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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隶属性。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公权几乎得到无休止的扩张，个体人必须依附于某个单位或公社，而不可能拥有自我选择的空间，甚至不具有自主流动的权利；况且，从当时的阶级分析理论出发，显然是阶级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只不过是阶级的附属物，所以，在涉及到国家、集体同个人的关系问题时，毫无疑问的是前者对于后者的绝对优先位置，为了前者的利益哪怕是最小化的利益，也可以牺牲后者最大化的利益。另一个结果是，形成新的身份等级制。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为两个在生活及工作待遇上有明显差别的、十分不平等的身份系列；而基于当时阶级分析理论，则形成了以个人的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为依据的先赋性的阶级身份系列，这种不平等的阶级身份系列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括进去，并以特定的政治档案管理相配套，从而直接影响着每位社会成员的发展前途。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隶属性以及新的身份等级制直接损伤了社会的活力，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4）
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提法的被摒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社会经济资源垄断的局面明显松动，社会中的自由流动资源出现并增多，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空间迅速扩展。与之相适应，中国民众原有的人身依附性和身份系列开始瓦解，社会成员开始具有了自我意识，具有了自主选择的可能，其自由的程度开始大幅度提高，社会的创造力得以大幅度提升，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得以大面积涌流，这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人民正是通过基于自由的创造，初步有效地突破了原有身份、地域、行业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人为限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革。
同时还应看到，这个时期人们所得到的自由只是一种初级的自由，是一种缺乏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能够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提供保护的自由，而远远不是制度化了的自由，因而不可能具有长期稳定的意义。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自由同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缺乏必然的联系。中国改革初期的自由空间并非市场经济所提供的，而是解除了束缚之后的、没有限制所造成的，或者说是规则真空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改革初期，中国发展进程的迅速推进，与其说是得益于新体制的建立，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旧体制的瓦解，换个角度讲也就是得益于某种“无序”状态的形成。由于在改革初期还不可能有一整套新的社会运行规则体系和市场经济规则体系来代替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中国的改革缺乏经验而不可能有一整套周详细密、可行的方略，因而对于中国改革进程的推动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即便是有一整套新的规则体系，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适应。这一切，造成了在改革初期这一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的某种“无序”状态亦即规则的混乱和匮乏现象。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人身束缚，也没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背景，因而只能说是一个初级的、有限的、不确定的、易于走样的自由空间。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这样的一种自由空间和自由状态显然只能是短期的、脆弱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自由缺乏制度层面上的系统保护。一个形成鲜明对照的事实是，在这种自由开始20多年之后的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的规定方被列入《宪法》。在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缺乏有效保障的条件下，自由同平等两者之间势必会产生相互脱节的情形，自由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市场转型最初缩小了城乡不平等，但是，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社会不平等也随之加剧。因而，当改革进程发展到一定地步时，就必然会面临着系统建立新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的任务。
“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这一特定的时代条件必然会导致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自由有余而平等不足”意味着，社会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包括农民工群体）、农民阶层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竞争中很容易处在明显的劣势位置。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一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意识开始普遍形成，各个群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互竞争的情形；另一方面，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处在规则真空的状态，旧的规则已经不管用了，而新的规则体系尚未系统地建立起来，市场经济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系统的规则体系。于是，在这样一种竞争激烈却又相对无序状态当中谁能够获益或取胜，常常取决于其自身资源（包括资本资源、权力资源、知识资源等）拥有量的强弱。在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在占有自由流动资源以及左右一部分国有资源变为有利于自己的自由流动资源的过程中，摆脱不了社会各个群体按照实际实力及潜规则进行占有或控制的局面。于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谁占据了有利的位势，谁就往往能够在新的资源再分配过程当中占据优先的位置。这时，缺乏资源优势和基本权利保障的社会主要群体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而往往会面临着机会不平等的局面，处在十分不利的、弱势化的境地，其基本利益往往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以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为例，在现实社会中，中国农民自致性的获益及发展空间往往有着特定的“边界”，即：经常地被限定在同其他社会群体一时形不成“争利”的某些部位，或是其他社会群体不屑从事的某些行当，或是其他社会群体尚未察觉到是能够“赢利”的某些事情。“在8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虽然不能排除价格的因素，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惊人提高则是主要推动力。