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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他们坐上一辆破旧的卡车，沿着刚修建完毕的简陋的兰新公路，从兰州颠簸着向酒泉进发。
河西走廊早已没有了昔日丝绸之路的繁华，戈壁连绵，飞鸟不见，寒风飒飒，黄沙滚滚。靳锡庚的四个女儿在卡车上冻得缩成一团，他只得心疼地将小女儿搂在怀里，无言地安慰女儿的心。
12月4日到达酒泉，将筹备处设在三官楼街。
靳锡庚租下筹备处对面刘兴国家的一间房子，安顿下女儿。他答应教刘兴国测量技术，这使女儿得到了更好的照顾。
酒泉恐怕是当时中国最穷的城镇，靳锡庚去时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仍看到许多人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到夜晚烧热了炕，就光着身子躺在炕上。没有菜吃，全城寥寥几个卖菜的同做着鸦片生意。靳锡庚的四个女儿有两条被子，算是富裕人家。他和孙健初一起搭伙吃饭，他的四个女儿则自己做饭吃。
在酒泉先遣队又招了几位测量工，靳锡庚作他们的老师。
1938年12月23日，先遣勘测队出发了。中国石油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严爽、孙健初、靳锡庚，工人刘万才、宿光远、邢长仲、刘兴国，还有一名驮夫。22峰骆驼，驮着他们和物资出嘉峪关，向石油河走去。
“酒泉西望玉门道，千山万碛皆白草。”祁连山上银装素裹，祁连山下荒漠黄沙。苍凉凄寒的穹隆下，万物皆空，唯有这支驼队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艰难地跋涉着。
这里听不到中国军民与日寇激战的枪声，但这声声驼铃同样昭示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不可动摇的意志。
1938年12月26日，这是中国石油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开发玉门石油的先遣勘测队于黄昏到达了石油河畔的老君庙。
这座老君庙不知建于何年，只传闻是来石油河淘金的人修建的。当年孙健初欲来酒泉考察，马步青坚决阻止其行，就缘于石油河沙金之故。但现在天寒地冻，已不见人踪。小庙仅10平方米左右，敝橼陋瓦，一派颓败的景象。庙内供着一座泥塑的老君像，彩漆剥落，尘灰遮面，不知香火断了多少时日。唯一可见人类还在关照老君的，是后倾欲倒的像后有一堆支撑的鹅卵石。这位老君是断然没有想到，今天到来的这一行人会使他的这座孤处于祁连山下荒漠中的小庙在一年后闻名于神州大地，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
出现了一个惊奇。在老君庙西边一座石头垒的地窝子里跑出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满身的油污，只留有一双闪着惊喜目光的眼睛，使这些找油人感到眼前的这个生灵是个人娃。问他，他说他是舀油的；叫什么？不知。那就叫油娃吧。这个油娃的故事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传得很广，也很神，他是否就是韦勒家书中讲述的那个用沙纸才能清除身上油污的孩子？孙健初没说，只有让小说家去联想杜撰了。不久，油娃神秘地走了，再也没人见到。
严爽一行在老君庙旁支起了帐篷，老君庙做了厨房。
夜晚，九个人头顶头排成两行睡在帐篷里。
冷寂的夜空升起一钩弯月。峡谷中传来石油河水冲击冰雪发出的清晰悦耳的声响。
大西北空旷而深邃的夜空包容着三颗难眠的心。不仅是寒气的难挡，更是寻觅理想的亢奋令他们难以入睡。他们披衣而起，呵着手憧憬着老君庙美好的明天。
孙健初说：“将来我们能打出一口自喷井就好了。”
严爽说：“一天能出50桶就不错。”他在陕北延长后来打的，一天仅出百十公斤，不足一桶。
靳锡庚更风趣：“我看出五桶就不错。”
靳锡庚对我说，你看我们多可笑，走了两个月，吃了那么多苦，到了那里，就那么点儿愿望。中国人盼石油，盼得反而不敢多想了。
1939年3月，延长调运的第一部钻机费时五个月运抵老君庙，从各地调集和召募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也陆续到矿。
5月6日，孙健初勘测定位，钻井工程师董蔚翘主持，距老君庙北15米处，第一口油井开钻。8月11日，钻至米，自喷出油，日产10吨。
玉门石油，这颗深藏于地下的明珠终于放出了夺目的光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壮烈祁连
我们共和国的中青年中，有几个真正了解辛亥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鞠躬尽瘁报国图强的创业史？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法则机械地割断我们民族的发展史，苟求老一代知识分子要等到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再进行他们的科学与工业建设事业。他们无法选择历史，只能在历史的条件下做他们那一代人的事情。
