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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成了一个国家国力和战争能力的重要参数。
中国的燃料油基本上依赖于进口。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抗战后方仅剩滇越、滇缅两条国际信道与外界联络，洋油一时断绝，中日两国军队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更大的差距。
为了解决燃料的不足，大后方的人民想尽了一切办法。当时，常可以看到现代人无法想象的烧木碳的汽车。为了供应前方燃料，国营私营企业还掀起了一阵大办酒精厂的热潮，以酒精替代汽油。大西南相继建造了62座酒精厂，但由于质量不高，对发动机的腐蚀非常严重。
翁文灏领导的地质调查所，早在1933年就开始了植物油提取动力燃料油的研究。很巧，由于战争，西南盛产的桐油无处销售，此项研究成果正好利用，翁文灏便着手组建植物油提炼动力油料厂，大量收购桐油，用以提炼能够替代汽油的燃料。此种方法在经济上损失是巨大的，但即使如此，仍不敷战时之用。
中国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拥有自己的石油。
大地质学家翁文灏此时已就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
翁文灏的一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知识分子对政治驽钝的本质，使他又不能不走上这座最终毁灭他的舞台。蒋介石上台之初，为了巩固政权，多方笼络各界贤达，翁文灏与他是同乡，自然成为他的首先拉拢的名士。翁文灏先以母逝为由，推辞了蒋介石给他的###长之职；1932年10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上庐山讲学，在一次相谈甚洽的会晤中蒋介石又请翁文灏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再一次拒绝，他表示，地质调查所所长是他最好的职位。
人生总有不以意志左右的事情发生。1934年2月，翁文灏到浙江考察地质，中途出了车祸，头部受重伤，命在旦夕。蒋介石闻讯后，调集全国名医对翁文灏组织抢求，并将全部医疗费用由政府负担。半后年，翁文灏居然死里逃生，健康得到完全恢复。善良的翁文灏不能不感恩图报，随后的十五年，他接受了蒋介石的一切任命，办了蒋介石要他办的一切事情，直至1948年就任蒋政权倒台前的行政院长，上了共产党的“战犯”名单。虽然他在周恩来的直接帮助下于1951年回到祖国，但他在中国现代科学领域所焕发的光芒因此而蒙上尘垢，逐渐被历史所淡忘。
站在历史的角度，翁文灏在日本人面前仍是位民族的英杰。当汽油成为抗战最为匮乏的物资的时候，他立志要找到中国人自己的石油，为此，他想到了十六年前携弟子谢家荣的玉门之行。
此时，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已暂迁武汉办公，就在翁文灏思考玉门石油的时候，恰得到韦勒、孙健初抵达武汉的报告，他立即召见他们。孙健初向老所长递交了西北地质考察报告。翁文灏边阅读报告，边与他们讨论报告中的内容。第二天，他们又谈了半天。此后，翁文灏又独自深入地研究这份报告，最终下定决心，再次召见孙健初。
翁文灏语重心长地问：“子干，如果我们现在着手勘查玉门油区，你以为如何？”
孙健初回答：“抗战军兴，海路多被日军封锁，洋油来之不易，如果我们开发玉门，当有功于抗战，利之于民，价值无量。”他遂向翁文灏请缨，“吾愿作开发玉门的一员。”
翁文灏为他有这样的部下而自豪。他向孙健初表示了开发玉门油矿纵有千难万险，也要功成此业的决心。他接受了孙健初的请求，要他立即着手做赴玉门实地勘探的准备。
翁文灏在他的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资源委员会决定开发玉门油矿后，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收回顾维钧的开采特许权，二是找周恩来商调钻机。”
试探队的甘青考察结果，不但令石油湖的幻想破灭，而且地下石油前景也令梦想发财的富豪们失望，加之抗日战争爆发，私人开采西北石油已成空谈。借此机会，翁文灏以“少川等未照契约如期探采”为由，用经济部的名义将探采甘青新三省石油特许权收回。顾维钧未作任何阻挠，即同意了经济部的收回令。
1938年6月12日，资源委员会在汉口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任命严爽为筹备处主任。
