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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向什么地方前进呢？”周恩来继续通过假设，把大家都引入自己的思路：“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后面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敌我力量悬殊。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那里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至于到那里后是否还要扩大地区，要到那里后再决定。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猛进，同胡宗南作战，这样才能向北突破。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不要被敌人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解决。”
张国焘不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说：“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境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再说，现在松潘北部敌情不明。因此，我认为我军战略进攻方向是向南，向成都打。红军拿下南面的军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他提三个计划。第一个是“川甘康计划”，即以现在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到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第二个是“北进计划”，发展方向不是陕北，而是冲过陕甘北部，夺取宁夏为后方，希望以外蒙古为靠背，得到苏联的援助。第三个计划为“西进计划”，仍然以取得苏联援助为出发点，行动方向改向河西走廊，争取以新疆为后方。这三个计划都贯穿着他的基本思路：暂时在川康立脚，顺利时向成都方向打，消灭南部敌人，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不顺利则向外蒙或新疆挺进，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会师索权（4）
“我同意恩来的报告。”毛泽东起身发言：“中国红军要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
接着，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先后发言，都不赞成张国焘的意见。在全部与会者发言完毕之后，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
“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利于我们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张闻天首先肯定了两军会合的意义。
“但是，红军主力长久停留在这一地区或者就在这一地区内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是不利的。”张闻天话锋一转，“这是因为，第一，这一地区地形不利于我军以大踏步地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第二，此地甚为贫寒，无疑会给红军的给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第三，敌人正在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张闻天侃侃而谈：“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前进，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目前红军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是，首先突破敌人的北面防线，消灭胡宗南的部队，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
张国焘听了张闻天的讲话，暗吃一惊。他一直认为张闻天只不过是个书生，肚子里马列主义的东西装了不少，但军事方面的事知之不多。想不到，这个谦谦君子思想却很敏锐，善于抓关键问题，讲起话来不躲不闪，态度鲜明。真是看走眼了！
其实，张闻天这一段时间，对一、四方面军合会的形势和任务作过深入的思考，早在张国焘抵达两河口的前二天，他就写下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既是为向部队宣传，也是为两河口会议作准备。今天发言的基本观点都出自这篇文章。
令张国焘不快的还在后面。张闻天说：“如果我们害怕战争，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就会变成逃跑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
看来，张闻天把张国焘的主张与逃跑主义挂上了钩。
*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文件指出：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战争退却，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张国焘虽然对会议持强烈的保留，但在组织上采取了执行的态度。6月27日，他在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中说：“战略以首先集中兵力消灭松潘之胡敌，迅速转到甘南，用运动战向前灭敌的方略，创造川陕甘赤区。”
6月30日，张国焘离开两河口返回茂县。与来时兴奋的心情相反，他感到羞辱和自怜，一种居于少数地位的不平之气沛然而生。
会师索权（5）
误会导致误会，风波引来风波。*的一封信导致毛、洛、彭关系紧张。洛甫、彭德怀以大局为重，采取不争不辩的态度，期待事久自然明。张国焘获得这一消息后，紧扣会理会议，大施离间计，企图将毛泽东的左臂右膀收归己用。洛甫不为所动，彭德怀拍案大怒，*心神恍惚。（略）
按兵不动，伸手要权，借故生端，张国焘三管齐下，把中央搞得十分被动。为了大局，张闻天准备让出总书记的职务。毛泽东坚定地说：“宁可交出军权，也不能让出这个宝座！”
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北上决议，将攻打松潘的任务交给四方面军。但是，张国焘处处表现出迟缓。
松潘守敌人数不多，指挥官胡宗南已经做了当俘虏的准备。张国焘派出三十军北上松潘，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态势，坐视战机逸失。这时，国民党迅速派兵救援。本来围点打援是四方面军的看家本领，在徐向前的教导下，四方面军将领个个成为精于此道的行家。可是，张国焘一声令下，四方面军放弃含在嘴里的肥肉，撤离松潘，又缩了回来。
从两河口到黑水，从黑水到毛儿盖，一、四方面军停停走走，时上时下，来回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行军路线弯来绕去，迂回曲折。中央与四方面军反复交换意见，始终不能达成共识。
张国焘驻足不动，整个四方面军的行军速度慢如蜗牛。经常是中央催一催，他们挪一挪，中央一等候，他们又停顿下来。
与此同时，张国焘*裸地提出权力再分配的问题。7月1日，他借口发动松潘战役，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接着，在与李富春交谈时，他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了“充实总司令部”等要求。7月9日，*川陕省委出面向*中央提出建议，要求加强总司令部，由陈昌浩出任总政委，加强军委，设立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敦促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不久，陈昌浩连电中央，要求委任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此外，张国焘还不断挑起争端。7月上旬，凯丰在《前进报》发表《列宁论联邦》一文，批评川陕苏区于5月底成立的“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如此严重关头，居然使用“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篇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要出事，批评凯丰：“不看是什么时候，还添乱？”
果然，这篇文章触怒了张国焘。黄超把登载这篇文章的《红星报》送呈张国焘，他简单浏览了一遍，立即大发脾气，将报纸摔在桌上。这时，张闻天有事来找张国焘，马上成为他发泄愤怒的出气筒。
“总书记，我正准备找你呢！你先看看这张报纸再说。”
张闻天接过报纸，看了一下文章，笑道：“怎么啦，有意见？”
见张闻天像没事一样，张国焘更来气了，质问张闻天：“《红星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其用意是不是要展开对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辩。”
听张国焘口气不对，张闻天马上说：“凯丰所引列宁的话，没有错嘛！”
张国焘辩护说：“凯丰这是生硬地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凯丰的文章并未提到西北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政府。”
会师索权（6）
张闻天提醒张国焘：“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主席，你和项英同志是副主席，这你是知道的。如果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张国焘理直气壮地说：“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嘛。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组织西北联邦，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嘛。”
