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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感到社会的冷酷和严峻，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一方面又迷惘和困惑，她决心作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渐渐地远离社会斗争的漩涡。她把自己的愤懑、忧悒、彷徨和期望，倾注在内心，她开始写诗了。
冯至先生是她的德文老师，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她始终和冯先生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她经常把写好的诗拿给冯先生看，冯先生也不断地给她指点和鼓励。她的诗，在一段时间内愈发多起来了，大都是抒情诗，登在昆明的报纸上。
污浊的现实与郑敏纯真的幻想，猛烈地碰撞起来，她十分茫然，内心非常苦闷。“今后的路，将如何走下去！”她开始了深深的思索。最后还是采纳了父亲的意见——去美国留学，继续攻读外国文学。
1943年，父亲卖掉房产，为郑敏凑足去美国留学的路费，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郑敏只身一人，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入美国布郎大学学习。到美国以后，由于家庭经济来源断绝，她不得不半工半读。
四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紧张的竞争充塞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渗透到每个人的毛细血管中，郑敏对这里的生活环境很不习惯。为了糊口，她匆匆忙忙地上完课就忧心忡忡地赶去做工，然后，再拖着疲乏的身躯走回宿舍。”这和她多年来幽静的书斋生活十分不协调。郑敏先在一个小饭馆为老板收款、算帐，因为她的数学不好，加上心情紧张，所以第一天下来就错了帐，郑敏感到不能靠吃这碗饭过活。后来又改去首饰厂穿珠子，为工厂数电容器，给饭馆洗碗。穿珠子或数电容器都是十分紧张的劳动，干起活来，连厕所都不能去，吃饭也得在原地吃，每天有定额，而且不能有误，如果出了差错，就要扣除工资。
在美国学习期间，她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争得人格的尊严，是多么的刻不容缓呀！郑敏在半工半读期间，不仅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尝到了生活的困窘和艰辛；而且处处遭到别人的白眼和冷遇。刚到美国时，她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老太太见她很穷，时刻提防她，恐怕她交不起房钱，最后还是把她赶了出去。郑敏只好又搬到青年会宿舍去住。在艰难度日中，她结识了不少华工，与他们眷恋祖国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海外漂流了大半生，积攒了一些钱，渴望抗战胜利后回国看看，但国民党当局却百般刁难，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有些人经受不起，只好又返回异国他乡。郑敏对这些父老同胞，寄予深切的同情。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更使她激动不已，她思索着自己将来的命运和归宿。
1950年后，郑敏转入伊利诺州立大学继续读研究院，直到1953年，才完成英国文学硕士论文，获布郎大学硕士学位。这时，她已跟学习自动化原理的中国留学生——童师白结了婚。美国对这些科学工作者看管得很严，每三个月就要向主管部门进行一次汇报，使当局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一个假日，郑敏夫妇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兴奋。她顿时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腰板硬起来了——民族自豪感，在心头油然而生。中华民族新生了，郑敏夫妇和千千万万游子的心也复活了，想方设法也要回到祖国去。他们先向移民局递交了申请书，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准离境，后又同意离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内，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明明是阻挠。但思念“母亲”的心太切了，夫妇俩毅然决定丢下两人辛辛苦苦筑起来的“窝”，匆忙启程。索绕在他们头脑中的念头只有一个，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身边去。“母亲”再穷，也是自己的，儿女是不会嫌弃的；美国再阔也是人家的，寄人篱下的日子已经过够了。郑敏曾说：“在美国过的总好像是试管婴儿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回国后，她被分配在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工作，壮志未酬，报国之心正盛。