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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人的*和理性是同时存在的，不过，是分别放置在天平的两端。倘真如此，柳永真的抱着羞怒、整治、报复的心态，被*和恼火冲昏了脑袋，也是可能的。
结果是，周月仙在被侮后写了一首小诗。第二天，柳永在江楼上大摆宴席，把周月仙叫来给客人劝酒，柳永启“猪唇”吟诵了月仙小姐的那首小诗。月仙“惶愧拜谢”，之后与柳永“欢洽”。
我的理解，这里的“欢”，只是柳永一个人的欢，一个自命清高的女子，身体被陌生的船家玷污，还要被柳永解开伤疤，进行精神上的羞辱，现在，又被压在身下，此情此境，纵然是没有廉耻的女子，也不可能“欢”，如果说有，也是屈于权贵的强作欢颜的“欢”。
据说，柳永在得到周月仙的身体后，还写了一首诗，“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驾孤舟犯夜行。残月晓风杨柳岸，肯教辜负此时情？”这种得意的背后，就是*裸的无耻了。
我宁愿相信《清泥莲花记》作者的推测，这是小说家杜撰的故事，是对柳永出于嫉妒的人身攻击和无聊诽谤。因为这个故事里的柳永，活脱一个市井无赖，其下作的程度，比那些变态的太监一点不高。
因为，柳永是不缺少女人的，而且，他还应该算是个知趣的主儿。当初被宋仁宗朱笔划掉名字，冤屈是有的，但他并没有哭天捶地，也没有上书伸冤，反倒以顺水推舟的“非主流”潇洒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怪异的景色。
即便后来，他也曾经向既是权贵，又是文坛巨头的晏殊、晏几道父子投诗拜见，以求从地方县令调到京城做官，在遭到晏氏父子的奚落后，他所选择的也是默然转身。
如果说柳永有着强烈的双面性，那么，其中的转折点应该是他53岁考中进士之后。官场的习气和攀比以及勾心斗角，污水一样把那个曾经清爽地游走于勾栏青楼的柳永一次次冲刷，那个口无遮拦、怜香惜玉、俊雅疏朗的“柳三变”“柳七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蠕动于官僚体制最下层的形貌猥琐、狗苟蝇营、卑劣无耻的小人物。
男人当如苏子瞻
公元1101年，65岁的苏轼在从荒蛮之地岭南应召回京途中凄然而逝，弟弟苏辙把他和在京西寺院里停放了10年的王闰之的灵柩一同安葬。苏轼终于实现了他在王闰之的祭文中所说的“惟有同穴”的誓言。
王闰之是苏轼的第二任夫人。在他的一生中，先后有三个女人，伴着他走过命运多舛和孤独坎坷。而苏轼对这三个女人，都极尽男人的呵护和柔情。这在中国历史上多如星子的文人中，是仅见的。甚至，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三个嫁给苏轼的女子，也因了苏轼的深情而成为幸福的女人，尽管，他们陪伴苏轼的时间都不长。
有人在文章中朗声宣布，“来生嫁给苏东坡，哪怕为此，历尽千年的情劫。”恐怕，这不是哪一个女子的心声。即便我等浊物男人，也渴望来生转为女儿之身，找一个象苏轼的情郎。无他，只为享受那一段催人断肠的柔情和真挚。
18岁上，苏轼娶了15岁的王弗为妻，她的贤淑、精明正好与苏轼的旷达与坦直互补，应该说，她充当的是苏轼良师益友的角色。为苏轼红袖添香夜读书之余，还能相对谈上一点自己对文章的见解。最重要的，苏轼是个没花花肠子的主儿，坚定地固守“世间无恶人”的信条。王弗不但时时提醒他“江湖险恶”，“人心叵测”，有时还守在屏风后听苏轼和客人的谈话，帮苏轼辨别客人的动机和人品。那个后来导致苏轼后半生命运坎坷的章淳，第一次来拜访苏轼，王弗就从他对苏轼不太肉麻的吹捧中，断定此人属于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并告诫苏轼要提防此人。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弗的确有着过人的眼光。如果王弗能够陪伴苏轼终生，也许苏轼的人生道路将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么狼狈，至少，不会有“乌台诗案”那样的谷底。
可惜的是，王弗只和苏轼生活了11年，就因病早逝。苏轼从京城一路护送妻子的灵柩回到老家，把她葬在婆婆坟墓旁边。之后，苏轼在安葬爱妻的山坡上种下三万棵青松。
三万棵青松，该是什么样的风景，又要植多长时间，每种一棵，苏轼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今人动辄送上玫瑰，即使999朵玫瑰，又怎能胜过至今在四川眉山苍翠着的青松？玫瑰易凋，青松长翠，苏轼以文人的浪漫和超人的执著向自己的爱人表达了一份感天动地的情谊。
不仅如此，10年后，苏轼还写下了中国古代悼亡诗词中最感人肺腑的《江城子&；#8226；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至今展读，谁不为之动情？
此时，苏轼已经有了第二任妻子，但喜新而不忘旧，坦荡的胸怀又该让多少萎缩男子汗颜。
