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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面前讲张九龄的坏话。
李林甫本来就不学无术，对张九龄的学问非常忌惮，这下更是变本加厉地针对张九龄。张九龄以直道事君，经常有逆耳忠言，渐渐导致了唐玄宗的厌烦。而李林甫在宫里到处布下情报网，时时刻刻刺探皇帝的心意，总能迎合玄宗的旨意，玄宗越来越喜欢听他的甜言蜜语。由于天下太平，玄宗心生懈怠，只想好好享晚年清福，故打算拜李林甫为相。张九龄极力劝阻，上奏说：“宰相关系到国家安危，李林甫不是社稷之臣，陛下要是任命他为宰相，恐怕以后要为社稷担忧了！”唐玄宗不悦，张九龄只好谢罪退下。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玄宗罢张九龄而拜李林甫为相，后世有人认为这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由“开元盛世”进入了“安史之乱”，正应了张九龄的政治预言。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玄宗打算任命牛仙客为尚书。牛仙客没啥学问，本来是管内务的，相当于后勤部长，李林甫自己也不学无术，就在玄宗面前极力推荐牛仙客。
张九龄反对说：“此事万万不可。尚书是重要官职，大唐以往都用曾任宰相的人做尚书，要不然，也是做过要职、富有德行和声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原本不过是个小官，没什么从政经验，忽然任命他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天下人会如何议论呢？”
唐玄宗想想有道理，就说：“那就封他个爵位吧！”
张九龄说：“太宗以来，本朝制度便只封赏有功之臣，陛下一定要赏赐牛仙客的话，金帛也就可以了，封他土地、官爵是不合适的。”
唐玄宗终于大怒，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微寒？你自己门第就很高贵吗？”
张九龄一听，连连顿首请罪，但仍坚持己见，说：“臣是来自岭南蛮荒之地的孤贱之人，的确不如牛仙客来自中原。但臣出入台阁，掌管诰命多年。牛仙客不过是个边陲小吏，目不识丁。韩信不过是淮阴一介武夫，尚且羞与小人同列。陛下要是坚持任用牛仙客，臣实在以此为耻。”
玄宗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李林甫趁机赶来挑拨离间，说：“牛仙客可是个宰相之材呢，怎么当不了尚书？张九龄是文员出身，拘泥于古书，因此有失大体。只要有才识，何必一定要有文才学问呢？天子用人，有何不可！”
玄宗于是坚持任用了牛仙客。张九龄自己也意识到屡次惹玄宗不悦，早晚会被李林甫加害，趁着玄宗有一次赐自己白羽扇，作了一篇赋，最后两句是：“只要能在适当的地方发挥作用，即便有杀身之祸，也不在乎。”可见张九龄对自身处境也很清楚，但他始终坚持气节，的确十分符合史书上赞美他的评语：“直气鲠词，有死无二，彰善瘅恶，见义不回。”
后来唐玄宗居然还是让牛仙客当了宰相，但他实质上不过是李林甫的走狗，只会唯唯诺诺，下属请示意见时，他只会说：“照老样子办。”没有半点处理的办法，完全不是当宰相的料。如此，朝政等同被李林甫一手操纵，变得越来越昏暗了。
（三）
