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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点，我们资讯台的财经评论节目就一直没有断过。我们说财经的报道不受人欢迎，但是财经的评论是受人欢迎的。就像财经类报刊，它是结合时事、政治、军事、战争综合来作大量的财经分析和评论。资讯台的财经评论节目早先有《论衡财经》，后来又有《财经今日谈》，现在叫《金石财经》。
我们的时事政治新闻中，国际新闻占一半，另外一半是大中华新闻。国际新闻，我们是向外国的通讯社买的，比如说路透、美联、FOX，没有CNN。随着我们的记者站越来越多，记者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我们用到的国际新闻自采的比例也在提高。
在大中华新闻里面，那就是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三分天下了。相比较而言，大陆新闻是比较少的。比较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凤凰的长处不在大陆，而且实话说，随着大陆电视台的进步，人家是做得越来越好，我们拼不过。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大陆权威的新闻报道是独家的，比如说中央领导人有些重要活动，我们认为很有价值必须发这个新闻，但是轮不到我们去拍，所以我们也不硬拼，比如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的活动，我们的办法就是直接用中央电视台的片断，当然我们也不会照搬，会有自己的新闻处理。
新闻语态反映媒体的心态和立场
记者：那凤凰对资讯会有怎么样的处理？
程鹤麟：凤凰对资讯的处理，有凤凰的语态，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定位，自己重新写稿。
比如说前一段，国务院新闻办请到中央组织部一个人讲中国共产党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从我们来讲，就不知道怎么来报这个新闻。后来我们叫了一个从马来西亚回到香港来的编译李彩柳，请她把国新办这个新闻发布会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看她能不能写出一篇稿子。我的要求是，实在写不出来就算了。结果她写了，很好。因为她是马来西亚华人，和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记得她是这么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务部门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世界的媒体就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性质指出，这不是一场运动……我觉得写得很好，很有新闻价值。
记者：这是凤凰宣传的口径和立场？
程鹤麟：不是宣传，我们绝没有宣传。像李彩柳写的这样的新闻稿，凤凰从来不会有宣传色彩的。这是语态，语态就反映了你的心态和立场。
记者：那不好的新闻呢？
程鹤麟：我觉得有些新闻最大的弱点就是表述方法上有问题。这种表述方法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情不自禁地要说明一下那条新闻的重要意义。
我们的内地同事有一次因为没时间，请别人去代拍大兴的西瓜节，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条新闻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了创造和谐社会，北京市大兴……”这个大兴西瓜节已经有好几年了，###年前它就已经有了，而那个时候创造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根本还没有被提出来，那么请问它第一届是为了什么。可见这个记者根本就不动脑筋，他可能就是拿着大兴县宣传办的一个新闻稿照抄。西瓜节和和谐社会有什么关系呀，要是说有关系，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有关系。这就是空话套话，那是绝对不可以用的，所以这个片子一过来立刻就被毙掉，我们不能够允许说空话说套话。
程鹤麟（2）
记者：对于凤凰来讲，新闻会去拿捏分寸吗？
程鹤麟：凤凰当然也得有一些分寸，没有分寸，凤凰生存就很难了。凤凰这里的分寸拿捏完全是按照我们自认为的一种客观规律，一种新闻写作规律。凤凰的优点就是它很会拿捏分寸。
记者：那凤凰会怎么去拿捏分寸？有具体的操作规则吗？
