McGoo牌眼镜。他既挑剔又很固执，强硬而又令人生畏。那时，他有一个偏爱紫色的怪癖，有时全身上下穿着纯紫色的衣服，连鞋袜都是紫色的。他在高德温工作期间办公室里的椅子都是紫色的。他在独立电影界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的游击队员，却跟米拉麦克斯里的人一样无奈地为别人打工，与米拉麦克斯的人不同的是他一直热情地捍卫着导演艺术的完整性。他的车牌号是MPAANot（意指不要电影协会审查）。
当时，这位斯库拉斯公司电影部的主任正在伦敦看迈克·利（Mike Leigh）的一部影片，片名尚未确定。《远大希望》（High Hopes）是他在斯库拉斯取得的第一个战绩，这是一部由他收购而且小有斩获的影片。本片为该导演的第一部剧情片，必须确保做好北美市场的发行工作。利普斯基的宣传攻势引起美国评论界对利的关注，评论家们对这部影片大加赞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利普斯基是利在美国事业的设计师，把一个不为人知的英国导演变成一个具有中等知名度的国际明星。利普斯基对利生活的那片土地近乎崇拜，跟这位乘戾的导演以及制片人西蒙·钱宁威廉姆斯（Simon ChanningWilliams）的关系已经很亲密，后者极力保护着前者。迈克·利坚持邀请利普斯基去伦敦观看他的影片。利普斯基告诉老板汤姆·斯库拉斯：“我们一定要保持好这份关系。”斯库拉斯回答说：“我们是得去看看，得去看看他的影片。”几个星期过后，迈克·利又打来电话，但斯库拉斯仍然迟迟不动身。利普斯基心想，汤姆也许想断绝跟迈克和西蒙的关系，但是我不能这样做。他和妻子自己掏钱飞到伦敦看了这部影片，该片后来定名为《生活是甜蜜的》（Life Is Sweet）。乘聚餐之际，利普斯基对几位影片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部杰作，但我们不能买这部影片。”他解释了自己在斯库拉斯的处境。大家怂恿他另起炉灶：“你有这么多经验，还有这么多关系。我们一定支持你拿到这部影片。”
第3章冒险事业1990—1992利普斯基和妻子第二天早晨就飞回洛杉矶。他走进斯库拉斯的办公室冲动地说：“我要辞职。”这时，利普斯基已经是在业界干了16年的资深人士。但他知道，他不能就这么离开。利普斯基跟宾厄姆·雷谈过几次，而雷对自己目前在埃温纽（Avenue）公司的工作也很不满意，商量联手干的可能性。据雷回忆：“我们都厌倦了给别人打工，厌倦了听人说‘不，我们不能买这部影片’或者‘行啊，我们可以买这部片子’。我觉得自己掌控在别人手中。我要做老大。”利普斯基走出斯库拉斯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给朋友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决定了，我刚才已经提出辞职，我要自己办公司，我们就把我在英国看过的这部优秀影片作为第一个发行的作品，你有兴趣吗？”雷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说：“当然可以。”
雷跟利普斯基都已经46岁，在电影业浸淫多年。这位工程师的儿子在纽约城北部威彻斯特（Westchester）县的富庶小镇斯卡斯代尔（Scarsdale）长大。“我穿着一件纽扣系到脖子的衬衣，从郊区来到埃尔金（Elgin），坐在一个穿雨衣的家伙旁边，”他回忆道，“我父亲老说：‘你就继续干你的电影吧，你迟早会流浪街头的！’”他除了有那么一点亡命白人清教徒的基因，还有一种犹太制片人的基因。他矮小、粗俗、多变，瞬时专注功夫却很出名，善于当机立断，对自己的头脑很自豪也很自信。如果说利普斯基痴迷紫色，雷也有自己的怪僻。他日复一日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百慕大牌短裤、一件鲜艳的运动衣，戴一顶麦茨牌帽子。他一直不会打领带。“干吗要打领带呢？”他不明白，“那样显得太蠢了。一个曾经得过斯坦利杯奖的曲棍球教练用领带擦鼻子呢。我虽然不是在用领带擦鼻子的环境里长大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没有带手绢，完全可以用它擦鼻子啊。那很方便的。”雷喜欢一根接一根地抽万宝路，酷爱喝酒。他办事有魄力，善于讲故事，为人豪放而达观。做电影的人都喜欢他。他是一个心口之间没有太多遮拦的人，不习惯留一手，对朋友和对手都一视同仁，言辞锋利、辛辣，经常惹麻烦。他跟利普斯基一样不会圆滑，直来直去。有人这样形容雷：“如果你把宾厄姆单独锁在一间密室里，他会跟自己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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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2）
雷跟利普斯基一样，曾在一些很知名的独立电影公司工作过，比如岛屿、纽约人、高德温（Goldwyn）、生动、埃温纽。利普斯基和雷的伙伴关系能确立是因为两个人都不是冲着钱才干这一行的——他们把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