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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时候，菜市场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店面，有名的地方，就是酱盐店，茶馆，公厕，街道福利厂，土产公司门市，小百货店，其他就是一段一段的围墙了，西边是文化馆的围墙，东边是人民剧场和交通局的围墙。卖菜的，蹲在路两边，在地上铺个摊儿，就可以做生意了。
那时市场管理时宽时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老菜市历经着兴衰。市民们买粮食副食品，基本上都是凭票到公家的店里买，但鸡蛋、大白菜、瓜桃梨枣、鱼虾之类，就只要到自由市场里买乡下农民自家生产出来的商品了。记得严管时，鸡蛋都不可以卖，市管会的人，常追得小贩满街乱窜，抓到了，就要全部罚没。*初期，街道上把我们不上学的小孩子组织起来，跟着一个小老头儿，拿着个电扩音器儿，臂上戴着红袖章，天天在街头巡逻，那是我小时候难得的最风光的时刻。在我们手下，不知抓获过多少小商小贩，看他们可怜的求饶和泪眼，我们却从未心软过，因为那是阶级斗争。
母亲常在下傍晚去市场买菜，因为这时菜都是挑剩的，卖东西的人急着走家，只要全包下来，价格就只是平常的一半不到。我们小孩子几乎没到市场上买过菜，最多是到酱盐店里打酱酒买粗盐。最壮观的卖东西的场面，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是有人从肉联厂买来兔子头，放在大锅里用盐水煮了，五分钱一只卖，竟然几十人围着那大锅在津津有味的吃。一是有人用大铁锅煮了山芋五分钱一斤卖，也是围了几十人在那儿津津有味的吃。后来听说这两家都发了大财，但不久都被市管会查封了，罚收了所得。
过年的时候，菜市场门口是卖爆竹的天下，我们整天呆在那儿，用零花钱买来散爆竹，放着玩。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是有个卖爆竹的，看着一张八仙桌，在菜市场门东侧卖得正投入，突然有人投来火种，炸飞了他一桌的爆竹，我则趁火打劫，抢走了好几挂爆竹，过足了放爆竹瘾。爆竹那时似乎可以自由买卖，但必须交税，有一次，山东老家来人卖爆竹被工商局查了，半夜跑我家来，让走后门把查禁的爆竹要回来。局长虽住我们隔壁，但情却是绝对不讲的。
没想到，多年之后，下放的我，竟然也会在老菜市里卖东西。那是*后期，市场的管理越来越松，老菜市的规模已是占满了那整整一条街，还延伸过了小十字街口，占满了对过的那条老街。因为自己身份的特别，属于生产队里最“公正”的一族，所以生产队为了变点机动的钱花，就让我和会计一起去运河老菜市里卖大米和卖牛肉。那时我总是把头低的很低，怕被熟人看到。
更没想到的是，当年我们在当市管会的业余纠察队员时，领导我们查市场的市管会工作人员之一的朱廷久先生，如今已是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并且还是我的忘年挚友。我们最佩服的一次行动，是他查获了一桌赌徒，那四个在老菜市的一间小屋里赌博的家伙，只好低着头，依然坐在桌子四周，桌上摊着麻将，而那张小桌子，此时已摆在了市场的路边示众呢！
如今的老菜市还在，只是成了卖日用杂货的小市场，路两边已是改造后的两层商住楼，改革开放之初，也曾无限风光过。不过，如今却是楼旧路破，很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貌。有一天，我到那儿去买铁丝网制鸟舍，竟被一个卖锅碗瓢勺的摊主一迭声的“大学生”叫住了，一看，哈，竟然是我的老邻居，原来是在平马车社拉板车的。乐哈哈的神侃半天，根本不像生意人。对于他来说，卖东西不过是个幌子，在街头看景才是真的。想来他还算是子承父业，我记得他父亲是卖咸鱼的，六十年代初就死了，家道十分殷实，是我们高台子上第一家盖瓦房的呢！
2007年10月14日
县医院（一）
习惯把市人民医院叫县医院。叫了几十年了，不仅是我，许多人都如此叫。其实，这与其说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感情。