此刻，翁文灏最为头疼的是钻机。连年内战，国库竭蹶，偌大的资源委员会谈得上现代二字的石油钻机仅有五部，两部在四川，正在勘探油气田，三部在陕北，1935年被共产党接管。
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1932年11月，蒋介石自任委员长，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笼络名流，巩固蒋介石自感底气不足的权力。在庐山上，蒋介石曾拉翁文灏作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被翁文灏拒绝。一个月后，蒋介石将这个委员会的牌子正式挂起来，硬下委任状，拉翁文灏作了秘书长。委员会下设八个国防设计研究机构，包容了国家建设的所有方面。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随着蒋政权的巩固，完成了它的使命，于是易名资源委员会，专掌国土资源的调查、开发。国防设计委员会能够保留国土资源调查、开发这个职能，不能不说是翁文灏的作用。
翁文灏虽被蒋介石任命为秘书长，却不去南京作官，仍在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他毕竟是一位大科学家，虽不愿作官，却不拒绝利用权力去实现他的“科学救国”梦。利用地质调查所的技术力量和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权力与财力去开发国家的资源，这不啻最好的选择。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个企业就是勘探开采陕北石油，此举可见地质学家翁文灏的雄才与远见。
恰逢我们这部作品中将写到的另一位旷世奇才、现代著名实业家孙越崎留洋归来，翁文灏便力荐孙越崎主持陕北油矿的开发工作。留学欧美的孙越崎深知石油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国防建设的份量，慨然赴任。
陕北延长一带的石油早在班固的《汉书》中就有记载，北宋沉括的《梦溪笔谈》中更有详细的描述。本世纪初，清政府曾聘日本人做技师开采陕北石油，因辛亥革命而放弃；袁世凯当政时，与美国美孚公司合办油矿，又因反袁斗争迫使美孚公司放弃合办。从此，陕北石油只有零星的开采，到1934年，只剩一口油井出油，日产150公斤。1932年，翁文灏曾派以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大师的王竹泉、潘钟祥到陕北进行地质调查，发现了永坪、延长储油构造，成为当时地质调查所掌握的我国最有希望的石油资源，为此，也成为翁文灏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后的第一投资目标。
壮志凌云的翁文灏寄希望于陕北石油，也寄希望于孙越崎。
1933年9月，孙越崎带领后来成为玉门油矿开拓者的严爽，骑毛驴上了黄土高原，做开发前的考察工作。黄土高原上千山万壑，举步维艰，望着无路可觅的山野，孙越崎深感在此地创办油矿的艰难，但他似乎听到了日军越过长城的铁蹄声，决心全力相搏将陕北石油采出奉献给国家，以灭敌焰。他撰文说：“油渴如我国，复值此大战前夕，铁血油血相需殷切之时，苟其地有一线储油之希望，当应尽搜索试探之动能。”
1934年7月，正是酷暑难当的季节，孙越崎率领他的部下严爽、董蔚翘、单喆颖、张心田押运三部在上海订做的钻机，渡过了黄河。旧中国的道路如同贫穷的人民一样，匮乏得几近原始状态，当孙越崎站在黄河边上，准备将机器运向延长时，漫漫的黄土高原上仅有蜿蜒的羊肠小道呈现在他眼前。如何教这100多吨的机器翻越绵延的岗壑？
孙越崎不愧是越过崎岖之路的人，他之所以一生能够成就实业家的事业，就因为他有着一般旧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应变困难的能力和智能。他先找到当地的县长，请他派人去各村找民夫。县长说老百姓让官差拉怕了，找不来。于是孙越崎贴出告示，写明凡来干活儿的都给工钱，并且先给钱，后干活儿。农民见到告示后，蜂拥而至。孙越崎很快雇到了266名农民，298头骡子，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运输队伍。他身先士卒，带领运输队在黄土高原上骡驮人扛，昼行夜宿，每日行程四里，历时57天，终于将钻机运到延长井位。
十天后，严爽担任第一钻井队队长的101井出油，日产吨。这是中国人完全以自己的力量打出的第一口出油井。
出油的第二天，孙越崎就架起了原始的卧式锅炉，采用蒸馏的方法，炼出了柴油。随即孙越崎用自己炼出的柴油启动柴油发电机，向北京的翁文灏发去了报捷的电报。
七个月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攻占了延长，油矿于是归共产党管辖。此后虽然生产继续，产量很少，钻机基本在闲置。
