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臁Ｉ钍芨卸年较蛘妫颖市聪碌谝黄髌贰缎⌒∧季瓒印罚⒈碓�1938年在湖南长沙出版的《观察日报》文艺副刊上。这篇散文通过一支少年学生为抗日募捐经费的活动，反映了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这是她从事业余创作的开始。此后，她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
医疗队是一个接触面十分广泛的社会细胞。在这里，她遇到过各种人，使她扩大了视野，丰富了社会经验，为创作长篇积累了生活。
1939年初，她转到中国红十字会医疗五十九队工作。这个医疗队在湖南农村流动巡回医疗，对象是农民，也有从火线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伤病员。医疗队驻在长沙近郊麻溪铺时，她开始动笔写她早已构思的长篇小说《灾星》。
麻溪铺是一个小山村，村前是公路，村后有大山。这时，生气勃勃的杲向真，热情高涨，精力充沛，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写作。她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那时我才十九岁，对创作好像入了迷。每天清晨，天一亮，我便带着纸和笔爬到麻溪铺后无人的山坡上，坐在地上开始写，直到医疗队门诊开始，我才下山。晚上的业余时间我也不肯放过，别的队员都到田间、公路上散步去了，正好留下一片静谧的空间给我独自享用。我在灰烟绦绕的小桐油灯盏下埋头写着，楼板下面是猪圈，猪仔哼哼卿卿地弄出很多不悦耳的声音，时时搅扰着我的文思，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1940年春，她的心血变成了《灾星》的初稿。这是生命开出的花朵啊！当时一位编辑在给她的信中说：“在我读过的一些小说中，能够使我不肯释手而一口气读完的，似乎没有几本，而这《灾星》，却是其中的一本。我觉得这部作品写得相当融和和瑰丽，人物的描写，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已经把抗战初期投身战争的青年男女的群像刻画出来了。整体结构似乎松懈一点，但几个场面是写得很紧凑的。在你的文学生涯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宝贵的收获。”这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开始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青年生活》杂志上连载，后因湘桂撤退而中断，稿件被遗失。
1940年夏，杲向真转移到桂林，朋友们替她在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找到了工作。不久，她写了一篇揭露一个医疗队长借为人民谋福利之名，假公济私，搜刮人民的钱财，过腐化生活的小说，这篇小说在聂绀弩编的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上以“胖实”的笔名（是聂绀弩给她取的名字）发表出来后，触怒了医疗队长，他认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写的他。他通过关系，在报社了解到小说的作者“胖实”就是杲向真，于是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啪的一声扔到桌上吓唬她，阴着脸，恶狠狠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写那篇小说？”
“我反对贪污。”杲向真泰然回答。
“你侮辱人格，破坏我的名誉！”
“小说的人物是虚构的，”她解释道，“我到队里还不到两个月，和你接触很少，也不了解你。”
“现在你不是我这里的队员了，我宣布开除你。”这时，一只皮毛油亮的肥硕大花猫从里屋跑出来，在他的腿上踏着，竖起又粗又长的尾巴咪咪地叫着。这是医疗队里人人皆知的他用救济病人的奶粉喂大的猫。
“你被开除了，走吧！”他下了逐客令。
“不！”杲向真寸步不让地说，“不用你开除，我不干了！”
杲向真像自由的鸟儿一样，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那个医疗队。她的感情激荡着，没想到文艺作品有如此大的力量，竟使人觉得和她写的小说里的人物相像，愤怒成这样！
以后，她一面在中学教书，一面以儿童生活为题材进行写作。
四十年代初期的桂林，她认为是她在文艺创作上的黄金时代。这时，她认识了邵荃麟、葛琴、聂绀弩、骆宾基等作家，他们都热情关怀和鼓励她创作。1943年至1944年，她写了十几篇反映旧中国儿童苦难生活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青年生活》和《新道理》上。这些作品，于1949年由文化供应社汇集成册，取名《带臂章的人》，以“杲岚”为笔名出版。