曾在《公厕》里，提到过县医院的公厕。苏式的标准化的厕所，胜过民居。在那样的厕所里方便，也是一种享受。因此算得上县城里的一个景点，特别是乡下来的人，进出医院公厕之后，回到乡下，都要津津乐道一番：卫生、整洁、洋气、气派。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文化&；not；——厕所文化。中国人历来重吃不重拉，把厕所建得像洋房，是传统观念上的强刺激和突破，也是一种文明观念的普及。所以，医院的公厕，实际上也是县城的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景点。特别是看到今天城区里的许多公厕还不如当年县医院的大气和规范时，它带给我们的，更是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建设意义上的思考了。我这样说，不是刻意“以臭为美”，因为从第一次见到它并且使用它时，印象和思考，就已深深烙印在心头了。
偶然和书协主席朱先生谈起县医院的初创期，他笑问我，知道县医院最初的院墙是什么样子吗？我说是一种砖砌的花墙。他说不对，是竹篱笆。还说：“不信你去问你妈。”用不着问了，因为我的最初印象来自六十年代中期，而他，却是运河镇的土著民，谈起老运河的种种轶事，他是无可争议的权威。
竹篱笆的医院院墙是什么样子，只能凭想象了。我见到县医院时，已有了高大的砖砌的院墙，大门也和现在一样，朝北——七十年代时，大门曾经改向东方，一改就是二三十年，所以看到医院的大门又改向西时，不仅有时光倒流感，还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记不清最初是去县医院干什么了，好像是母亲住院开刀吧？我是在保姆的带领下去看她的。进了大门，两侧是两排长长的简易的平房，门诊打针都在这里。正对门的是一溜瓦房，药房和住院处。房子外起脊内平顶，门两边是两座水泥高台子，想不出干什么用的，只记得坐满了看病或者瞧病人的人。房内像迷宫，七拐八拐，方才进了母亲的病房。很喜欢去看望母亲，因为会有点心吃。和母亲同病房的，是一个运中的女生，父亲是烈士，母亲改嫁，算是孤儿一个。住完了院，她便和母亲处得像亲姐妹，我叫她魏姨，常去我家，工作后，母亲给她介绍了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后来她对我们说，她的家庭幸福是从县医院开始的。而母亲则说，她的生命是县医院一次次给她的。因为那几次手术，都是大手术，也是初建不久的县医院极少施行的。那时医生大胆而又负责，每次都成功，让母亲感激一辈子。像母亲这样对县医院报有感恩之心的人，实在太多。
县医院的医生，多是外地人，南方的居多，有许多是大学生，也有许多是部队转业的军医，整体素质，在县城里都是一流，只有运师和运中的可以和他们相比。特别是人们眼里的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女护士，美丽如天使。她们说话像唱歌，走路像慢舞，构成了县城里最美丽的风景线，也成为县城里街谈巷议的名人。怎么可能不是名人呢？小小的县城，生病住院是大事，那时，医德高，医风好，医术精，医情美，救死扶伤为第一，穷困户治病可免费。于是，能治病的医生，大都家喻户晓，特别是小儿科的和外科动手术的医生，简直被人奉为神明。一剂药下去，小儿不夜哭了，不咳嗽了，一刀下去，绝症治好了。那时手术前不兴送红包，有的是治好了病时，提着鸡蛋、红糖、花生之类的土特产的营养品去看医生，像走亲戚。母亲有一时期在洗染店当经理，凡是县医院去染布的，能不要钱不要钱，能少收费少收费，享受内部职工的待遇，实在不行，大不了，自己垫上。不仅母亲如此，县城里的照相馆、理发店、饭店、酱盐店……无不如此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可亲而又可敬。
今天（）晚上，遇到县医院的李姨和吕叔——官称李主任和吕院长，说是去宾馆见一位外地来的医学老专家，也是他们的老战友。两位老医生，都已七十多岁，五十年代从部队转业来到邳州，一干就是五十多年。一是内科专家，一是放射科高手，悬壶济世，默默奉献，不知医好了多少病人，给多少家庭带来幸福和安宁。如今老夫妻俩都得过重病，却与疾病顽强抗争，活得乐观，活得充实。特别是吕叔，现在还坚持在放射科工作者，一方面发挥余热为病人解除病苦，一方面奉献一生的经验智慧为年轻人传道授业。两位老人——我实在不情愿叫他们老人，因为在我的眼里，他们永远都是那么充满了自信，也充满了朝气——面色红润，健步如飞，笑声朗朗，慈祥可亲。我忍不住说“你们是越来越年轻了”，李姨笑着说：“我来邳县工作五十多年，比你的年龄还要大，还年什么轻啊！”我说：“论精神气，你好像比我们还要年轻呢！”大家都大笑。在县医院里，像李姨和吕叔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医务工作者，何止一人两人啊？
2007年12月4日
作者题外话：曾在《公厕》里，提到过县医院的公厕。苏式的标准化的厕所，胜过民居。在那样的厕所里方便，也是一种享受。因此算得上县城里的一个景点，特别是乡下来的人，进出医院公厕之后，回到乡下，都要津津乐道一番：卫生、整洁、洋气、气派。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文化&；not；——厕所文化。中国人历来重吃不重拉，把厕所建得像洋房，是传统观念上的强
