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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次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
所有的矛盾在1929年6月17日开始的中大全校党员大会上得到总爆发，辩论持续了十天十晚，通称“十天大会”。
会议前，王明等人为加强对*代表团的攻击，向米夫献策：一方面，邀请中大所在地的联共（布）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会讲话，撑腰鼓劲，以壮声势；另一方面，邀请*代表团出席大会。用王明的话来说，就是“把他们拉出来打”，置*代表团于被公开批判的地位。
瞿秋白召集代表团会议，提出他自己不出席大会，请张国焘到会。
大会开始后，芬可夫斯基首先在大会讲话，全力维护支部局，对反对支部局的广大党团员进行了猛烈批评。他还指责*代表团干涉中大的事务，是侵犯了他的职权，甚至公开讥笑张国焘是“右倾调和派”，根本不应当受到学生的尊敬。
在他攻击*代表团时，李剑如、余笃三等人气愤不过，当场打断他的话，跳上主席台想把他拉下来，同时阻止博古和*为他作翻译。
会场一片混乱，嘶叫声、讥笑声、跺脚声响成一片。
张国焘试图使会场安静下来，走到前台高声喊叫，要大家遵守会场秩序。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芬可夫斯基讲完后，张国焘发表演讲。他着重指斥支部局的领导，没有尊重*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此，他们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斗争，没有考虑到党内团结的问题；支部局方面没有与*代表团取得必要的协调，大多数学生向代表团陈述他们对学校不满的意见，这是他们的权利，是符合组织程序的，不能被指责为不正当的行为；支部局应当采取团结最大多数同学的方针，不应压制批评意见，制造党员中的分裂现象。
“十天大会”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托洛茨基派及其他反对派乘机活动，扩大他们的组织和影响，中大的情况越来越乱。
随着问题的复杂化，张国焘嗅出危险的气息，感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于是他紧急刹车，果断地从中大斗争的漩涡里退出，不再坚持原来的观点，同时，他以缺乏理论学习、需要深造为由，到列宁学院当旁听生，开始向王明、博古等人“请教”。
敏锐的嗅觉和及时的转弯挽救了他。
1929年年底，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在中大实行“清党”。“清党”采用极“左”的方法，对党、团员和学生搞人人过关，把少数托派分子与多数对学校工作有意见的学员相混淆。同时，“清党”中夹杂着严重的宗派情绪，把是否拥护支部局作为有无问题的标准。到1930年暑假前，“清党”结束时，中山大学700余名学生中，只有200多人重新确认为党员，70余人被开除党籍，大多数团员被开除团籍，受到警告、劝告等处分。
清理完中山大学的“反对派”，米夫把矛头转向*代表团。1930年春，米夫召集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等到他的办公室，板起面孔，傲慢地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文件指出：
*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有鉴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为，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成分。
决议对于张国焘网开一面，有保留地批评他“不是在当初而只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解体的行动”。
后来，一位在米夫身边的工作人员悄悄地向张国焘透露了共产国际出台谴责*代表团秘密方案的内幕，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他向我说到，在清党中关于*代表团的材料很多；可是关于我的却很少。那位供出我私阅托洛斯（茨）基文件的人，并不能说出是甚么时候和甚么文件，也只说我的反应“很好”两字，此外并无托派分子说到我与他们有甚么秘密联系。我平素与一般学生谈话，与我公开所表示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清党委员会认为我与托派有关的供词并不足信。而且认为我并无所谓两面派的作风，因此，那个谴责案特别表明，我的情节较轻。他认为这样将我与瞿秋白等分别开来的谴责，隐含重大的意义在其中。现在共产国际除认为我仍有不满共产国际的想法外，已无别的误会。