这是开发玉门油矿唯一可以利用的钻机。
但能否调出，翁文灏深感忧虑。此时，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正在武汉。翁文灏只有求助这位促进国共合作的周公。他亲自拜访周恩来，请求共产党方面能够将延长的两部钻机调动到玉门，支持玉门石油的开发工作。
周公心胸坦荡，爽快地答复翁文灏道：“这是关系到支持抗战的大事，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此话如春风拂面，不仅使翁文灏绝处逢生，而且使他铭心刻骨。十三年后，当他流落海外，寄宿他乡时，就因为这句话对周恩来产生的信任，才使他以“战犯”之身重踏神州。
6月18日，资源委员会正式致函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介绍甘肃油矿筹备处代主任张心田联系调运延长钻机。由张心田代严爽之职，是由于翁文灏任命严爽之时，严爽还在美国留学，正在做归国的准备。
经周恩来同意，张心田前往陕北，在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帮助下，两部冲击式钻机于10月初运抵咸阳，中共方面还选送了一批熟练的石油工人随钻机赴玉门参加开发工作。应该指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接管延长油矿后，仍继续着生产，产量虽微，但解决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不少困难。周恩来送钻机之举，体现了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意愿。
翁文灏心中的块垒摈除了，开发玉门石油即将成为现实。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翁文灏不能不为他虽然从政，而仍能将理想付之实际所欣慰。他为此作诗云：
近代文明破纲罗，飞机坦克勇如何。
西邻物力强堪佩，中亚封疆美可歌。
喜有天山镇朔漠，庶看春气度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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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石油河
1994年春节前夕，我给海内外四十余位耄耋之寿的老人发去了求访和笔谈信函。
初五上班，我刚落座，电话铃便响起来。话筒中传出的是一个苍老而混浊的声音：“我是靳锡庚啊……93岁了……你来你来……我要和你谈……”这声音有如一颗重弹冲击我的胸，手握着话筒，呼吸骤然变得沉重急促，奔腾的心血直至对方已无声响，依然没有平静下来。我万没有想到，当我决心揭开这段历史之谜时，第一个给我回音的，竟是这位开发玉门油矿先行者中硕果仅存的九旬老人。
窗外刮着砭骨寒风，地下积雪已成薄冰，但我无法控制拜访这位元###者的心情，立即揣起采访本，登上自行车，顶风到学院路的石油勘探研究院，朝拜这位传奇人物。
老人的步履如我预料的那般蹒跚，听力不足，眼睛因青光眼只能平视眼前的一小块地方。他孩童般地希望我听完他所叙述的一切。我知道，他就是一部历史，他可能会像所有他这个年龄的老人一样，毫无头绪地叙述自己的人生，但每句话都可能是不会再重现的历史资料。在以后的采访中，几乎每一位老人，无论职位高低，都像靳锡庚一样，希望我倾听他们对那段历史的描述，那是他们人生的辉煌，是他们理想的结晶，是他们生命的寄托，是他们对祖国的挚爱。他们企望着这段历史不要被遗忘。
我理解这些老人，因而同意了靳锡庚的意见，但又像领导一样，要求他每次只讲两个半小时，中间休息二十分钟。他又孩童般地一笑，同意了。
当他开始回忆后，我惊住了。他的思路如年轻人一般清晰，竟还记着五十五年前钻井工程的数字元，以至精确到小数点以后。
理想与事业啊，真是块无法测知的魔石。
靳锡庚，字寿山，1900年出生在河南杞县邢口村一个士绅之家。16岁娶了位长他四岁的妻子。他说，就因为娶了这位姐姐似的妻子，才有了他一生的成就。他不愿读书，父亲打他也不读，但有了媳妇后，愿意读了，原因是妻子极温柔，虽然目不识丁，却知道读书的益处。她用柔情劝他读书，感化了他的心。妻子为她的柔情付出了巨大代价。靳锡庚自22岁考入省立中学高中，到33岁于焦作工学院采冶系毕业，她独守空门，养育着四个女儿，青丝染霜，少妇如同老妪一般，等丈夫学成归来，她已命归黄泉。
妻子去世后，靳锡庚将四个女儿托给岳母，毕业后独自一人到焦作煤矿工作。
1938年5月，日本军队攻占河南，靳锡庚不愿作亡国奴，流亡西安。经同学介绍，他到同官（今铜川）煤矿做勘探工作。10月，他完成了那里的勘探任务，回到西安，向他的老师陕西建设厅厅长高伟伯汇报。
