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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民主化时期结束的事件之一是1948年夏季警察局突然袭击了为罢工者占据的东宝公司。小林一三又成为“自家的主人”，解雇了大批“赤色分子”，其中有杰出的导演、编剧和演员。这些人在各工会与团体的支持下组织起制片合作社。在1948—1949年间，随着清水宏的《蜂窝里的孩子们》和山本萨夫的《暴力的市街》这两部影片的出现，开始了独立的与进步的影片生产。
当时有人把这称为日本的“新现实主义”，但是这个运动受意大利的影响甚少。独立制片人的首次成功作品是那部《不，我们要活下去》，它叙述了失业者一家的生活，格调同《偷自行车的人》迥然不同。
1950年之后，日本的新现实主义似乎在表现的强烈上与发展的速度上都超过了意大利。每年成功地制作10部或12部影片的独立制片人影响着同控制电影业各部分的五大公司（东宝、新东宝、松竹、东映、大映）订有合同的电影创作者，这种影响在“时代剧”或“武士片”方面都很明显，例如《罗生门》
一片就证实了这点。
在这部使西方对日本电影刮目相看的影片中，黑泽明虽然仍保留着原小说中的1920年代皮兰德娄的笔调，不过他利用这种风格，借一个贫苦伐木工人的控诉，谴责了那些为军国主义者们所钟爱的“刀剑片”中的传统英雄——封建主、贵妇人、强盗、军人等等。以后，他摄制的《七武士》则表现农民们团结起来对付盗匪。
在老导演们摄制的历史片中，对社会的批判也明显可见，例如衣笠贞之助的《大佛开眼》一片就超过他后来的《地狱门》，这部影片象一首具有色彩的交响乐，它据以改编的原作却是一部平庸的现代“武士道”小说。再如沟口健二在1955年去世之前摄制的影片，利用古代的题材来谴责封建旧习及其恶果：日本妇女的被奴役。这位作风细致、感觉敏锐的大师的最后两部杰作是《春子的一生》和那部极不寻常的《雨月物语》，后一影片把幻想与现实溶汇在一起，使人联想起中世纪时代的鬼戏，并象这些鬼戏一样，假托神鬼故事来谴责封建制度和战争。
不论“时代剧”在西方获得的成功有多大，我们不应忘记“现代剧”的现代题材片占到影片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在1953年生产的302部影片中要占到211部）。在影片生产中那些成套制作的武侠片，数量不断减少，只有几部供出口的场面讲究而豪华的影片还在制作。
从1950年到1955年，独立制片人的最优秀影片是龟井文夫的《一个女矿工》，新藤兼人的《原子弹灾难下的孤儿》，山村聪的《蟹工船》，今井正的《百合塔》与《暗无天日》，以及山本萨夫的《真空地带》、《箱根风云录》和《没有太阳的街》。
在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中间，龟井文夫导演的这部影片通过一名女矿工漫长的生活与死亡历程，歌颂了日中两国劳动者的团结。影片在北海道煤矿中拍摄，得到工会工人们的支持，并有沟口健二喜爱的女演员山田五十铃参加演出。它的主题思想是两名矿工提供的，由编剧家新藤兼人将它写成剧本，新藤兼人不久导演了《原子弹灾难下的孤儿》。
这部影片的表现手法含蓄而紧张，人物情绪因受压制而显得更为激烈。它在描绘这场恐怖的惊心动魄的灾难上超过了另一部名叫《广岛》的影片。后者是在广岛全市人民的支持下再现了该市被原子弹轰炸的那天的情景，由另一个独立制片人关川秀雄摄制的（关川秀雄还导演了《混血儿》、《1945年8月15日的早晨》、《颤栗》和《愚人节》）。
新藤兼人的谨慎作风同《蟹工船》表现出来的古怪离奇适成鲜明的对照。这部由演员山村聪导演的影片中，呜咽悲泣、歇斯底里的大笑或是嗥叫、咧嘴的姿态，占着突出的地位。影片是根据20年代的一部“无产阶级”小说改编的，描写那些象水上监狱那样漂流在海上专门捕捞、保存螃蟹的渔轮中的苦工们的生活。
在《百合塔》中，今井正再现了冲绳战役中不幸丧生的小学生们的悲惨情景。他最为杰出的影片《暗无天日》用各种不同的有力手法剖析了一桩一直未被纠正的轰动日本的冤案。
山本萨夫在他导演的影片中显示他是一位表现有力而泼辣的作家。他以使人屏息的激烈手法改编了《真空地带》这本因揭露残暴的军国主义者象驯兽那样训练士兵而出名的小说。另外一些独立生产的影片也控诉当时人们主张重建的旧日本军队，例如在《云中樱花》这部影片中，刚开始导演工作的家喜三男二揭示了为日本培养“自杀飞行员”或“神风飞机航行员”所使用的各种神秘迷信的方法。