他继续告诉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结鲍罗廷反对米夫，在中大进行派系活动，又主张联络富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应反对富农的决议相对抗。
在清党中，许多材料证明瞿秋白公开的表示和私下向学生们所说的话有许多出入之处。因此共产国际怀疑他故意放走刘仁静。再则，从旁的材料中，也发现瞿秋白曾与德国一个右倾领袖有三小时以上的密谈。在这次密谈中，瞿更表示了*产国际的意向。因此谴责案将主要责任归之于他，他也许还蒙在鼓里，其实，在莫斯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知道的。
张国焘毛骨悚然。原来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都在苏联秘密情报机关的监视之下。在强大的压力下，张国焘终于屈服了，决定向米夫、王明举白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急于挣脱樊笼的张国焘通过充当打手获得米夫、王明的谅解，由右向左，进行了人生第二次乾坤大挪移。结果他如愿回国，并出任中央三大常委之一。（略）
虎踞中原（1）
千里迎龙头，大别山军民用最高礼节和无比的尊敬迎接“中央代表”，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希望“张主席能带领大家打更大的胜仗”。带着一层和善笑容进山的张国焘很快露出狰狞的铁腕作风，批曾中生、旷继勋，围攻许继慎，以至于干部们一听说张国焘要找自己谈话，便心惊胆战。
在古代章回小说和武侠传奇中，经常能够看到“千里迎龙头”的描写。1931年4月，张国焘亲自体验了这种特有的“礼节”。
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先后被五批特使逐站迎接。
第一站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由沪抵汉。4月1日从浦东杨浦码头上船，经4天航行抵达汉口。在船上，商人打扮的张国焘和扮作跟班的陈昌浩为赢得水手和同船旅客的好感，摆出一掷千金的阔绰派头，打麻将输了一百多块光洋。
第二站由鄂豫皖苏区秘密交通员护送通过白区。4月6日到达汉口后，顾顺章将张国焘、陈昌浩交给鄂豫皖苏区的秘密交通员石维民。石维民，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像个不起眼的商店跑腿伙计。他心思缜密，地下工作经验丰富，对张国焘说：“你江西口音太重，国民党宪兵盘查时最好装成哑巴，由我来应付。”就这样，他们通过层层关卡，搭汽车从汉口经黄陂驶往麻城李家集。在距李家集还有八华里的一个小站，石维民带着他俩下车，沿崎岖小路向目的地前进。
第三站由特务队护送穿越封锁线。从李家集到鄂豫皖苏区最南端的黄安高桥区尚有一段路程。这个区域是国民党统治区（白区）和根据地（红区）的交界地带，国民党派重兵驻防，封锁十分严密。平常，苏区人员出入和运送货物，都是由石维民领着趁夜色偷越封锁线。这次由于接送的是一号首长，所以鄂豫皖特委派出一个精干的特务队前来保护。特务队长向8个身别短枪的队员宣布：“要严防民团来巡逻和敌人的任何袭击，就是赔上性命也要保卫首长的安全。”
特务队乘夜赶路，队长开道，副队长押后，张国焘等人走在中间。是夜，无星无月，山野一片静谧。为了远离村庄和岗哨，队员们穿行在山涧、松冈、田畦、石沟之间，看不到一星灯火，偶尔能够听见两三声犬吠。张国焘走不惯山路，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队长往前赶，时不时就被山藤、石块绊上一跤。尽管他咬紧牙关忍耐，还是疼得直抽冷气，喊出声来。
队长解释道：“第一次走夜路是很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走大道或者进村庄，耽误了时间，就会与民团和国民党巡逻部队遭遇。”
张国焘说：“请你放心，我尽量跟上。”
相比之下，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大个子陈昌浩就没有他这样狼狈。
赶了一夜的路，4月9日拂晓，特务队来到一个山窝的祠堂前。特务队长将张国焘等人交给独立团一营营长王宏坤。他是受命前来迎接的第四哨人马。
张国焘疲倦之至，进祠堂找了张床纳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午后。他听见从大厅传来陈昌浩与独立团干部的交谈声。
“国焘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一个连长问道。
陈昌浩回答：“这是早就过去的事了。国焘同志现在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能全权代表中央，这次来苏区是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鄂豫皖军委主席，你们应该称他为张主席。”① txt小说上传分享
虎踞中原（2）
从一营驻地到独立团团部还有数十里。这个地段被称为灰白区，即国民党和共产党拉锯争夺的交战地区。在通过这段路程时，张国焘经历了第一次游击战。对此，王宏坤回忆道：
（1931年4月）我们刚到苏区不久，就接到上级命令，要我营去执行一次特殊任务，去接一位“重要人物”，任务是由军、师、团首长下达，说得很严肃。
