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张国焘眼里，会打领条，知道牛顿，都是死罪，谁又敢学知识呢？
一定的文化知识，是提高干部军政素质、指挥才能、战略战术素养的基础。由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队伍文化程度偏低，又存在着普遍轻视文化知识的倾向，这样就给部队发展建设造成了严重的障碍。部分指战员只知服从命令听指挥，但缺乏独立的思考和警觉性，这些弱点为张国焘长时间蒙骗和控制部队提供了条件。
枪杆子是一切军阀的命根子。有着浓郁军阀思想的张国焘大搞党内斗争、大“肃反”，其目的都是想建立一支听命于他的张家军。由于有徐向前等军事首脑的存在，他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差遣四方面军，但是经过多年观察培养，他拥有了一批盲目崇拜他的将领，其中黄超、李特、何畏等人最为得力。由于有张国焘、陈昌浩的支持、纵容，这些人军阀作风极为恶劣，成为军中令人侧目的“霸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西征入川（14）
何畏，人如其名。他除了忌惮张国焘、陈昌浩，对徐向前尊敬三分外，不把军中任何人放在眼里。他不仅经常打骂下级军官，对于有意见分歧的同级将领，也是想千法设百计予以诬害、攻击，必欲除之而后快。王宏坤就几次险遭他的毒手。
他俩结怨是在大“肃反”中。当时，他们两人同在红四军，王宏坤任红十师师长，何畏任红十二师代理师长。红四军三个主力师中，红十、十一师坚决抵制了内部整肃，红十二师积极执行张国焘的命令，由师团到营连逐级捕人杀人，最后连班长以上的干部也抓了起来。王宏坤听说这事后，感到不对劲，十二师是他呆过的老部队，这个师的老底子都是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多年的老战士，他们要真是反革命，早就在路上开溜了，怎么可能追随我们远征三千里？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到四川来？王宏坤不识字，找周纯全，提议联名写信给总部，反映问题。周纯全不吱声，王宏坤只好找文书代笔，写信给张国焘、陈昌浩，信的大意是：听说十二师在恩阳河抓了许多干部，是不是事实，请查一查；如果不是事实，自己人整自己人，是不利的，请总部督促他们纠正。
张国焘接到信，阴着脸，把信转给何畏，丢了一句：“有人反映你们有问题，要注意呀！”
何畏听懂了张国焘的弦外之音，跳起脚，大骂王宏坤告假状，告刁状，告黑状，并且扬言：“此仇不报，老子誓不为人！”从这天开始，何畏唆使部下向十师寻衅闹事，他还几次找茬殴打十师党委书记、团委书记。
王宏坤是著名的虎将，爱兵如子，面对部下一个个遍体伤痕和哀切的哭诉，几乎气炸了肺。他在麻石口全军干部会议上，公开骂何畏是土匪，不是共产党员。
红四方面军扩编后，王宏坤、何畏分别升任红四军军长和红九军军长。何畏变换手法，由挑衅改为暗算。红四军擅长防御，红九军攻击力特强，在战术配备上，张国焘总是把红四军拆散防御，总是安排四军与红九军搭档，四军在前，九军在后，先防御后反击。何畏心怀鬼胎，每次作战按兵不动，把全部压力都推到四军身上，反击的时机也是鬼得出奇，一定要选在四军伤亡惨重、精疲力竭时才出击。几乎每次配对作战，都是四军啃骨头，九军捡便宜。这且不说，何畏还当着四军将士们，故意拿腔拿调地哼京剧：“我坐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城外乱纷纷……”，气得四军战士嗷嗷直叫唤。王宏坤向张国焘、陈昌浩反映，张国焘端起架子，批评四军本位主义严重，患得患失，总盯着锅里的肉。见到王宏坤挨板子，何畏得意忘形，攻击更加放肆。
反六路围攻期间，红四军担任东面防御，鹰背嘴一线的得失关系全局。主守部队为红十师。这个师下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共3个团，其中第二十九团在上次恶战中损失了一半，兵力严重不足。王宏坤放心不下，离开指挥所，到鹰背嘴各个垭口检查布防情况，调整兵力部署，督促抢筑工事。在王宏坤离开指挥所的这段时间，何畏派一个参谋到指挥所探风，秘书王政柱问他有什么事，参谋说不出什么，东瞅瞅，西瞧瞧，转悠了一圈，就回去了，告诉何畏：“王军长不在指挥所。”何畏立即给坐镇东线的陈昌浩打小报告：“王宏坤不把军令放在眼里，四军阵地上看不见人影。”陈昌浩火爆脾气，听说四军没派人修工事，一下急了，连续几次打电话到四军指挥所，找王宏坤。王政柱回答到红十师检查布防去了。陈昌浩不相信，以为这是托词，更加相信何畏的诬告。 。。
西征入川（15）
傍晚时分，王宏坤疲惫不堪地回到指挥所。听王政柱说陈昌浩找过他几次，忙摇通陈昌浩的电话，刚“喂”出口，话筒里便传来陈昌浩的训斥声：“你干什么去了！不好好修工事，你干什么去了？”
突如其来的无名火把王宏坤搞得一愣，不知哪里不对劲。他耐心地说：“陈政委，你有什么指示？”
不正面回答问题！陈昌浩更火了，凶巴巴地吼道：“你到底到哪里去了？”说完，“叭”地搁下话筒。
王宏坤莫名其妙地问秘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王政柱简要地汇报了下午发生的蹊跷事。
