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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演过肥皂剧，我干不下去，因为我不认可你给我的台词，我不是演员，我有时是从编剧的角度去想问题，导演也挺尊重我，后来一想这场戏也不能这么拍。现在我懂得了适应。现在比如说做《大地主刘文彩》，我别的都不管，但我会问问在我前面是什么内容，我前面那段的尾句是什么，最后一个镜头是什么，避免非常不和谐的镜头出现，假如刚才这个片子是个悲伤的氛围，主持人一上来就很高兴的样子，这个感情就不对了。主持人是在镜头前做人，塑造一个形象，有些话就不是你说的，不该说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你又不得不说这样的话，这时你就得琢磨怎么把这话说得像你自己的话。
他们说我出口成章，有口才。可是我不觉得是口才，讲起这个事很难吗？作家编个事，很难，要在脑子里组织语言，但是主持人不用编啊，所以说是状态。我要说刘文彩，我就要想想我心中的刘文彩是个什么样子，这给人感觉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哗哗哗就说了，但是对于我来讲，这是心理过程，这不是口才的问题。而且主持人，口才会形成一个错觉。社会上很多教人说话的，在我看来是害人不浅，在我看来是破坏了人最真实的说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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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4）
就好比西装革履是一种美，西装革履的表面是光滑的，没有瑕疵的，那牛仔裤是不是也是一种美？牛仔裤的质感是粗糙的。不同人的语言就有不同的美，口才无高低。每个人的语言都是很美的，只是我们的审美观太低俗而已。光滑的美也是一种美，比如说配音演员、朗诵演员和新闻播音员，但是如果你认为只有这个才是美的，那就太低级了，比如说童自荣的声音，微带沙哑，也是一种美，磕巴也很有意思。每个人是不是应该相信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发现自我独有的美？如果你发现之后，你就会有自信心。
我有时在电视上也经常词不达意。你要想，你是一个主持人，不是作文老师。观众看的不是你的语言，他看的是你整个的手眼精气神，整个的感觉。《锵锵三人行》，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出词来，是很没有口才的一种表现，比如说在缅甸，日本人给他们战死的马都立了碑。“我们中国……”然后我就找不出词来了，可是因为你是真心真意的，哪怕你有点笨嘴拙舌，大家都会被你感动。所以你找不到词就找不到词，但是你的感情、你的神态，都是无言的信息。在文辞的部分不要过分做雕虫小技。如果简单用口才来形容一个主持人，那就太狭隘了，太分裂了，一个人是整体的感染力。有时候我跟记者讲，你不要去说琢磨出来一个什么问题，比如有些电视采访，要让观众看到我问的问题多么巧妙，真正的目的面前，所有的一切考虑都不重要。比如《文涛拍案》，我会让编导把我戴着耳机电话采访之类的镜头剪掉，把我提问题的声音都剪掉，重要的是让他说出你需要的东西，他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万事万物都是从心里出发呀！
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主持人，真的不是应该上学习班，锻炼演讲，反而应该锻炼一下感受力，或者培养一下做人的良心。你有了这个，就能在台上做出人的反应。《文涛拍案》，我可以不说，让矿难的家属说，她有什么口才？方言别人听都听不懂。可是什么能胜过她说？她说的是真的，什么都胜不过真的！《锵锵三人行》，它早期是独一的，我讲的都是真话，我讲我的生活体验，我讲我很小的生活圈子里的一些生活感受，甚至讲我在饭桌上听来的黄段子。但是社会在发展，真是与时俱进，我现在痛感需要创新。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进入了竞争，不进则退，光讲你那点事已经不行了。恰巧这个时候刘春出现了。
位卑未敢忘国忧
记者：刘春带给了你什么？
窦文涛：刘春让我对内地电视台有重新的认识。内地是有限制，但的确是精英荟萃啊。我说的精英不是业务上的，而是情怀。我这样的人原来见到他觉得他有点二（北京话二百五的意思），比如他会在喝完酒说“位卑未敢忘国忧”啊。你想我原来接触的圈子里的朋友都是一些文艺圈里的人，没见过他这种人。