——采访札记
壮烈祁连
戈壁、黄沙、玉门关。
这斑驳的历史遗迹，记载了多少动地惊天的故事，览阅了多少叱咤风云的人杰。虽然戈壁黄沙湮灭了它的城垣，但这片荒漠依然是中华民族创造英雄的地方。
当玉门石油的涌流将严爽、孙健初的憧憬化为现实的时候，老君庙几乎在一夜之间闻名于世。大后方的人民激动不已，日本人则表现出无可奈何的震惊。日本人的震惊，不仅是因为中国人拥有了石油，更因为玉门石油的发现展现了中国人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在当年的重庆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这是在号召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支持玉门油矿的建设。
1941年夏，年轻的蒋经国先生驱车万里，体察大西北民情，归来后，发表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文章——“伟大的西北”。文中号召有志的青年到大西北去建设抗战的后方。在我采访的老人中，几乎都谈到了自己由于受到建设大西北思想的影响而卷入了奔向大西北的潮流。
一时间，到大西北去，到玉门去，成了抗战后方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
玉门石油的震波越洋传到了英伦三岛，震动了伦敦大学皇家学院一位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的心。他叫翁文波，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堂弟，新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地球物理学的一代宗师。那年他年仅27岁，留学期间研制了当时堪称尖端科技的“重力探测仪”，这种仪器正是石油勘测最新式的武器。祖国抗战的号角召唤着他，异国丰厚的工资，舒适的生活再也挽留不住他沸腾的心，毅然踏上了东归的旅途。
由于二次大战的炮火已在欧洲蔓延，旅途异常艰难，莫测的海上航行更不允许他带赘臃的行李，离开英国时，他的身边只有随身的衣物和那架“重力仪”。随着旅程的辗转波折，每到一地他便扔掉一些物品。中国港口因为日本军队的封锁，轮船只能停靠越南的西贡港。翁文波下船后，见西贡混乱的样子，索性扔掉了近乎无物的皮箱，只抱着“重力仪”向祖国跋涉。采访中他对我说，财产都是身外之物，丢了还可再有。“重力仪”是我留学数年所得的收获，正是祖国急需的东西，如果丢了，我无颜见家乡父老。
当翁文波衣衫褴褛地踏上祖国土地时，俯身抓起一把土，失声痛哭。
翁文波归国后，先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三个月后，带着自制仪器到了四川油气田。1939年12月20日，翁文波作为中国人首次用电法测石油探井成功，为此，数十年后，他被石油人称作“中国测井之父”。他返回重庆后，又自制多架物理探测仪，于1940年5月利用假期带着仪器到玉门油矿做物理探矿。
1941年夏，翁文波正式进入玉门油矿工作，临行前，翁文波问他的学生：“哪位愿随我去玉门？”
一位英俊的青年说：“翁先生，我去。”这个青年人就是半个世纪后成为中科院院士的著名石油专家童宪章。
童宪章的父亲童翼与李济深同窗，参加过蔡锷的护国军，时任国防部均衡司司长。国民党将门之后的童宪章并没有去享受父亲的庇荫，在校期间以自己的勤奋和自立，被推举为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问翁文波：“先生是翁部长的弟弟，留洋的博士，为什么要到玉门那艰苦的地方去？”
翁文波回答：“玉门是国家的希望，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国家的兴盛，所以我要到玉门去。”
正在寻找抗战报国之门的童宪章听罢，义无反顾地随先生踏上了玉门之路。
冯秀娥，一位极文静秀美的天津大家小姐，翁文波的未婚妻，当时正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她收到翁文波欲赴西北的信时，翁文波已到了玉门。信中写道：“国家正需要石油，我怎能永远呆在远离石油的地方呢？……我先走一步了。”信未读完，冯秀娥已是泪流满面。她认定心爱的人西出阳关的选择是件伟大的事业，决心退学，追随文波而去。
翁文波向我介绍说，冯秀娥是个连手帕都不会洗的女孩子，可她作出的决定连她的母亲都阻拦不了。她先回天津向家人辞别，然后设法离开日寇占领区，绕道香港，度万里关山，来到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与翁文波完婚。