一听，王宏坤就料定又是何畏在搞鬼，强忍怒火，第二次摇通电话，想向陈昌浩解释。谁知又与上次一样，还没有开腔，陈昌浩一个劲地逼问：‘你到哪里去了？”
王宏坤实在忍不住了，脑门一热，硬邦邦地顶道：“我到哪里去了？我玩去了！”
“好，回答得好！”陈昌浩把话筒狠狠地摔在桌上。
过了五分钟，王宏坤从狂怒中清醒过来，暗叫不好，这样不是正中了何畏的奸计吗？在红四方面军三大巨头中，陈昌浩主管政治工作和“肃反”，手操生杀大权，他认起真来，张国焘也要让他三分。祸已经闯下了，硬就硬到底吧，大不了被一撤到底，发配到通江劳改营抬石头去，就是抬石头也要把话说完。
抱着这种心态，王宏坤第三次摇通电话，说：“你政治部派人来检查一下，看我们到底做了工事没有。你把1万多人交给我带，又不信任我，你叫何畏派人来，何畏是什么人？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土匪！他打我的党委书记、团委书记。何畏心术不正，我们四军在前面防御，他带预备队在后，等我们的部队差不多全部打掉了，天快黑了，再出击，他在后面拣便宜，有这样干的吗？他算老几？他的尾巴翘什么？你就是相信何畏，你们老让四军分散防御，别的部队就不能分散防御？别的部队能集中，四军就不能集中？你们总说四军不好，你们穿衣吃饭，你们开银行，谁给你们的钱，你知道吗？你要抹杀四军的功劳，四军全体指战员反对你！你撤我的职吧，我到通江抬石头去！”
四军指挥所里，参谋、秘书、卫士吓得面无人色，如此顶撞陈政委，这不是找死吗？王宏坤也做好蹲班房的准备。
出人意料的是，陈昌浩听完劈头盖脑的一顿诉说，竟然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可能偏听偏信了，于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四方面军的将士都知道，陈昌浩这人魄力大、本事大、脾气也大，但还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只要把话讲透了，他还能做到秉公处事。除此之外，陈昌浩不处分王宏坤还有两条原因，一是战事紧急，不能阵前斩将，二是王宏坤与副总指挥王树声是两兄弟，两人都是徐向前倚重的大将。
王宏坤与陈昌浩吵嘴的过程，何畏听得一清两楚，因为九军的电话线与四军搭在一起。听到前半段，他笑得合不拢嘴，等到听到后面王宏坤大骂他时，恨得脸都黑了。他拿王宏坤没辙，便对四军干部撒气。第二天，何畏骑马路遇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徐顺礼，二话不说，迎面就是一马鞭，把徐师长的军装都抽裂了，皮开肉绽，鲜血染红了半边衣裳。徐顺礼无缘无故挨了打，哭着回来找王宏坤，要求主持公道。
“都是受我拖累，让你们吃苦了。”王宏坤噙着热泪，抚摸着战友汩汩沁血的伤口，十分内疚。
王宏坤与何畏之争闹得全军皆知。徐向前担心王宏坤吃亏，派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来劝慰：“你与何畏的事过去了就算了，别再扯它，别生气，气坏了身子划不来。”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张琴秋也好心地提醒王宏坤：“遇事要冷静，少惹何畏，千万别发火。”
徐向前、倪志亮、傅钟、张琴秋都是方面军的军政领导，对于何畏的军阀作风和跋扈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清楚，何畏的背后有张国焘暗中撑腰，黄超、李特等人的霸道丝毫不逊于何畏。张国焘这种任人唯顺、亲亲疏疏的干部政策也是他后来失掉军心的重要原因。
面对精血枯竭的川陕赤区，张国焘又生遗弃之心。为打开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桥头堡，徐向前、李先念率部强渡嘉陵江，开疆拓土，反复催促后方增派援兵。当源源不断的援兵到来时，他们全傻眼了：张国焘把全部家当都搬来了！（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会师索权（1）
觊觎之心在同朱德的谈话中萌生。在得知自己拥有8倍于红一方面军的兵力之后，张国焘原本平静的心境立即躁动不安，开始改变对中央服从与尊敬的态度，开始谋求与军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开始索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1935年6月12日，李先念率领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20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敦请他立即赶到懋功两河口会商大计。
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张国焘策马飞奔，从茂县赶往两河口。
川康边区的六月，正处雨季。从动身的那天开始，天空飘起雨丝，行到中途，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将山川、河谷、民居笼罩在雨幕之下。大雨没有迟缓张国焘的行程，他们日夜兼程，奔驰在泥泞的道路上。