……其后，农业完成了其暂时的火车头的作用，回到了常规增长的轨道。”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民之所以获益很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农民人身同以往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同时这种自由又同当时资源的具体状况有关，即：当时是很多资源处在“无人认领”的情形，因而可以进行基于自由的创造。但是，应当看到，农民赖以发展的行当、地域主要是在农业、乡镇企业和农村区域，而且当时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意识、市场意识相对来说尚未形成。农民一旦越过此边界，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所以，一旦形成与其他社会群体某种“争利”的态势，那么，来自强势一方的种种歧视、限制及“打压”便往往会相继而来。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5）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是在“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的时代条件下，一部分人的自由往往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使自由出现变异的情形：一些处在强势位置的社会群体中的一些成员有时会凭借着资源的优势和无序的“竞争”，使自己原本是“基于自由创造”的行为演化成一种“基于自由的为所欲为的扩张”的有害行为，使市场经济丧失起码的平等性，甚至会造成少数人的资源得到极大的、超常规的扩张的情形，从而形成某种“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畸形社会分层结构。
（二）中国渐进改革中的失误所引致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同激进式改革相比，渐进式改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选择。这是因为，中国无法支付过多的试错成本，甚至缺乏必要的试错能力；艰难的社会双重转型，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并造成了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加之中国是一个超级大规模的社会机体，其环节和变量因素更多，而且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故障，都极有可能对其他多个环节产生联动或联滞的广泛社会影响，所以，渐进式的改革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具有起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况且，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以及市场经济运作等方面经验的匮乏，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尤其是初期的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必须谨慎地推进，以便及时调整改革政策和方略，确保改革的安全性和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模式的正确性。
渐进式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尽可能降低整个社会为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减缓改革的阻力，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确保改革循序渐进地推进。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在于：在改革的推动力量方面，强调政府在改革中包括在市场经济建设初始阶段中的主导性作用；在改革的策略安排上，除了对一些非改不可否则改革进程就要陷入停顿的旧体制进行直接改革的情况之外，对于大部分的改革任务从总体上讲应本着先立新、再破旧、以新代旧的策略进行，换言之，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允许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板块均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中国的社会分层定型化过程是同改革进程的成功与失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政府的发展观、偏好以及具体做法等都会在国家政策、制度层面上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分层定型化过程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缺乏“常态”制度的条件下，就其实际功能而言，政府的这种影响在改革的初期几近等同于正式制度的替代物。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政府的行为取向对于消解以往的同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分层结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不过，在9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受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在理念、发展观以及具体做法等方面没有进行与时俱进的重大调整，因而出现了某些失当。这些失当对中国的社会分层定型化过程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政府目标和行为取向的失当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现象起了某种助长的作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6）
1。 政府目标取向的某种错位，导致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现象的出现
社会政策，是指立足于社会公正，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安全、改进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的行为准则、措施、法令、条例的总称。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还有许多学者更倾向于社会政策主要是政府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采取的行动。对于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来说，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缺一不可。经济政策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只是强调经济政策而忽略了社会政策，以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全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生活水准无法得到保证的病态社会，是一个社会焦虑不断加重、社会问题迅速增多、社会整合程度不断降低的低质量社会。
在改革开放以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没有重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而是十分热衷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人们往往把发展问题归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进而又将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也归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问题，亦即GDP的高增长率。人们简单地以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自然推动力，只要把经济搞好，其他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进步。换句话讲，要想使整个社会尽快改变面貌，就必须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些年来，整个社会似乎是患上了经济饥渴症，染上了一种经济偏好症，一切都以经济为纲，经济成为优于其他一切领域的事情。一时间，经济效益问题成为一切事情的判断尺度和评价标准。在这样的目标取向或者是发展观的引导之下，政府必然会只是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本来，重视经济政策并没有错，但如果同时轻视了社会政策则是极为有害的。因为，一旦失去社会政策的屏障，那么，社会的主要群体就必然会出现弱势化的情形并引发其他许多社会问题。