湘桂撤退后，她辗转到四川，先在达县省立中学任教一年多，1946年8月，到重庆市立医院当助产士。在这里，她接触了一些同事们的孩子，以小小说的形式写了《小鹰》等儿童生活故事二十多篇，发表在聂绀弩编的重庆《新民报》副刊上。这时期她还发表散文，并以“万尼亚”笔名发表诗歌。
在这座医院里，她组织了文艺小组，学习进步书刊。1947年1月，重庆市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她组织医院的医务人员捐款、救伤和慰劳。这次募捐的款目和名单登在《新华日报》上，她用的名字是“向岳”。为此，院长把她调遣到重庆南岸龙门浩莲花山卫生所去工作，算是对她的惩罚。但在这个“世外”的社会里，她却找到了真正的生活，接触了在大城市里难得遇到的人和事。
这个卫生所在山上的一座庙里，后院住着被关押的人和许多看管犯人的士兵。杲向真在那里只工作了半年，却胜过了好几年的生活。她所接触的不少人的形象，至今还活跃在她的记忆里：“有一个被打伤了的青年人，每天被看守的士兵押来换药。这个年轻人的手指和脚趾都是黑的，现出严重的溃烂和脓肿。一次趁看守不在跟前，我问他犯了什么罪被吊打成这样，他告诉我他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打共产党，开小差被抓住了。他们拴住他的手指和脚趾，脸朝下吊起来往死里打……在这里，我也看到了凶煞恶神似的保长。他的老婆难产，但他舍不得花钱送她进医院，把我找去了。当我说明卫生所没有处理难产的设备，劝他立刻把产妇送到医院时，他竟跳起脚来骂了我许多难听的话，还说我白拿了公家的钱，我走远了，还听得见他站在门口叫骂的声音……”在那里，她还见到一贫如洗、无力求医的老百姓，他们那牲口棚般的住所、饥饿的面色、无助而绝望的眼神……这一切都刺激过她，使她心底原有的朴素的爱憎，变得更强烈。后来，在她发表的《母亲》、《母婴篇》以及《你好啊，故乡》里，都有这一时期生活的浪花。
1947年10月，她到了成都，编辑新创办的一家进步报纸《西方日报》副刊《西苑》，直到该刊被四川反动当局查封为上。她把《西苑》作为斗争的阵地，发表了不少作品。这时期她以“向真”的笔名发表小说和散文，以“二丫”的笔名发表杂文，以“高抗”的笔名发表诗歌。
1949年底，她兴奋地迎来了成都的解放，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即到《川西日报》任副刊编辑，并被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吸收为会员。1950年春调到北京，在《学习》杂志社编辑部工作。195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这年冬天，她到四川渠县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熟悉了农民过去悲苦的生活，扩大了视野。1953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参加张天翼、谢冰心领导的作协儿童文学小组的活动，在创作上，他们给了她许多关怀和爱护。她也一直把老作家陈伯吹视为老师，在给他的信里说：“虽然你没有在课堂上给我讲课，但是当我在创作的道路上彷徨的时候，是你鼓舞了我继续前进，当我对创作消沉、失去信心的时候，你给了我热情的关怀和亲切的督促，你是我真正的老师！”
这一年，她在解放后写出第一篇小说《小胖和小松》。初稿得到了邵荃麟、葛琴的肯定，并鼓励她多为孩子们写些东西。当这篇优秀小说在1954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的时候，她正在月子里。朋友们向她祝贺，说她生了一个儿子，又发表了两篇作品（另一篇是关于介绍一本列宁著作的文章，发表在《学习》杂志上），于是她把作品里小主人公“小松”的这个名字送给了自己的儿子。
《小胖和小松》发表后不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便出了单行本，后来天津、上海、北京的各大出版社都把它收入了选集。这篇小说写出了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友爱的关系，作者用一系列精彩的细节描写，织成一个十分生动感人的美好故事，小主人公的形象与性格栩栩如生，鲜明、生动地表现了人关心人，人人爱护下一代的主题思想。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杲向真说：“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小说的形象主要是从我的大儿子小林身上吸取的。有一次我的女儿和一个比她大一点的女孩到王府井买东西，回家时天黑，两人在路上失散，大人沿路去找，在金鱼胡同西口的交通警察岗上找到了她。那时的十字路中间有一个大圆盘，交通警站在圆盘上指挥交通，我女儿就坐在那个大圆盘上，忙碌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等着值班的警察叔叔下班后送她回家。在写《小胖和小松》时，我把人物、环境都变换了。我觉得在公园里，主人公有更广阔的天地展开活动，使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现，使人物更加真实、丰满……”