渴望会面的心情彼此相通。听闻张国焘冒雨前来，中央领导人早早迎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也在雨中等候。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一方面军给予无私援助他们的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均高头大马，踏地如飞。听到马蹄声，毛泽东等人走出帐篷，冒雨迎上前去。大雨如注，遮住视野，张国焘听到“特立”的叫唤声，才勒住马缰。由于收势太急，急驰的马蹄溅起大量的泥浆，溅到出迎的人群身上。
张国焘跳下马，与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热烈拥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八年了”。
他与毛泽东分手于1927年7月，与朱德分手于1927年11月，距今都有八个年头了。当年挥手一别，分别组织兵暴、农暴，而后又各自创建了一支主力红军，历经坎坷挫折，在川康边界的不毛之地相聚，其中的感慨与欢欣自然不待言说。
随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致欢迎辞，张国焘致答辞。
如潮的人群，如海的歌声，灼热的情绪，灿烂的笑脸，把会师的气氛推向极致。都是战斗在一个党旗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都是贫苦工农出身的士兵，都是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纵情歌舞，亲切交谈，坦露出赤诚之心。四方面军将士对中央红军保持着尊敬，对老大哥转战千里的悲壮历程抱着深深的敬意；一方面军将士对倾军而出、主动出迎的战友深怀感谢。
与两军将士一样，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彼此敞开心扉，互吐思念、仰慕之情。简朴的宴会上，大家频频举杯，开怀畅饮。
酒醇，心热，情浓。
一切都像预想那样，甚至比预想还好。
张国焘那些天十分忙碌。他遍访了各位老朋友，与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物交换看法，出席各种欢迎会、联欢会、座谈会。很快，他在心底里产生了一丝失落。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很少有人问四方面军取得的成就，很少有人称颂他领导的正确，很少有人要他介绍经验，很少有人请教他今后的方略，更没有人向他通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即便是在谈话中，他也觉得自己落落寡合。一次，在聚餐时，喜食辛辣的毛泽东提出“革命者爱吃辣椒”。他的观点得到口味相同的两湖和四川将领的热烈赞同，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都是不怕辣、怕不辣、辣不怕的人物。张闻天、叶剑英等人喜欢清淡的口味，有针对性地提出：“革命者不一定都吃辣的，吃辣的也不一定都是革命者。”博古举出列宁和曾国藩为例，前者为世界革命导师，但是口味清淡，后者嗜辣如命，但却是*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双方唇枪舌箭，你来我往，好不热闹。餐桌上不时爆发开心的笑声。张国焘也爱吃辣椒，但他觉得把辣椒与革命者挂钩，有些小题大做，有些无限上纲，有些无聊。开始时，他还掺和着说几句，到后来干脆不吱声。
会师索权（2）
与中央要人交谈时，张国焘也因敏感、多疑而处处要强。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就不投机。会面之后，虽然毛泽东处处礼让，但还是擦出了交锋的火花。当毛泽东听到四方面军全部撤过嘉陵江、放弃整个川陕苏区时，忍不住叹息了一声：“可惜啊！”张国焘立刻挑刺，反诘道：“我来迎客，难道还犯了罪不成？”对于张国焘咄咄逼人的词锋，毛泽东半是解释半是还击：“接客很好啊，我们都十分感谢。但要有个家就更好了。没有家，客往哪里放啊？”①
张国焘按照那时知识分子的习惯，交谈时，不直接称名道姓，而是亲昵地叫对方的表字，然后根据年龄情况，尊称对方为兄，如他称朱德为玉阶兄。博古这些人早在留苏时就养成了党内称同志的习惯，听了别扭，私下议论：“没想到张国焘还这么喜欢称兄道弟。”这话被张国焘听见了，很是恼火。博古后来找他聊天，说到四方面军中仍然把士兵称马夫、伙夫，说这是旧军队的残余，应该废除。张国焘反驳道：“叫什么名称有什么要紧？”①
这些小小的不快当时都隐匿于劫后余生、阔别重逢的欢乐之中，毛泽东、博古等人都没在意，张国焘表面上也是一笑了之，但这些细琐的隙缝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一抹阴影。当时真正牵动张国焘注意力的是红一方面军的实际兵力。