过去在凤凰，我和刘春认识了两年但是从来没说过话，我们在走廊上见到，我也是低着头走。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他当时就相信，我们早晚会成为好朋友。他在我们公司待了两年，后来我们终于算是相遇了。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是我原来没接触或者说不感兴趣的人。今天我的私人朋友里也没有他这样的人，真的以节目为命呀，跟我们的节目同悲同乐啊。比如说《文涛拍案》，我们找了一个选题，然后在卡拉OK的包房里，他能醉醺醺地把你拉过去，让你看网上的论坛，说“刚刚播出的节目这么多观众给你留帖，几十页啊，你看人们多么拥护你”。我都忘了他给我戴的什么大帽子了，好像是“为老百姓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我就觉得世上有这种人，这种人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家国情怀。人总是应该为弱势群体做一些事，我过去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比较像个手艺人，我比较关心我怎么把我说的这个事说得生动，这些才艺上的事。刘春，他是有慧根的，他有天赋的聪明劲儿，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不怎么样，但是他在业务上面，在节目的选题和策划方面有一种闪电一样的直觉般的一种聪明，我对他这种聪明，不是对他这个人，现在都有了一种盲目信仰。这正好我省事了，我不用考虑了。但是这种互动的过程也在改变我，一方面是观众反响收视率上得到的证实，比如他说应该为弱势群体说话，应该去关注没有人关注的人和事。
记者：他到底带给你什么改变？
窦文涛：过去我们是不说收视率这个概念的，那时候守在香港，连个网站也没有，不知道观众的反馈，也落得个无知者无畏。那时候，在电视上我讲的就是我个人，我讲的人性就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讲我个人的事情，我讲我上哪儿玩去了，我讲我个人的隐私，甚至于开始讲黄段子。现在我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地引起各方的反应激荡，当时不知道，完全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因为这个，也闯出了名堂，人家说你是中国第一黄。（笑）
其实对黄段子我也没什么偏见，实在也不是我讲得好，而是我讲得早。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反应，所以初期《锵锵三人行》吸引人也是因为它的另类。首先在电视上聊天的还没有，然后还有讲男女，什么都讲。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对我的认识就是我是痞子、二流子、流氓这种人。《新周刊》讲我说的是江湖式的语言，大概讲的都是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平常朋友聊天这一类，我们就是用本色，就是把生活中的聊天尽量本色地搬上电视，于是在另类这个意义上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可是自己是很有限的，每天半个小时，已经说完了。于是这个时候我就傻眼了，或者我也没傻眼，我也无所谓，我也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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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5）
这个时候刘春就说得注意一下什么样的节目反响大。对这个我过去都不懂，我是个很自我的人。什么节目反响大？这里面有没有规律？我这个人很蒙昧啊，很蒙昧。我到了凤凰几年之后才知道做节目要了解一下观众的反应啊。一了解发现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原来你跟人民并不同心同德，我在很多问题上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是一条心。发现这一点很痛苦。你做这一行，吃这碗饭，你就得为人家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呀！然后你发现你单单说你的心不够了，因为你的心和人民的心是有距离的。比如说，我是个自然人，发生了广东兴宁矿难，120人被闷在底下，我过去是根本不关心这个。但是你要让我说我也会说，说的是我今天看到徐渭的一张画，我发现我崇拜上这个人了，这个人真是中国的凡高，这话说的是真心的。可是你这个人真叫脱离人民群众。大家会觉得出了这么多人命，你却在孤芳自赏地陶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可以，人可以这样活着，人可以有个性，但是这里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你拿了钱啊，你拿了钱又不为给你钱的人服务，你凭什么吃这碗饭呢？所以这就是对你人生工作的角色怎么理解的问题。你很推崇艺术家，但艺术家是不拿钱的，你创作你的，你去等待知音没问题，但是我们这是传媒，是社会公器啊！