这篇作品在1980年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获得了一等奖。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是不能离开生活的。杲向真虽然没有机会长期地专门深入生活，但她也从不放过一切可能有的机会。1955年后，她曾在北京棉纺二厂深入生活，先后担任过该厂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和子弟学校校长。在子弟学校，同老师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交了朋友，工作的责任心和生活的乐趣，作家的灵感和童心融为一体，孩子们的性格、美好的思想感情，都一起涌到了她的笔下。这时期她一连写了《春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和《节日的礼物》等引人入胜的儿童短篇小说。其中后两篇，都是在生活的直接启发下写成的。她想在院子里种点向日葵，见人家种的长得老高，花盘结得那么大，很是羡慕。可是别人劝她甭种，说种了也是白种，一长出苗来就会被院里的孩子糟踏了。由这点启发，再加上平时接触的生活，当它们一联系起来，便构思成著名的《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节日的礼物》是作者受自己的生活启发而写成的。杲向真说：“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看见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坐在玩具店外面的地上嚎哭，一位农村妇女拉他，他怎么也不肯起来。我问她，孩子哭什么，她说他要买玩具。我说：‘你就给他买一个吧。’她着急地说：‘拿什么买呀！我们一大早打农村来，扯了些布，回去还得坐车呢！：孩子继续哭闹着，我叫他们等着我，便急忙进玩具店买了一辆鸭鸭车送给了孩子。他立刻不再哭了。当那妇女还没有从惊讶中醒悟过来，我已经挤进了人群。后来我把这件事加以虚构，写了这篇小说……”
大地上的路是曲折的，生活的路尤为坎坷……
1956年，杲向真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同年调到北京市文联工作。正当她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奋发向前，在儿童文学这块园丁不多的园地上勤奋耕耘并有可喜收获的时候，她遭到了被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就因为在1957年整风时，她对市文联的一位领导工作上的缺点提出了意见，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虽未被补划为右派，却遭到了报复。
那时候，有口不能言，徒有一根舌头，她在党中央的身边，却找不到母亲。她永远不懂：“给领导提意见，为什么就是反党！我如堕五里雾中，我痛苦、茫然。从此，我背上了‘反党’的包袱，羞于见人。在家庭里也抬不起头来，觉得委屈了孩子。我把自己和世界隔离起来，成了真正的孤儿。也从这以后，我变得更喜欢孤独和沉默寡言了。”
她的精神和感情都受到了创伤，但是她却不愿让自己年富力强的生命白白虚度。她常常自我安慰：“组织上是个非党员，可在思想上要做一个真正的党员。”在以后的几年中，她无声地、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人前从不多说一句话，业余时间她默默地创作着，先后发表了《在灰色的日子里》、《春夜》、《母婴篇》、《好秘密》、《你好啊，故乡》、《母亲》、《刃磨》、《快乐的小鸡》以及一些短诗、散文和评论文章，其中有的还被译成外文。在创作上，她是一位从不满足的人；另外，让劳动的欢乐滋补伤痕，充实生命，给孩子们多写东西，是她生活的唯一乐趣。
1966年，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燃烧起来。杲向真同许多作家一样，没有能避开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袭击。开始，她被怀疑为漏网右派，曾经多次掀拽拉扯，到1969年5月，就随着北京市第＿批下放干部到门头沟区上苇甸公社黄土台大队劳动去了。那里是山区，黄土台就是高山坡上的大土方，台上住了五十来户人家。台上的房屋随着起伏的山势而筑，重重叠叠，煞是好看。村庄四周环山，山上长满了果树，一到春天，五颜六色的果花和天上的云霞相映生辉。山涧有条清澈透明的溪流，冬天溪水成冰，村里的孩子们坐着自制的滑冰车，在冰面上嬉戏，山涧荡满了笑声。
杲向真在这里劳动了十个月，同社员、孩子都建立了纯朴的感情，因此她深深爱上了这个小山村。她知道，解放前谁家外出讨饭，抗日战争时谁在深山打游击，谁家的孩子差点儿掉进小塘淹死，谁家的小伙子结婚反对铺张；她知道，哪一块地的土质好，哪棵树结的苹果甜。她和社员一块修整山地、打眼放炮，一块儿躲在山岩后面笑着满天纷飞的碎石；一块儿提着篮子在密密的杏林里检杏核，淘气的孩子一边检一边把杏仁塞进她的嘴里；他们一块儿坐在场院里剥脱核桃的外衣，品尝甜嫩多汁的鲜核仁……在这个美丽的山村，她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积累了生活。