安禄山还在边境上当小军官的时候，有次入宫奏事，一副桀骜不驯的德行，张九龄就对一个大臣说：“这个小蛮子，一定会搞得北部边境大乱。”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率军*契丹，犯了冒进的错误，落得大败，被范阳节度使张守硅绑起来押送到京城问罪。张九龄说：“张守硅必须要严格执行军法，安禄山不能免去一死。”但唐玄宗赦免了安禄山的死罪。张九龄坚持说：“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十年后必乱，应马上杀死，以绝后患。”
唐玄宗很不高兴地回道：“不要误害忠良。”居然放虎归山，把安禄山放回边境，当白衣将领，并在四五年后得到重用。到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已控制了三个重要军镇，拥兵几十万，占全国军马三分之一以上。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联合心腹史思明等公然叛国，强大的唐朝自此进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逐渐走向衰落。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终于想起了贤相张九龄是何等忠直，不禁老泪纵横，写下一联追忆并忏悔：“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
这会儿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以后再任命宰相，没有一个人及得上曲江公张九龄！张九龄生前，风度蕴藉，唐玄宗十分欣赏，每次要任官时总要问一句：“此人风度比张九龄如何呢？”
唐玄宗派使者去张九龄的故乡韶州祭奠他，并厚赏了他的家人。此时距离张九龄去世已经满十五年了，可见张九龄独具慧眼，英明有决断，做出了正确的政治预测，可以说是先知先觉。后世甚至有人神化了张九龄，说他很懂面相学。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是一种世事洞明的学问；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这是一种高风亮节的操守。唯有这种学问与操守才能铸就流传千古之一代名相。
广东人眼中的韩愈：（1）
刺潮州政绩卓着，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大凡文官者，愿以直谏死；武官者，宁为卫国而战死。这是千古景仰的为官之道。
韩愈是一个标准的文官，净谏官，他明明知道皇帝老子信佛，且铺张浪费，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迎佛骨。如果他是一个不以社稷为重的庸官，他可以不理不睬，装聋作哑，跟着皇帝老子去迎这“圣货物”，照样图一顿丰盛的午餐。而他偏不！却操起那杆狼毫，写上“谏迎佛骨疏”，这一“疏”，皇帝老子恼火了，一脚就把他“疏”到了八千里外的广东的潮州府。
于是，韩愈这五十几的大把年龄“夕贬朝阳路八千”，历尽了多少艰辛不待言。
大凡这当官的，尤其像韩愈这样的大文豪，属天上的“文曲星”，一辈子受些磨难是“自然的”。“天要降大任于人，必先劳其筋骨，磨其志”，而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文身武骨”，都有一股牛脾气，打不死，捶不扁。他被“踢”到潮州，他也就认了，“不就是到潮州呗”。于是他并不闹情绪，而是明查暗访，励精图治，仅仅八个月，兴州学、驱鳄瘴、除时弊。把个潮州整治得到处书声琅琅，歌舞升平。于是人们不会忘记他。他走后，把潮州的江改名为韩江，把潮州的山改为韩山，于是令历代人们都无限羡慕。“韩愈治潮八月，潮州山水皆姓韩”。