高伟伯正盼望他的到来。见到他后说：“寿山，你回来得正好，有一位孙健初先生要见你。”
“有什么事吗？”
“他要邀你与他到甘肃酒泉勘探石油，不知你可愿意？”
靳锡庚正为今年的工作发愁，听说去西北开发油矿，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愿意。”
孙健初是10月初到达西安的，他要从这里出发到玉门完成翁文灏交给的任务。临行，翁文灏要给他配一名懂测量的助手，为了能在大西北那种艰苦的环境中相互配合工作，副所长黄汲清请孙健初自己选择助手。到西安后，他找到老同学高伟伯，请他帮助介绍一位助手。谁知，找了几位，一听说是到大西北的戈壁上去工作，均摇头辞谢。失望后，高伟伯想到了从乡下走出来的靳锡庚。现在，靳锡庚表示了愿去西北的态度，这令高伟伯如释重负，陕西若无敢为国赴难的豪士，他真要无地自容了。
第二天，高伟伯领孙健初到靳锡庚的旅店住所见面。
“靳先生，西北工作艰苦啊。”孙健初请靳锡庚再考虑。
“孙先生，”靳锡庚说，“日本人把我的家乡都占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再艰苦的工作我也不会畏惧的。”
孙健初紧紧地握住了靳锡庚的手。靳锡庚说，这一握就定下了我的终身，从此与石油结下不解之缘。
九十老翁记得极清楚， 这天是1938年10月13日。
在与孙健初一握后，靳锡庚不忍将四个女儿抛在日寇的铁蹄下，又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兼程，回到杞县将四个女儿接到西安。父女五人随孙健初踏上了西行的旅程。
我们要谈谈严爽了，他作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作为打出第一口出油井的中国人，是应该进入史册的。
他1896年生于江苏泰兴，毕业于北京大学矿冶系。关于他追随孙越崎到陕北开发油矿的壮举，我们前边已有介绍。但在刘志丹接管（传统说法是“解放”）延长油矿后，他的行踪则成为石油史上的一个谜。刘志丹去时，孙越崎已被翁文灏派去管理焦作中福煤矿，延长油矿由严爽代理，因此严爽必在红军手中。但后来怎么又到美国去了呢？为了搞清这段史实，我对每一位采访者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向我推荐了一位89岁的长者单喆颖先生，说单先生当年与严爽同被刘志丹解放，以后又到玉门油矿担任机厂厂长，应该清楚此事。
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我才与在淮南煤矿度晚年的单先生联系上。他给我回了四封信，纸上的字已呈无笔体的虚弱状，我揣度，这位老人是以怎样的毅力来完成这项叙史工作的，一定是在用生命来写。
1935年夏，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接管延长油矿后，将严爽关押到瓦窑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发展生产，又将严爽放出，请他担任延长油矿的技术主管。为留住严爽的心，又将一位根据边区政府新婚姻政策与地主丈夫离婚的原地主的侍妾嫁给了严爽。好心的严爽接受了这位妻子，而他的原配妻子此时在上海正带着两个女儿日夜盼望着他的归来。陕北妻子为严爽生了两个儿子，张心田到陕北调运钻机时，将她带到玉门与严爽团聚，不幸的是，在生第三胎时因难产，加之医疗条件简陋，故去。
对于严爽是如何从陕北到美国的，众说纷纭。一篇文章说，边区政府对严爽是来去自由，但未提如何自由出走之事，只说严爽担心不能专事矿业，经领导同意离开延长。台湾有文章说，严爽是在陕北妻子的化装掩护下出逃，这似乎也很离奇。单喆颖在给我的信中则这样写道：
1936年底，东北军攻占延安。当时我在中央石油厂永坪矿作副厂长，接到中共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的指示，让我们撤退到延长。正在准备行装时，东北军已派人来，让我们去见一位吴师长。吴师长说，受南京资源委员会的委托，令你们回南京。于是，永坪矿所有外来人员随东北军到了延安。当时严爽正在延长。东北军未到延长，红军已撤，工人们得知永坪员工被东北军接走，怕失业，遂簇拥着严爽第二天也来到延安。到西安后，资源委员会发钱遣散工人，只剩下我和严爽二人到焦作去拜见孙越崎。不久，严爽被资源委员会派到美国深造，以备后用。果真一年后，翁文灏电召严爽回国，委以了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的重任。
严爽、孙健初、靳锡庚在兰州相会了。他们在兰州做物资上的准备。一年前，试探队完成甘青考察回到兰州后，两位美国人因战争爆发，匆匆离开，有心的孙健初则把考察的物资全部寄存在兰州。这批物资对已失去开发西北石油兴趣的顾维钧仅是微不足道的损失，甚至早