后来，她到干校劳动了四年。1974年，北京市人事局开始考虑她的工作分配问题。她的档案先后送到北京出版社（当时叫出版办公室）、市文化局，都被退回，接着是《北京文艺》、三废办公室、市区文教局、区文化馆……全都拒绝接受她。人事局的干部叹着气说：“女同志过了四十五岁就难分了。如果你恢复了党籍，也会好办……”杲向真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她从十七岁走上工作岗位，还从来没有在家里闲呆过。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工作”就是幸福！但是，在“四人帮”暴虐的统治下，她“失去了”，竟找不到任何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多么可怕！杲向真说：“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我既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也没有能力使自己恢复党籍。但这样无所事事地闲散在家，混日子，真会把我逼疯。”好心的人事局干部总希望安排一个离家近、适合她的特长的工作，但在当时毫无希望。杲向真热烈地渴望着工作，她对人事局的干部说：“不管什么工作，什么单位，也不管多远，只要我能胜任，就可以，决不挑挑拣拣。”人事局的干部不以为然地反问：“石景山区倒是要人。那里离城里四五十里，谁都不愿去，你去吗？”“可以！”她欣然同意了。回到家里，她又给人事局的干部写了恳切的、充满了革命热情的信，讲革命不应怕艰苦，不能只在家门口干革命等道理。最后，她终于到了石景山古城二中。
1975年，刚刚进行大反师道尊严的运动，一般学校的纪律都不好，古城二中也不例外。开始，她在政治思想教育组，协助宣传队工作。宣传队的工作都是抓打群架、破坏公共财产、偷东西、要流氓的学生。她坐在办公室里，每天“接待”的都是被打得鼻青眼肿的学生，时时听到打碎玻璃的声音，或在楼道里大声喧嚷、奔跑的声音，她觉得神经紧张，心底惊慌。教学很难进行。所有的老师都为青少年担心，为国家的命运忧虑。在她上课时，只有少数学生认真听讲，不少学生睡觉、肆无忌惮地说话、打闹、吹口哨、乱扔纸团，教室活像茶馆和酒楼。她生气，心里恼火，但不会训斥学生，只会说：“青春是美丽的，应该珍惜！你们混，混吧，将来看谁倒霉！”
“四人帮”的时代，是产生小偷和小流氓的时代，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十分严重。那时杲向真住校，在夜里，时常被隔壁派出所里传出的呵斥、撕打、哭喊声惊醒。这种生活，使她感到恐怖，又感到新奇。那年9月，学校派她和另外一位老师到这个派出所看管女流氓，组织她们读报或劳动，晚上也有人值班看守，以防逃跑。这些女流氓总是有说有笑，快活之至。她厌恶她们，也怕她们。在看守期间，她总是躲开她们，坐在远远的地方看书，避免同她们说话。后来，这些女流氓给她起了个别致的外号叫“大学生”，大概她们认为她的书生气太足了吧！杲向真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懊悔。一个作家应该熟悉各种生活，为什么当时不和她们交‘朋友’呢？了解她们的身世、思想感情以及怎样跌进罪恶的泥坑，这些无疑会丰富我的‘生活仓库’。”
她在学校呆了三年，教了两年高中语文，尝到当教师的辛苦，积累了一些生活素材。
“四人帮”的覆灭，使她又获新生。她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园丁，又回到倍受摧残的儿童文学的园地，发表了童话《酒井》和儿童短篇小说《风雨中的小鹰》等，再版了《小胖和小松》（1960年，作家出版社；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集子收有《小胖和小松》、《春天》、《节日的礼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妈妈割麦子去了》、《太阳的翅膀》等九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从不同角度刻画了新中国孩子们的可爱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通过这些小主人公的活动和形象的塑造，反映了我们的时代，说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是幸福的，只有在这样的时代里，孩子们的生命才能获得社会的真正关怀、爱护和培育，孩子们才能成为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革命接班人。解放前写的《三颗流星》，揭露了旧社会对孩子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