我开始时对刘春有点抵触，但是我总是个讲道理的人。手握社会公器，怎么能不为人民做点事情？换句话说，小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已经很好了，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很苦，受冤屈，你有这个工具，就该为别人做些事情，这个于人于己都没有坏处，而且你本身也出身贫苦，你父母亲也是出身于草根阶层，人不能忘本。我在说我的心理过程，主持人有无诚意，如果没有让我弄明白这些事情，要让我在电视上为民请命，那就是虚伪，那就是假的，你得让我心服口服，在商业上得到证实。原来我们以为做《文涛拍案》，说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事，会不会是理想主义的做法，没有收视率，现在看来收视是歌舞升平。真正的收视率是一个媒体要找到真正的空间，观众期待凤凰的是什么？不是其他台能做的。后来我们发现在商业上，在收视率上，社会责任、道德良心也大获成功。《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无不证实这一点。追求理想并不见得是穷酸，并不见得是和市场相矛盾。
记者：曾经有媒体把你和陈晓楠评为中国最有良知的主持人。
窦文涛：不能戴这样的帽子，这是很可怕的。直到今天我还很清醒，我不是这样的人。说得难听点，有些话不能公开讲，我觉得我是在表演，表演良知。但是为什么不能公开讲呢？讲了容易让人误解，表演良知，那你就是假的。其实也不是假的。就是我讲的，表演的第一条就是真听、真看、真感觉。我在生活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比谁的道德水平也不高，我也是贪生怕死，考虑自己第一，考虑别人第二。生活里就是这样的，你把我说得这样高肯定是害了我。那是不是就是说一个小人物、一个俗人就不能利用这个工具，为他人做点事呢？我觉得也可以。比如说矿难，我至少是个有点良心的人，我不是很高深的人，但是我至少有点良心啊，我连看都不看了，刘春说发生了这个事你上网去看看，我一看，尤其是我听到家属说“我老公我儿子父子两人一起埋在井底”。你原来是拒绝知道，现在一知道，这个感情也是真的。而我认为如果你不是真情真意，你就不要去说这样的话，也不要表达得太过了。你感触到哪个分上就表达到哪个分上。人，应该表里合一，外表和心灵应该是透明的。我担不起这个大帽子，社会责任、道德良心，我熬夜做完这个节目，做完了以后我根本就不会再去想它了。我有我生活的世界，我有我个人的世界。一个人可能就是在这两个世界间游走吧。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还是有我个人的业余时间。
记者：你在演播室里真心表达你对那些人的同情的时候，做完节目你就觉得你和那些人就无关了？
窦文涛：对，那是我的工作。有些话可能说着不好听，从根本上讲，我可不是什么道德战士，对新闻有什么追求，我不是这种有家国情怀的人，因为从根本上讲，最大的问题是饭碗的问题。我是拿着这个饭碗吃饭，我就没法说我是道德良知的代言人。中国有些环保主义者，比如说梁思成的儿子，那些人是，我们可不是，我们是混碗饭吃。如果说我不拿工资了，我义务地做这件事，也许你可以这样来形容我。拿钱的你就没脸这么说，只能说你也只是个庸庸碌碌的一般人。但是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我有这个饭碗，有这个生活，是观众给我的呀。我是一个摆摊卖艺的，不是一个道德卫士。这件事的本质是民众他们掏钱给我，让我给他们讲这些话，是这么个职业。
记者：你原来评价自己是个手艺人，现在呢，还是手艺人？
窦文涛：还是这么个人，只不过是更明白自己的本分。过去，《锵锵三人行》讲得更多的是我个人的一些生活感受，这些也能吸引观众，但我认为这个节目比较地说是一个小众传播、某个社会小圈子，大概是和我同声同气同趣的这些人关注。但是后来关注社会问题，你会发现它影响到的是更广大的人群。在这个意义上，凤凰也改变了我。做这些事情，很累。从一个人本能上来讲，做这个事情风险很大，需要动更多的脑子，因为很容易犯错误，因为都是很敏感的事情。再一个非常累，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工作量。可是因为我对这个角色的认识，觉得做这个事对别人总是有好处的吧，那就去做。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所以说凤凰改变了我，过去我两耳不闻窗外事，现在我要学习。因为过去我并没有和民工、矿工接触过，对他们的疾苦不了解，这样就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琢磨，去感同身受，看很多资料。所以问题来临，凤凰要我做两个节目，不是说我个人随便讲点什么就能应付一集。现在的节目精品化，需要更多的投入，才能产出一集。比方说我们聊超级女声，观众说一听这三个人就没看过，你怎么为观众服务呢？这就表明你跟人民群众是有距离的。第一，我个人从来不看电视，超级女声我也根本不会看。第二，我个人不感兴趣。现在我慢慢扭转到这么一个观点，个人无足轻重，你吃的就是这碗饭。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节目的体制太土了，太落后了。这是凤凰非常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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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6）
