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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每天三把顶；随后下腰、翻跟斗、虎跳、吊毛、抢背……经早餐、上戏园子、演戏、回学堂、晚饭、夜课，到晚十点夜寝，循环往复，天天如此。这对一个###岁的小孩来说，已是莫大的压力。加之挨打受骂如家常便饭，特别是“打通堂”，即一人有过，全体挨打，所受之苦，如同炼狱。马西园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儿子有个闪失，祈求真主保佑连良无病无灾，早脱苦海，一举成名。
马连良在科班里心中总憋着一股劲，恨不得立马成名，一炮而红。于是他刻苦练功，发奋上进。为了摆脱“大舌头”的毛病，他整天拿着一个粗瓷坛子，用嘴对着坛子口大段大段地练念白。坛子可以拢音，把他的念白清晰地反射到耳朵里，以辨瑕瑜，同时又不影响别人。马连良最喜欢登台演戏。但科班当时并没把他当头路角儿培养，老师常派他来个家院、门子等扫边的零碎活儿，他却从无怨言，总是认真对待。他有自己的一套“秘诀”，即多上一次台，就多一次实践的机会，多一次近距离学戏的机会。即使不让自己唱主角，那也学会了。每次在开戏之前，无论自己在戏中角色的大小，他总是找时间把这天所要演的剧目从头到尾地“默演”一遍，做到心中有数才踏实。后来他曾对人说：“别人唱过五十遍的戏，我已经唱过一百遍了。”
为了“扮戏”漂亮，马连良总是提前把要穿行头的护领、水袖拆下来，洗得白白净净。把髯口用热水泡上，使之又软又飘，再用铁梳子反复梳通，把靴底用大白刷得又白又干净，站在台上显得格外精神。管箱的师傅常常讥笑他：“得了，得了，你是多大的一个活儿啊！费这么大劲儿！”他发现自己的眉毛顶上总出岔儿，用墨笔画眉毛时就不美观，其实台下观众根本看不见，马连良却非常重视，请科班里的剃头师傅把眉毛全剃光了，扮相马上好看了，可平时人就没法儿看了。
马西园挂念儿子，怕他在科班吃不好官中（北京话，大路的）的饭食。但考虑到自己家境清贫，又无力给儿子买什么好吃的点心，马西园只好粗菜细做。买些便宜的咸菜“水疙瘩”切成细丝，有钱时加上点牛肉末，没钱时拌些黄豆，给马连良炒上一大罐子亲自送到科班，给儿子和他的师兄弟们吃。儿子吃在嘴里，香在心头，因此他一直爱吃爸爸亲手做的炒水疙瘩丝儿。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道菜竟成马家的“看家菜”之一了。马连良知道父亲赚钱少、负担重，十分孝顺的他恨不得马上挣到钱，帮助家里，可科班里唱戏是没有收入的。每逢有戏时，学校会发几个大子儿的饽饽钱，他就把这几个大子儿攒起来，等到凑足一块大洋时，就想法送到家里父母手中。父母拿着儿子送来的钱，常常泪流满面。马连良成名后常用此事教育子女，他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第一章 学艺生涯（6）
整天的苦学勤练，加上当时科班的卫生环境又不太好，营养也跟不上，一个小孩能扛多久啊？一天在晨课练功时，马连良一个跟头躺下，就不省人事了。叶春善师父赶忙请医救治。大夫一见马连良口吐白沫，浑身颤抖，知道病得不轻，就对叶师父说：“恐忙过不了今天中午十二点了。”师父顿时慌了，马上派人请来家长马西园。马西园见状没说一句抱怨的话，他知道科班不是救苦救难的慈善机构，把孩子送来是为了让他有口饭吃，为了将来有本事能生存。叶社长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不能再添麻烦了，于是只说了句：“这孩子生死都是马家的人，他若有造化挺过来，还是您的徒弟，您还得栽培他。”说完深施一礼，背起孩子就回家了。
马连良患的是所谓“惊风”之症，一连高烧一个礼拜，经过大夫的精心调治和父母的细心照料，整整在家休养了一个月，身体才康复。在这段时间里，马连良的弟弟连贵出生了。父亲马西园虽然做的是灯罩的小买卖，家里却穷得连灯油都买不起，屋内漆黑一团，接生婆都不敢进门。于是马连良的妹妹慧敏就爬上路边的街灯杆子，从街灯里偷了一点儿油回家。用家里的粗线搓了根灯芯，给接生婆照亮。马连良见此情景无比心酸，他觉得再也不能给家里添累赘了，就毅然截然地回到了科班。