县医院（二）
当时县城的医院主要有四个：县医院，中医院，职工医院，铁路医院。铁路医院是面向铁路职工和家属的，离我们家四五十米远，医护人员都熟悉，全是南方人。有了急病，我们也去他们那儿就医，很热情。有一年，我因为烧青蛙喂猫捅翻了地锅，烫伤了脚，母亲天天背我去铁路医院换药。职工医院在铁路西，面向工厂区的职工，最有名的闫医生就住在我家隔壁，一般小病，我们也乐意上那儿看，几乎不花什么钱，药到病就除。中医院在运河派出所的南面，遇到疑难杂病，非吃老中医的几副中药才会好，只是熬中药的味太难闻，更不用说捏着鼻子喝下去了，那是小时的痛苦回忆之一。县医院则面向全县人民的，小病不说了，开刀住院的大病，一定非它莫属了。而且是全天候的，记得有一次我半夜发高烧，大冬天的，鼻子喘出的气好像往外*。母亲一气把我背着到县医院，吃药打针，折腾到后半夜，等热退了才回家。那时想，医生一夜都不睡，白天还要上班，她们真是神人啊！
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有县医院医生的子女作同学，才有机会溜到县医院的后院里去玩。这是个挺神秘的地方，一者有停死尸的太平间，那间不大不小的平房孤零零地隐藏在大片的柳树丛中，在家住医院的同学的带领下，小心翼翼扒在门缝朝里看，只听一声喊“死人起来了”，大家吓得没命似的四散。二者有太平井，主要作用是扔医疗垃圾，但也扔死婴，常听到有人从井里拾出活婴的传闻。我们走到那儿，伸头探脑，看着那些针管、药盒子很眼馋，可惜捞不上来。那里面的确有些包小孩的花布小棉被之类，调皮的小伙伴这时会学婴儿哇哇地哭起来，想吓呼我们，被我们揪起来，差点扔到井里去。
县医院后院是没有墙头的，东西两面是一排枝叶茂盛的柳树条编织起来的篱笆墙，南面则是一个大汪，比已被填起来的儿童乐园人工湖还要大上三四倍，汪南岸，隔一条大马路，就是运河的大堰了。这片医院大汪不知如何形成的，夏天里，满是游泳的人，平时撒网或者垂钓的人也特别多。我们小时，也会扛着鱼竿儿跑到这儿来钓大鱼，因为附近的国营鱼场不让钓，而这一片大汪不仅没人管理，而且鱼儿大且肥，呆而傻，很易上钩。记得有一次发大水，大汪里的水漫上了大路，远远近近的人，都拿着脸盆水桶到路上抓大鱼，水花笑声齐飞，乐得我们满载而归。
县医院的后院还有一处特别的地方，就是宿舍区。一排排砖瓦房，因为房后都有一个厨房而显得格外别致，又因为都没有自己的院子，一排人门挨门地住在一起，又让我们觉得很好笑，不像一家一户过日子。不过，县医院的孩子大都长得很水灵，也聪明，在同学中，是天之骄子。
那时医院的医生，常常要组织医疗队下乡的，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邳州的山山水水，送药送医，培训赤脚医生，下一次乡就是几个月。妻说，她就跟她母亲下过乡，还帮助母亲背过药箱子呢！街道里打防疫针，也是他们。春天流感流行，他们便站在露天电影院的收票口，让我们张开嘴来，打一种绿色的甜丝丝的药水。单位、学校和街道里下乡支农时，他们也会派医生，背着药箱跟在后面。那时县医院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就像解放军和老百姓一样，是鱼水的关系。
但*开始后，县医院却成了重灾区。
2007年12月5日11时24分49秒
作者题外话：那时医院的医生，常常要组织医疗队下乡的，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邳州的山山水水，送药送医，培训赤脚医生，下一次乡就是几个月。妻说，她就跟她母亲下过乡，还帮助母亲背过药箱子呢！街道里打防疫针，也是他们。春天流感流行，他们便站在露天电影院的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运小
当年的运河小学，在邳州属校园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善、在校学生数量最多的一所完全小学。学区占了大半个县城，最东到现在的康乐大世界，也就是当年的供销联社，最西到大运河边，甚至我的班里，还有运河西汪家村的好几个学生呢！他们也真不易，小小的年纪，天天早晚坐运河渡船来来去去，风雨无阻，不过我们还是挺羡慕的，因为他们天天有船坐。
那时县城里还有两所小学，一是铁路小学，一是运师附属小学。铁路小学建筑挺别致，都是砖木结构的西式洋房，房子上还有烟囱呢！校园里奇异的花木繁多，很美，学生都是铁路职工子弟。附小我去的少，印象不深，学校除了招收少量附近社员的子女外，多是机关人员的子弟。当时我们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铁小打铁，运小运铁，附小卖铁。运小最穷，附小最富，铁小不穷也不富。”