为了表示对党中央的尊敬，张国焘送给中央领导每人一套粗呢制服。会面不多久，他发现有的中央领导已经穿在身上。再看看一方面军将士的装束，更是五花八门，不少人把商人的袍子、农民的棉袄、缴获过来的国民党服装反穿在身上。一方面军将士除了衣衫褴褛之外，个个面黄肌瘦，其装备更是简陋不堪。
这是那支令国民党军魂飞魄散的红军部队吗？
这支困倦疲乏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
这支摇摇欲坠的部队究竟还有多少战斗力？
…………
疑问一个接着一个涌出来，张国焘感到疑惑。他找周恩来摸底：“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警觉地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十万人。”张国焘夸大了两万。
“我们有三万人。”周恩来也夸大了两万。
张国焘从机敏的周恩来那里问不出任何东西，反而不小心露出了马脚。于是，他又去找朱德。先从叙旧开始。他有意识地谈到了南昌起义兵败前后的惨烈和心情，然后切入正题：“你们还有多少人？”
憨厚的朱德以实相告：“一方面军现在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总数也就一万余人。这一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张国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脸色都变了。一、四方面军力量之比竟为一比八！
意识到优势地位后的张国焘心态开始出现变化。他开始改变对中央服从与尊敬的态度，开始谋求与军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开始索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这些变化，连不谙中国国情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察觉到了，他形容道：“张国焘处处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
1935年6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党史上的两河口会议。
当时，政治局开会有个不成文的习惯。会议由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报告和结论则由分管此项工作的常委负责。
周恩来是政治局中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自然由他作主题报告。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中说是毛泽东首先发言，并且在他反对未果的情况下结束了会议，这与档案记载不符。
会师索权（3）
“目前，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方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订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周恩来开宗明义，提出会议的主题。
“应该根据什么原则作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里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
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够大批扩大红军部队。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二十万，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
三、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盐等，都不容易解决。
周恩来发言很有技巧。他阐述的是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例子举的却是张国焘此前给中央的电报中建议扎根的地区，无形之中击碎了张国焘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立论基础，其不合理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条条都有用意。
“应该向什么地方前进呢？”周恩来继续通过假设，把大家都引入自己的思路：“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后面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敌我力量悬殊。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