张闻天不想在会师之初就引发争执，于是劝慰道：“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事迹，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这次又全力促进两军大会师，功不可没。至于凯丰的文章，那是他个人的意见，今后还可以继续探讨嘛。”
张国焘并不罢休。他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大肆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在他的策动下，*川陕省委致电中央，说张国焘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
按兵不动，伸手要权，借故生端，张国焘三管齐下，把中央搞得十分被动。
中央领导人心急火燎。张闻天、博古、凯丰等人嚷着要进行思想斗争，毛泽东想得更为深远。张国焘自建党以来，一直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资格老，地位高，而且目前手上握有八万雄兵，不在权力上进行调整，不调整到他预期的位置，他是不会妥协的。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毛泽东找到张闻天，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两人反复商量，感到棘手。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他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朱老总；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肯定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边摇头边分析：“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正患重病，发高烧，整夜咳嗽，卧床不起。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他商量。他们的想法是，既要考虑满足张国焘的要求，又要防止他将军权全部抓在手中。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张国焘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电话。
张闻天通知他：“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见。”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
两全其美的安排，张国焘满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受。
同样是这一步棋，能够清楚地看出张、毛两人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智慧。张国焘看重眼前利益，毛泽东志在长远。前者处于进攻态势，取得了第一战役的胜利；后者处于防御态势，虽然作出了让步，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大局。
事实证明，毛泽东让步的分寸，张国焘对于职位的选择，对后来他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央让出的职位是总书记，后来分道扬镳时，北上的一方面军就会被扣上反党、分裂党、不服从党的决定等罪名，南下的张国焘将占尽政治优势。这是后话，还有张国焘后悔的时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会师索权（7）
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出席会议的有9人，其中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8人均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只有张国焘代表四方面军。尽管人数上占绝对的少数，但张国焘逼人的气势整个会场都能感受到。
张闻天首先发言：“军委设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人。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扩大权力，前面的部队都由他们指挥。”
他的发言，实际代表中央的意见。发言的总格调是通过让权争取一、四方面军的步调一致。让权的幅度是很大的，四方面军的三巨头都有相应安排：张国焘任总政委，主管军委；陈昌浩参加小军委，负责前敌指挥；徐向前虽任原职，但职权已由指挥四方面军扩大到指挥处在前线交战位置的所有军队。而且，总政治部也让出了一个副主任的名额。在军委和总政，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已处于优势或主动地位。
张闻天发言后，张国焘首先发言，仍不满足，把眼光又投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提出要提拔新干部，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
在他之后，邓发、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逐个发言，一致同意张闻天的意见。
针对张国焘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的要求，毛泽东回答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
张国焘没有坚持。
张闻天最后作结论：“好，大家意见一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①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立即走马上任，就在当天发出了《任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的通知》：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3天内，张国焘急如星火地接连发出两个决定。
一个决定是《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中说：“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动，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张国焘把军委对于战役的具体指挥权授予徐向前、陈昌浩，这种配置符合当时的战场形势，因为四方面军力量占优，在随后的战役中他们将担负主攻任务。
另一个决定是《中央军委关于松潘战役布置的决定》，命令在松潘战役期间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指挥部，任命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指挥和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
短短的3天，张国焘就接管了军委，重新调整了全军军事系统，别具一格地组织起从军委到前敌指挥部的梯级结构，毫无争议地将军委的具体指挥权转移到四方面军总部。每一步都符合中央统一指挥的意旨，每一步都朝着他控制和直接号令军队的目标贴近。这种威慑全军的魄力，敢于任事的意志，辗转腾挪的身法和雷厉风行的作风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会师索权（8）
会师之后，张国焘心里一直不踏实，多次要求中央听取四方面军的工作汇报，对他过去的领导作出评价。为进一步团结他和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共同北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他的建议，专门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除9名政治局委员外，陈昌浩、徐向前、李富春、刘伯承等4人列席会议。
会议开了2天。7月21日，由张国焘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通南巴、川陕直至一、四方面军会合前的斗争经过。他讲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由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就军事工作、政治工作进行补充。
7月22日，会议进入讨论阶段。邓发、凯丰、周恩来、张闻天先后发言，都高度评价了张国焘领导的正确和四方面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指出了一些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
张国焘最关注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前者是党中央负责人，后者是党中央的主心骨。
张闻天第四个发言。他首先肯定红四方面军很有战斗力，同时又指出了缺点和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领导人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后来当敌人分兵合击时，未能抓住敌人弱点，集中击破一路；通南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出对根据地重要性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带走也是不好的；撤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现在一些困难。此外，四方面军对待少数民族也有些问题，如在两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来分，引起群众反对；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实际上也未弄清楚怎样才算“联邦”，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动就首先成立“联邦”，其结果必将是徒然的①。
毛泽东第五个发言：
从鄂豫皖起到现在，国焘领导下总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红军与苏区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都证明路线是正确的。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指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