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接踵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狂风暴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斗争……郑敏先是站在局外，冷静地、真诚地看待这一切，慢慢地也被卷进去了，她诚心诚意地接受改造，有些想不通的地方尽量想明白。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郑敏的思想感情与理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祖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每天都有“卫星”上天，亩产“超千斤、上万斤”，她欢欣鼓舞，自己也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白天她跟大家一块劳动，夜晚灯火通明，跟农民一块参加夜战，她精神振奋；但回到村里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农民被迫拆房砸锅，愁眉苦脸；自己每天只能吃两餐白薯，广大农民更是连瓜菜也填不饱肚子。她在思想上产生了问号：“这样跃进能够持续下去吗？”但这种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行动还得尽量跟上。1960年她从文研所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以后又参加“四清”运动，两次下农村，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她和广大知识分子一道经受了考验，虽几经折磨和摧残，总还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今天她虽已年过七旬，但属于诗人的心却是永远年轻的。
三
郑敏是抗战后期崛起的大后方学院派青年诗人中的一位。她与杜运燮、穆旦等属于昆明湖畔的一组，被称为和谐的“三重奏”，“杜运燮比较清俊”，“穆旦比较雄健”，“而郑敏最浑厚、丰富”。1949年唐氵是在《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中谈到郑敏的诗及其风格时说：“郑敏的诗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的一刻历史性的平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于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流涌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静凝。”她是一个“用清明的数学家的理智来写诗的诗人。……在她的诗中，思想的脉络与感情的肌肉常能很自然和谐地相互应和……她虽常不自觉地沉潜于一片深情，但她的那萧然物外的观赏态度，那种哲人的感喟却常跃然而出，歌颂着至高的理性。”
郑敏的早期诗作大部分写于1943年前后，即她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194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之———郑敏《诗集》（1942—1947），共收录其六十二首抒情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类。
抒情的诗，这类诗主要是通过意象表达作者情感生活方面的经历，特别是内心的波动、疑虑和领悟，如《晚会》和《怅怅》。这类诗在整个诗集中的比例不大，因为作者很快就被一些内容更深刻的感情所吸引，转入思考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人生感受和疑虑，如《寂寞》、《云彩》、《幻想曲》等。诗中充满了对立感情矛盾，作者却将这种矛盾在艺术中统一和谐起来；更多的是对内心矛盾、矛盾中的思考、感情上的冲突的描写。从这组诗里，看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作者内心感情的画面。作品的基调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内省、沉思和忧郁。
另一组诗是对历史及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这组诗更直接地联系到现实的历史，较之前一部分深沉、凝练，诗中的意象也更扎实，更接近于社会生活。哲理比抒情更多一些，如《清道夫》、《贫穷》、《生命》、《死难者》、《小漆匠》、《人力车夫》、《噢，中国》等。这些诗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变化的认识及对黎明到来的呼喊和渴望；同时也表达了对贫穷弱小者、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悲惨境遇的同情。从这些诗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诗人的精神是奋发的、昂扬的。
还有一类是为一幅画、一尊雕塑、一首乐曲所写的诗。如《荷花》、《献给裴多芬》、《垂死的高炉人》、《雷诺的少女画像》等，这组诗是借以表达作者的憧憬和希望的。
郑敏长期从事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增进了她对西方文学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借鉴、吸收了西方文学表达情感的方式；同时莎士比亚与浪漫派诗人及十七世纪姜·顿和二十世纪T·S·艾略特等人的作品对她影响也很大；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她喜欢李商隐的丰富意象和杜甫的悲愤情怀，也从中汲取了养分。