潮州人被人称为“中国的犹太人”，脑子活，思维灵敏，看问题尖锐准确，因而那双眼睛可说是广东人最明亮的眼睛。历代潮州人是怎样看韩愈的呢？他们认为韩愈有“三贤”。
（一）
任人唯贤，有独特眼光，看人准这是一贤。
为振兴荒废日久的州学，韩愈选中被称为“潮州八贤之首”的赵德（当然韩愈选他时还没评选“潮州八贤”，此乃后人所冠）。赵德乃潮州闻名的文人，饱读诗书，天文地理无所不晓，韩愈早有所闻，韩愈后与他交为好友。两人闲时便谈文论诗。韩愈知他的功底，兴州学非赵德莫属。
明代《东里志》载：“唐宪宗十四年，贬刑部侍郎韩愈为潮州刺史”，“公命赵德为师，乃作《三字经》，以便初学诵习。至今东里童稚，初就塾师者，必庄诵之”。很清楚，为什么韩愈在潮州仅八个月，州学就兴起来了？原来赵德这老先生，极其聪明，他作了《三字经》，将历代天文地理、圣贤故事尽编写成三字句中，朗朗上口，易于熟记。于是整个潮州府里，从城镇到乡村，先由私塾教师背诵，然后普及到童稚之中，一时潮州各地书声琅琅，连三四岁孩童，都知道谁是孔子、谁是孟子。
韩愈调离潮州时，对赵德依依不舍，但那时的官员，不可在调离时随意带人走的。于是，他就把赵德编的《三字经》带走了。后来在京城中流传，再后来又流传到中原一带。而明末清初，由传抄转为刊刻广泛发行的《三字经》，却是由启蒙读物研究家王相注释并付梓的，署名是“宋·王应麟着”。王应麟曾任南宋礼部尚书，也任过主考官，文天祥就是由他推荐而取得进士第一的。他着作甚丰，是位博学、爱国的名家。可是，王相注释的版本出版后，先后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三字经》着者不是王应麟，其理由有二。其一，书中“魏蜀吴，争汉鼎”之句，与王氏一贯尊蜀抑魏，以汉室为正统的观点不符；其二，演变《三字经》，有些语言不严密，与王氏治学严谨的态度不合。这种争论无结果，后来还是说相传为王应麟所着。此乃本书之外的闲话。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广东人眼中的韩愈：（2）
潮州州学之所以能迅速兴起来，应归韩愈选人用人之功，选中赵德，便兴州学。然而，韩愈在潮州任上，在看人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韩愈上任伊始，出门体察民风。传说来到一座寺院，见到一奇僧，年约六十开外，神态自若，面部容光焕发，额门发亮生辉，眉白如雪，形如雕刀，双眼有神，鼻梁突出，两耳垂肩，身着灰色袈裟，脚着褐色芒鞋，看去雍容脱俗，而两颗门牙突出，十分刺眼。他一时想起古书所载：“呲牙曝齿者，非善良之辈也”，不觉脸上露出了厌恶之色。那和尚双眼如电，轻瞟一眼，便知这位官老爷不悦，于是双手合十，说声“阿弥陀佛”，便进门去。
隔日清早，韩愈接到灵山一个小僧送给他的一小包礼品。那礼品是一包用红绸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韩愈打开一瞧，原来却是两颗血肉模糊的大齿。他不禁失声叫道“哎哟……这大师……”
原来，这个和尚叫大颠，是潮阳灵山寺主持。他俗名陈宝通，祖籍河南颍川，大历年间拜海潮古刹惠照和尚为师，不久与师弟惟俨同游衡山南岳，参拜石头和尚，悟禅机。贞元初年前往龙川罗浮瀑布岩禅居，五年到潮阳，次年创建白云岩，七年于塔口山麓幽岭下创建灵山禅院，弘扬曹溪六世禅风，授传弟子千余人，自号大颠和尚。他精佛经，勤耕耘，着述甚丰，有《般若菠萝蜜多心经释义》和《金刚经释义》，亲手抄写了《金刚经》1500卷，《法华经》和《雅摩清经》各30部。他近闻当世大儒韩愈谏迎佛骨而被贬刺潮，不想在潮州不期而遇，因自己两个突出的门前齿，却惹来刺史的不悦。他回到灵山，二话不说，就进禅房，把门紧闭……