我在童宪章的家中见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纪录着翁文波与冯秀娥的婚礼。这是一场现代青年无法效仿，更无法理解的喜典，因为这仅是一顿石油河畔的野餐。那天，翁文波的好友属下相约自带食品，来到石油河畔，围着新郎新娘席地而从，相互礼让，开怀痛吃。蓝天白云，大漠戈壁，这真可谓天地作合的千古绝唱。世界上所有的爱情故事在这里都不再生动，世界上所有的豪言壮语在这里都变成平淡。
后来，他们有了儿子翁心儒。心儒长到三岁，冯秀娥带他到嘉峪关玩。心儒看到树，惊奇地问：“妈妈，这里的花怎么这么高？”老君庙没有树，孩子长大后只看到过自家的野花，此刻，他将树当作了花。冯秀娥心酸地流下了泪。为了让孩子心中永远拥有树，翁文波将心儒的名字改为心树。
金开英，字公彛Ｕ馕恢泄队凸ひ档闹饕唇ㄈ艘咽蔷攀甑睦先耍淇斓卦谔ㄍ灏捕人耐砟辍Ｋ驳哪抗獬３Ｏ蜃疟狈剑稍酱蠛！⒏呱剑プ费捌盍较履前敫鍪兰颓凹枘讯曰偷乃暝隆�
因为海峡相隔，我与金先生只能以笔谈交往。由于年龄的原因，他给我的两封信内容简而凝，所幸他的部下大多生活在大陆，使我对他的生平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邹明先生评价金开英为人宽厚，颇俱长者之风；曾任玉门油矿炼厂厂的大连市政协副主席熊尚元说，金先生开明民主的作风影响了一代石油炼油工程技术人员；在台的老油人则赞叹他的人格高洁。他一生追求“科学救国”，不参加任何党派，即使台湾的经济起飞有他巨大的功绩，他也淡泊功名，不去入阁作官。
1931年，金开英第二次留学归来，到中央地质调查所任燃料室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能源研究机构。抗日战争爆发，他的一家人未及逃出北平，他只身一人到大后方，接受翁文灏的任务，用极短的时间筹建起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后改名为动力油料厂），为前方提供了大量代用燃料。1941年，金开英受命于艰难之时，不计名利，不慕荣华，离开事业有成的重庆，到玉门油矿出任炼厂厂长。他带领员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工业化的炼油厂。半个世纪后，他被海峡两岸的石油人士称作“中国炼油第一人”。而此时，他的妻儿老母正在万里之遥的北平，日寇的铁蹄下煎熬。他孑身一人住在一间被称作“圆门宿舍”的小屋里，遥寄东方，将思念化作戈壁的黄沙、祁连的白雪。
1943年，他的长女蔚斯冲破日军的封锁线，万里寻父来到老君庙，金开英已不认得他的爱女。他要尽父亲的责任，送女儿到重庆读书，因工资微薄，竟无钱凑足路费、学费，只好卖掉他的英文打字机。
战火东与西，十年苦相思。金开英与他的妻子老母相见，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
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老君庙来了位留美工程师，还带着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当他的一家走进简陋的宿舍时，矿上闻风赶来看热闹的人已好奇地趴上了窗户。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举家迁到塞外戈壁的留美工程师是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的长子翁心源。
整个矿区轰动了。
更令人轰动的是，这位眉清目秀的工程师将娇妻爱女刚刚安置下来，便顶着塞外寒风到矿区勘察地形，设计输油管道。在此前，偌大的中国还不知输油管道为何状，老君庙几个出油井的油是沿着人工挖成的土沟，输送到炼油厂去提炼的。翁心源留美主学的是输油工程，他立下的人生第一个愿望就是亲手在中国的大地上铺设第一条输油管道。戈壁的风雪被他的热情融化了，他与工人一道冒严寒施工的情景，至今令石油老人们感动不已。他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理想，为此，他被称作“中国输油第一人”。
我的心也在为翁心源半个世纪前的功绩而震动。以我的书本知识，翁心源作为国民党部长之子，可以找到最舒适的工作，或者在重庆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才是他的归宿。自从了解了翁氏父子，我不再认同这种人为虚拟的将世界划分如此简单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轻视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华民族文化中生发出来的爱国、献身、敬业的民族精神的力量。翁文灏将科学与实业救国当作他的毕生理想，他不能不去教育他的儿子继承他的事业。玉门油矿是翁氏父子共同的生命。