多年来，郑敏对中国的新诗有许多精辟、独特的见解，渗透在她的诗创作的字里行间。
她主张诗要含蓄、朦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千姿百态的，人的感情也是千变万化的，只有含蓄、朦胧，才能更符合生活的真实。这样的诗，读起来才有余味，有嚼头。
她主张诗要有丰富的意象和多样、浓重的色彩，诗要像油画和雕塑。要在丰富的意象中寓以深刻的哲理，而不应是赤裸裸的逻辑推理。这样的诗才能表达浑厚、深沉的思想。
她主张写诗切忌平铺直叙，诗要有高潮。诗人用以表达感情的方式，常常是倏然的，跃动的，要在平凡的写实中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称之为“一波三折”。
郑敏这些关于新诗的见解对于繁荣诗歌创作大有稗益。现在，她自己仍身体力行，努力实践。近年来，她在国内外刊物上先后发表了百余首诗，郑敏八十年代以后的诗，其思想更加深沉，艺术更加完美，独特的风格更加具有魅力。结集出版的有：《九叶集》（九人合集；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八叶集》（八人合集；1984年，香港三联书店）、《寻觅集》（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心象》（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早晨，我在雨里摘花》（1991年，香港突破出版社）。
这些诗概括了她几十年的创作生涯，抒发了诗人新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延续了她早期诗作的含蓄、深沉，充满自然辩证法和人生的哲理。她的诗充满激情，给人以欢乐、明快的节奏感，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对于她早期诗作的幽暗，甚至晦涩有较大的突破，完成了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自我超越。
多年来，郑敏如同一片平凡的叶子，不断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一丝丝新绿。她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仍然勤奋地写作，并撰写一些有关西方文学和古典哲学方面的论文，如：《意象派诗的创新、局限及对现代诗派的影响》、《英美诗创作中的物我关系》、《诗的内在结构》、《诗的高层建筑》等。她还翻译一些诗歌，深受读者喜爱。
常青的松柏迎着狂风暴雨也能茁壮生长，而浓艳、芳馨的花，却要在适宜的环境里才能竞相斗妍。郑敏在孜孜不倦的追求中，获得诗歌创作的再度辉煌，属于诗人的心永远是年轻的。
杲向真
阎纯德
把一生的爱和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儿童文学创作并有其成就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就女作家而言，除了冰心，我们还可以数出黄庆云、葛翠琳和杲向真等人。总之，可谓真正是寥若晨星。
杲向真已经七十多岁，她在她的智慧和为孩子们的辛勤耕耘中，有一个永远的“童年”，因此被人称为“上帝的孩子”。
从1978年我便开始追踪这个“上帝的孩子”；我已经累了，她却还在连跑带跳地向前奔。1992年11月18日，北京作家协会组织召开了“杲向真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但这不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是她创作文末的句号；肯定也好，鼓励也好，安慰也好，对这位受人敬重、孩子爱戴、淡泊明志、不卑不亢、不惊不躁、安之若素的她，荣和辱并不重要，她只有慈母的情怀和写作的真诚。
我重新认识她，也从头数起她的足迹。
星期日，一个普通的早晨，七点来钟，北京图书馆门前，已经排了个二百多人的长蛇阵。长队的第三十人，是一位不讲究服饰、两鬓斑白的妇女，书包里装着鼓鼓囊囊的书稿，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从她那沉郁的面部表情里，发现一丝淡淡的笑意。等大门开了的时候，后面的人流突然变成一个浪头，她夹在人丛中，被左推右撞地带了进去，衣扣也挤掉了两个。她，就是刚刚重返文坛的女作家杲向真……
白皑皑的灰石山，绝色的田野，一条琥珀色缎带般的运河，一簇簇浓密的树荫遮掩着的村庄……那是她的故乡：江苏省邳县窑湾镇。
1920年，中国还是一片黑暗。在窑湾镇一个很穷的家庭里，杲向真诞生了。她的老家原在邳县农村——杲堂子。据说杲姓的祖先本姓颜，唐朝安史之乱时，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从兄颜杲卿因触犯了皇帝，要抄杀满门，才不得不去掉颜字，以杲作姓，逃散各处，有一支在邳县农村安了家，以后这村子就叫杲堂子。