苏轼的第二个女人叫王闰之，她是王弗的堂妹。有人猜测，王闰之是进士之女，也算是书香门第了。她能以11岁的年龄差距给姐夫做填房，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从小就暗恋姐夫。这很有些八卦，我宁愿相信这个小姨子是被苏轼对堂姐的一片深情所感动，还有，就是对苏轼文采和人品的仰慕，她知道，这样的男人足以托付一生，嫁给这样的男人，才有真正的安全感。
王闰之充当的是贤妻良母和糠糟夫妻的角色。她不但视王弗之子如己出，而且陪伴苏轼经历了宦海的大起大落。他们共同生活的25年中，先后历经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和黄州贬谪，经济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应该说，她与苏轼之间，最浓的是亲情，最真的是同心。她去世时，葬礼极为隆重，苏轼亲自写了祭文，承诺“惟有同穴，尚蹈此言”。王闰之百日祭上，苏轼请他的朋友、著名画家李公麟画了十张罗汉像，在和尚给她诵经超度时，将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其后，王闰之的灵柩一直停放在京西的寺院里，10年后终于和苏轼合葬一处。
能称为苏轼红颜知己并陪伴苏轼余生的女子，也姓王，王朝云。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12岁的歌妓朝云被送给苏轼做丫鬟，此后，一直伴在苏轼身边22年。这是个多才多艺又聪明绝顶的女子。不幸的是，她陪伴苏轼走过的是最艰难的道路，人生的下坡，一直到流放岭南，而且，她的儿子只在世上活了一年就夭折了。这个儿子是苏轼46岁高龄的结果，老来得子，苏轼的喜悦和喜爱可想而知，他为这个儿子写过一首自嘲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陪伴着这个大自己26岁的老人，朝云和苏轼一起开荒垦种，操持家务，以自己的学识和聪慧慰藉着苏轼受伤和孤寂的心，从而成为苏轼的红颜知己和精神支柱，苏轼最有影响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及《赤壁怀古》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有一个小故事，颇能看出朝云对苏轼的理解，有一天，苏轼饭后抚着肚子问身边的人，可知道这里面都是什么？有人说是一肚子学识，有人说是一肚子文章，朝云却说，那是一肚皮不入时宜。苏轼哈哈大笑。我相信，那一刻，苏轼一定用最柔情的眼光久久抚摸着朝云的头顶，那样会心而动心的眼神，该让多少人为之嫉妒。
在岭南的时候，苏轼已是年迈体衰多病，不得不遵医嘱和朝云分床而眠，而朝云正值盛年，为了应对漫漫长夜和青灯冷月，她只能诵经礼佛，独对黄卷。在她染病弥留之际，口中诵的，竟是《金刚经》。苏轼为朝云作了《朝云墓志铭》、《荐朝云疏》，同时又作了《悼朝云诗》。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她安葬在惠州城西丰湖边的一座小山丘上，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亭柱上镌有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也算是慧眼独具了吧。
那一年，苏轼60岁，之后，一直鳏居。
我见过多幅苏轼的画像，那是一个温和的老人，抛开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和贡献不谈，单是他起伏的一生，就足以证明这是个性情中人。即使在落魄的时候，他所表现出的，依然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和洒脱。而思念自己的弟弟所作的那首《水调歌头&；#8226；明月几时有》已经传唱了几百年，而且还将被我们的后人一直传唱下去。尤其是在中秋之夜，曼妙的音律和深切的思念，秋水一样荡漾着人们的心田。亲情、爱情、才情、友情，在他身上竟然如此和谐地统一。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也。
如果要评选真正的男人，苏轼，有太多的理由成为首选。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心里可以装下多少个爱人，但苏轼给了我们一个完满的答案。他不象柳永那样滥情，也不象温庭筠一样脂粉，在他的三个女人面前，他是负责任的丈夫，撒娇的儿子和慈爱的父亲。这是时下流行的说法，大意是说丈夫如儿子，妻子如女儿。苏轼让我们这些男人惭愧的是，他每一种角色都是尽心扮演的，而且，那么自然，那么朴实，那么深情。中国的文人，很少在作品中让自己的爱人露面，而苏轼不，他很多传世的诗文是专门写给自己心爱的女人的。