在石油河峡谷上的平台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墓，任凭戈壁风沙的剥蚀，捱度着岁月，除了仅存于世的石油老人对他的思念，不会再有人知道他的来历。没有清明的鲜花，没有春潮的新土，只有大漠晴空的明月和石油河汩汩的流水与他为伴。
墓的主人叫谭世藩，1895年生于广东，192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曾任广西大学化学系主任，广西建设厅厅长，是我国早期的化学专家。抗战爆发后，谭世藩携夫人流亡重庆。国破家亡，使他陡增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他到处寻朋访友，以期获得以已之长报国抗日的工作。恰逢玉门油矿大规模开发，急需炼油专家，他便应老同学金开英之邀，不计地位报酬，又携夫人从重庆来到祁连戈壁，鼎助金开英筹建炼油厂。为了开创我国的炼油事业，谭世藩作了当时无人可替代的贡献。
谭世藩时年已近五十，在油矿年青人的眼里是位可敬的长者。在我采访过程中，常听到老人们对他的赞叹和怀念的话语，与老人们往来的访谈书信中，也常见到回忆这位元长者的文字，可见他当年德行的高洁。
他没有子女，他的家便成了年青技术员每日下班后的乐园。这些年轻人不但要围桌打牌，而且还大吃谭夫人做的美味佳肴。每逢这时，谭世藩便像父亲一样笑眯眯地看着年轻人戏闹。
1943年7月2日（许多老人都记得这个日子）谭先生得了伤寒，躺下，没有上班，恰巧那天炼厂工作忙，年轻人晚上都没有到先生家去。在谭世藩的记忆里，这是第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夜晚，他感到说不出的孤独，但第二天年轻人结伙去探望他时，他仍恢谐地说：“都怪你们昨晚没来，所以我病了。”
哀痛的是，从兰州到老君庙八百公里的河西走廊上，竟没有一座称得上“现代”二字的医院，在远离都市的玉门油矿患上伤寒，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力去与病魔搏斗。谭世藩没有战胜伤寒，在年轻人探望后的当夜去世了。他是老君庙故去的第一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全矿陷入了悲痛之中。人们视他为为抗日捐躯的英雄，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将他安葬在石油河谷的最高处。
老人们对我说，谭先生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是可以不来大西北作这种实际生产工作的，可他来了，并且在生活和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也没动摇他建设大西北的志向。他为抗日来，为抗日死，因此，成为我们年轻时代最值得尊重的人。
年轻人在河谷的山坡上修了一条小路，直达谭士藩的坟前，他们要让他每当朝阳从戈壁升起，便能看到他殉职的炼厂；每当夜幕降临，便能步下山岗，到炼厂继续完成他的宏愿。
1992年，台湾石油老人组织“玉门旧人访问团”，回到梦牵魂萦的玉门。在老君庙，在石油河畔，驻足长思，久久不愿离去。半个世纪如烟云流逝，唯有石油河水的流淌声响在他们的耳畔，有如他们青春的脚步。
玉门，是他们人生的骄傲。
访问团中有一位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的女士，叫殷正慈，是原台湾中油公司协理詹绍启的夫人。詹夫人雍容高雅，学识渊博，闲谈中，常说些典故以助兴，让人感到交往中的轻松与享受。我是在陪同我的姑姑、姑父游颐和园时与她相识的。她高贵的仪表使我对她曾去过玉门产生了怀疑，加之我对访问团生出索秘的心理，因此游览中便时刻寻找机会了解她的经历。她的腿不好，姑姑让我多关照她，于是我们的交谈多起来，踏上十七孔桥时，我突然问她：
“詹伯母，您过到玉门吗？”
“当然。”肯定的语气中带有自豪。
我惊讶了：“您是大学的中文教师，怎么会去玉门？”
她凭栏眺望湖光潋滟的昆明湖水，似在追忆逝去的岁月。须臾，她慢慢地说：“我的先生为抗战舍弃一切到了玉门，我因敬佩他的爱国行动与他结了婚，当然要随他而去。”
我沉默了，心底涌流出崇敬的情愫。这种可贵的理想主义似乎如遥远夜空中的明星，令我产生隔世之感。与詹夫人的交谈，决定了我为探寻玉门之谜，舍弃三年业余生活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詹夫人回台后，给我寄来了她在台出版的回忆文集《蓦然回首》中有关玉门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回忆去玉门时写道：“沿途行车三十余日，抵达嘉峪关时，已是十一月中旬。此地严寒，坚冰积雪，酷冷难当，寒风砭骨。当地谚语云：‘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
当年西北路途之艰难正如詹夫人所言，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