程鹤麟：写作规律上的分寸拿捏，比如我在福建电视台的时候做的一条新闻标题取的是“福州喜降花粉雨”，现在在凤凰卫视，这个喜字是不能用的。我们这里规定，不许使用形容词，也不能用成语。不用形容词，是因为形容词有感情色彩。不用成语，除了成语有感情色彩，还有就是许多人错用成语，根本把意思弄错了，瞎用，所以干脆就不用了。
我们老板有一句话，在中国做传媒，不是技术，是艺术。什么是艺术？艺术不是1＋1=2这么简单，完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有些东西你讲都讲不明白，只有做起来才明白。在比较敏感的方面，我的方法是定下一个死线，不可触碰，不可越过这条线，在这条线之内，大家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在凤凰初创的时候，在内地还不是有很多人知道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的采访往往要通过熟人，要托关系。有一年，福建莆田的梅州妈祖庙搞了一个活动，台湾人来了很多，我们就从北京派记者去了福建。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合法的采访权，我就托福建台的老同事说和你一起去，我这位老同事说：“哥们，你别给我闯祸。”我说：”闯了祸，你顶多写一个检讨，我们呢，饭碗没了，你说是你在乎还是我在乎？“当然是我在乎，我们凤凰是不愿去闯祸的。
凤凰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媒体，覆盖面非常广，全球的很多华人在看，除了中国大陆，还有香港，还有台湾，甚至还有新加坡，全球很多地方是用华语作为传播工具的，所以不可以使用“我国”和“外国”这样的词，只是说“中国”，比如“中国外长”就不要说“我国外长”，你也不要讲外国，美国就是美国，英国就是英国，这样就不会使人发生混淆。这方面我自己经历过，2003年闹SARS，我上网看到一条新闻说“我国卫生部长某某”我一看怎么不是张文康呢，这是哪国啊？后来一查是新加坡的华文媒体。所以“外国”讲“我国”，在这样的国际媒体上，在地球村的环境下，已经是非常不合时宜了。当然人家的同期声是可以的。还有我专门发过一个文，告诉所有的编译记者和记者站，一般情况下，绑架人、制造恐怖事件的人在正常的报道中，不能使用“恐怖分子”，只能使用“武装分子”。只有案件已经很清楚了才能用“恐怖分子”，比如说伦敦“7·7”爆炸案，伊拉克、阿富汗，甚至于别斯兰人质事件的那些人是恐怖分子。在很多有争议的情况下，我们都尽量不使用“恐怖分子”，我们说他们是“武装分子”。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武装组织看来，他们是在为民族的解放而进行武装斗争。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反过来，我们为什么要站在反西方的武装力量如巴勒斯坦呢、阿富汗的立场上？我们都不需要。所以我们用一个中性的词“武装分子”，因为你确实是武装起来的，这样比较安全。
凤凰还有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实际上，台湾问题，凤凰现在是定下了一些规矩。一般新闻报道，第一，我们不要称呼###为总统，称台湾领导人，上字幕的时候就是三个字“###”。还有，我们不称呼他们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叫他们军事部门首长和外事部门首长。其他呢，都维持。但要是做评论、言论节目，那是可以的。言论节目可以根据评论员个人的喜好来决定怎么称呼###。如果要是我呢，我就说台湾的所谓的总统。这是做言论，不是做报道。
在新闻报道里面我们尽量客观，比如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称呼台北队为中华台北队，内地很多观众抗议说为什么叫他们中华台北队，他们是中国台北队呀，因为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的报道都叫他们是中国台北队。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历史事实，在1989年4月份，何振梁在萨马兰奇的斡旋之下就台湾的代表队怎么挂名在香港签约，英语的挂名很简单，就是现在都在用的“CHINESE TAIPEI”，可是中文有问题，北京坚持要叫中国台北，台湾坚持要叫中华台北，最后北京让步，签下来的协议就是中华台北。在那以后这个问题不明显，因为奥运会在悉尼举行也好，在雅典举行也好，他们不用写中文的，而两岸媒体报道的时候各来一套，大陆方面就叫中国台北，台湾方面也不叫中华台北，他们自己称中华队，把台北两字给删了。好，这个时候凤凰卫视就出来了，我们是拿着当时签的文件解释，最忠实地坚持了两岸的协议，可是那么多人抗议，我们没有办法。总之我们在比较尴尬的情况下，尽量做到了说得过去，就是我们有道理。