接受任务后，我即率一营出发，经小界岭向西，到达福田河以西的九里冲附近，然后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一连继续向西进发，到杨泗寨北面的排罗河，接那位“重要人物”，我带二、三连驻在原地，准备接应。
第二天下午，“重要人物”按时接到我们驻地，他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肥胖肥胖的，是什么人、叫什么都不敢问，当晚住宿在这里。
翌日吃完早饭后出发，计划过小界岭。我们上路后，为了安全，只能在山林里钻，刚刚涉过一条河，就听见前面有枪声。小界岭山上筑有寨子，前天经过时并没有敌人，现在大概敌人估计我们要返回，即抢先占领寨子向我阻击，而这里又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这时，“重要人物”很紧张，赶来找我，说：“营长，这怎么办呀？”我安慰他说：“不要紧，你放心好了。”我遂以一个排在左，一个连在右，发起进攻，一举攻下山寨将敌打垮。该敌为反动民团，战斗力并不强。战斗结束后，我们又连续翻过两座小山梁。
时近中午，我见部队很疲劳，找了个地形好的村庄，打算吃完饭后休息一会，我将四面放好哨。敌人很讨厌，也四面打枪。我特意将“重要人物”安排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没想到他很害怕，不敢睡觉，连连对我说：“营长，这里怎么行？”我说没有事，放心睡吧。我倒下睡了二三个钟头，他始终无法入睡。
团部离我们并不很远，听到枪声，特地派三营来接应。午睡后，我们继续前进。敌千余人在前阻击，我们正面攻击，三营从敌后一抄，我军两面夹击，将敌全歼。我们和三营会合，把“重要人物”交给三营，由三营护送到团部。
开始，听到东面有枪声，“重要人物”一再追问是怎么回事，我说东面可能有我们的人，他说那我们怎么过呀？我安慰他说，不要紧。看样子他并不放心。他有骡子，但一路上都不敢骑，怕目标大被打着，我们也不勉强，因为最怕他受伤，并且他的胆子也小。
过了很久，我们才听说，这个“重要人物”就是“张主席”，即张国焘。
第五站，也是最后一站，由独立团团长王树声率领大队人马恭候。由于到了苏区，不用警戒，不用赶路，张国焘享受了坐台轿的优待，也因为这个原因，闹出了不少笑话。
独立团在行进途中，许多农民跟战士们搭话。有人看见肥胖、白嫩的张国焘坐在轿子上，以为他是被俘的土豪，七嘴八舌地议论：
“好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
“对老财还讲客气？为什么不把他四脚朝天？”
战士们赶紧纠正道：“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
纯朴的乡亲听到这话，不禁伸出舌头：“中央呀！领导我们打胜仗的中央呀！了不得，我说错了。”
这些细节后来都被张国焘写进了*。
4月13日，张国焘一行终于抵达了鄂豫皖苏区的首府——新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平章、财委会主席郑位三、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鄂豫皖特委组织部长郭述申、宣传部长徐立清迎候在大路边。两天后，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率高级将领从前线赶回，汇报工作。
虎踞中原（3）
当时，鄂豫皖苏区被敌人分割为东西两大块。西面是以新集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东面是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
4月下旬，张国焘又在王树声的护送下，巡视皖西，与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和先行抵达那里的沈泽民会面。
王树声是老游击队员，从黄麻起义开始就拉杆子。他在东行的路上详细地讲述了苏区形成的过程，他说：“在苏区红军创建的历史上，有两个人贡献最大，一个是吴光浩，他白手起家，发动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带领72人枪转战木兰山，披荆斩棘地创建了红十一军；第二个人是徐向前，他把一支为生存而奔忙的农民游击队训练培养成了一支擅长野战的正规军队，红四军迅速多变的战略战术与硬朗、灵活的战斗作风都得益于徐向前。”
除徐向前外，张国焘发现还有两个将领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个是曾中生，包括徐向前在内的所有军事、地方干部都拥戴他，钦佩他非凡的才能和罕见的品质。另外一个人是许继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许继慎是红四军中最能干的师长。曾中生指挥军事工作，非常重视听取许继慎和徐向前的意见，其信任程度可以用“言听计从”四个字形容。到了皖西根据地，张国焘从基层的汇报中听得最多的词语便是“许师长”，其威望高出党和苏维埃政府之上。为了取得许继慎的支持，张国焘向他伸出橄榄枝。