叶春善师父对马西园在孩子生死关头深明大义的言行十分感动。马连良病愈回到科班后，叶师父对他更另眼相看了，并已给他定下目标，专攻老生行当。叶师父先让萧长华、蔡荣桂先生给他说一些配角的活儿，如《连环套》中的施仕伦、《金燕桥》里的孔明等。有一次派他来个《斩黄袍》里的苗顺，苗顺在被逐离朝廷之后，有两句“摇板”，“早知为官不长久，不如深山把道修。”马连良觉得下场只唱这两句劲头不够，就自己编了几句新词，按“快板”唱，最后两句是“罢罢罢，休休休，汗马功劳就一笔勾。”边唱边后退，并编了个右手一翻水袖，“巴搭仓”，水袖撩到头上，转身下场的身段。并央告琴师给拉“快板”，请鼓师给开“望家乡”的鼓点。谁知台下观众还真认可，立马彩声四起，不由得引起了后台蔡荣桂先生的注意，心想这孩子还真能“造魔”，认为他有创意。于是蔡先生与萧、叶商议之后，开始为马连良多说一些正工老生的戏了。
头一出正戏是与二科的程连喜、王连甫合演的《黄鹤楼》，是蔡荣桂先生所授，马连良在戏中饰刘备。叶春善社长一见这孩子扮像雍容华贵，心中甚是喜欢，从此让萧、蔡二位先生给马多排正戏，小戏如《借赵云》、《状元谱》，大戏如《失空斩》、《四郎探母》等排了不少。
在科里除了演本工戏外，还要饰演一些其他行当的配角戏。马连良曾演过武生、小花脸和老旦等行当。特别是《朱痧痣》、《金水桥》、《法门寺》中的老旦，扮相惟妙惟肖，台下颇有人缘，有人建议让他改学老旦。叶社长生怕人才被埋没，说道：“唱老旦的有几个龚云甫呀？”对徒弟的爱护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话语中多少流露出偏袒之意。
与性格外向、威风八面的叶春善相比，“喜连成”总教习萧长华则是个沉默寡言、运筹帷幄的人物，是科班里的诸葛亮，有“军师”的美誉。“喜连成”在叶、萧二人的惨淡经营下羽翼日渐丰满，东家牛子厚的投资有了回报。一日，办事认真的叶春善催促萧先生给牛东家尽快汇钱，萧凭借自己对时局的观察认为不妥，就对叶说：“二哥，东家的钱一定要汇，但不一定要现在就办。一来是东家并没有急于要钱的意思；二来是科班刚有点起色，您就把咱们的家底全交了，一旦时局不妙，东家那边再汇不来钱，这上百个孩子吃什么呀？”叶认为有理，就向萧要主意。萧说：“咱们不如写封假的求援信，诈称买卖不好，看看牛东家反应。如果东家说，不用怕，他会汇钱来支援，说明他那边安然无恙，咱们就把钱汇出去；如果他汇不了钱，咱们手头这点钱还能抵挡一阵。”牛子厚的回信让叶春善大吃一惊，牛目前正处在自顾不暇的阶段，望叶等好自为之。叶从此对萧深信不疑。萧长华先生认为，连良这孩子扮像潇洒，身上边式、好看，道白与唱功均适合演衰派老生戏。于是又给他说了《四进士》、《一捧雪》等戏，每演必列大轴，马连良逐渐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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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艺生涯（7）
马连良在业界渐渐小有名气之时，“伶界大王”谭鑫培尚活跃于舞台。他晚年的琴师徐兰沅和鼓师刘长顺，成为老谭（时人对谭鑫培的爱称）不可稍离的梁柱人物。谭去世后，叶社长重金礼聘徐、刘二位来为马连良操琴、司鼓，力捧爱徒。当年的观众多崇拜老谭为偶像，能在舞台上再度见到徐、刘二位亦属幸事。看到台上场面与老谭时代一般无二，少年马连良又得徐、刘二位相助，观众从心理上对他就有了些倾向性。况且，马连良在台上唱戏，从不惜力，总是满宫满调，渐渐成了科中的台柱人物。尽管如此，马连良深知观众对他热情鼓励，一多半是冲着徐、刘二位来的，正应了“新竹还需老竹扶”这句老话。看来红花再好，也要有绿叶相配，不能做“光杆牡丹”。戏班整体阵容的强大，才是制胜的法宝。这一想法后来成为影响他艺术生涯的重要观念之一。
1912年，“喜连成”科班的出资人、吉林富商牛子厚由于经商失败，无力负担科班的资金，就将它转手给了北京外馆首富沈昆先生。沈家是做口外蒙古及俄国等地生意的商人，从此将科班更名为“富连成”，简称“富社”。到了1916年，马连良已演了不少由他担纲主角的正工老生戏，如《武家坡》、《法门寺》、《雍凉关》等。这年萧长华先生决定复排经典连台本戏《三国志》，其中至关重要的诸葛亮一角决定由马连良来担任。这出戏是“富社”的拿手好戏，每贴必满，其他科班都望尘莫及。因为戏占的人多，行当全，只有“富社”有这个优势；另外，只有萧长华才有此密本，并有能力负责全盘“总讲”，即排戏、导戏。由于戏的内容好，编排得当，是行话所说的“戏保人”的经典剧目。对担任主角儿的演员都有抬举，萧先生让马连良饰孔明，是特意地提拔。原来此剧在“祭风坛”一场时，孔明只有几句念白，一带而过。此次复排，萧先生认为马连良以前在演《雍凉关》时那段二黄导板、回龙转原板的唱不错，可以借鉴。于是重新填词，加工整理，修饰润色，一段新的《借东风》“先天书玄妙法犹如反掌”这样诞生了。这时马连良在台底下已经有了人缘，经此一剧的烘托，把这段《借东风》唱得是落落大方、潇洒飘逸。加之马连良一脸聪慧，扮相出众，儒雅清丽，宛若孔明复生。对孔明这个人物的把握上做到了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虚怀若谷、超凡脱俗，受到观众热烈欢迎，马连良终于一炮而红。《借东风》从此成了马连良的代表作，跟随他在舞台上红了半个世纪，人名与戏名就此划上等号，提到马连良就令人想起了《借东风》中的孔明。这年马连良年仅16岁。