凤凰的奇迹，照我来说就是一个侠客行
记者：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锵锵三人行》和《文涛拍案》的运作流程吧。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就是每星期一、二，每天录三期。在香港两个小时的棚，录三期节目，一次合成，就是直播式的录播。当时带广告，说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准备资料啊，甚至打电话找嘉宾也是我一个人，后来给了我一个助理，有了一个主编，那个女孩，她通知嘉宾，组织话题。有我一个主持人，嘉宾在外边也是有工作的，嘉宾是基本固定的，基本上是那几个人，多少年来就是这么几个人，因为没有人去请嘉宾。一个助理也是忙得不得了，找资料，约请嘉宾，与导演联系，星期一星期二每天录三期，星期三我再到深圳投资大厦来开会，然后商量《文涛拍案》的事。《文涛拍案》的组是比较有建制的，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了。我们大家一起碰选题，然后有人去找选题。周三晚上我就看资料，周四下午就录像，录一通宵，录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就在非线性编辑机上做了，做到周五晚上，然后传到香港，然后是晚上九点五十播出吧。就是这么一个工作流程。
记者：是非常紧张的工作状态。
窦文涛：现在给我安排的这个工作时间，我不能很仔细地准备，只能草草地准备。关键问题不是这个，关键问题是节目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在这方面，就暴露出我们凤凰存在的问题。
比如说凤凰的奇迹，照我来说就是一个侠客行，就是这么些人风云际会，凑在一起，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但是也正因为是这种草莽、这种浪漫主义，也产生了一些奇迹，这是正常的班子里面的人做不出来的东西。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它的奇迹是什么奇迹呢？我为什么叫它侠客行呢？侠客行就是因人而起因人而废。侠客的特点是一鸣惊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下子就出来，但是侠客的结局往往是悲剧，而且侠客往往是只能一回。侠客不老实，不稳定，对节目是靠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创造了新天地新概念的话，那这是创业了。但当你创出来一个平台，这个品牌你要继续维持，这个品牌要深入人心，这是一天一天要做的事，这就需要机制去保证的。因人而起，比如说《锵锵三人行》，因我而起。好，把我的精力一转移，我那边的投入就不足了。因我而起，我做着做着也会烦了，但你要顶着这块牌子，烦了也得做，因为它卖钱。我都不想做了，你还要我做，我就只能做。你有什么机制保证它？那侠客哪还有激情？这是一门科学，但我们过去太不懂科学了。这就是我说的凤凰现在的危机。这其实是极简单的事情。但这就是我们的传奇。
凤凰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的台。十年来，真的是创造了一个传奇，这个传奇中人情人性各种东西都有，两岸三地的因素都有。你看在机制上，它融合了大陆人的习惯，香港人的机制也有，台湾人的特点也有。为什么叫因人而起因人而废啊？因为有个院长。如果院长的状态稍有改变，我们就会进入另一个局面。一个节目因为有个主持人，他着急上火的，呈现了一个状态。明年这个主持人情绪低落了，马上又变成另一个状态。你根本没有科学的方法保证核心的竞争力，长久的竞争力！这真是一门科学！
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呢？你去查查，全华人的电视台，像《锵锵三人行》这样的节目，一天一集，一年360集。从1998年做到现在，几千集，就我一个人，这在谈话节目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它走向衰败是必然的。拉了广告挣钱了，这是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懂得的事情，但是你不给我个人增加收入，你至少要给这个节目在来年增加投入。好了，就应该集中资源，让它更好，不进则退。就得找人来研究来论证，像美国的谈话节目。如果你想要文涛再去做其他的节目，那你必须把他的工作拆开，必须服务于他。为什么台湾、美国的主持人能做多项节目？因为他有一个班子。我跟你说，即便我有工夫，你都不可以相信我，因为我也是有专业的，我也许是一个主持人专业的人，但我不是选题策划专业的人，我也不是一个节目改革专业的人，我也不研究电视市场，我也不研究观众，这就需要一个机制。比如说大家喜欢《锵锵三人行》的什么内容，这就反馈给我。别的台就是这样，他们有一些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