许继慎与张国焘相识已久，最早见面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当时，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广州，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强迫在粤中央委员接受蒋介石所有条件。周恩来、许继慎等几百名共产党员被迫从第一军退出。许继慎对张国焘的印象很坏，经常私下揭他的老底，说他是“老机”（机会主义）。
接风的宴席上，张国焘有意提起两人的交往：“继慎同志，你还记得南昌暴动吗？你有伤在身，是我作出的决定，在暴动前夕将所有受伤人员转移到外地。起义军南下后遭受大失败，两万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下千把人，十死九伤。能够保住性命的寥寥无几。”他的意思是说，许继慎能够活到今天，应该感谢他的照顾。
“不能参加南昌暴动，是我终身的遗憾！”许继慎坦率地说：“军人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何况是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你当时如果不把我送走该多好！”
张国焘换过话题，给许继慎戴高帽子：“我一路从鄂东北过来，边走边看，发现皖西比鄂豫边繁荣，沿途农舍和茶园没有遭受严重的毁坏，各个集镇生意兴隆，粮食也很丰裕，特别是还能保持与外面的贸易往来，真是开了眼界。这里的情况，就像民谚里唱的：‘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就是金銮殿。’你是这里的主要领导人，功劳不小，我听说你在军事上能力很强，曾中生指挥打仗主要靠你和徐向前两人，我希望你像支持曾中生一样支持我。”
两人就全局性的问题交换意见。随着交谈的深入，两人的神情都起了变化。
许继慎认为边区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苏区根本不存在所谓“立三主义残余”或“调和主义”的问题；根据地党政军和群团组织都是土地革命过程中诞生和壮大起来的，是纯洁的和可以信赖的，不存在“从头做起”或进行“彻底改造”的问题；中央代表应该尊重和团结根据地的领导人，不能盛气凌人，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红军部队要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根据地面临的问题，不能固守不出；土地政策要切合当地情况，要对地主、富农采取给出路的政策，他还严厉地批评了沈泽民下车伊始，动辄训人的粗暴作风…… txt小说上传分享
虎踞中原（4）
张国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许继慎虽然批评的是沈泽民，但锋芒却深深地刺痛了张国焘，因为张国焘与沈泽民所持观点完全相同，他们的共同使命就是贯彻执行许继慎所反对的政策。
失望的张国焘意识到许继慎不仅不是可以倚重的同路人，而且还是死硬的反对派。他对沈泽民等人说：“许继慎是个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他的观点要不得。”
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受到包括曾中生在内的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他们早就听闻张国焘是党的创造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相信他一定具有非凡的胆略和才能，希望他能带领军民打更大的胜仗。大别山人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即中央派来的领导人级别越高、名气越大，证明中央越重视这块根据地。
鄂豫皖苏区的军民都没有想到，他们苦苦期盼的中央代表带给他们的竟是无穷无尽的指责和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
进入苏区不久，张国焘便露出雷厉风行、整人立威、唯我独尊的铁腕作风。
5月12日，张国焘根据中央指示，宣布撤销以曾中生为首的鄂豫皖特委，正式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随后发布第一号通告，对分局的职能作了明确说明：
为着适应鄂豫皖苏维埃运动的扩大，红四军与皖西独立师的发展，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这一区域设立中央分局，以直接领导这一区域的土地革命的开展，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直隶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中央分局之下视其区域的宽广与需要，可以设省委或特区委。
新成立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