当晚韩愈拜访当地的贤士赵德，才知道这和尚乃是现任灵山寺主持的中原禅师九祖大颠和尚也！他刚莅潮时，就耳闻灵山大颠英名，却不料到是这么的初见，而初见的结果却是这么的不快！
韩愈不敢怠慢，连忙修书，邀大颠前来潮州相见，畅叙一番。但连修书三封，却不见大颠踪影。一日，韩愈带了随从，直往灵山而来。
韩愈来到灵山，时已正午，山高林静，小僧引进禅院，大颠离座相迎。大颠见韩大人跋山涉水而来，十分感激，以礼相待。韩愈见大颠为他而凛然去齿，今相见，羞愧、歉意、怜悯之情交织，脸露愧色。寒暄之间，见大颠门牙空洞，口齿露风。不禁连声说：“大师，久闻英名，相见恨晚，那天初见，有眼不识大师，更使大师动此伤身之举，甚愧甚愧！”大颠哈哈大笑：“小小牙齿，乃身上俗物，大人无须挂念，嘘……”
大颠又道：“近日大人连修书三封，今又不辞辛苦，亲临小寺，乃我寺众僧的大幸啊！”
于是两人交谈甚密，谈古今圣贤，论救世之道，韩愈一住两晚。当韩愈要离开时，大颠真是依依不舍呢。
时过八月，朝廷下诏召韩愈往袁州任刺史，韩愈又往灵山与大颠作别。
那天，韩愈来到灵山，小僧说师已云游去，不知何日才归。韩愈在寺待了两天，未见大师归来，因任期在即，不能久待，便脱下官袍一副，嘱小童交给大师，以聊表他思念之意。
韩愈别后不久，大颠云游回归，知韩愈已往袁州赴任去了。双手紧紧抱着那官袍，嗟叹不已。此后，这官袍一直保留在身边，直到他圆寂。
广东人眼中的韩愈：（3）
后人为了纪念韩愈跟大颠这段千古奇缘，在山门上建了一座小亭，叫留衣亭，还用石碑记录了这段动人的故事。潮州古城，也建了一座叩齿庵，以纪念大颠肝胆相照的义举，千年过去，至今叩齿庵香火甚旺。
（二）
贤文一纸，驱除千年恶鳄，为民除瘴，此乃二贤。
岭南这地方，在唐代，还是瘴鳄流行。就是在潮州，算是岭南早开发之地，开元时期就兴建了开元禅寺，人口密集，商贾兴旺，但城前那条江，人们称为“恶溪”，长年瘴气弥漫，鳄鱼逞凶。
鳄鱼的残暴酷烈，韩愈早已耳闻。当他到达粤北的乐昌泷时，泷头一个小吏曾告诉他：“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莅潮后，民访中，众人均说：恶溪一带的鳄鱼，把我们的牲口都快吃光了，大家能不穷吗？
那时韩愈认为既然皇帝老子贬他至蛮荒的岭南潮州也就认了。如果是平庸之辈，也就赌赌气，吃好的喝好的，玩玩牌，游山玩水打发日子，等待哪一天皇帝老子气消了，下旨召他回京，还在这穷乡僻壤中劳形作甚？然韩愈毕竟是天下大儒，他认为既来之则安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何况他也是穷苦出身，深知民疾，在他治下，能让这恶鳄继续逞凶吗？
他在京中，早知道潮州人常进贡名贵的鳄鱼皮上京。说明民间一定有一批能捕鱼杀鳄的能手。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再发动全城百姓，众人动手，发动“人民战争”，一定能把那些家伙灭绝的。因此，在“选材技吏民（即那些有治鳄本领的人），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之前，韩愈决定举行一个空前的祭鳄仪式，等于现今的动工仪式，大造声势，为众壮胆。
那天，还是四月廿四日，祭鳄仪式在江边举行，韩愈令人把“全猪一、全羊一”投入江中，当作祭品，然后，当众宣读自己连夜草就的百字祭文《祭鳄鱼文》，借皇帝名义，命令鳄鱼乖乖地回归大海，别再危害百姓。这场“祭鳄”之后，奇迹出现了。据《韩愈传》所载，祭鳄的当天晚上，刮起暴风，雷鸣电闪，天亮以后，江水都干涸了，鳄鱼真的西迁六十里以外。从此不再危害潮州百姓。