我是在1964年夏天由运河镇幼儿园升入运小读书的。朦朦胧胧的印象中，校园像花园。正对大门口的，是两排松树，好像在夹道欢迎你的到来。校门两边围墙前，也栽有长长的一排松树，我们放学时，喜欢手抚着松树头儿朝前走，好像在弹琴。一进校门，迎面是一个大大的圆圆的由高大冬青围着的大花圃，中间栽着各种花木。母亲带我报到的那天，我硬是钻进了花圃中，想看看那些硕大的红花黄花是从什么样的树上长出来的。此后，那儿就成了我们藏身的好地方，只要不被老师看到并且抓到，总是乐得没法说。
花圃后，就是大操场了。做操和开大会，都在那个地方。操场的四周，是高大的白杨树。夏天时，树下边是乘凉和挖知了猴的好地方。我对大操场的记忆，深刻的有这样几次：一是请家住石灰窑的老奶奶作忆苦思甜报告，好像她家不少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我坐在下面听时，很自豪，因为她住在我们街道上，跟我母亲很熟，我去她家很多次，她认得我，买过糖给我吃。二是尚校长给我们全体学生作时政报告，讲的是抗美援越的大好形势。三是要放假了，开全校表彰会，我那时上二年级，不仅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在我家办的家庭学习小组也受到了表扬。
大操场的正北面，是一排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是一个小操场，一个小湖，一个大花园。院墙的后边，就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地了。我们常常爬过墙头，到麦地里去摘嫩豌豆生吃。教室分布于大操场的两边，从大门朝里，按高年级到低年级排下去。一排教室三间，一个年级，教室前，都有一个大花园。学校的西墙外不好玩，是油厂工人的宿舍，对门是木材货厂，也没意思，只有东墙外是平马车社，好玩极了，可以看溜马，可以看给马蹄砸铁掌，特别是放学时，正巧有马车在前面，就偷偷地坐在后边，一气坐到家，美极了。
*前的小学生活，真像当时电影《祖国的花朵》中演的那样，温暖、祥和、快乐、浪漫。在我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因为做作业发过愁，那时好像还极少家庭作业，暑假里倒是有作业，但那种薄薄的彩色的有许多插图的本子，与其说是作业本，不如说是画册，让我爱不释手，开学时都不想交上去。
少先队员的队日活动，或打着队旗，去附近的港口或者工厂，听工作师傅作报告。或三五一团，坐在学校后院的小湖边的小树林里，做游戏。或去居民区里给老弱病残者打井水、收拾房子。还有一次，是去西边的港口货厂拣废纸，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差点迷了路，天都快黑了才回来，但拣了很多很多的纸，全都交到学校，说是卖了钱，寄给越南小学生买课本。我好像是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加入了少先队的，那条红领巾，一直带到三年级末时，已是旧的像块白布，还露出了布丝丝。带这样的红领巾最骄傲，因为它证明你是一个老红领巾。待到换新红领巾时，*来了，换成戴红小兵的袖章了。
那时还兴建立家庭学习小组，小组是由住在一片的不同年级的同学组成，大家轮流到各家做作业，互相帮助，是很好的助学形式。放暑假时，还要办夏令营。夏令营是县城里三个学校的学生组成的不同营区。我上三年级时，开始参加夏令营，分到铁小，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一个暑假兴奋不已。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发生了*，浪漫而温馨的小学生活从此结束。
2007年11月4日星期日
运小<；中篇>；
我对小学时的老师，印象最深的，是我的两位班主任。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姓胡——一年级的班主任胡老师是女的，教语文，四年级到六年级的班主任胡老师是男的，也教语文。
只教了一年就调到文化馆去的胡老师，我曾在《打人是地主》一文中有过记述。三十多年后，一次喝喜酒时见到她，亲热的不得了，还合了影。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几乎能把全班同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