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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正式选举出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与瞿秋白是总书记的两个热门人选。
可是众命难违，张国焘找不出理由推脱，只好郁闷地搭上了驶往九江的客轮。
7月27日清晨，张国焘抵达九江，下船后立即找到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和关向应等人，简略地通报了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贺昌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南昌暴动势在必行，还有讨论的余地吗？！”
“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张国焘态度强硬地反问道。
他倨傲的态度激怒了恽代英。
“共产国际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导致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什么国际电令，企图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说到这里，恽代英站起来，指着张国焘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张国焘怔住了，想不到这个文质彬彬、待人和善的书生竟然会突发雷霆之怒。他感到，在这些力主起义的高级干部面前，自己已经没有多少威信可言。
南昌是张国焘此程的目的地。由于前方修路，张国焘在九江呆了两天。他担心南昌起义提前发动，一连发了几份电报给周恩来，严令起义之事宜慎重，一切等他到后再做决定。
周恩来没有理他，继续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在江西大旅社召集周恩来、李立三等开会，传达共产国际电令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他说：“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放弃起义，带着我们掌握的部队与张发奎的部队一同回师广州，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际情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话音刚落，李立三站起来发言：“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也表示：“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恽代英、谭平山、彭湃等纷纷表态，赞同立即暴动。
张国焘没料到会遇到这样大的阻力，一再解释：“我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不主张进行南昌起义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听罢这话，周恩来愤怒地拍了桌子，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起义的，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
周恩来愤而辞职，使原本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点。李立三说：“起义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有任何拖延。张发奎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
看见大家都很激动，张国焘试图缓和气氛：“这个行动，关系我们几万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才是。”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了数小时，不欢而散。
散会后，愤怒的谭平山找了一个师长，商量把张国焘绑起来杀掉。这位师长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制止了暗杀计划，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怎么能杀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改换门庭（3）
7月31日，张国焘、周恩来等再次开会。这时，大家接到叶剑英的密报，得知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日前在庐山密谋，准备以开会为名，扣押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第二十路军总指挥贺龙，将两部全部缴械。
听到这个消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的最后一点理由也不成立了。他顺水推舟，表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内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起义军仍以国民党左派相号召，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张国焘、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
南昌起义胜利后，面临张发奎10万大军的进逼和包围。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
8月3日，起义军按照原来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张国焘本来应当回汉口去向中央复命，因为交通阻隔，无法成行，只好随军南下。因为反对过南昌起义，他的威信降至冰点，在军中处境相当尴尬。
9月底10月初，起义军进入广东后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遭到失败。
周恩来对张国焘和李立三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一带去。”
当时，周恩来高烧40℃，张国焘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劝道：“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
周恩来不同意：“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
张国焘、李立三与周恩来分手，同贺昌以及一名中级军官一道，在向导的带领下，趁着夜色来到海边，雇了一条渔船，在海上飘泊了两夜一天，顺利来到香港。
上岸之后，四人相互打量，哑然失笑。他们身上穿的粗白布衣裤，染上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草帽又脏又破，脚上穿的黄布鞋变成了拖鞋。
10月中旬，张国焘孤身一人，从香港乘船来到上海。
这时，*中央机关领导成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张国焘不仅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层，而且正被批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原来在1927年8月7日，也就是张国焘随军南下广东途中，*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史称八七会议。多数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张国焘在大革命后期不注意发展群众运动，不主张开展土地革命，积极奉行陈独秀的错误政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领导责任。
八七会议选举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仅当选为候补委员。两天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瞿秋白成为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
改换门庭（4）
张国焘异常失落。在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期间，他与李立三住在一间房子里。为安全起见，他们装成兄弟俩。李立三每天起床后都幽默地向张国焘问安：“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
对于张国焘来说，感觉能好到哪里去？他整天捧着中央发给他的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读了又读，越读越恼火。这个文件认为，张国焘和陈独秀一样，都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11月6日，张国焘在党内刊物《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上，又看到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张太雷指责张国焘犯了阻止南昌起义的错误：
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意思是要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看到这个报告，张国焘坐不住了，本来是奉命行事，却被说成是假传圣旨，这个罪名谁承担得起？他得知中央临时政治局即将召开十一月扩大会议，而自己被排斥在会议之外，便于11月8日给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护。他在信中写道：在7月26日会议上，罗明那兹传达国际来电的内容是：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会上，大家总的倾向是：推迟起义，避免过早与张发奎分化。所以自己到南昌后，就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
张国焘强调：“如果有人说我是假传圣旨，我心里是不服的。”
11月9日至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处分了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
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被解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被指责为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予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处分；