不能说是娱乐化，是活泼化
记者：你怎么看香港、台湾、内地三地新闻的风格？
程鹤麟：香港的新闻写法是最中规中矩的，香港的很多同事受香港的教育出来，比如对一些娱乐化的新闻，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编辑部在香港，他们不是最后一个审稿的，而是第一个审稿的，他们在审到娱乐化的稿子的时候，就把稿子退回去了。
程鹤麟（3）
我看到台湾东森台，他们也不是整个的路子很八卦，他们的风格严格讲应该是生动一点，活泼一点，它也是在美术上面多做名堂，有的写词也不一样，写得一惊一乍。很多这样的新闻是一种辅助，好像只是花絮一样，让你看了哈哈一笑，当然它也有正规的新闻。凤凰台湾那边的稿子是最活泼的。
内地，不说内地的同事，说整个内地的媒体，网络和报纸很好，电视媒体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做得越来越好。我这次在新西兰和那里的华人有一场对话，有一个40左右的人说，我们喜欢凤凰卫视，你们敢说真话。我说你喜欢凤凰卫视我很高兴，但是你说内地的电视台不敢说真话，我不同意。因为我亲眼看到内地电视台的一些新闻很真实很及时的。我作为在资讯台工作的一个人有时候感觉心惊肉跳，觉得他们给了我们很大压力，因为他们办得越来越好。
记者：那你怎么看新闻的娱乐化？
程鹤麟：新闻的娱乐化在凤凰难以推动。现在凤凰有两个栏目，一个是《新闻功夫茶》，还有一个就是《直播大中华》。不能说是娱乐化，是活泼化吧。
胡一虎的那个《凤凰全球连线》，每天下午5点钟开编前会，我天天在会上说，写稿要写得好玩一点儿；一虎你要幽默一点儿，你的串词、切入点都要活泼一点儿，有趣一点儿。有的时候我还帮着他们出主意。第二天总结前一天的节目时，我的评价往往是两个，一个是昨天晚上做得很好；一个是昨天晚上做得不好，太沉闷了。还有我对他们说选题一定要有趣，这个有趣就是选题能够引起编辑部的其他同事的兴趣，请到的客人、嘉宾会奔走相告，然后第二天还会来借带子看。我们老板也强调，多上一点儿社会新闻，要弄得好玩一点儿。有一段时间《凤凰全球连线》就走香艳火辣的路线，木子美、人工美女啊，后来被老板叫停了，说不能这样了，要有一点时事和政治。现在《凤凰全球连线》已经慢慢找到感觉了。
有的新闻是好玩的，有的新闻不好玩，我们也必须去说。天灾和人祸，我们要体现一种关怀，刘老板一直说是悲天悯人的心态，善良和同情，这种关怀不是用形容词，而是很执著地去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的关怀。我们要求新闻记者不能在新闻片里加上他们自己的感受。这种新闻就要求是硬梆梆的，这是没法开玩笑的。言论是另外一回事，因为那是评论员做的。
凤凰评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记者：那你对凤凰的评论怎么看呢？
程鹤麟：凤凰的评论它也是有底线、有禁区的。
比如说我们规定不要在北京正式公布之前就去说谁要调任某个部长，谁要调任某个省长，这就是底线。还有一些题目、事情，如果事先打招呼不要评论，就不要评论了；如果同意了，就可以撒开来讲。我们也不是说没边了，乱谱了，因为我们每个评论员也对自己负责，对雇主负责。我们的评论员也都四五十的人，也不会闹不明白这些事。
记者：凤凰希望通过资讯树立公众的、大中华的形象，那凤凰想通过它的评论说明什么呢？
程鹤麟：我觉得凤凰的评论现在还没有达到很理想的状态，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想赞就赞，想骂就骂。目前呢，应该说阮次山做到了这一点，但是阮次山做到这一点，有和李敖很相似的地方，他永远不骂共产党；作为美国人，他一天到晚骂美国总统，更不用说###了。
记者：那凤凰选这些人有什么标准、限制吗？
程鹤麟：那当然了，凤凰不会选很右的人。首先把人选对了，然后就大胆用他。古话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有的时候有的事情因为事先没有打招呼，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时不能过多地怪罪评论员。有一次何亮亮把北大评论得一塌糊涂，最后写检讨的是我，当然也不是说我自己，是检讨我们凤凰卫视。
记者：这种事后检讨也是凤凰的特色吗？
程鹤麟：我们一般事前判断。
记者：但是凤凰现在一直在创造一种观点，就是一定要有华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面对大事的时候。
程鹤麟：凤凰评论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底线之内让评论员由着性子说，这个我觉得只要评论员选对了也就没事情了。比如说，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我不喜欢宋楚瑜，我就在《总编辑时间》里说宋楚瑜的朋友李敖说看电影是脑袋享受屁股难受，洗桑拿是屁股享受脑袋受罪，听演讲是脑袋屁股都受罪的事，我说李敖的朋友宋楚瑜今天就在清华大学做了这样一件事，然后我把他的演讲批评了一下。