山本萨夫在《箱根风云录》中热烈而同情地描写了17世纪的农民斗争之后，接着导演了他的杰作《没有太阳的街》，这是根据1930年出版的一部“无产阶级”小说改编的，作者为排字工人德永直。山本萨夫用抒情的现实主义、浪漫的气息、独特的蒙太奇手法，表现发生在一家印刷厂里一次长期而残酷的罢工中的几个插曲。
独立制片人由于他们的成功，支持了影坛老将们重显身手。在东宝公司罢工后被列入黑名单的五所平之助重返电影界，导演了《远方的云》和《烟囱林立的地方》，后一影片象一部合唱的歌曲，叙述一个工人区的生活。同五所平之助一样，也是出身于30年代“新现实主义”的成濑巳喜男在《母亲》一片中表现了一种感人的真诚，此后他又拍了一系列描写出小人物生活的影片。另一方面还应指出，能干的木下惠介以他导演的《二十四只眼睛》一片获得巨大成功，这部影片描绘日本群岛中某小岛上一个小学女教师的生活，它那种影射性的含蓄手法在日本要比在国外更能为观众所欣赏。
《罗生门》在国际上赢得的成功使黑泽明能在当代题材方面发挥他的才华。他的《白痴》一片以日本北部某地的雪景为背景，是一部令人难忘的杰出作品，在忠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原作上要胜过俄国之外任何一部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影片。但黑泽明的杰作却是一部名叫《活着》的影片，在该片中演员老村以杰出的演技饰演一个城市里的小职员，晓得自己已被医生宣布死刑，把他最后的时日用来为贫民区的孩子们修建一个游戏场。在这部超过两小时的影片里，画面的美和人物感情的真挚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1953年，这个国家终于和美国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规定军事占领结束（理论上如此），电影业此时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全国有4000家电影院，8亿人次的观众，每年生产300部影片。五大公司用一二周的拍摄时间就炮制出刀剑片、枪战片、涩情片、科学幻想故事片（如《怪兽柯吉拉》），这些影片都是好莱坞的摹拟品，歌颂军国主义者的货色。
幸而由于它的新现实主义的飞跃发展，日本电影才成为世界先进电影之一。
1950年之后，日本电影由于它的艺术价值和数量众多，继续保持着领先地位。它在1958年生产了504部故事片（其中上百部为放映历时不足一小时的中型影片）。影院数超过7400家，观众人次高达10亿（每人每年平均购票12张）。
尽管这些影片大部分都是在各大公司的制片厂用传送带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作品为数仍然很多。
沟口健二于1956年故世。黑泽明每年都有重要的作品问世。《七武士》虽然非常完美，花了很大的资金，在西欧各国却没有引起象《罗生门》那样的注意。西欧人也根本不理解《活人的记录》①一片的深刻含义。它透过影片主人公——一个自私透顶、人人讨厌的老头，表现日本人极合情理的对原子弹的恐惧。如果说他改编高尔基的《底层》质量平平的话（相对而言），那么，他导演的那部《麦克白》（又名《蛛网宫堡》）却是一部杰作。麦克白夫人脸色白皙，冷漠无情，很象日本古典能剧里的角色，而麦克白这个主人公则在向前移动的伪装森林中射出来的飞啸乱箭下殒命。黑泽明那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很自然地和世界知名作家的作品结合在一起。①法译名《我生活在恐惧中》。——译者。
50年代是小津安二郎艺术日臻成熟的时期，他是日本导演中最有日本特色的一位导演，在他的本国、美国和英国被认为比沟口健二和黑泽明更高出一筹。他生于1903年，1930年首次导演《小职员的生活》，该片在很多地方显示出精湛的技巧。此后他的电影语言的特色是简洁朴素。通过他在1948—1960年间摄制的影片（《风中的母鸡》、《晚春》、《东京暮色》、《早春》、《浮草》、《石蒜花》等），小津安二郎创造了一个非常紧凑的小社会，这个社会使用的简单语言和从事的日常行为都具有长远的影响。家庭生活、长幼关系以及各代人之间的关系是他喜爱的题材，在处理这些题材时，他对环境气氛与人物心理状态都采取独特而直接的表现手法。我们希望这位总是拒绝一切同他的世界观不相容的东西的正直作家，其作品很快能在欧洲大陆为人所了解。
1956年之后，独立制片由于势力日益增长的垄断组织的控制，不得不放慢速度。
山本萨夫在《山椒大夫》这部企图改良现代日本的讽刺作品中，没能赢得象《没有太阳的街》那样完全的成功。