在马连良作科期间，其三伯马昆山已从上海“转战”福州了。他善于经营策划，便组织了班社在福州当地演出，当了班主。他的大侄子马春樵是武生、红净两门抱，二侄马春轩擅演小生又拉得一手好京胡，二人都成了三伯的左膀右臂，“马家班”在福州干起了一番事业。听说三侄连良是个“科里红”，马昆山急忙写信给大哥马西园，要求在连良毕业之时不要搭任何班社，直接来福州，他要好好捧捧这个侄子。于是马连良在1917年出科之后，随父亲一起乘火车南下上海，再转乘船到达福州，爷儿几个见面分外高兴。没过多久，“马家班”在福州就越来越响了，马连良成了该班的老生主演。
第一章 学艺生涯（8）
马连良在福州虽然很红，无奈这时已经开始“倒仓”了，处于变声期。这对一个唱正工老生的演员来说，是必过的一道“关卡”。如果嗓子保护不好，很可能这辈子也就不能再唱戏了。按常理，出了科就唱主角，总要置几身行头及演戏必需的物件，着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迫于生计，马连良不得不支撑着唱下去。一日，福州当地的一个银行家刘崇伦先生对马昆山说，我看你这侄子终非池中之物，他是个大角儿的坯子，将来必成大器。目前正“倒仓”，若再这样唱下去，这孩子恐怕就毁了。他现在应该少唱戏，多学戏，保护好嗓子至关重要。你若不弃，我愿资助他回京学戏，也不枉我们朋友一场。马家叔侄听后不胜感激，于是拜别了刘老先生，北上而归。
经过在福州一年的演出锻炼，马连良深知，“要想成高人，就得有能耐”。他制定了一套新的学习计划，首先来到“富连成”，看望师父叶春善和萧、蔡几位恩师，和他们商议。
师徒见面，分外高兴。马连良就对师父说：“师父，我想再回来跟您学戏！”叶师父惊讶地说：“我的徒弟只有不断出科的，从来没有回炉的，你可是头一个，说说你的想法吧。”“我想跟您多学点以念做为主的戏，现在倒仓，不能总唱。另外，我不能只会站‘当中间儿’（主角）的，我还想学站两边的戏。我可以不唱，但我得会，将来有用。”叶春善明白，他这是要“抱总讲”，为了将来自己排新戏呀。叶先生感叹，这孩子太有心胸了，师父一定成全你。从此，马连良二次进入“富社”，就像现在读研究生班。他白天有时跟师父学戏，有时去观摩别人的演出，晚上时常在富社露演以念做为主的剧目，如《审头刺汤》、《天雷报》、《九更天》等。
20世纪20年代京城里的戏班可谓“诸侯”林立，名家辈出，京班大戏开始步入鼎盛时期。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谓之剧界“三大贤”。当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名门望族自办的堂会成为达官贵人之间重要的交际活动。在前清时期，堂会多在王公贵族的府第里举办。像中堂、尚书这一级别的高级官员，一年当中也就办一两次堂会，以免招摇。可进入民国后，官吏之间互相攀比，腐败之风甚嚣尘上，有时一个普通的科长也要办堂会。堂会价钱也从清末每场二三百元大洋，上涨到民国初年的一千元；1917年前后，每场堂会开销高达五六千元；到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逃离北京之前，堂会开销一般要七千元大洋左右。
堂会的盛行和高额的出场费，给当红艺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营业戏的戏份还是比较少的，当红艺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堂会，收入最多的当数“伶界大王”谭鑫培。有一次“老夫子”陈德霖给他送去四百大洋的报酬时，“谭贝勒”还说：“别要太多了，以后人家不敢请咱们了。”其时陈德霖已经另外付了三百大洋给他的家人，谭家人多开销大，实收大洋七百元。谭故去后，“三大贤”的堂会收入普遍在每场六百至八百元。如果哪家的堂会没有请这三位，这个堂会就不够档次，主人也就没有了面子。可以说，“三大贤”在20世纪20年代，是京剧步入鼎盛时期经济利益的最大受益者。当时一袋白面（44斤装）的售价为两块大洋，一个女佣的月薪三至五元。而绣一件京剧演出的“蟒袍”服装要价却高达几十元。