今天的男人，要做到苏轼这样，实属不易，看看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就不难知道全心爱一个人有多么困难。在古代，男人有个三妻四妾，是法律许可的，要做到专一而痴情，恐怕更不容易，何况文人？文人除了家里的几朵花外，还多了个去处，勾栏青楼里啥都缺，就是不缺各种各样的花，面对姹紫嫣红开遍，又是曾经沧海，男人，谁还能象苏轼那样专注于一人。
来生嫁给苏东坡，是个明智的选择。。 最好的txt下载网
舜的政治智商
对中国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一定知道舜，在中学历史课本里，他就以“三皇五帝”之一的身份和一个名词联系在一起——禅让。单纯地从字面上理解，禅让的确代表着一种*，这和封建专制体制下的“家天下”也就是王位世袭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当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沉重得让所有的中国人在奴化的沉重中陶醉的时候，先民的智慧以及*作风被后世定格成一面粗糙而稚朴的旗帜，让有政治理想的人和学者们仰望，并且朝拜。
与舜相关联的，除了政治因素外，还有两个据说是绝色的女子（娥皇、女英）和两片诡异的自然景观（舜耕山和九嶷山）。这就使舜在后代的传说中愈加人性化，或者说，他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位“草根帝王”。
但倘若就此简单理解舜，恐怕会湮没历史的真相。事实是，舜的政治智商在远古的帝王中是数一数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为后来的帝王提供了启发和可供借鉴的圭臬。
必须廓清的史实是，舜首先是一位比较成熟的政治家，经过孔子和孟子的美化和粉饰，他才被罩上和他的政治才干不相称的神秘光环。或者说，是儒家学派出于自身学术和观点的需要，他被从坟墓里拉出来，以圣贤的形象供奉在神庙里，这一站就是两千多年，至今还是挥之不去的影子。
在舜的身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被儒家尊为百善之先的孝，他甚至被看作孝的化身。在成为黄河流域的有虞部落酋长之前，姚重华（舜）生活在一个很糟糕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史载叫瞽叟，应该是个盲人，却是一位乐师，我国古瑟的发明者，根据《史记&；#8226；五帝本纪》记载，舜有着一位缺乏人情味的父亲、一位心如蛇蝎的后母和一个贪婪狡诈的同父异母弟弟。瞽叟和后妻经常叫舜到历山下开荒造田，舜耕不完地，父母就打他骂他。而舜却任劳任怨，从不违父母的叮嘱（这大概就是被儒家们津津乐道的孝吧）。而作为孝和仁化身的舜还把自己开垦出来的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渔于雷泽，把经营好了的渔场让给他人；他带动河滨制陶的工匠精心制作，不粗制滥造；在经商时也以诚待人，童叟无欺，不欺行霸市。正因为他谦恭礼让、与人方便、诚信待人的社会道德，人们都愿与之相处，以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所成都”。
我们在读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总是觉得奇怪。先农时期，生产工具是以石器为主，铁器和铜器都是昂贵的材料，主要供贵族享受和把玩，还没有大规模地运用于农业生产，所以，垦荒是那一时期绝非轻松的体力劳动，即便真如传说中的那样，舜耕于历山时有大象帮助，但生产工具的低下都使他不可能拥有很高的垦荒速度，所以，把开垦出来的肥沃田地送给别人，这多少有些让人生疑。渔场也是这样，网和罾是那一时期主要的捕鱼工具，而且，养殖业也远不如今天这样发达，基本还是原始的放养。
倘若我们把关于舜事迹的出处稍加分析，便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孔孟儒家宣扬的是仁义孝悌，既然把尧（好心肠的意思）和舜作为尊崇和学习的榜样，自然就要让他们具备无上的美德。而且，一向被引为正统史家的司马迁无疑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整个汉代奉行的就是以孝治国，而且我们知道，儒家思潮在西汉时期达到极致。经过他们的渲染和宣传，舜想不成为圣人都难。