杲向真的父亲没有固定的职业，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当店员，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生下三男三女。杲向真排行第四，原名杲淑清，因母亲早逝，生日不详。但参加工作后，那些表格上，她的生日总是写着：9月28日。那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国难当头，在武汉，她结识了一位朋友，以后成了她认识和信仰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这位朋友给她取了一个寓意颇深的名字——向真。在人生的长途上，为了纪念这位可歌可敬的老师和他们之间的纯真的革命友谊，她把他们相遇的日子9月28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窑湾是一个小乡镇，镇中心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石板路。街道两旁店铺里的人，站在柜台里就可以互相对话。穷人不能住在镇子里，她们全家住在镇外一间半出门就是运河的茅草屋里。房顶经常被讨厌的风撕破，下雨天，草屋便成了“水帘洞”。这个穷家是穷人的一切，它给杲向真留下一串难忘的储满运河风光的记忆。浅浅的运河水，只要把裤腿卷到大腿根儿，就可以趟水过河。河那边是碧绿的田野，远处影影绰绰的是她叫不清名字的村落……她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我家很穷，但穷人家的孩子却有自己的乐趣。我从小就没有受过封建礼教的约束，我在运河里摸鱼捉虾，同小伙伴打水仗，爬梯子在屋檐下掏麻雀，在乱石堆里逮蛐蛐，和男孩子一样……”
九岁那年，她进了镇上一所收费不多的耶稣堂小学。但童年的乐趣并没有因为读书而消失，仍喂着一只小麻雀。当它能展翅高飞的时候，便把它的翅膀剪短，使它能飞，却飞得不高、不远。清晨，把它撤上屋顶，任其嬉戏、觅食、晒太阳；放学回来，只要唤一声，它便飞下来，站在食指上，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亲昵地望着她，啁啾着，等待着给它喂食。小麻雀是她童年亲密的伴侣。每当她看到庭院里自由雀跃的鸟儿，她便想起自己的童年和那只爱鸟儿——小麻雀。
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是不能没有母亲的。但是在她十岁时，家庭遭到了不幸——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为了还债，父亲把家中的床铺、桌凳和炊具都抵了债，幸好是夏天，一家人在天主教堂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住了一夜，天一亮，她便同哥哥、姐姐到了南京，一起进了贫儿教养院。这所贫儿教养院，是为了纪念黄克强（黄兴）烈士，由他的夫人徐宗汉女士用募捐得来的钱款筹办的。收容的儿童，多是与黄埔军校军人有关系的遗孤。他们是由堂哥——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介绍进去的。在这里，她第一次从一位老师那里知道了世上有穷人富人之分，模模糊糊地懂得了阶级，听到了共产党的名称。这位名叫李涤尘的老师（是章蕴的丈夫），于1933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是他，在那颗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播下如何认识人和社会的种子。他们进贫儿教养院不久，堂哥因为有“亲共”嫌疑而被捕，关进了南京国民党陆军第一监狱。后来他们去探监，杲向真才看到这位可敬的堂哥。她头一次看到监狱，这时，旧社会的黑暗像凶猛的潮水涌进了她的心海，淹没了那颗由童年生活塑造成的欢乐的灵魂，产生了对统治阶级的仇恨。
1935年，杲向真考进南京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当时报考的资格要二十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她实际上没有读过几年书，只是在考前攻读了《投考指南》一类的书籍，为了求生，虚报了年龄和学历，才被侥幸录取。经过一个月的试读，发现她年龄太小而令退学，后来由于她诚恳地写信申诉理由，又因有些学员不能吃苦而退学，这样她才又被招回学校。
自幼丧母，家境贫困，都影响着她。到了少女时期，她除了学习刻苦、勤奋外，还养成愤世嫉俗的孤独性格。这时，一位朋友介绍她读鲁迅的小说和苏联革命初期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她进一步认识世界的钥匙，使她获得了在人生的海洋里搏斗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环境里，她孤独地生活着，沉默地学习着、成长着，也战斗着。她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丽达等许多人物，都曾强烈地激动过她。后来，她陆续读了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等人的作品。这些大作家把她引到了文学的百花园，使她迷恋。《安娜·卡列尼娜》、《斯巴达克思》、卡特玲斯卡雅的《勇敢》、契诃夫的短篇，她都看过好几遍。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是她特别喜欢的一部作品。她激动地回忆说：“书里的几个孩子（包括大人）写得那样生动，结构那样精巧，曾使我激动得要写信给这部书的作者……”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中国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这时她从助产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湖南长沙卫生实验处的一支医疗队工作。在去长沙途中，她看到许多动人的抗日救亡的情景。在一个火车站上，她遇到一队为抗日募捐的小学生，那感人的场面使她流泪，使她热血沸腾，学生们情真意切的语言，就像抗战胜利的锣鼓，在大地上震响。深受感动的杲向真，挥笔写下第一篇作品《小小募捐队》，发表在1938年在湖南长沙出版的《观察日报》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