2。 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又进而造成一些行为方面的失当，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应当是为公众提供有效服务的公共管理机构。但是，对于这一点，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看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我们在尽力扮演一个“全能型政府”的角色，试图事无巨细地统领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事情；而在改革开放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又在试图扮演一个“经济型政府”的角色，而取代企业家群体以及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无论是“全能型政府”，还是“经济型政府”，尽管都曾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是都不能够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程度日益提高的中国社会。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政府是通过公共投入等途径来履行自身职责的。公共投入的基本目的是要满足公众的需要，而公众的需要是分为不同层面的，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梯度性排列情状。其中，公众的基础性需要也就是基本民生方面的需要是最为重要的需要。所以，就公共投入的顺序而言，应当以民众的基础需求为基本着眼点，应当以基本民生问题为优先发展对象；而且，公共投入应当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一般性”的公共消费物品，而不应当是“奢华”的公共消费物品。反观中国现实社会中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十分不合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却小得可怜。同世界主要国家的情况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是最低的（见表1，略）。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7）
再以扶贫解困为例，2003年是公认的对城市贫困群体援助力度最大的年份，有930万个城市居民家庭、2 万人的城镇居民直接受益，进入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即便如此，实际上的政府支出也只有151亿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则是不合理、比重过大的公共投入。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我国政府在一般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高达，这在各个国家当中是最高的（见表2，略）。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 000亿元之巨。另外还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国家在一些属于“豪华”性基本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入，例如，近年来国家花费了12 000亿元左右的资金建成了30 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各地拟斥资2 000亿元建设城市地铁，上海准备投入4 000亿元以上的资金迎接世博会，等等。我们并不是说这些项目都不重要，而是说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类似于社会保障、扶贫解困、义务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那些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大事情。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社会群体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面临着大量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所以，一个社会的正常存在和顺利发展，有赖于一个前提的存在，这就是社会安全网。而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又有赖于公共投入的力度和投入结构本身的合理与否。无疑，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问题之所以出现并日益严重，原因有很多，财政总实力的不足固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恐怕是政府自身定位的错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的主要表现
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同时经受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
一般来说，在经济水准比较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多体现在绝对贫困方面；在经济水准比较高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则多体现在相对贫困方面。贫困的测量基于资源和需要的比较，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拥有的资源低于贫困底限，那就是贫穷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测量首先取决于贫困标准的确定；其次取决于等价尺度，亦即对于相对贫困来说，适用于不同人群的贫困线在哪里需要调整。
1978年以前，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成员处在一种“皆贫”的状态之中。在当时，经济十分落后，这就不可能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摆脱绝对贫困的状态；而计划经济体制与极“左”思潮的合二为一，又使得中国社会成员的收入与消费水准呈现出一种“整齐划一”的情形。于是，整个中国社会便表现为平均化的绝对贫困，就总体而言，相对贫困问题并不是很明显。世界银行在对农户的纯收入和城镇户的生活费收入加以调整后，估算出中国1981年的基尼系数为。而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迥异于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目前中国既存在着一个较为庞大的绝对贫困者队伍，同时也存在着人数日益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反贫困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的绝对贫困人数大幅度下降。西方大多数观察者也相信，中国过去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增长，给绝大多数的绝对贫困者带了极大好处。但是，还应看到，由于社会与经济的不协调发展，由于社会政策的缺位等原因，由于政府对公共事业的不重视，中国现阶段绝对贫困人数下降的趋势开始减缓，在有的年份甚至出现反弹的情形（见表3，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