张国焘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他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怀疑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仍然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11月30日，《中央通讯》第13期发表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给张国焘的公开信，答复张国焘11月8日的来信：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来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改换门庭（5）
张国焘在这场争论中落得个灰头灰脑的下场，他迁怒于在中央政治局负总责的瞿秋白，两人的关系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
角逐总书记失败，张国焘打算另起炉灶，组建*。陈独秀不愿意搭伙，感叹“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在六大上，张国焘意气用事，与瞿秋白展开喋喋不休的争论，布哈林发出最后的警告：“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这对冤家都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略）
横眉冷对，舌战群儒。张国焘卷入中山大学的政治漩涡，单枪匹马，与米夫、王明、博古等人对阵。他从心眼里瞧不起这帮引经据典的留苏派，但是，在最需要胆气的时候，却举起了白旗。
1928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不再向*派驻代表，改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六届一中全会同意布哈林的提议，任命瞿秋白、张国焘为代表团正副团长，留驻共产国际。
不久，张国焘卷入了中山大学的政治漩涡。
中山大学是1925年苏联共产党为纪念孙中山而创建的干部学院（简称中大），专门招收和培养中国学生。首批学员来自三个方面：
一部分从广州政府活动区域选派，包括国民党中央要员的子弟、黄埔军校的学员，前者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等，后者如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贺衷寒、郑介民以及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等。
第二部分是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选送的，如邓希贤（*）、傅钟、任卓宣等。
第三部分是从旧军阀统治区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送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张闻天（洛甫）、俞秀松、王稼祥、王明（陈绍禹）等①。
这些留学生后来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们多数成为国共两党的风云人物。
1927年初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为托派问题垮台，中山大学内部爆发了教务派与支部派之间的矛盾。
原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人，他们被称为教务派。
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拉拢王明、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他们被称为“支部派”。
其他的学生则被称为“第三势力”。
六七月间，中山大学在莫斯科郊外塔拉索夫卡举行学期总结会议，两派就学校的教务工作和党政工作展开激烈争论，互相攻击，各不相让。就在两派争得难解难分之时，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这个建议被米夫采纳，教务派很快被搞垮了，阿古尔受到撤职离校的处分。
斗倒教务派，使王明、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人在政治上进一步结合，为王明宗派组织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这一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
1928年初，为了彻底整垮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王明又捕风捉影地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江浙籍学生有聚餐的习惯。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做点“贡献”，戏称“缴会费”。 。。
改换门庭（6）
事情传到中山大学支部局，王明来了精神，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是“反党小组织”。应王明等人的要求，米夫请苏联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派人调查。结果令王明大失所望，只是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
王明不肯罢休，他怂恿来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总书记向忠发到中大讲话。向忠发偏听偏信，在讲话中大肆谴责所谓“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恫吓共产党内组织同乡会的人该“枪毙”。结果，“江浙同乡会”被学校定性为“反党小组织”，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4人被逮捕，一大批江浙籍学生受到牵连。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本来不愿过问中大的事，避免卷入是非漩涡，但俞秀松等人不服，向*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控诉。这就不能不管了。
*代表团认定王明在中大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宗派小组织活动，对在幕后支持王明的米夫表示不满。9月，张国焘和瞿秋白先后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枯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要求。
张国焘说：“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不是件好事。因为负责指导*任务的人，最好不要过多参预*内部的纠纷。而担任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就不能避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的事，必须得到制止。”
瞿秋白向枯西宁推荐鲍罗廷取代米夫，接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这件事传到米夫的耳朵里，加深了他与*代表团之间的隔阂。
1928年11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中大的纠纷。一次会议上，中大支部局负责人柏耶金为学校当局辩护，指责不少学生受过托洛茨基派、陈独秀主义、盲动主义影响，学校开展斗争是正确的。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既是阶级斗争，就是残酷的和长期的。
参加会议的张国焘立即表示反对：“如果将阶级斗争广泛地在中大校内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指出，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世界革命的首都，还不能采取教育的方法去争取他们吗？如果将他们完全看作阶级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失败？”
这一番话，令米夫与柏耶金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两个星期之后，监察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会议，米夫未到会，由柏耶金领着支部局委员博古参加会议。博古的口才在中大首屈一指，他指责*代表团干涉中大的事务，并采取揭疮疤、挖老底的策略，痛斥张国焘为机会主义者，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张国焘气愤地声明：“现在讨论的是中大应该采取何种方针，而不是清算*代表团或者我个人。”
会议再一次无果而终。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详细地调查后，作出决议，严厉地批评中大领导所犯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虽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但对正在风头上的米夫及其追随者来说，无异是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
张国焘与米夫之间的关系，空前恶化。
一次，米夫邀请张国焘等人到东方部开会。他拿出一张写着十几个学生姓名的名单，说是准备把这些人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作苦工。当时，只有*和苦役犯才会被送往西伯利亚偏僻苦寒之地，送去的人很少有生还的机会。。 最好的txt下载网
改换门庭（7）
“你将他们送往西伯利亚去，试想，如果将来他们在苏联境内下落不明，他们国内的亲友会作何感想？不如将他们送回中国去，让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接受考验和改正错误。”张国焘婉转地表达不同意见。
从1929年春天开始，围绕富农政策、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等政治问题及学校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拥护和反对支部局的两派矛盾升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代表团之间也存在着深刻分歧。
不同层次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
所有的矛盾在1929年6月17日开始的中大全校党员大会上得到总爆发，辩论持续了十天十晚，通称“十天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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