但这恰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舜的政治报复和政治智商。把地、渔场让给别人，以诚经商其实是一种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其结果就是为自己赢得好的声誉和人心。官场上谓之钓鱼，这是作为政治人物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政界有一句名言，叫屁股决定脑袋，屁股言者，其实就是努力的方向，在所有的努力中，对政治气候的把握和对人才的判断又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前者，可以叫作“政治信仰”，后者，就是朋党了。相比较战国后期的另一个投机商人吕不韦，舜的投资似乎更加明智，也算是倾其所有了。吕不韦是把大量的钱财投资在一个其货可居的人物身上，倘若事情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可能就是血本无归，而且，在中国，人事，从来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舜不具备吕不韦的资财，他有的只是一副体力和憨厚的长相。体力所得，用以笼络人心、换取名誉，也算是竭尽所能了。最坏的结果，也无非是遇到咬了农夫的蛇，与己，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很快，舜的仁和德就受到了高额的回报，最直接的回报就是他的美名被迅速传播开来。当时的皇帝尧对他非常欣赏，把两个美貌的女儿同时嫁给舜，也就是后来几乎很舜一样著名的娥皇、女英。这为舜接近政治中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两件更加神奇的故事，也从另一方面让舜的孝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一件是，舜做了天子的女婿，后母和弟弟象十分嫉妒，千方百计陷害地。有一天，他父亲命他把仓房上的茅草盖好，等舜到了仓顶，后母和弟弟在下面把梯子搬走，并放起火来。舜事先准备了两个斗笠，火起的时候，他把斗笠绑在双臂上当作翅膀，飘然而下，微笑地站在后母和弟弟面前。另一件是，舜的父亲瞽叟让舜去淘井，舜提前在井底挖了一条通往地面的暗道，所以，当父亲和弟弟一起向井内乱投石块，把井填平时，舜却从暗道逃生。父亲和继母得到了舜4的所有粮食和牛羊，弟弟则得到梦寐以求的两位嫂嫂，并得意地弹起舜的琴。但琴声刚起，舜又面带微笑地出现在门口……
至此，舜进入政权中央的一切条件完全具备。他顺理成章地走进政治的中心。此时，尧依赖的重臣主要是正在治水的鲧和三苗、共工、獾（马）兜。而且，这四人的资历和功劳都远甚舜，舜除了传说中的几种美德外，似乎还没有显示太引人注目的才能，要想在政治竞争中胜出，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唯一的做法就是上演没有对手的竞争。很快，他女婿的身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鼓动下，四位重臣成了“四凶”，陆续被杀。再放眼整个朝廷，已经没有人能称为对手了，政权，就这样逐渐捏在自己手里了。他要做的，就是显示治理国家的能力给岳父和天下人看。这时，实际上可以左右朝廷重大决策的舜再次显示了仁德的一面，启用被杀掉的鲧的儿子禹治理水患。尽管这一着棋给他自己埋下了隐患，但从当时来看，应该是一招妙手。重用政敌的后代，本身就是一个幌子，再次为自己的政治招牌撒上“任人唯才”的耀眼金粉，其胸襟何其开阔？而且，也为自己当初杀鲧找到了堵住众人之口的最好理由：杀鲧是因为他治水不力，绝不是为了清除自己仕途上的障碍。
史载，舜在被老岳父“禅让”为帝之前，已经摄政27年，直到尧119岁去世时，才正式把帝位交到舜的屁股下面。那27年中，我们无法推测尧的心态，那一定是为当初选择的后悔和被架空的无奈。
又过了48年，已是百岁老人的舜把帝位“禅让”给禹。自己却孤独地跑到离都城1000公里的九嶷山，并且死在那里。
这两次禅让，成了令儒家们兴奋的话题，也使他们的立论和破题有了最好的口实。
舜把帝位让给有杀父之仇的禹，应该不算是最后一次政治智商的灵光一现，理解为无奈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因为，那时，整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先后治理过9条河流的禹，已经赢得了最高的声望，象一颗如日中天的政治新星，承载了众人的希望和呼声。倘若真如儒家们所信奉的那样，舜既然具备近乎完美的一切美德，他自然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拱手而体面地把帝位交给禹，然后远身避祸。作为已成颓势的政治老派，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最明智的。
到这里，史家还不忘给老年的舜画上一个完美的尾巴，说他去九嶷山是“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在他“禅让”的“天下为公”之后，又戴上一顶庄严而感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帽子。一个政治完人和美德的化身，被完整地塑造出来。
倘若舜真的公务出差南巡，后来千里寻夫的娥皇女英，为何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