菲律宾
据1936年左右访问这个美国殖民地的罗伯特·弗劳莱说，菲律宾约在1915—1920年间就开始摄制故事片，但是影片生产真正得到蓬勃发展则是1933年的事，生产的有声片用的是泰加洛语，这是7000个大小岛屿上使用的共同语言——
全国2100万人说的方言共有50多种。
当时在马尼拉有好几十个制片商，他们创办了一些简陋的制片厂，每年以低廉的成本摄制30—40部影片，供岛上200家电影院放映。在菲律宾电影创作者中，弗洛莱举出曼努埃尔·西洛斯，他是《马古兰的辛那格比斯》和《安丁·安蒂那》的导演，片中的主人公是“泰山、隐身人与金刚的混合物”。制片人何塞·尼波姆西诺为《海盗莫洛斯》（1932年前后摄制）的拍摄不惜工本，据弗洛莱说，这是一部高质量的影片。
日本占领时期，电影生产依旧进行，但是制片厂在收复吕宋岛的战斗中却被美军炸毁了。然而，由于菲律宾人酷爱电影，影片生产在战争刚一结束就很快恢复起来（1946年生产10部，1947年生产24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马尼拉“电影院从清晨七点一直营业到午夜，场场满座，毫无间歇。光顾这些影院的人数估计每年达到一亿以上”。
到1950年，十四家公司摄制了80多部影片，同时，按照当时的限额规定，全国750家影院在上映节目中至少要有10％的菲律宾影片。好莱坞对某几家公司颇有影响，其中似乎有曼努埃尔·孔德公司，该公司在1952年摄制了一部《成吉思汗》（由卢·萨尔瓦多尔导演），这是在西方上映的唯一的一部菲律宾影片，由“联美公司”发行。影片叙事粗犷有力，演员也各有特色，但导演手法受好莱坞的影响，相当夸张。
有一些场面颇大的影片是根据西班牙的骑士小说改编的，由穿着古装的菲律宾人演出一些与锡德·冈恩亚多尔①同时代人的冒险经历，这些影片的风格和美国海盗片一样。菲律宾的制片商从1936年就企图用这些影片（配音译制成西班牙语片）来征服拉丁美洲市场（就如他们想用配上中国官话的影片来和中国人竞争一样），虽然这项宏图未曾实现，但是，菲律宾影片却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夏威夷以及美国本土的侨民中颇为流行。1962年，马尼拉的影片生产达到150部长片，在数量上超过法国和欧洲各国。①11世纪西班牙骑士，因和入侵的莫尔人战斗而著名。——译者。
印度尼西亚
这个文化悠久、美丽的大国（人口为8000万）在被正式称为“荷兰东印度”时，电影业的发展还微不足道。
直到无声片末期，在这个岛国还只有百十来家影院。最为豪华的影院归荷兰人所有，而最大众化的影院属于控制该国部分商业的华侨。电影院中央的椅子是留给殖民者坐的，当地“土著”只能坐在两侧的长凳子上。
1927年，第一部故事片《忠心的猴子》由荷兰人克鲁格在万隆拍摄，这部影片系根据巽他群岛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改编，演员由欧亚混血儿担任。这位制片人的做法被一个中国影院网的老板所模仿，他出钱拍摄了由中国演员演出的影片《爪哇的茉莉花》。荷兰影片和中国影片的产量，到1929年共达到6部，然而当第一部有声片《安佳·达西玛》（一个妇女的名字）由李德水①和巴什蒂亚尔·埃芬第摄制完成后（该片由克鲁格担任音响技师），影片产量又下降到年产一至二部。直到1938年后影片生产才有显著的发展。①译音（LieTekSoi）。——译者。
1936年商业上最获成功的影片是《月光曲》，这部歌唱片由阿尔弗莱德·巴林依照好莱坞的方式导演。中国制片商则专门拍摄侦探惊险片、特技摄影的神话片、亚洲式的“西部片”、恐怖片以及描写各种新的泰山的丰功伟绩的影片。
作出有意义而富于成果的努力的是马努斯·弗兰肯。他曾经在尤里斯·伊文思摄制《雨》一片时担任助手，他在1935年导演了《稻米之歌》，由他自己编剧，表现爪哇一个乡村里的日常生活。这部影片不仅在艺术上很成功，而且大受观众的欢迎，片中演员原来都非专业出身（如R．莫什塔尔，塔西姆·埃芬第，索卡里什），却因此成为爪哇最受欢迎的明星。这部印尼语的有声片同时也是创立民族电影的第一块坚固的基石。1940—1941年，影片产量已经超过15部，主要是中国人拍摄的，但都用印尼语，导演也是印尼人，如安德加尔·阿斯马拉和乔埃·豪克，都是摄制恐怖片（如《活骷髅》）的专家。
在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年），印尼只生产过四五部影片，主要的导演为贝尔巴塔·沙里（《胡基安》）和罗厄斯丹·S．巴林狄赫（《我的梦》）。