这就成为千古美谈，也为千古奇谈。汹汹千年恶鳄，就凭韩文公这一纸祭文，就全部逃进大海里，而且畏惧得长久不敢回头？而还是《韩愈传》正史所载，真叫千百年里人们不能理解？有贤人说，要不鳄鱼感于韩愈为民图福的真诚，或怜于韩愈乃朝廷栋梁，委屈至潮州之苦？但它们毕竟真的溜跑了！当然，我想，这动员会之后，潮州那些捕鳄神手和全城百姓一定是来了一场“人民战争”，或一月半月，“刀、药、索”齐下，来了一场大搜捕，这恐是鳄鱼溜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此后直至明代，史载还有鳄鱼在潮州出现，那或许是那些胆大的鳄鱼忘了当年韩愈祭鳄的雄威而试着“寻死”来了，但当今鳄鱼终究在潮州绝迹，我们还应记韩愈当年的大功吧。
据说，泰国的鳄鱼是被韩文公祭去的。韩文公在越南影响也很大。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年），阮氏皇朝先祖阮铨自命为地方官长，时越南使用汉字，因红河口有很多鳄鱼吞食人畜，他也郑重其事举行祭鳄仪式，抄了韩愈的《祭鳄鱼文》投于江中，传说那些被韩愈祭到红河口（今河内）的鳄鱼又只好西迁到湄南河（泰国）去了。可见《祭鳄鱼文》的国际影响。而真正的鳄鱼，其实是祭不走的。据史载，韩愈离开潮州二十九年后，鳄渡还有鳄鱼，唐刘恂《岭表录异》载：“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不敢接近，乃是鳄鱼之窟宅也。”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载：“恶溪鳄鱼，唐昌黎（愈）驱之之前，宋文惠（陈尧佐）戮之于后而种不绝，至王齐直知潮州，复钓得一鳄，其大如船，乃命画工肖其形状，画为图本以示后。”清林大川《韩江记》又录有《药鳄》“鳄鱼占据恶溪，一生十卵，其类甚繁，非驱之捕之钓之所可尽。若我潮人恶其害物伤人，乃满载药灰，直抵鱼穴，鸣鼓一声，十船齐下，急掉船回以避之，食顷，药灰性发，江翻水立，岸撼山摇，载沉载浮，其类尽歼。”
广东人眼中的韩愈：（4）
可见，韩愈刺潮治鳄时，最少唐刘恂所记的《岭表录异》二十九年内，并没有史书记载韩江再有鳄鱼。或有或无，成为历史疑案。但我想，大约是无。因为，祭鳄之后，韩江中还有鳄鱼为害，那么，韩愈的祭鳄鱼文就会在潮州人中视为废纸一张，在当年就会成为笑柄，哪会流传至今呢？当然，韩文的流传跟这大文宗的如椽之笔，跟他的名气有关，但谁也不会传一篇祭而没效的祭鳄文吧。但以我的浅陋之见，鳄鱼听了祭文之后逃与不逃，倒不是紧要的事。不逃也难怪韩公，因他毕竟只花了一猪一羊，也不浪费民财，不像当今搞一项庆典什么的，一动就几百万几千万。至于区区五百字的祭文，在韩公来说，也只是吸一袋子烟的工夫，挥手而就。但作为一府之官，万里跋涉从京都来到了南荒之地，又在饱受委屈之后置个人的恩怨于度外，下车伊始，就尽力为民除害，单单这一爱民的良苦用心就可钦可敬，值得千古传颂。
（三）
治水兴农，赎放奴婢，此乃三贤。
韩愈到潮这一年，正是元和四年，潮州风不调、雨不顺，六月初，溪雨将为人灾。韩愈刚写完《祭鳄鱼文》，墨汁未干，又急急写了《祭城皇文》，潮刺史“奔走分告，乞晴于明神”。不久，“淫雨既霁，蚕豆以成”，刺史正为早稻、夏蚕丰收而高兴时，到了深秋，过量的雨水又使刺史焦虑：“岁日尽矣，稻不可以复种，而蚕不可以复育？”蚕工桑妇将如何度日，而官府又何从征赋税？他又挥笔写了《又祭止雨文》，曰：“非神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百姓无罪，使至极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文中声声自责，以求上天降怜，可见韩愈为百姓之心。
相传韩愈在潮州还有修堤凿渠之举。潮州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