我爱女主播
记者：您写过《我爱女主播》，您怎么看待凤凰的主持人群体？
程鹤麟：每个主持人和我们的编辑、记者、灯光师傅一样，人人都怕被凤凰炒掉。
吴小莉，看我那个书，你就知道吴小莉是一个到现在为止每天都要备稿的人，所以她出来的效果是很好的。她要是做连续10个小时的直播，她会做得很好，但她会在直播之前频频上厕所，可能几分钟去一趟。
周瑛琦，太可爱了。现在看来她真是什么都能做。娱乐的、新闻的、评论的，还有连《有报天天读》读报都读得很好，她有她的特点，可以适应很多节目，这个人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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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麟（4）
陈晓楠呢，是一个很用功但是有点固执的人。这个我当着她的面都讲，然后她就说我怎么固执了我怎么固执了。怎么固执啦？我说这就是你的固执。
曾静漪呢，因为她是记者出身，她的新闻感觉挺好的。
我在凤凰的感觉就像在一个很大的体育场一个人耍太极
记者：最后我们回到你个人身上，说说你自己的经历。
程鹤麟：我在内地的福建电视台工作过八年。我当年在福建台工作的时候，属于相当没出息的记者。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新闻，就一个《新闻联播》，各省级电视台纷纷往那边送稿，有的人是天天有他的名字，可是我就不会，我那个时候要是发一个新闻到中央电视台去基本上是被枪毙掉的。只有一次下了一场雨，先在电视台的大院里面满地都是黄沫沫，后来连树上也全是黄沫沫，这是什么东西呀？不知道，不管了先拍，我们以为是下酸雨了，就去问环保局，环保局的人大笑，说酸雨是有害环境的，我们今天下的这场雨是花粉雨，是有利环境的，是福州的绿化已经好到一场大雨把花粉刮得满天飞。我当时给福建台做了这么一条新闻，后来有人觉得挺有意思的传到《新闻联播》，当天晚上《新闻联播》播了，把我吓了一跳。业务上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这是不能成事儿的。所以我在福建台八年，我是靠自己办栏目才能够生存。
当然我说的要写很多套话多半都是指要宣传的那类新闻。比如说灾难报道，最后都要说哪一个领导高度重视。一到灾难，高度重视这四个字就必不可免。然后就是已经到场去组织抢救，诸如此类。在凤凰肯定不会说高度重视这几个字，死了几十个人，你还不重视啊？这是废话。凤凰也不会刻意避开灾难本身去讲救援，会讲来了多少兵，来了多少救援物资。
我就是永远进入不了主流。说这个我不是贬低那些进入主流的人，我也不是说当年电视台的新闻都是空的大的。我就是不对路。
记者：你如何评价自己这八年的新闻职业生涯？
程鹤麟：我在福建台工作的八年，可以说前面的六年真的挺自以为是，就觉得我们是人民的教师爷，我们对教育和引导人民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从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是可以教育和引导人民的。后来的两年因为我做了一些社会新闻的栏目，包括一些好玩的新闻和负面的报道，特别是在做负面报道的时候，当时是以一种凌驾于观众之上的心态去做的，特别是当求助的信件飞过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拿了摄像机去拍，对方被我们追得到处躲，我们的采访车挂着这个节目的牌子出去，交通警察、公路警察，全部是对你行礼的时候，那种感觉也特别好。但是过了半年，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发现我做的全是无用功，有些官员会因为我们的报道下台或被撤职，但那并不是我们的作用，而是他的政敌利用了我们，不是他的政敌来找我们，是我们找上了这个人，政敌一看到就告到上面去。如果这个人有靠山，他的政敌告不动他或者政敌比他弱，我们报道得再多这个人也没事，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人家根本不拿你当回事，根本教导不了百姓，更教导不了官员。这时我就发生变化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王朔的热潮。我是无比喜欢他，我到现在都还喜欢他。他教导说千万别把自己当人看，别把自己看得很高。
所以我很喜欢凤凰，也很感激刘老板，包括王纪言、钟大年，他们把我弄到凤凰来，我才如鱼得水。因为我觉得我天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