第一章 学艺生涯（9）
这时的马连良还只是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演员，还没有“挣大钱”的机会。为了给自己多置几身行头，每天还要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一天他散戏后回家，只见弟弟连贵正坐在大门的门槛上发愣，手托着下巴喃喃自语：“哥哥唉，您快回来吧。哥哥唉，就等您往家拿钱哪。”马连良明白，家里又揭不开锅了。一边拉起弟弟，一边安慰地说：“兄弟别担心，有哥哥我哪。”马连良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他要负担起这个家。
马连良的勤奋好学是业界公认的，为了能观摩到余叔岩的戏，他有时下午就揣上两个馒头提前跑到戏园子一个角落“猫”起来，怕被人家发现说“捋叶子”，偷艺。行话有“宁舍十亩地，不舍一出戏”之说。余叔岩调嗓子时间多在午夜时分，为了向余学习《珠帘案》，马曾去余宅的墙外，从夜里两点站到五点，听他调这出戏。马连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重点观摩余派剧目的基础上，还观看其他老生名家的剧目，如孙菊仙、叶慧宝、王凤卿、谭小培、刘景然、王又宸、高庆奎等。他认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在前辈大家身上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同时还要避开他们的锋芒，独辟蹊径，有所发展，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除了看戏，马连良最爱去的地方就是位于大马神庙的王瑶卿家。戏班里的人都爱到王家请教，听王发表艺术见解。当时梨园界对前辈王瑶卿有“通天教主”之美誉，青年演员多愿意让他指点迷津，王家俨然成了“京剧沙龙”。王曾傍老谭演剧多年，对其剧目颇有心得。后因嗓音不济，演出渐少，逐步淡出，其间马连良曾多次登门求教。论及马连良之艺术走向，王先生认为，应该走贾洪林先生的路子，即唱、念、做并重的戏路。王先生认为，马连良目前嗓子正在变声期，演这种类型的戏既可保护嗓子，又能保障生计。
贾洪林是老谭的得意门生，与师父同在“同庆班”中，为老谭唱配角。有时老谭不愿唱的戏，就由贾来代演，台底下并无异议。贾后期因中气不足，在唱上难以施展，于是将其创作的力量集中于念、做方面。经常得到满堂彩，有“梨园鬼才”之称。马连良坐科时曾有幸与谭、贾二位老前辈同台演出《朱砂痣》，贾在演到“病鬼”吴惠泉见到突然返家的妻子姜氏时，一边演唱一边做戏。当唱到“你是人你是鬼快说端详”时，人往后退，丢拐杖，甩髯口，右手扶桌边，左手向前“抖指”，浑身哆嗦，把剧中人当时惊悚、惶恐的心情以及体虚多病的精神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同活见鬼一般。这种高超的演技对幼小的马连良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震撼，从此在科里以模仿贾洪林著称，有“小贾洪林”之绰号，马连良当时也确实视贾先生为自己艺术上的偶像。当时相片是稀罕之物，贾先生的剧照也不多，马连良曾觅得民国初年时贾洪林与陈德霖等人的《桑园寄子》剧照一张，爱如珍宝，摆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视贾先生如同神明一般。
叶春善师父本身是“末”行出身，主要以念、做的表演手段演绎人物，如《四进士》中的宋士杰、《失印救火》中的白槐等。马连良坐科时学的是“生”行，正好走“生末”两门抱的戏路，定能独辟蹊径。王瑶卿对他建议说，当年贾洪林先生演《甘露寺》里的乔玄，就特别有彩，前唱后念做，妙趣横生，不妨找找本子，把老腔老词重新加工整理，正对你工。王瑶卿先生的建议与叶春善师父对马连良的培养计划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到了1921年年底，经过三年的回炉打造，马连良剧艺大进，能戏极多。看着爱徒技艺日有所长，渐成火候，叶师父十分欣慰。他把马连良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你若还留在我身边，就耽误你前程了，出去闯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