英荷联军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于1945年）之间的战争使1945—1948年间的影片生产，几乎完全中断。但几家荷兰制片公司不久在巴塔维亚——雅加达恢复它们的制片活动。而在印度尼西亚的临时首都日惹，1948年随着《铁吉泰隆河之泪》一片的摄制，影片生产也开始恢复。这部影片的导演巴林狄赫和安德佳尔·阿斯马拉受到中国导演蔡楚生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直接启发，后一影片当时在爪哇获得很大的成功。
1949年，战争结束之后，影片生产完全恢复，到1952年影片产量达到62部。电影放映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薄弱，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1954年的观众人次为2000万，也就是说，在总数为350家或470家的电影院中，平均每年每个印度尼西亚人购票不到一张。
中国商人继续控制着主要的影院网，并为这些电影院摄制了大部分的商业性影片，这些影片成本低廉，制片人员同时兼任各种电影工作。
1958年以来，有两家公司作出有意义的努力：一家是国营的制片公司——贝尔菲尼公司，另一家是印度尼西亚艺术家联合会经营的贝尔沙里公司。这两家纯粹印度尼西亚的制片公司，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下，致力于创造一种真正的民族电影。
乌斯玛·伊斯梅尔为贝尔菲尼公司摄制了印度尼西亚初期电影中最佳的影片《不可饶恕的罪行》。贝尔沙里公司由柯托特·苏卡迪领导。苏卡迪是从拍摄纪录片中培养出来的，1952年他导演了一部完全是第一流的影片《残疾人》，叙述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流落雅加达街头的故事。该片第一部分描写1945—1949年战争年代的恐怖，显示孩子们的苦难，拍得很出色。第二部分则是描写孩子们重新接受教育，比较平凡。
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巴斯基·埃芬第曾经部分地受苏卡迪的培养，他在导演由柯托特·苏卡迪编剧的影片《茜·蒙吉》（一个少女的名字）一片上表现出一种细微深入地描写人物的才能，这种才能也显示在《归来》一片中，后一影片描写一个被强迫征募到日本军队里当兵的印度尼西亚人复员以后的经历。在《露水》一片中，乌斯玛·伊斯梅尔描绘了爪哇的乡村风光，带有同某些墨西哥影片相近似的优美感和抒情的色彩。解放战争则成了他在1961年摄制的《战士》一片的主题。这场战争也为阿兰姆·苏拉维加亚感人心腑的《无人地带》提供了主题，就如同巴赫蒂亚尔·夏甘的影片《杜朗》一样。后者还在《比索—苏里特》一片中，以批判社会的笔调描写了当代的生活。
至于1955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新现实主义是否有很大影响，这还无法确定，因为这类影片在观众中间没有取得象受好莱坞、菲律宾、印度或马来西亚的影片影响的那些商业性歌舞片那样的成功。
在1954年生产75部影片之后，印度尼西亚电影经历了一场危机，危机起因主要是由于外汇短缺，无法从国外购买胶片与原料。1957年，影片产量下降到30部，但影片生产此后仍保持在这一平均水平上。
中国
1903年在上海的一个茶馆里，西班牙人雷玛斯放映了几部影片，生意如此兴隆，以至十年以后，这位外侨在上海、汉口、广州与天津拥有十来个电影院组成的放映网。①①据《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程季华主编），我国首次放映“西洋影戏”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见该书第8页）；雷玛斯是在1903年接管他的朋友加伦白克（西班牙商人）的电影放映业，先在上海虹口乍浦路跑冰场内放映，后迁至大马路同安茶居内，最后迁到福州路青莲阁，而加伦白克的电影放映则在1899年已在上海进行。见该书第10页。——译者。
然而，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标志着这个王朝迫近它的末日时，在世界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